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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生態語言學的研究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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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H0-05
生態語言學是由自然科學（具體地說是“生物生態學”）和相關人文科學（即語文學和哲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交叉學科領域。總的來說，生態語言學產生于以巴特森、玻姆、卡普拉、普利高津、施爾德拉克和弗斯特等思想家的學說為基礎的整體論世界觀。由于關聯關系、網絡化、辯證法關系和多樣性等術語已成為生態語言學的重要概念，因此生態語言學的理論學說和方法論不再將同一性(uniformness)作為其必要的研究目標。本文將討論生態語言學的各種研究方法，總結梳理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并對學科的未來發展作出展望。
一、導言
生態語言學始于隱喻。1970年8月，豪根(Einar Haugen)在一次報告中談到“任何特定語言與它所處環境的相互作用關系”時，曾將這種關系比作特定動植物物種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1990年，韓禮德(Michael Halliday)在希臘的塞薩羅尼基舉行的國際應用語言學大會發言中，強調了語言與生長狀況(growthism)、種類特性以及物種形成之間的關系，告誡應用語言學家切不可忽視研究對象在不斷增多的環境問題中所起的作用，從而奠定了語言與生態學之間的一種全然不同的研究范式。豪根和韓禮德的報告，就其促動使用兩種方法研究生態語言學而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下兩個方面與他們的思想相關聯：(1)從隱喻角度理解“生態學”概念轉到“環境中的語言”；(2)從生物學意義上理解“生態學”概念，調查研究在環境（及其他社會問題）問題改善和加劇情況下語言所起的作用，并倡導把語言研究作為可能的解決方案中的一個因素。
這兩種觀點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補充。鑒于生態語言學研究的出發點無外乎這兩種方法，因此，為敘述方便，將二者分而述之則更為妥當，這樣在討論中，兩種學說的“接合點”便會一目了然。
二、作為隱喻的生態學
1.語言生態學
豪根的生態學隱喻用法在20世紀80年代曾被廣為使用，以下（不完全統計）專著、書的章節和論文都把“生態學”或其他派生詞語與語言聯系在一起，便是最好的證據：
麥基(Mackey,1980)的《語言轉用的生態學》；博林格（Bolinger,1980，第15章）的《語言的生態學》；哈爾曼(Haarmann,1980)，小標題為《語言生態學基礎》；狄尼森(Denison,1982)的《面向歐洲的語言生態學》；芬克（Finke,1983，第二部分）的《生態建構語言學》；昂尼吉、海尼斯合編(Enninger & Haynes,eds.,1984)，小標題為《語言生態學研究》；哈熱日(Hagège,1985)的《生態語言學》；哈爾曼的(Haarmann,1986)的《族群中的語言：基本生態關系概觀》；菲爾(Fill,1987)，小標題為《語言的生態學探討》；以及特蘭普(Trampe,1990)的《生態語言學》。
在所有這些著述中，生物生態學以不同的方式方法用于語言研究領域。同時，一些諸如“環境”、“恒定性”(conservation)、“相互作用”(interaction)、“語言世界系統”(language world system)（源于“生態系統”）等生態學概念被用來研究心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現象，以期幫助人們從新的視角審視這些現象。
進入90年代，豪根的隱喻說的影響似乎有所減弱。盡管迄今還沒有出現諸如《南非語言生態學》或《大不列顛語言生態學》之類的著作，但是生態學隱喻，特別是在有關太平洋地區少數民族語言以及語言帝國主義問題的研究中，仍然被研究者繼續使用。米爾豪斯勒(Peter {H1P2121.jpg})是近來仍將生態學隱喻用于此類課題研究的學者之一，本文第三節將討論他對語言與生物多樣性關系的研究。另外一位學者是雷恩第二大學的科里葉(Fernande Krier)，她在《加利西亞語生態語言學綱要》（esquisse écolinguistique du galicien，第55頁）一書中給生態語言學下了如下定義：“生態語言學力求借助一些特殊的要素，闡述為何有些語言的生存受到威脅，而另一些語言卻得以幸存。”科里葉調查了葡萄牙的一種少數民族語言——加利西亞語，在研究所有可能或不可能影響該語言生存環境的因素時，她使用了哈爾曼(Harald Haarmann)建立的生態語言學變量，其中包括種族人口統計、種族社會、種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種因子，這些因子構成了一種語言的“環境”。
