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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審視薩特
　　在法國，薩特始終是個話題，今年就更有說頭了。因為今年是薩特逝世20周年，又恰逢世紀之交，人們覺得似乎有必要對薩特加以總結或與之告別，尤其是在“柏林墻”倒塌十年之后。“柏林墻”的倒塌意味著什么呢？不僅意味著冷戰的結束，在有些人看來，更意味著冷戰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即西方對東方的勝利，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勝利，美國對蘇聯的勝利，而當年薩特同情的是后者，他真誠地希望社會主義的東方能夠戰勝資本主義的西方。隨著“柏林墻”的倒塌、華約崩潰、蘇聯解體，甚至當俄國代總統普京也說不排除俄羅斯加入北約時，人們似乎有足夠的理由說薩特又錯了！于是人們覺得在送走舊世紀的同時也可以將薩特再一次地埋葬。薩特是他那個時代的持不同政見者，他總是站在與政府或官方對立的批判立場上。當然批判者也免不了受批判。薩特給自己樹立了許多的對立面，這些對立面似乎形成了一個反薩特的陣營；而薩特也在他周圍集結了一批薩特分子。薩特盯著政府不放，他自己也不斷地被揭露和批判：他總是站錯隊、看錯人、說錯話、做錯事；他的哲學蕪雜不精，名不副實；他的私生活和人品也令人不齒。在資本主義全球性勝利的所謂“歷史終結”的時代，似乎更顯示出薩特的錯失和喜劇性的可笑。其實無論在他生前還是死后，有人的確不把薩特的哲學太當回事，而且早在60年代他就遭受過冷落，80年代他去世后更有人要遺忘他（在歐洲甚為流行的《知識分子》一書的作者就宣稱，薩特一旦去世，“他的學說也就喪失了生命”），但直到如今人們還是不得不承認：薩特是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中最有爭議、最難遺忘的一個。薩特逝世20年后，法國人不僅認可薩特是20世紀的“世紀人物”，而且似乎要將他帶入21世紀，猶如尼采屬于19世紀，但走入20世紀一樣。因為薩特和尼采盡管思想充滿矛盾，但比有些完美的思想更具有生命力，他們都屬于“存在”，不屬于“虛無”。而且當年多少事變、多少紛爭慢慢地塵埃落定。人們有可能更冷靜、更客觀、更深入地來論說薩特、研究薩特，以新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薩特，給薩特以應有的歷史地位。這比盲目崇拜或肆意抹殺要更有益。
　　　　　　薩特哲學——創新的哲學
　　新年伊始，法國一些有影響的媒體就推出以薩特為題的專欄專輯專號或開辟網上論壇，以薩特為內容的出版物及薩特研究專著也明顯較往年增多。1至3月，已出版的有《文學與介入：從帕斯卡爾到薩特》、（Litérature et engagement，de Pascal à Sartre）、《告別薩特》（L'Adieu à Sartre）、《薩特的事業》（La Cause de　Sartre）、《薩特：最后一個形而上學哲學家》（Sartre,　　 le　 demie　 desphilosophes）、《薩特的世紀》（Le Siècle de Sartre ）及兩種新的薩特傳記。其中尤以《薩特的世紀》引人注目并有較大的反響，種種書評文章頻頻見報。其原因有二：作者早年曾是阿爾都塞的弟子，不屬于薩特圈子里的人。他還是7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哲學”的旗手，此派哲學新銳素來少讀或不讀薩特。然而，時隔多年，他不僅讀起了薩特，而且以一部長達600余頁的大書來對薩持表示某種敬意， 確實讓人絕想不到。其次，正因為他并非薩特分子，沒有頂禮膜拜心理，反而在讀薩特時見人所未見，提出了一些頗有新意、有挑戰性的問題。
　　法國知識界重要的學術刊物《文學月刊》（magazine littéraire）每十年就會出一期“薩特專輯”，今年2 月推出了新一期“薩特專輯”，主持人是布羅希爾（Jean—Jacques Brochier），他在1995年曾出版過一本篇幅不大但頗有影響的書《為了薩特》（Pour Sartre）， 它從薩特1964年拒絕諾貝爾文學獎說起，列舉了薩特生前及死后人們對他的種種責難、攻擊和“揭露”。這本書的寫作及出版是有針對性的。1993年，薩特30年代后期的女學生比安卡·朗布蘭（Bianca Lamblin）發表了一部名為《一個被勾引的少女的回憶》（Mémoires　 d'une　jeunefille dérangée）的書，書中披露薩特當年如何勾引她；戰爭爆發時，他和波伏娃又不顧她作為一個猶太女子面臨最嚴重的危險拋棄了她，從而給她造成巨大的痛苦。此書的英譯本1995年在美國出版，于是薩特的“丑聞”傳到大洋彼岸。