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理性與自由的理念表征了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基本精神。從這一基本歷史理念出發，黑格爾自覺地把弘揚理性與自由視為他的歷史哲學的根本使命。但耐人尋味的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也始終包含了深刻的非理性主義因素，理性與非理性構成了黑格爾歷史理念的內在張力。因此我們也許只有從兩個世界的內在張力與理性-非理性的動力結構的哲學視角出發，才能夠更深刻地揭示黑格爾歷史理念的基本秘密。
　　　　　　一、兩個世界的理念與理性-自由的主題
　　兩個世界的理念和理性-自由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由巴門尼德創始、為柏拉圖確立的以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的二元分立為典型特征的古希臘哲學的精神，在根本上確立了以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則和合理秩序審察、反觀、批判現存感性世界的精神自由，這種自由推動著哲學家們能夠以堅定不移的理性信念去設計、塑造現存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精神結構的理想范式，從而在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之間保持了一種必要的張力、緊張和對峙。
　　在這里，我們可以通過黑格爾對柏拉圖兩個世界哲學理念的深刻把握，體認黑格爾對源于古希臘的這一哲學傳統的高度自覺。黑格爾認為，柏拉圖“要求國家的統治者通曉哲學，提出政治與哲學結合的必要性。對于這種要求我們可以這樣說：所謂治理就是規范現實國家，根據事情的性質來處理。這就需要對事情的概念有所認識。于是就應該使得現實與概念相一致，也就是使理念成為存在”。(黑格爾，1979年，第173頁。黑體為引者標)正是基于兩個世界的哲學理念，黑格爾才抓住了柏拉圖實踐哲學的根本要旨。黑格爾在這里以“事情的性質”、“事情的概念”、“使理念成為存在”、“使得現實與概念相一致”等語句，來表達柏拉圖以理念世界的基本原則主導、塑造、型構現存世界的哲學理念，來說明以理念塑造現實、以普遍原則構筑社會秩序的重大意義。
　　古希臘哲學所確立的兩個世界和理性自由的基本傳統，經由古羅馬和中世紀而一直影響和延續到近代哲學，并在德國古典哲學時代得到了繼續發揚。所不同的是，在德國古典哲學時代，兩個世界的基本理念和存在方式自古希臘時代以來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文藝復興、新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時代，哲學家們在兩個世界之間仍保持了足夠的對立、緊張和沖突，并力圖以理念世界的理性自由的根本原則來反思、批判、重塑現存世界的秩序和結構，而德國古典哲學則是把其思想先驅的哲學理念作了更進一步的推進，賦予它們的理想與原則以更加完整系統的典型形態。德國古典哲學在繼續保持兩個世界內在張力的基礎上，更加注重以源于理念世界的理性自由的原則來構筑現實，即強調理念世界與現存世界的調解和統一。這樣一來，自古希臘時代以來理念世界與現存世界的關系、內容和結構，就經由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而獲得了重大革新和重新建構：黑格爾實現了康德所期待的以理性與自由為根本原則撰寫一部龐大的歷史哲學著作的使命。
　　　　　　二、世界歷史的主宰與動力：理性-非理性的動力結構
