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在的危機和希望

簡體傳統

在哈維爾辭世的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這到底是一位怎樣的人物？如何從他那些喧囂的故事中，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形象？他如何從一個文人、一個曾經的階下囚，變成一國之總統？這個過程是怎樣發生的？他的出發點和魅力到底在哪里？他之后承受的是什么？對于一個缺少權力欲望的人來說，那也許是另一種遭罪。

一共同的犯罪感

1975年他寫給當時捷克總統胡薩克的那封長信說明了什么？這年他39歲，一個劇本不能在國內上演的劇作家。
“在我們的辦公室和工廠，工作照樣進行，紀律正在奏效。我們公民們的努力正在產生可觀的效果，生活水平緩慢地增長，人們蓋房、買汽車，生孩子，尋找消遣，過他們自己的日子”。這年距離蘇68年軍入侵之后8年。“在每一個社會動蕩之后，人們最后總要回到他們的日常勞作，同樣的原因他們要活著。”
“穩定獲得了成功”。但是，這一切又是如何實現的呢？哈維爾回答：“人們被恐懼所驅趕。”因為恐懼，人們在公開場合說自己不相信的話，參加走過場的選舉，滿足向他們提出的看似無傷大雅的要求。某種恐懼并不具體，有些模模糊糊，但就是人人感到不安全。每個人都感到有某種東西要失去。有特權的人們，也會担心有朝一日失去特權。
在恐懼的支配下，這個社會人們的道德水平降到了最低點。他們變得沒有原則，沒有脊梁骨，樂于接受任何羞辱，隨時準備犧牲他人和放棄自己做人的尊嚴。“壓抑你對于真實的興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僅僅為了滿足個人利益，而官方支持這種能量向私人領域的輸出。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被公開地賄賂”。
這種結構性的恐懼，人們不僅不愿意說出，甚至對自己也不承認。誰愿意承認自己正在處于別人的威脅之下？那會傷了他們的自尊心。因此，人們發明出來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胡吹海夸，口是心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個蔬菜水果點的經理在他的西紅柿和洋蔥之間，插上這么一條標語，好像他對于這件事情真的很著急似的。
哈維爾分析道——在這條標語背后，實際上的潛臺詞是：“我，水果店經理某某，住在這兒并且知道我該干什么。我的行為符合人們的期待。我是可信賴的和無可挑剔的，我是服從的。因此我有資格留下來”。如果有人問起來，這位經理還會振振有詞地說：聯合全世界無產者，這有什么錯嗎？
人們總是話中有話，你不能按照他們表面上所說的，得出某個結論。不能根據他們手中正在做的，認為這正好是他們想要的。這對于訪問布拉格的外國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哈維爾稱這叫“在外面的人看不出來，在里面的人說不出。”
揭示這么一個道德晦澀層面，說出這種共同的犯罪感，哈維爾非同尋常地攪動了一個 “平靜”局面。一方面，官方在竭力隱瞞真相，關于歷史和關于現實的。另一方面，普通人們也在隱瞞他們自己生活的真相，向別人也向自己隱瞞他們原來生活在屈辱當中。“個人鞏固了這個制度，實現了這個制度，創造了這個制度，是這個制度。”
將哈維爾比作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是遠遠不夠的。他的意思是，那些圍觀的人們他們自己也沒有穿衣服，或穿得比他們自己想象的要少得多。做到這一點，需要敏銳的觀察力，對于生活的洞察力或穿透力。哈維爾是在還沒有進入語言表達的“黑暗層面”進行工作，運用語言的光亮穿透那些晦澀的生存領域。在這一點上，哈維爾不同于索爾仁尼琴。后者告訴世界存在著一個古拉格群島的地方，哈維爾對身邊的人們說，我們人人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型古拉格群島，同時身兼獄卒和囚犯。共同的犯罪感，將這個社會結合在一起。
在給胡薩克這份信里，哈維爾談到一個社會的創造性從何而來。那是一些難以察覺的火花，來自少數人的頭腦，很少有人馬上意識到這些火花的意義，包括當事人本身。因而，保護尚處在萌芽之中的東西，需要一個好的精神運行的空間，一個總體上文明的氣氛。好東西不是單獨前來的，而是與其他好東西一道而來。
“如果沒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說”，哈維爾說到，“讀者不會上街游行，并且最終你總是可以找到什么來閱讀。但是，誰敢估計這件事情對于捷克社會的真正意義？誰知道在以后的幾年內，這種中斷將怎樣影響和道德的氛圍？它將怎樣削弱我們了解自身的能力？這種文化的自身了解的缺席將會產生多么深的烙印？一個人將要回頭走多遠？”
他的眼光如此深入和細致。這些表述，即使僅僅從文章來看，從智性活動的要求來看，也是非常出色的。他豐富、深化和提升了essay（通常譯為“隨筆”）這種文體，創造了一種與現實相平行的語言形式，以富有洞察力的表述制服了現實的混沌和狂亂。