豪根學派的語言生態學是一項迫切需要進行的研究。在當代，隨著年代的更替，語言消亡的速度越來越快。人們希望有更多的語言學家涉足這一領域，探究語言多樣性的根源。對于那些更熱心于生態語言學的新研究者而言，調查、記錄和搶救這個星球上眾多的瀕危語言，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2.生態語言學
將生物生態學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用于語言研究，這一理念不久便被一些德國學者（多數來自比勒費爾德大學）進一步拓展，形成了“生態語言學”({H1P2122.jpg} Sprachwissenschaft)學說和理論。可能受呂曼(Niklas Luhmann)有關“生態交際”(ecological communication)思想的啟發，芬克(Peter Finke)運用生態系統概念（由坦斯利[Tansley]1935年首創）轉指語言世界系統和文化系統，正如科學和語言本身一樣。其他學者如特蘭普(Wilhelm Trampe)和斯特羅納(Hans Strohner)繼承了這種觀點，他們用生態系統作比喻，旨在說明語言以及與環境（如現實世界）相互作用中的語言使用行為，從而揭示語言與現實世界之間一直在進行著的互變互動過程。
生態語言學觀點與結構模型顯然有明顯差別，后者只用來研究語言本身，而不是外部環境。生態系統是一種生命系統，而語言世界系統則是經驗系統。這一理論將生物生態與語言進行比較，結果引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理論假設：正如當今人類對待大自然的態度給生命創造力造成了威脅一樣，人類時下對語言的使用也使語言的創造力出現了危機。因此，生態語言學包含了對語言和語言實踐的批判性研究，正如特蘭普所做的那樣。特蘭普批判了農業產業化中的語言現象及其“技術—經濟”的意識形態，例如，“生產”(production)這個詞取代了傳統農業中的“生長”(growing)、“付出”(giving)的意義，并且淡化了農業產業化過程中實際發生的“掠奪”(taking away)和“滅殺”(killing)行為。
不過，特蘭普從生態學角度對語言的批評招致了其他生態語言學家的質疑，他們將其視為語言保守主義和已經過時的語言純粹主義的一種表現。尤其是他將諸如“污染”、“退化”一類環境學術語用于描述語言變化的過程，遭到學者們的責難，認為這不過是一種抱怨語言退化的新的陳詞濫調。盡管所有研究者都反對“生態正確論”的觀點，但是生態語言學是否應該包含語言和語言使用的批評，還是應該旨在建立一種更廣泛的語言意識，仍然是這一領域頗有爭議的一個問題。
最近，生態系統隱喻已經由語言世界系統擴展到普遍的文化系統。文化生態學關注文化生態系統由自然生態系統的進化，并把語言作為兩者之間的“缺失鏈接”，從而彌補了語言生態學的不足。關于這一理論的探討讀者可參閱芬克的有關論述，其中作者還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問題，即語言規則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自然規則。
3.其他“隱喻”的研究方法
生態系統隱喻（不是那種過時的機器隱喻或電腦隱喻）現在也用來說明發生在人類大腦里的認知活動過程，而在解釋人際系統方面，其使用更是十分普遍，因為用傳統的“傳遞—接受”隱喻模式，并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交際的互動過程。
相互作用、互動、網絡系統等生態學概念，在諸如“語言與沖突”、“語言、女人與男人”這類問題的研究中也常常使用。這些概念也可用于語言起源問題的研究，因為在解釋許多現象的動力機制方面，它們大大優于以前的各種方法。如果用諸如“相互作用”、“辯證”等生態語言學概念代替原因和結果這類舊概念，那么，下面這些久而未決的爭論的人為因素就會變得清晰明朗：語言發展究竟是引起大腦功能單側化的原因還是結果？語言是人類生活條件得以某種改善的因素，還是相反，即不斷改善的生活條件促使大腦快速進化，結果使語言產生成為可能？用辯證的觀點看待這些問題，就是承認所有相關因素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不是找出某種初始起因，這樣一來，這種爭論就純屬多余了。
最后，鑒于對相關性和經濟性原則的批判，“生態的”這個概念之用于語言學，也使其獲得了“跨學科”和“非排他性”意義，或使之具有“超越傳統經濟觀念”的意義。
三、語言與環境問題