　　理性與自由這兩個在文藝復興以來的近代思想中日漸凸顯的基本原則，由于德國古典哲學把理性與非理性聯系在一起、即對非理性因素的理性理解而具有了強大的生命沖力。我以為，這應當是我們理解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康德黑格爾歷史理念的辯證特性 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德國古典哲學研究中，長期以來人們把辯證法看作是黑格爾哲學的歷史性貢獻，這當然是黑格爾哲學的重要遺產之一。但我以為，辯證法僅僅是實現黑格爾哲學使命的基本工具，而黑格爾哲學的基本使命，是通過全面推進理性的世界化來保障和實現人類的自由精神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實現。黑格爾堅信理性是世界歷史的深刻根基，是主宰、統馭、型構世界歷史的靈魂：“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理性是萬物的無限的內容，是萬物的精華和真相。”(黑格爾，1963年，第47頁。黑體為引者標)黑格爾在這里賦予理性以最崇高的地位，并在理性原則的主導下展開了他的全部歷史哲學。“用古代哲學家所謂‘Nous(理性)統治這世界’一語來表示。——或者用我們的說法，……理性是世界的靈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構成世界的內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說，理性是世界的共性。”(黑格爾，1982年，第80頁。黑體為引者標)他把實體即主體這一根本觀點概括在“絕對精神”這樣的基本概念中。
　　在黑格爾那里，理性主宰世界歷史是一個必然過程：“世界歷史已經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線”。(黑格爾，1963年，第48頁)黑格爾的理性歷史觀之所以如此堅定，是因為他深信正是理性的統治才使世界歷史表現為一個合乎理性的過程。基于這樣一個根本哲學原則，他的絕對精神表現于社會歷史領域，就必然要通過它的主體即人類精神的具體歷史行程來實現自己的全部本質性內容，世界歷史也正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才是一種合理過程。
　　馬爾庫塞認為，“《邏輯學》已說明了理性的結構，《歷史哲學》則是揭示了理性的歷史內容。……理性的內容在這里就等同于歷史的內容。”(馬爾庫塞，第205-206頁。黑體為引者標)“《歷史哲學》所賴以存在的假設已經被黑格爾的《邏輯學》所證實：真實的存在就是理性，它被自然界所證實，在人類中實現。……由于在歷史中實現的理性就是精神，那么黑格爾的理論則表明了歷史的實際主體或推動力量就是精神。”(同上，第206頁)既然黑格爾在其整個哲學中把理性視為最真實的存在，理性是世界的主宰，那么絕對精神作為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無疑也就是世界歷史的真正主體和推動力量。
　　盡管世界理性作為世界歷史的主人具有如此前進發展的偉大力量，黑格爾仍感到用世界理性這樣一個概念不足以表達它對于世界歷史絕對統治的真正意義，所以他有時候直接推出加以理性洗禮了的上帝來替代世界理性。同時又始終灌注了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非理性主義因素，從而使他的歷史哲學視野下的世界歷史就具有了不斷前進發展的無限深刻的生命沖動。“我們簡直可以斷然聲稱，假如沒有熱情，世界上一切偉大的事業都不會成功”(黑格爾，1963年，第62頁)，因此理性自由的觀念和人類的熱情就“交織成世界歷史的經緯線”。在他看來，世界歷史的理性的普遍目的必須通過不自覺的沖動、本能、欲望、熱情、私利、需要、意見等等才能實現。
　　黑格爾通過把康德的歷史理念過程化、歷史化，而將康德普遍法治的世界公民的永久和平揚棄在世界歷史的普遍進程中。因為在黑格爾看來，作為普遍的國家理念，只有在世界歷史中才能夠賦予自己以真正現實的品格。“康德的想法是要成立一種國際聯盟，調停每一爭端，以維護永久和平。……康德的這種觀念以各國一致同意為條件，而這種同意是以道德的、宗教的或其他理由和考慮為依據的，總之，始終是以享有主權的特殊意志為依據，從而仍然帶有偶然性的。……如果特殊意志之間不能達成協議，國際爭端只有通過戰爭來解決”。(黑格爾，1962年，第348頁)“戰爭是嚴肅對待塵世財產和事物的虛無性的一種狀態，……因此，在戰爭這一環節中，特殊物的理想性獲得了它的權利而變成了現實。戰爭還具有更崇高的意義，通過戰爭，……‘各民族的倫理健康就由它們對各種有限規定的凝固表現冷淡而得到保存，這好比風的吹動防止湖水腐臭一樣，持續的平靜會使湖水發生相反的結果，正如持續的甚或永久的和平會使民族墮落’。”(同上，第340-341頁)由此可見，黑格爾歷史理念的殘酷性就在于對非理性主義戰爭作了清醒的理性主義辯護。所以恩格斯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37頁)
