>>>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在１９９６年的中國當代文壇上，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創作仍然是最為活躍、最為引人注目的文學門類之一。黨和政府有關領導部門對文學創作的強力引導，創作者對當代社會生活體察與理解的深化，以及社會各界、各層次讀者的閱讀需求，三者形成的合力共同制約、影響著９６年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的題材選擇和創作走向。一方面，記錄報告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歷史與現實步伐，刻劃當代中國的勞動者、改革者、創造者形象，弘揚時代主旋律的作品數量急劇增加，創作者們大多投入了真誠的熱情和相當的努力，涌現出了一批材料翔實、真切動人的好作品；另一方面，正視社會現實、揭示群眾關注的社會熱點的“問題報告文學”數量有所下降，而創作者們也大多以冷靜思考取代了滿腔激憤，對“問題”的解剖、認識有所深化。概括地說，這便是９６年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創作的基本態勢。
　　“主旋律”作品的急劇增多，固然有黨和政府有關領導部門的組織引導、尤其是“五個一工程”等重要獎項的影響在起作用，筆者卻以為它有益于社會人心，也有益于當代文壇的“生態平衡”。因為，實事求是地說，近年來小說創作領域的“多元化”其實已愈來愈趨向“一元化”，這就是偏重于物質對精神的壓迫，金錢對良知的征服，欲望對理性的摧毀，惡對善的勝利或美于丑的失敗成為大量作品的基本題旨并被渲染夸張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一句話，你要想知道社會是多么骯臟、人性是如何丑惡、生活是何等濁臭，請讀當代小說好了。筆者并無潔癖也無權干涉創作者寫什么和怎么寫的自由，只是從切身生活體驗中感覺到，“生活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壞”。因此，多一些報告文學、紀實文學作家來為當代社會生活中“大寫的人”立傳，為那些同樣真實地生活在我們身邊的民族肖子、祖國干城鼓與呼，庶幾對于當代讀者全面地理解生活、認識社會不無裨益。
　　在９６年的“主旋律”作品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郝貴平、王志明撰寫的長篇報告文學《沙海壯舉》（新疆人民出版社、石油工業出版社９６年８月出版）以及康平的《挺進公海》（載《中國作家》９６年４期）、藍夫的《五星之夢》（載《長城》９６年３期）和王宗仁、周建的《建設者的豐碑》（載《當代》９６年１期）等中篇報告文學作品。它們分別以塔里木沙漠公路的修建、我國投入國際海底開發及對南極的考察、國有大中型企業河北賓館的改革發展、北京西客站的建設為描寫報告對象，滿懷激情地為戰斗在現代化建設第一線的指揮員、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的英雄群體塑像，既客觀真實地再現了勞動者們所面臨的重重困難，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第一流的工作和第一流的成果。塔里木沙漠公路的建設者們“聚沙成塔”、攻克世界級筑路難題的勇氣、智慧和創造性，中國海洋地質工作者們奮力投入世界海洋開發的“藍色戰爭”、通過艱苦勞動終于使我國獲得世界第五個“先驅投資者”資格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河北賓館的改革者們勇于更新觀念、在艱難的市場競爭中為國有大中型企業闖出了高速發展道路的志氣和活力，北京西客站的建設者們敢打硬仗、忘我拼搏的犧牲奉獻精神，都給我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這些作品中，少則有十幾個、幾十個，多則有上百個有名有姓的人物、生動感人的故事穿插其間，在這些可親可敬的人物和詳略有別的故事中，我們充分地感受到了大時代的音響，新生活的樂章，領略到了勞動者的自豪，創造者的胸懷，體會到了當代中國人民臥薪嘗膽、步履堅實地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堅定信心和無窮力量。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一是視野開闊，把被報告對象放到中國的變革、世界的競爭中去觀察思考；二是材料翔實，以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來狀寫令人矚目的奇跡被創造出來的歷程，因而既令人信服，又具有充分的認識價值乃至于史料價值。