自1990年國際應用語言學大會召開以及韓禮德《意義的新途徑》一書出版以來，在生態語言學領域，研究者對下面的問題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語言在各種生態問題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對越來越多的族群和個人造成影響的環境問題。事實上，“環境語言學”這一名稱就是針對此類研究提出的。不過，我則傾向于“語言生態學”(language ecology)或“語言學生態學”(linguistic ecology)這兩個術語，這兩個術語表明（正如我在導言中所言），此類研究是在生態語言學原理的總體理論框架內進行的。
1.話語批評
關于“語言與生態問題”這個論題，不同的學者從不同方面、采用不同方法論進行探究。德國語言學家馬蒂亞斯·容(Matthias Jung)利用報章文本語料，對環境詞匯的時代變遷進行了研究。進而，他對我們常聽到的“詞匯選擇是為了可操作的意圖”這一假說提出了質疑。從下圖（選自容，1994a:65，原文發表于《Allensbach民意調查年鑒1978～1983》，p.525）可以看出，德語表示“核能”的兩個詞(Atomkraft和Kernenergie）的不同聯想。（圖略（注：該圖列出的“Atomkraft(atomic power)”和“Kernenergie(nuclear energy)”兩個詞分別與Freiheit(freedom)、Wohlstand(affluence)、Wachstum(growth)、Krieg(war)、Krankheit(illness)、Zukunft(future)、Fortschritt(progress)等7個概念聯想強度百分比實驗數據是：19/16,40/50,49/50,70/59,69/66,69/74,75/79。））
只有“Krieg”（戰爭）一詞的概念才能明顯地區別聯想差異，因為Krieg與Atomkraft（原子能）的聯想關系遠遠高于與Kernenergie（核能）的聯想。環境保護主義者提出，Kernenergie這個詞帶有健康自然能源的正面聯想，核能游說者們采用委婉的和可操作的方式使用這個詞。馬蒂亞斯·容認為這種看法是值得懷疑的。他指出，“通過語言進行操作”只不過是某些書本杜撰出來的另一種老生常談而已，比如奧韋爾(George Orwell)1984年的小說和麥肯森(Mackensen)的《語言的誘騙》。
另外一些學者運用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論框架（為Fairclough、Kress等人創建），對有關環境話題的文本進行批評性分析。安德烈亞·格比希(Andrea Gerbig)分析了有關臭氧層問題爭論的環境文本中的搭配模式(collocational patterns)，結果表明，對立的利益群體所撰寫出的文本，在搭配頻度上存在明顯的差異（例如在論及原因和責任這兩個詞語時）。格比希使用的另一個語言參數是通過選用主動、被動和作格結構，對施受事關系(agency)加以強調或抑制。下面是格比希的例子：
(1)……cases of non-malignant skin cancer have been increasing over many years……
（非惡性皮膚癌的病例在逐年增多）
這個真實的例子來自工業利益群體的語言文本，句中“選擇作格意在表達這是一種自身造成的行為過程，對這一過程而言，沒有任何——甚至一點暗示都沒有——施事者可以幸免。這意味著把行為者（即應對行為負責的人和事）轉換成行為本身”。對臭氧層造成破壞的產業群體至少應對這種過程（指皮膚癌病例不斷上升——譯者注）承担部分責任，而句子中這種施事關系被抑制了。
理查德·亞歷山大(Richard Alexander)所做的某些研究也表明，施受事關系在環境文本中也起著一定的作用。下面的例子來自英國一個核廢料處理組織(NIREX)的一份廣告，其中施受事關系使用了不同的表達方式：
(2)Britain produces radioactive waste every day……（英國每天都生產大量的放射性廢料）
(3)the safe disposal of our radioactive waste……（安全處理我們的放射性廢料）
(4)some of the most stringent safety requirements in the world will have to be met……（世界上一些最為嚴格的安全要求將必須得到滿足）
例(2)(Britain produces)和例(3)(our radioactive waste)變換了施事者，造成人人都制造核廢料的含義指向；例(4)通過使用被動結構刪除了施事（即safety requirements will have to be met)，使用這種手法，目的“在于轉移人們對造成后果的肇事者的注意，而肇事者是必須采取這些安全處理措施的”。
刪除施事者（或刪除受事者！）也可以通過名詞化的方法來實現，如戈特利(Goady)的有關討論（還可參見Fairclough)。在馬丁(J.R.Martin)之后，戈特利的研究也表明，在環境文本中，將動詞名詞化可以弱化人們對受影響對象的關注。例如，在描述捕殺海豹事件時，如果使用諸如例(5)中的名詞性詞組，好像受害者（海豹）根本不值一提：
(5)a slaughtering operation,killing methods,killing techniques,a humane death.