　　克羅納認為，“在黑格爾以前，還從未出現過一位像他那樣應用如此哲學的、如此思辨的和如此科學的方式的非理性主義者；還從未出現過一位如此強烈地主張有必要有可能使一切非理性主義的主題成為占統治和支配地位的主題的人”。(《新黑格爾主義論著選輯》上冊，第574頁)無論人們怎樣贊揚黑格爾的哲學造成的偉大歷史感，但另一方面也回避不了這種哲學造成的負面影響和災難。從康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的理性-非理性的巨大張力，到尼采極端非理性主義的強力意志和超人哲學，再到希特勒血腥恐怖的納粹政治和法西斯主義戰爭，總是同極端的反理性意識相關聯。如何從民族心理、民族特性和階級立場、時代特征等方面對此作深入具體的探討和分析，應當是歷史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三、世界精神的本質和實現：理性-自由的理念與國家的制度保障
　　黑格爾從唯心主義理性歷史觀的基本原則出發，表明了世界的本質和目的在于自由的堅定不移的歷史樂觀主義信念。黑格爾認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世界歷史屬于精神的領域，這一領域涉及到世界歷史的如下核心概念：精神的本質在于自由；自由發展的道路在于“理性的狡計”；國家是自由的真理和實現。
　　1.精神的本質在于自由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首先從精神與物質的對立中來論證精神的本質。在他看來，物質存在著趨向于它自身之外的中心點的趨勢，實體不在它自身而在它之外，物質總要毀滅自己走向自己的反面：它的本性使它失去了自己的自由。黑格爾論述物質的目的是為了說明精神的本性在于自由。他在論證了精神自己知道自己、自己決定自己、自己造成自己的本性之后，就立即過渡到人類自由的世界歷史形態，表明了精神的本質在于自由的歷史信念。
　　因此黑格爾把自由意識的進展作為考察世界歷史的核心原則。他在具體說明世界歷史的進程時認為，東方從古到今知道只有“一個”是自由的；希臘和羅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爾曼世界知道“全體”是自由的。他認為日爾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響下首先認識到人作為人是自由的，它肩負著實現神性和人性、真理和自由之調解的神圣使命。這充分暴露了他的“西方中心論”的歷史理念：他無情地拒絕了西方以外的其他民族創造世界歷史的資格，把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東方世界也排斥在作為自由精神歷程的世界歷史之外。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借鑒韋伯的觀點來評價黑格爾的歷史理念。韋伯在談到中西方文化的區別時曾認為，古希臘哲學派別的內在特性，是以自由城邦的問題為取向，它們的基本課題乃是公民的義務，而不是臣民的義務。而儒家哲學則是以絕對地適應此世為價值取向，拒絕任何形而上學的自由的思辨，這恰恰迎合了中國當權者的政治需要。在西方，即便是在羅馬帝國內部，也沒有任何一個哲學派別能像中國的儒教那樣，成功地取得獨立性的合法統治地位。因此比較說來，西方哲學就無法做到像儒家學說那樣，為一個現世的統治者及其官僚提供政治性服務。(參見韋伯，第201-202頁。黑體為引者標)
　　韋伯的上述觀念可以用來分析黑格爾哲學的精神特征。人們常常把黑格爾哲學指責為普魯士國家的官方哲學，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黑格爾哲學精神的一種誤解。我以為，黑格爾從最典型的意義上繼承了自古希臘時代以來兩個世界的精神傳統，始終不曾忘懷以來自理念世界的理性自由的原則反思、批判、建構現存世界的秩序。他一方面將理性自由的主題本體化，另一方面又從實體即主體、絕對即精神的基本理念出發，把理性自由的原則活化為、過程化為整個世界歷史的核心與靈魂。因此，他是以絕對理性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社會、歷史和生活的現實，任何現存的事物(包括國家在內)都只不過是絕對理念或普遍理性的個別案例或特殊形態，都只不過是在絕對精神的反思、觀照、主導、批判和推動下，自我否定和自我揚棄的不斷前進發展的事物。