布羅希爾無意對發生在薩特身上的是非恩怨作裁斷，他提醒人們，在讀了朗布蘭“說明真相”的書及一些在薩特“性關系”上濃墨重彩的“生活傳記”，看清了薩特的“另一面”的時候，別忘了薩特還有“這一面”。他認為在人們歡呼對薩特的“勝利”之時，倒應好好讀讀薩特，因為在這個日益世俗化的時代，人們仍需要薩特那種清醒的批判意識。又是五年過去了，他將他那本小書的書名《為了薩特》用作了這期“薩特專輯”卷首語的標題，這多少表明他在世紀之交談論薩特的一種心態和意向。他在簡短的卷首語里提到了薩特的“錯誤”。薩特的“錯誤”是眾所周知的，甚至到了“沒有薩特的錯誤就沒有薩特本身”的地步。美國人非常強調“政治正確性”，而薩特恰恰在政治上一錯再錯。他同情蘇聯，聲援古巴，站在工人階級一邊，擁護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譴責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支持1968年學生運動及70年代的極左派（也稱“毛派”）；他同梅洛·龐蒂爭論，同阿隆爭論。其實不必等到現在才蓋棺論定地說薩特“錯了”。薩特生前就獲得了“一貫錯誤”的聲譽，但人們似乎認可、寬容了“錯誤”的薩特，甚至有些欣賞薩特的“錯誤”。有句名言流傳多年：寧與薩特一起錯，不與阿隆一起對！這就是說，寧可與錯誤的薩特在一起，也不與正確的阿隆在一起！這豈不是荒謬？然而《薩特的事業》和《薩特的世紀》的作者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新的見解：站在薩特一邊即站在豐富的、創新的、不斷蛻變的思想一邊，而站在加繆或阿隆一邊不只是個對錯問題，也不再是個傳記或媒體問題，它本質上是個哲學問題，一個“真正的哲學問題”。而薩特哲學正是一種斷裂的哲學、創新的哲學，薩特哲學是對凝固的、確定的黑格爾哲學傳統的一次革命。這正是《薩特的世紀》要闡述的一個中心思想，是作者對薩特進行“哲學考查”后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三個薩特”？
　　在《文學月刊》這期“薩特專輯”刊發的十多篇文章中，對《薩特的世紀》一書作者列維（Benard—Henri Lévy ）的訪談無疑是其中的重頭文章。作為阿爾都塞的學生，列維不否認在他閱讀薩特并對薩特進行哲學考查時受到的來自阿爾都塞的影響。阿爾都塞曾是當代西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名理論家，是所謂“結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他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的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致性，他將馬克思“一分為二”，即將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區分為“青年馬克思”和“成年馬克思”兩個階段，并認為在兩個階段之間存在著“認識論決裂”。前期馬克思思想屬于“意識形態”的，后期馬克思思想則屬于“科學”的。阿爾都塞不贊成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準拔高青年馬克思，從而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他充分肯定決裂之后“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與此相仿，列維也認為薩特的思想始終是矛盾的、發展的、蛻變的，薩特通過一系列的決裂（與柏格森決裂、與紀德的決裂等）建構他的哲學，推進他的思想發展。他認為在薩特思想發展過程中發生過兩次決定性的“斷裂”。一次是在戰后，源于戰爭和集中營的體驗使他否定了他一度鼓吹的極端個人主義自由觀，轉向積極介入社會。另一次斷裂發生在薩特的晚年，但由于他的去世，這一次斷裂及其后果并沒有充分顯示出來。這樣，他就將薩特一分為三：作為個人主義代言人及存在主義者的薩特、主張知識分子“介入”的人道主義的薩特、發現了猶太主義的薩特。然而，列維并不認為這三個不同的薩特分別代表了前后不同的三個階段，這種分別主要不是時間性的。他將它們“三位一體”，認為它們是重疊的、共存的。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存在矛盾，處于變化發展之中不足為奇，但認定薩特思想發展經歷了兩次“斷裂”，在薩特身上同時存在“三個薩特”，這種對薩特進行的結構主義分析頗有些新意。然而，猶如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說讓人覺得荒謬一樣，列維的三個薩特“重疊說”也顯得有些費解。但與有些人以薩特的“多變”對薩特進行否定不同，列維充分肯定發生在薩特身上的連續不斷的蛻變或決裂，認為這正顯示了薩特思想的活力。70年代曾與薩特關系密切的米歇爾·貢塔（Michel Contat）也有同感。 他在評論《薩特的世紀》的文章中寫道：薩特始終處在自我矛盾、自我斗爭的狀態之中。貢塔認為，哲學家總是自我斗爭的：沒有這種內在的沖突，也就沒有思想的產生。值得一提的是薩特本人在1975年一次訪談中也認為自己的思想有變化（evolution），但不認為是斷裂（rupture）。