戈特利指出，復合名詞可能“會把受害者弱化或降格至修飾語地位”，如：the seal hunt,the whitecoat harvest。（后例中用harvest一詞指代有組織的獵殺行為，該詞的使用有獨特的委婉隱喻意味。這也恰恰說明了戈特利用“害死人的隱喻”作副標題之用心所在了）
丹麥學者杜爾{H1P2123.jpg}和邦(J.Chr.Bang)運用“施事”、“直指”兩個范疇，對兩個丹麥語法律文本進行了分析，這兩個文本都涉及“農產品的有機化生產”問題。分析揭示了文本中的邏輯矛盾，結果給人的印象是：政府部門成了有機食品生產中的施事者（！），而農民成了“接受者”和“授予物的申請者”。例(6)是杜爾和邦的論文引例：
(6)applicants for grants……shall upon request produce evidence tha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rant have been fulfilled.
邦與杜爾為建立一種語言的生態理論作出了努力，其用意在于為生態危機倫理層面的探討開辟一條新的研究途徑，同時也想表明這樣的觀點：傳統語言學理論忽視了語言指稱范疇在思想意識上的含義，本身就是這種危機的組成部分。
2.語言系統的批判
除了話語的批評性分析外，生態語言學家對語言系統的生態特征和非生態特征進行了縝密的探討。從這方面對語言作批判分析的學者當推韓禮德。他將語言對世界的影響描述為“系統與事件之間的辯證法”。他認為，語法提供系統的所有選項，這些選項“與時下的文化形式相呼應”，并通過在日常話語中的使用而得到進一步強化。韓禮德的“語言建構論”對語言系統（或韓禮德所稱的“語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生長特性、性別歧視、分類行為等思想意識，也體現在我們語言的語法中；同時自然資源的無限性、人類的特權地位這種思想意識已經成為語言系統中結構上的內在特性。韓禮德進而指出：
(1)歐洲各種通用的標準語中，不可數名詞或“物質名詞”（如oil、energy、air、water等等）有“無限、無窮”之義，自然資源無限的觀念從這類名詞的使用中表現出來。
(2)像“大”與“小”這類成對的反義詞、“成長詞”(growth word)往往成了中性詞。通常總是說“小車有多快？（不說小車有多慢？）”，“這樓有多高？（不說有多低？）”，“收入有多高（不說有多低？）”，等等。
(3)我們的語言不愿意承認非人類的施事者。“那片森林在干什么？”這樣的句子大多數人會認為不能接受。
(4)認為人類享有特殊地位這種意識，通過語言的代詞系統（如he/she用于指人，it則指非人類的生物和事物）以及許多不能用于動植物的動詞搭配（如think、believe、know、amiable、sympathetic等等），表現得淋漓盡致。
如果說，格比希、邦、杜爾和亞歷山大等生態語言學家在環境文本的分析中，對施事和感受格(experiencers)的抑制現象提出了批評，那么從更高的系統層面看，正是語言表達了諸如“施動者”、“感受者”、“接受者”此類范疇這一事實，成了批評關注的焦點。這里要談到的一點就是，歐洲通用標準語言的語法，與傳統的牛頓科學思想保持一致，它與當代生態世界觀已經不相適應；生態世界觀正是對這種傳統的范疇劃分提出了質疑。這種對宇宙的“分解”(fragmentation)包含在諸如“主語”、“述語”和“賓語”之類常見的語法結構中，這種語法結構把施事、過程、感受者相互區分開來。語言在這種劃分中的作用早年曾為諸如韋斯特(Frederic Vester)、博姆(David Bohm)、拉弗洛克(James Lovelock)等非語言學的學者所承認；而語言學界的思想家對此卻很少注意。不過，在生態語言學家近期的研究中，將語言與世界的非生態性分解聯系起來的做法明顯地突顯出來。
戈特利運用拉夫洛克的“蓋亞”理論(Gaia theory)對此進行了研究，其中他特別提到以下方法，“采用重合語言來描寫物質過程的方式所表現出的世界往往與現代科學理論（尤其是蓋亞理論）大相徑庭”：