而被高度自覺地本體化了的理性自由原則，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批判、塑造、構筑現存世界并推動其健康發展的理念范式。因此他的理念范式決不是一種停留于自身的抽象內容，而是一種批判和創造現實生活、推動世界歷史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正是在這一根本性意義上，他才從法國大革命和北美獨立戰爭的世界歷史性事件中，看到了理性自由之于現代世界的燦爛曙光。
　　2.自由發展的道路在于“理性的狡計”
　　黑格爾把康德關于人類非社會的社會性并導致文明對抗的惡劣情欲的觀念作了更加系統、全面、深入的發揮，從而把人類的需要、熱情、興趣和利益，把個體欲望的滿足作為世界歷史前進發展的深刻動力。從這種理性歷史觀出發，他無情嘲弄了那種在世界歷史殘酷進程面前的傷感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黑格爾無疑為近代個體自由的合理地位留有了生存的地盤和發展的空間。他固然是從世界精神的戰略眼光來看待個人的地位、行動與使命，但他的這種整體主義并沒有消除個人主義的合理空間，也沒有以整體來威懾、壓迫、束縛、控制個人，而是從世界歷史性意義上為“個人的無限權利”作普遍必然的哲學論證。
　　我以為，若要準確把握黑格爾的歷史理念的歷史辯證法特征，不在于我們把黑格爾的矛盾觀在抽象的一般形態上描述一番，而在于具體地探討他如何把理性與非理性的巨大張力統一在他對世界歷史具體進程和發展動力的哲學把握中，在于具體地探討他如何通過理性的方式闡明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沖動、熱情等等非理性活動的歷史性意義。
　　如果說黑格爾為歷史辯證法作出了重要貢獻，那么這首先就在于他試圖通過對非理性的人類活動的理性解釋，來尋求世界歷史前進發展的原始動力。在他那里，理性與非理性構成了一個威力巨大的張力系統，這個張力系統也就是歷史本身的辯證結構。斯特林說，“這里的辯證法就在于：我們之所以錯誤，之所以不能把對立的性質結合在一起，是由于理智的抽象性；黑格爾之所以正確，是由于他有能力把這些性質看作是統一的，也就是說，他是在它們的真理性上、具體性上、現實存在的真實性上去把握這些對立的性質。”“這可以說是對黑格爾整個體系的秘密的全部說明。”(《新黑格爾主義論著選輯》上冊，第28、29頁)
　　對黑格爾來說，人類熱情是理性統治世界歷史以實現自己的自由目的的現實生命力量。問題在于，在世界歷史進程中，不同的個體有著不同的作用。黑格爾將參與世界歷史活動的個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個人即人民群眾；一類是世界歷史個人即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然這兩類個人都同樣是世界精神完成自身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他們在肩負、履行世界精神所賦予的歷史使命的過程中，卻表現出了極其巨大的差別。與對人民群眾的極度輕蔑不同，黑格爾對世界歷史人物給予了極其崇高的評價，稱拿破侖是“騎在馬上的世界精神”。
　　另一方面，黑格爾又認為不管歷史偉人做出了多么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業績，都仍然擺脫不了世界精神賦予他們的悲劇性歷史命運。這就是世界精神的“理性的狡計”。“它彌補了黑格爾認為阿那克薩戈拉的奴斯說和基督教的天意說所具有的缺乏實際運用的缺陷，它承認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同時又把歷史發展的動力和規律分別開來。”(李秋零，第289頁)
　　3.國家是自由的實現
　　黑格爾以理性與非理性、理性觀念與人類熱情之辯證統一的“理性的狡計”這一深刻的哲學理念，來說明人類世界史前進發展的基本動力，并由此展示了歷史辯證本性的基本秘密。但是，黑格爾并不滿足于市民社會中非理性力量之間的對峙、沖突和廝殺，實際上，他關于“理性的狡計”的歷史理念表明，世界精神作為主宰一切的理性，它的基本使命一方面是通過“坐山觀虎斗”培育歷史前進發展的生命動力，一方面又力求創制出高于市民社會、并合理規范市民社會矛盾沖突的普遍力量。這種普遍力量的現代形態或真理形態就是國家。