　　人們一般相信，60年代興起的結構主義一勞永逸地終結了薩特存在主義在法國的無限風光。戰后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不再迷戀薩特。在他們眼里，薩特是個人道主義的老派的知識分子，他的哲學有些過時了。而當時是“科學”的結構主義時代，是福柯、阿爾都塞、拉康的時代。結構主義作為“反人道主義”的哲學是與四五十年代盛行的薩特式的存在主義對立的。列維說，假如他當年對同人說他日后要閱讀薩特并寫一部有關薩特的書，他們一定會大惑不解。但列維通過他的哲學考查卻意外感受到薩特思想與結構主義的親緣關系，如60年代哲學主題就是薩特早期存在主義小說《厭惡》的主題。列維認為，福柯與薩特的對立遠不如人們宣稱的那么大，而拉康受薩特的影響也比人們想象的多。當年青人對薩特有些敬而遠之時，薩特卻樂于接近年青人，因為年青一代能給他帶來青春活力，他需要這種活力。一個有趣的現象是，1968年5 月風暴中，當“結構不上街”時，年老的薩特卻來到占領巴黎大學的年輕大學生中間，滿腔熱情地申明與他們站在一起。盡管在有識之士看來，薩特又做了一件錯事，“有失尊嚴”。
　　薩特小時就患有眼疾，進入70年代，他已經處于半失明狀態，“喪失了閱讀和寫作的能力”。薩特晚年主要通過回答來訪者所提的各種問題闡述他對這個世界（包括對他自己）的看法。晚年的薩特有兩次重要的談話。一次是1975年6月與米歇爾·貢塔的談話， 這就是我們在各種薩特文集中所見到的文章《70歲自畫像》，這是了解薩特晚年思想極為重要的文獻；另一次則是薩特去世前一個月即1980年3 月與貝尼·列維（B.Lévy）的談話。 這次談話以《還有希望》為題發表在當月的《新觀察家》周刊上。這恐怕是薩特生前所作的最后一次重要談話和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遺憾的是我至今未見此文的中譯）。貝尼·列維又叫彼埃爾·維克多，是當時法國極左派組織“無產階級左派”的領袖，他是個猶太青年。由于此次談話的時間、內容及對象諸方面的獨特性，因而引起了頗多的爭議，對薩特談話中一再提到的“希望”也有不少猜測。貝尼·列維是薩特晚年的秘書，是薩特圈子中人，但薩特圈子中最重要的人物，薩特一生中最親近的人波伏娃卻對此次談話極為不滿。她在薩特去世后不久發表的《永別的儀式》一書中對列維作了嚴厲的責備，她認為貝尼·列維利用了薩特病狀和衰弱，誘使薩特說了許多違心話。她甚至認為這位猶太青年參與了讓薩特自我“否定”的“陰謀”。她為薩特由此而受到的無法挽回的傷害而痛心不已。但《薩特的世紀》的作者列維認為，薩特在此次談話中坦露出的心聲是真實的，是他醞釀中的再一次“斷裂”的表征。列維認為，薩特以他寫于1963年的《詞語》一書向文學告別，而他此次談話則似乎表明他將向他的哲學告別，因為他“發現”了猶太主義。列維說，當75歲的薩特煥發青春重新探險時，可惜死神降臨了。但按常理，波伏娃應該最了解薩特，她不會沒注意到薩特晚年思想發展的趨向，她恐怕不會同意列維的看法。因而所謂“第三個薩特”只能看作是列維的一家之言。至于薩特最后發現的猶太主義到底是什么，因薩特的去世看來是個難解的謎了。但薩特晚年多次提到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法國哲學家萊維納斯（E.Levinas，1905— 1995）。萊維納斯哲學的核心是對“他者”（autrui）的思考，他試圖將古老的猶太思想現代化，服務于當代實踐。薩特晚年對猶太思想發生興趣，這是否表明薩特在萊維納斯的哲學取向中得到了某種啟發？或者欲將萊維納斯的思想同自己的哲學進行一次“嫁接”，以在傳統的歐洲思想資源之外尋找一種救世的“希望”呢？
　　
　　
　　
文藝報L京④J4外國文學研究唐建清20002000 作者：文藝報L京④J4外國文學研究唐建清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0: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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