　　９６年“主旋律”作品的另一大部分是以人物個體為描寫報告對象的，值得提到的有描寫解放軍某坦克旅長鄔援軍的《沒有掌聲的征途》（作者江宛柳，載《昆侖》９６年１期）、描寫老將軍孫毅的《長者之風》（作者李衛平，載《十月》９６年５期）、描寫大連市市長薄熙來的《一個人與一座城市》（作者白描，載《國際人才交流》９６年１０、１１期合刊）、描寫保定一棉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兼黨委書記馬恩華的《感恩中華》（作者張國明、曾守平、李景田，載《當代人》９６年４期）、描寫解放軍某給水工程團長李國安的《生命甘泉的追尋者》（作者李鈞，解放軍出版社９６年６月出版）、描寫江鈴汽車有限公司總經理孫敏的《江鈴風景線》（作者胡平，載《當代》９６年１期）、描寫前海軍航空兵司令員頓星云的《頓星云將軍》（作者楊肇林，海潮出版社９６年８月出版）、描寫燒傷專家黎鰲的《解讀黎鰲》（作者余戈，載《昆侖》９６年６期）、描寫武漢市武昌區信訪辦主任吳天祥的《心之橋》（作者紹六，載《十月》９６年４期）、描寫長慶石油勘探局長史興全的《史興全與企業家的“Ｔ型結構”》（作者陳德宏，載《中國作家》９６年４期）。這些作品的主人公職業不同，秉性各異，作者則十分善于抓住主人公的個性風采，刻畫他們作為時代之子的形象。《一個人與一座城市》中詳細描寫了薄熙來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時，組織人力搜集了諸如“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之類的“新民謠”編輯成書，寄送給中央及省市各級領導這樣一件事；《感恩中華》中則簡略地記載了馬恩華在父親病危時出差、在父親病故后三四個小時即辦完了喪事等許多小故事。在薄熙來，是憂國憂黨，坦坦蕩蕩；在馬恩華，則同樣是憂國憂黨，卻怕人送禮壞了風氣。這兩個共產黨員、領導干部，個人風格迥然有別，卻都使人過目難忘。
　　這類作品的佼佼者，當屬王家達的《敦煌之戀》（載《當代》９６年４期）和沈治平的《赤子情懷》（杭州出版社９６年１０月出版）。《赤子情懷》以質樸取勝，通篇以事實說話，筆觸親切明快，把“活著的孔繁森”陳金水同志三次進藏、獻身高原氣象事業３３年那善良敦厚、任勞任怨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古人言：“讀《陳情表》不落淚不是孝子，讀《出師表》不落淚不是忠臣”，那么也可以說，稍有良知的人讀到《赤子情懷》，便不可能不落淚、不感動。這是一顆心對另一顆心的真誠擁抱，作者在深深理解了自己的報告對象后，去除一切雕飾、議論、抒情，以質樸的筆寫活了一個平凡而偉大的時代英雄。《敦煌之戀》則是精雕細刻、文采粲然的，作者刻畫敦煌藝術的開拓者、研究者、守護者、發掘者張大千、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李正宇、席臻貫的形象，工筆彩繪，細膩入微，深情溢于言表，語辭十分講究。敦煌藝術的迷人魅力、永恒價值和世界性影響，中國幾代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對祖國藝術瑰寶的熱愛、忠誠乃至于生死戀情，通過作者那以人帶史、富于表現力的筆觸，讀來使人如醉如癡，流連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們在這類作品中深入地開掘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追尋主人公的情感支撐點和意志驅動力時，除了黨和人民群眾的教育激勵外，幾乎都寫到了民族文化精髓、民族傳統美德的巨大精神影響作用。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千百年來民族文化精髓、民族傳統美德的流傳積淀確實在今天的時代之子、民族精英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的比重。這才是真實地道的中國這塊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英雄模范、杰出人才的形象，這也并不削弱主人公身上的時代生活氣息，并不妨礙主人公們在時代風云中叱咤前行，各領風騷。應該說，真實的描寫、充分地肯定民族文化精髓、民族傳統美德在當代中國的開拓者、改革者、建設者身上的積極影響和重要份量，是當代作家在思想觀念上的一次意味不同尋常的回歸。較之過去那種只知道用流行的西方價值觀念來套改為中華英才身上的“現代意識”、“個性風采”的做法，當代報告文學作家是更成熟了，他們筆下的主人公更真實、更傳神，更具有人格力量、也更富于人性魅力了。
　　９６年恰逢紅軍長征勝利６０周年紀念日。許多報刊雜志、出版社也推出了數量可觀的或全面、或局部反映紅軍長征及描寫長征中的歷史人物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突出艱苦卓絕的征戰歷程與堅貞不渝的理想主義情懷在紅軍將士身上的融匯，放筆去于苦難中現風流，視革命先輩們的不朽業績與拼搏精神為今日中國走向現代化征程中的寶貴精神財富。而論史料的豐富、場景的恢宏、情感的濃烈、報告性與文學性較好地融為一體、具有較強的思想與藝術感染力的作品，當數雷獻和、姜孝文撰寫的長篇報告文學《大會師》（載《昆侖》９６年５期）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９６年１０月推出的傅建文的《血染的神話——紅一方面軍長征紀實》、許福蘆的《最后的旋風——紅二方面軍長征紀實》、魏碧海的《西陲血路——紅四方面軍長征及西路軍西征紀實》、馮婕的《黃土地 紅風景——陜北紅軍征戰紀實》、萬劍聲、天寶的《碧血叢林——南方游擊隊苦戰記》等“紅軍征戰紀實叢書”一套８部計２４０余萬字，像《碧血叢林》中寫到的紅軍長征后南方十數支游擊隊伍中多支部隊一次次被剿殺殆盡又一次次頑強崛起的慘烈場景，在迄今為止的文學作品中幾可說前所未見，紅軍將士那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強大生命力及為實現革命理想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可謂驚天地、泣鬼神。但不能不提到的一點遺憾是，據介紹，由于一些審讀作品的黨史軍史專家的反對，這套叢書中有關“蘇區肅反”的內容幾乎被刪割一空，從而給這套全面描寫紅軍征戰成長歷史的叢書留下了某些空白。筆者以為，這牽涉到歷史觀念的問題，我黨我軍成長歷程中曾遭受到“左”的路線的嚴重危害，恰恰從反面促成了革命者的成熟，沉痛的教訓對于今天的人們亦是一筆極可寶貴的財富，而對過去的失誤采取視而不見或是忘卻的態度才是不可取的。國民黨的瘋狂“圍剿”及“左”的路線的嚴重戧害都不能阻止我黨我軍的成長與勝利，人們從這樣全面的歷史報告中不是可以受到更充分的激動、教育、鼓舞和啟迪嗎？