(1)劃分施事參與者、受動參與者及環境等……這些結構有礙于構建不可切分的整體觀。
(2)將所有現象分為過程與事物，這從現代物理學觀點來看也是值得懷疑的。
在這一背景下，生態語言學家還著重探討語言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問題。人類中心說把人類同其他生物永久地割裂開來。費爾哈亨(Frans Verhagen)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何使用語言來確立一種生物中心主義世界觀，而擺脫那種極端的人類中心的、機械主義世界觀？戈特利指出，“批評性話語分析的一種選擇，可以把包括馬克思人道主義在內的人類中心說作為研究目標。盡管我們不大情愿承認這個世界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對于接受人類也不可能是世界中心這個觀點，我們則更加猶豫不定。”
語言學上的人類中心論不僅表現為語言依據對人類的實用性角度來命名所有自然現象，而且也表現在隱含地指稱人類方面，如某些存在結構和動詞短語。例如，在下列描述土地狀況的句子中，所有動詞形式都隱含有“對人類而言”之意：
(1)……the soils are poor……the land is used for little else except extensive beef grazing……another land use,mining,is now of greater value……
在這種英語“語法”里，除了人類之外，“land uses”（土地的使用）是不能用于其他生物的！
3.語言的生態化
一個經常提到的、同生態語言學的語言批評觀相關的問題是，生態語言學家應該以改變語言狀況為目標，還是僅僅讓語言使用者對所批評的語言事實有所認識。多數生態語言學家都傾向于反對“生態正確性”的觀點，并申明他們的語言批評觀是“非保守主義的”（即非規范化意義上的）、“溫和的”，而且也無意去改變語言系統。這種批評觀目的在于躋身于批評主義的語言覺醒運動，而不在于創造一種與之并駕齊驅的“新話”(newspeak)。不過，有一位學者確實提出了要改變語言，以使其包含新的生態世界觀，他就是物理學家大衛·博姆。他建議采用一種稱為“流”(Rheomode，希臘語意為“流”）的新的動詞情態(verbal modality)，它可以無需區分施事者和感受者，而只用來表達“過程”(process)。
戈特利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假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語言本身（或語言使用者）將自動地與這種新的生態意識相適應，并發生相應的變化。作格結構的使用頻率正在上升，而及物動詞結構漸漸被取代；相互動詞（如meet,touch，interact,talk,converse等）的使用也在增多，這類動詞表達的是共同性而不是支配性，這些都是我們能夠觀察到的語言自適應變化的早期征兆。語言的這種“深生態化”(deep ecologization)可以看做語言演變的一種長期進化過程，這個過程與環境過程交互作用——從發展的理論觀點來看，這一過程可能逐漸減慢環境的退化。深生態化可以理解為對話語“淺生態化”(surface ecologization)的一種逆向發展。話語淺生態化，在廣告語言（即所謂“綠色廣告”）以及許多現代政治話語中豐富的環境詞匯使用上已經十分明顯。
四、語言與生物的多樣性
