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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史學，和人類社會其它領域一樣，20世紀是一個加速發展并出現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的時代，曾長期居于西方史學主導地位的蘭克史學逐漸被陸續興起的各種“新史學”所取代。
　　在西方獲得“當代最偉大的史學家”美譽的英國史學家湯因比是文化形態史學流派的首席代表，他的經典力作自然是他花費了幾十年心血的巨著《歷史研究》。他認為，“歷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單位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另一個極端上的人類全體，而是我們稱之為社會的某一群人類”。湯因比把那些“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單位”即“文明”劃分為26個，對文明的起源、成長、衰落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在湯因比的思想中，這種文明的交替興亡不是單純消極的，他認為：“當文明興起而衰落，并在衰落導致了另一個文明興起的時候，有一些比它們更高的事業可能一直在前進著。而根據神的意圖，從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所學到的東西可能是進步的最有效的工具。”
　　在高中歷史教學中，漢承秦制、隋亡唐盛的歷史演進正反映了湯因比的文明史觀。秦、隋分別結束了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兩個長時期分裂割據戰亂頻繁的動亂時代，實現了中國的大一統，偉大的秦隋文明崛起：秦朝開創了封建社會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包括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縣制、統一貨幣與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和舉措）；隋朝的文明同樣具有開創性，開始完善中國古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如：三省六部制、開通大運河、租庸調制和均田制、發展造船和海上外交等）。但兩個極具相似的開拓性的文明時代卻不是文明發展的目的，在經過短時期的醞釀危機的間歇期之后，大一統帝國的繁榮消失了，第一代文明進入了垂死階段，第二代文明即漢唐之治燦爛地誕生了；西漢時期先后出現了封建文明勃興的“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唐朝更是出現了封建文明高度繁榮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就漢唐文明而言，秦隋文明無疑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過渡意義，“并在衰落中導致了另一個文明興起”。
　　當代史壇上興起的除文化形態史學流派，還有克羅齊、柯林伍德等人的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哲學。
　　意大利哲學家、歷史學家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一書中，系統地提出了他的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哲學理論。他認為歷史知識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他堅決反對19世紀的客觀主義史學理論。“編年史與歷史之所以區別開來，并非因為它們是兩種相互補充的歷史形式，也不是因為這一種從屬于那一種，而是因為它們是兩種不同的精神態度。歷史是活的編年史，編年史是死的歷史；歷史是當前的歷史，編年史是過去的歷史；歷史主要是一種思想活動，編年史主要是一種意志活動。”克羅齊理論的核心，就是他那句名言：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此，克羅齊在《歷史即自由史》一書中的解釋是，“每一個歷史判斷的基礎都是實踐的需要，它賦予一切歷史以當代史的性質，因此無論與實踐需要有關的那些事實如何年深日久，歷史實際總面向著當時時代的需要和實際。”“只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才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因此這種過去的事實只要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的。”
　　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念來指導歷史專題復習很有意義。如高考曾命過一道試題：“試以唐朝前期百余年的歷史說明：‘得人者昌’”。這道題正是以現實為立足點的，體現了國家要發展，人才是關鍵的知識發展觀，再以史為鑒，將唐朝時代最典型的任人唯賢、重視人才的優良傳統賦予新時代的意義，從而給歷史新的生命、新的活力。在教學實際中，以“得人者昌”為主線，學生自然而然地激發學習興趣，探導唐太宗如何納諫開創了“貞觀之治”，武則天如何重視人才而“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唐玄宗又是如何親自考核縣令而將唐朝的強盛帶入至高點，出現了“開元盛世”的恢宏景象。此外，當今的改革同樣給歷史上的著名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等賦予當代史的意義，歷史與現實真正打成了一片。
　　英國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柯林伍德的代表作是《歷史的觀念》。他的核心思想是：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他說：“若人的行動僅僅是事件，歷史學家就不能理解它們，嚴格說，他甚至不能確定他們是否真的發生過。只有當它們是思想的外在表達時，它們才能為歷史學家所知道。”如果“抽掉了思想，歷史或史學就將只剩下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那么，“歷史學家如何去辨析他力圖發現的思想呢？要做到這一點只有一條途徑，就是在他自己的頭腦中去重新思考這些思想……思想史，乃至一切歷史，都是歷史學家自己頭腦中對過去思想的重演。”但是，“歷史學家不是單純地重演過去的思想，而是將其納入自己的知識結構中來重演化，因此，重演它，就是批判它，并以它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糾正他所能辨認出來的錯誤。”
　　在歷史教學中，把握歷史人物、事件、行動的思想動機并加以批判地重演決不是次要的工作，它是構成歷史知識本身的必要條件。可以說一部歷史本質上就是一部思想史。現以秦始皇一生的統治為例證。秦始皇開創了一系列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也實行焚書坑儒的文化暴政，修筑長城、戍守邊疆、建造陵墓等繁雜的建設……這一系列的統治政策和措施背后深刻的思想動機有三：第一，秦始皇目睹和經歷了戰國爭雄的局面，不希望割據與戰亂重演；第二，秦始皇認為實現了大一統，功蓋三皇五帝，個人野心空前膨脹；第三，秦始皇希望子孫后代繼承基業，永世萬代，為后人鋪平道路，鏟除異己。因此，如果在教學中讓師生重返時光隧道，對秦始皇所處的形勢有身臨其境之感，再思索當時的形勢與應對策略，我們就不難把握歷史人物及行為背后的思想動機，相對客觀地加以評判。
　　20世紀西方新史學流派中生命力最旺盛的要數年鑒學派。當代美國歷史學家斯托揚諾維奇曾在《法國史學方法：年鑒派模式》一書中指出：“年鑒學派對史學研究和歷史方法作了重大的貢獻，在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國家里，沒有一個學者團體能望其項背。”
　　年鑒學派史學家非常重視把社會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他們認為，在歷史學中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屬于人，什么依賴人，什么為人服務，什么表示人，什么證明他的存在、活動、愛好和存在方式。”在這種理論支配下，年鑒學派研究的歷史對象，除政治之外，包括了經濟、文化、宗教、地理氣候、婚姻、風俗、心理等等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各個方面。
　　正是受年鑒學派的直接影響，歷史學的整體化趨勢大大加強，它是當今及未來西方世界席卷各個研究領域的科學整體化趨勢的一種反映。我們還不難感受到，曾以其他學科中分化出來并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歷史學，反過來又日益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整體化、綜合化的趨勢，傳統史學自我封閉的體系將逐漸消失，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學科與歷史學的融匯將不斷增強，許多與歷史學關系密切的新的分支學科和邊緣學科將陸續產生。為此，在歷史研究中，“必須廣泛吸收其他學科——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發現和方法。”……為此，在歷史教育中應堅持整體歷史觀。以明清歷史的階段特征為例證：政治上君主專制空前強化：經濟上誕生了資本主義萌芽；思想文化上出現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民族關系上的反分裂，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對外關系上堅持反外來侵略，維護國家統一；人口與環境問題上，人口劇增，墾荒過度，生態環境遭到較嚴重破壞……
　　當然，明清時期的例證大約相當于布羅代爾的“三時段”說中的中時段即社會時間，研究的中心是社會史，但也明顯反映出總體史學對教學的指導價值。
　　總之，史學理論發展與歷史教育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史學理論既會制約也會促進歷史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反過來，史學理論的社會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需通過歷史教育發揮出來，而且歷史教育改革與發展本身就是史學理論研究的一大重要課題。
成才武漢60～61G32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雷玉梅20072007
雷玉梅，武漢外國語學校。
作者：成才武漢60～61G32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雷玉梅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0: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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