　　９６年的“問題報告文學”仍以關注社會熱點的居多。如杜衛東的《世紀之泣》（載《人民文學》９６年７期），就“現代瘟疫”艾滋病在世界及中國的存在發展、未來隱患作了詳盡的報告，也就人們對艾滋病的道德困惑、禁忌心理等作了深入的剖析思考。馬東偉的《彌天大謊的破滅》（載《青年文學》９６年７期），記述了震驚全國的無錫新興公司非法集資３２億元的特大案件由來及查處始末，批判鋒芒直指喪心病狂的案犯及其背后的各級腐敗官員。李建平的《教育面臨挑戰》（載《北京文學》９６年１期），剖析了為全社會所關注的中小學擇校高收費現象，以確鑿的事實指出了官員子弟們憑“條子”任意擇校、有權者勒索商人代交擇校費用導致了上行下效、凡公安、環衛、基建、水電、醫療等部門公開以手中權力換取擇校資格而演變為令人觸目驚心的“社會大腐敗”現象。作者的焦慮與憂心躍然紙上。葉永烈的《上海“商品房大戰”》（載《百花洲》９６年４期）雖然拉雜又缺乏文采，但信息量較大，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宇劍的《罌粟之獄》（載《人民文學》９６年９期）。較全面地報告了當今中國的吸毒、販毒及肅毒斗爭狀況，直接引用了多個當事人的現身說法，可讀性與藝術感染力都較強。
　　在９６年的“問題報告文學”中，黃傳會的《憂患八千萬》（載《當代》９６年５期）和楊黎光的《沒有家園的靈魂（續篇）》（《深圳特區報》９６年１月連載，《中華文學選刊》９６年２期轉載）堪稱是具有代表性的兩部佳作。《憂患八千萬》反映當代中國的扶貧攻堅歷程，題材重大，作者以全局眼光觀察中國中西部地區的貧困問題，以世界意識看待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反貧困斗爭對于人類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意義，并堅持獨立思考，通過大量生動感人的第一手材料理出了中國反貧困斗爭的基本思路。可以說，《憂患八千萬》是面向中國也是面向世界的報告，貫穿其中的熱忱與冷靜，視野的開闊與材料的豐富，批判意識與理性精神，融匯形成了作品的大氣凝重的特征。作為“紀事”的報告文學，它的史料價值乃至文獻價值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沒有家園的靈魂（續篇）》是一部寫人的、深入探尋當代人的精神變遷史的作品，它的主人公是貪污受賄千余萬元的一名處級干部，但其被處決前卻大喊“冤枉”，這里面到底包含了何種潛臺詞，他的內心世界、思維方式究竟是什么樣的？作者夾敘夾議，探幽燭微，對于商品大潮沖擊下案犯價值觀、人生觀的變化作了深入剖析。應該說，作者的探究和追尋，對于每一個當代人認識社會、認識人生都有深刻的警醒意義。在王寶森的驚人犯罪事實被揭露后，所有的大案要案再也難以引發人們的好奇心理，所以楊黎光獨辟蹊徑，把關注、探尋的重心由“事”轉移到“人”，其成功的經驗當是很有啟示意義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為讀者所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仍將不斷出現，而“問題”后面的人及其靈魂世界更是豐富多采的，相信清醒的、有追求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作家們將永遠不乏用武之地。
　　９６年還有三部長篇紀實文學值得一讀，它們分別是由《時代文學》９６年４期開始連載的沉鐘的《百年滄桑——１９９７年香港回歸紀實》；由昆侖出版社９６年８月出版的程童一、江奇濤、何光喜、葛遜等多名作者撰著的《開埠——中國南京路１５０年》；由《百花洲》９６年５期刊載的湯世杰的《殉情之都》，以云南麗江玉龍雪山下納西族人古老而奇特的“情死”習俗作為關注、探尋對象。在這些作品中，歷史生活與現實生活交相映襯，廣闊時空中的豐富材料圍繞某一中心視點被重新組合并自由展示，作品中的所有人物不過是匆匆過客，主角只有一個，那就是歷史本身，記得李炳銀同志曾經提出過“史志性報告文學”的概念，借來概括這三部作品的特征和屬性似乎是合適的。只是這種“史志性報告文學”對作者要求較高、需要“讀萬卷書”，也需要“行萬里路”，需要分析能力，也需要概括眼光，一句話，需要才、學、識并俱，需要“勞心”、“勞力”并重，方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精品。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日＊
　　
　　
　　
作家報濟南⑵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丁臨一19971997 作者：作家報濟南⑵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丁臨一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8:1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