在米爾豪斯勒的研究中，自然現象的命名也是一個突出的課題，雖然他更多地側重命名過程中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在他的研究中，生態語言學所追求的保持語言多樣性問題與人們所關心的生物多樣性問題聯系在一起。在米爾豪斯勒看來，語言的多樣性“反映了人類數千年來對復雜環境狀況的適應性”，通過不同的語言可以不同程度地解釋生物的多樣性。他發現，有關新環境的話語實際上可以對該環境產生影響，尤其是在語言資源的缺乏可能引起環境退化的情況下。“小語種的衰落與消亡不是一種自足現象，它蘊涵在更為廣泛的生態要素之中，并與之密切相關。這從澳大利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語言實例中可以說明”。米爾豪斯勒對分布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奧特亞羅(Aotearoa)以及太平洋地區眾多的語言生態系統進行了調查研究，從中歸納抽取出若干語言和生物要素成分，闡明了其中的相互關系。下面引用米爾豪斯勒的有關例子來說明這一關系。
命名結果對自然生態造成影響的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就是，有許多種袋目小動物曾一度大量棲息在澳洲大陸上，但后來它們卻被稱為灌鼠或本地鼠；由于這些新名字，結果它們被人當做像英國的老鼠一樣的東西。這些動物至多成了無用的家伙；若從壞的方面看，則成了危險的有害動物，必須滅絕。
米爾豪斯勒接著討論了最近所作的嘗試，即通過“重新取名”或重新起用古老的土名字，來挽救這些數量日益減少的有袋小動物。他指出，單個動物物種的名稱所產生的影響，也同樣見于植物物種的命名方面。
在米爾豪斯勒的研究中，對環境（或“共生境”[con-vironment]——這個術語更強調所有生物的共存）的關心同對語言多樣性喪失和小語種作用日漸萎縮的關心結合在一起。他的“語言生態學”既涵蓋了“生態”和“環境”的隱喻含義，也涵蓋了它的字面意義，因而可能是生態語言學領域迄今最為全面的理論學說。
五、結論
生態語言學是一門超越句法學、語義學和語用學的學科。因此，這一學科就經驗主義方面的研究而言，需要可理論化并具有創造性的新思想。盡管生態語言學迄今已經走過了20多年的歷程，但要使這一研究領域所有可能的問題都得到涉及（且不談研究的深度如何），生態語言學仍然有漫長的路要走。生態語言學的研究范圍非常廣泛，因為它給語言研究這門學科提出了以下任務：(1)探索各種適當的語言理論；(2)研究語言系統及語言文本；(3)研究與生態問題相關的語言普遍特征；(4)根據這些普遍特征，研究單個的具體語言（可采用對比的研究方式）；(5)研究語言在獲得“生態讀寫能力”方面的作用，如教育兒童與成人進行生態思考。
生態語言學涉及語言理論探討、方法論思考以及經驗主義研究。在所有這些層面上，它為那些對生態學感興趣的語言學家提供了新的視野。我們可以真正肯定地宣告，對于那些尋求挑戰性問題研究的語言學家來說，這是一個值得探國外社會科學京5～10H1語言文字學艾爾文·菲爾20052005本文論證話題標記“的話”是“說NP/VP的話”短語話題化的產物。“的話”是個跨層次非短語結構，它的詞匯化是在話語層面的兩種句法位置上完成的：(a)在“說NP/VP的話”動賓短語中，當修飾語NP/VP是中心語“話”的內容，二者具有同一性時，原短語結構的語義重心前移，“說NP/VP的話”近似于“說NP/VP”；(b)“NP/VP的話”短語擺脫“說……話”框架中動詞“說”的制約，前移至句首做話題主語，“的話”被重新分析為后附的助詞。本文指出“話”的泛化指代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話”與修飾語的同一性是“的話”詞匯化的誘因，而省略和移位是“的話”詞匯化的特殊機制。本文初稿承蒙方梅教授與陸丙甫教授提出修改意見，謹致謝忱。張曉紅范俊軍，男，博士，《暨南學報》副主編、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副研究員；
宮齊，男，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510632
網載 2013-09-10 20: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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