　　黑格爾強調國家對于合理的個人自由的根本意義，賦予國家以無比崇高的地位：“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單個人的自我意識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緒而在國家中，……獲得了自己的實體性的自由。”(黑格爾，1962年，第253頁)黑格爾的國家理念表明，國家作為倫理理念的現實形態，是主觀自由與客觀自由、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法律、道德、政府作為國家的具體形態，是自由實現的基本要素，個體的自我意識和自由權利只有在國家中，才擺脫了它自身的抽象性、片面性而獲得自己的真理性和合理形態；一句話，國家是自由的實現。國家對自由的意義是如此重大，所以在黑格爾看來，在世界歷史中，一個國家的建立是絕對重要的：“一般開國英雄們的功績便在于此……在世界歷史上，只有形成了一個國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夠引起我們的注意”。(黑格爾，1963年，第78-79頁)
　　黑格爾究竟為什么如此不厭其煩地反復強調國家是自由精神的現實?為什么只有在現代國家中，才真正實現了主觀性與客觀性、合理性與真理性的統一?答案就在于黑格爾對世界歷史的辯證考察所得出的結論中：國家是自由與必然的矛盾得到合理解決的惟一現實的途徑。所以黑格爾高度評價世界歷史在近代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民族國家的形成，把它看作是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發展史上最重大的成果之一。這一偉大成果理所當然地體現在黑格爾關于以理性為主宰、以自由為本質、以國家為保障的整體歷史理念之中。
　　黑格爾之所以強調國家的地位和作用，是因為只有在國家中，普遍法律秩序才有可能生成，現代法律制度才有了自己的前提和根基。實際上，康德以保障自由為宗旨的普遍法治的公民狀態，在黑格爾那里也只有在國家中才是現實的：世界精神實現自由的使命惟有通過國家才能夠成為現實，國家是地上的精神，是世界精神在地上的行進。國家之于自由是世界歷史的一種必然要求。馬爾庫塞說得好：“《邏輯學》已把自由奠定在思想基礎上，《法哲學原理》所要闡明的是獲得這一結論的社會歷史條件。”(馬爾庫塞，第172頁)對此我們有理由補充說，《歷史哲學》則把自由的實現建立在現代國家的牢固基礎之上。
　　正是在上述世界歷史性意義上，黑格爾才熱情宣揚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但我們必須看到，黑格爾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實際上具有、而且也只能具有西方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格和民族性格，因此黑格爾大談戰爭的倫理性質和倫理效果，實際上是為近代資本主義的資本擴張和殖民主義戰爭作哲學論證。
　　黑格爾之所以不相信康德建立在國家聯盟基礎之上的普遍法治的世界公民狀態普遍有效，并不是因為他看不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出路，而恰恰是因為他的徹底的思辨歷史理念使他認識到，近代資本主義擴張和殖民戰爭的歷史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康德關于非社會的社會性、文明的對抗性乃至戰爭問題的非理性主義仍然不夠徹底，因此他要把康德以來歷史哲學中的非理性因素進一步向前推進，從而把理性-非理性的動力結構推向峰巔并始終保持在對世界歷史行程的理性主義的辯證理解之中。
哲學研究京29～34B6外國哲學劉敬東20032003作者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哲學部 作者：哲學研究京29～34B6外國哲學劉敬東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0:58:1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