二存在的革命

“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著整個社會”，哈維爾用了很多篇幅描述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到處都籠罩著恐懼。人們被迫對生活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里卻什么也不相信。”看上去，這里仿佛不適合民主：“自我中心、偽善、冷漠、懦弱、恐懼、服從，從個人責任中逃脫出來并無視其普遍的結果。”
哈維爾的洞察力再次顯示出來。那個“隱藏的結構”里。不僅是這些令人難以啟齒的東西，而且還有完全與它相反的一面。既然人們不得不生活在謊言之中，那么在他們內心深處，就有著“生活在真實之中”的強烈沖動；既然人們不得不生活在屈辱之中，那么他們同樣有著“生活在尊嚴之中”的強烈愿望。
“生活可能臣服于一個長時期徹底的被強暴，令其衰落和麻痹，但是她不可能永遠止步不前。盡管她一千次被疏遠自身，但她總是能以某種方式使自身復原。不管怎樣被粗暴地蹂躪，她最終要比蹂躪她的力量活得更長久。”“生活”的說法，是哈維爾來自現象學的一個表達，那是一個與布拉格關系十分密切的歐洲傳統。中國人也許可以用“歷史”來帶入。那就是——歷史不可能永遠止步不前，她最終要比蹂躪她的力量要活得更長久。
這是哈維爾過人之處。一般說，人們在經歷了一個全面肯定的時期之后，會有一個全面否定的時期，懷疑和不信任一切。哈維爾的那位同胞昆德拉便是如此。經歷了懷疑失落之后，不再將心靈的探頭伸向更加深遠的地方。在那里，仍然蹲伏著人的良心、責任感、勇氣這些最為古老的價值和力量。通曉這種力量，與一個人的學識無關，與他的聰明無關，甚至相反，需要人有一點拙勁。比起聰明的昆德拉，哈維爾顯得有些笨拙，盡管后者要年輕7歲。
“生活在真實中”，是生活在可能性中；是以生活“隱蔽的層面”，去反抗“現實的層面”；是依靠自身、從自身深處升起的力量；而不是追隨他人，不管是舊權威還是現代明星。它需要花費更大的力氣，而不是停留于光滑的表面。在這一點上，哈維爾身上的藝術氣質與知識分子氣質結合到了一起，他走的是冷門而不是熱門，然而卻有著巨大的、難以想象的潛力。那是人性中最為深沉的力量，是整個社會有待煥發的沉睡力量。“一個人的秘密是他責任感的秘密”，哈維爾說。
1976年底，捷克一個名叫“宇宙塑料人”的樂隊成員被捕，哈維爾與一些朋友要求政府遵循已經簽訂的赫爾辛基人權條約，這便是“七七憲章”的來源。它只有大約6、700字，其中先是描述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普遍存在的現象——“受害者不能進行公開辯護”，“只要稍微偏離狹隘的官方意識形態或審美標準就不能出版”，尤其是“最近對青年藝術家的審判”，然后提出“在我們國家，維護人權的責任自然而然首先落在國家和當政者身上。然而，這一責任也并不僅僅落在他們身上。每個公民都應該為本國的人權狀況承担一份責任”。
在這份文章上簽字的有像哈維爾這樣的劇作家，伊萬?克里瑪這樣的小說家，瓦蘇里克這樣的文學批評家，還有揚?帕托切克這樣的哲學家，演員帕維爾?蘭道夫斯基。將近100位共產黨員也簽了字，七七憲章的另一個發言人為前外交部長伊希?哈耶克。這些愿意為民族的明天承担責任的人們，率先撕破由恐懼和謊言織成的羅網。當年10月份，哈維爾被判14個月的監禁，有條件緩刑三年，罪名是“危害共和國”。官方報紙上對他的評價是，這個資產階級百萬富翁的兒子，夢想要復辟已經失去的舊天堂。
哈維爾為這場審判寫了一篇文章，在我們許多讀者的耳朵聽來也許愚不可及，但這份離法庭最近的東西，也許最能釋放哈維爾的心聲：“在布拉格西區判決委員會面前所展開的，也許是一場人類生活意義的爭辯。……討論究竟什么是人在生活中應該追求的：是接受這個沉默的世界，加入服從的客體，還是有能力選擇自己的生活內容；是否保持‘理智’適應這個世界，還是有權以自己人格的誠實作出反對。”（《詩人政治家哈維爾》）他把自己勇敢清晰的行動，弄成一個看上去頗為晦澀的說法——爭取人類生活的意義。
他也因此開始了與警察之間的多年周旋。他在布拉格東北部郊區一個叫做赫拉德切克的村莊，在這里擁有一個鄉村住宅（他病逝也是在這個地方），他與朋友們經常在那里聚會，1978年起，一輛警車經常停在房屋不遠處，通往住宅的小道橫著路障，后來他們干脆建了一個了望哨，密切注視房屋里的一舉一動。有一次前來監視的警察因路滑掉進溝里，哈維爾用繩子將他拉上來。當哈維爾與妻子開車去朋友家迷路，跟在后面的警察趕上來說，“你們跟著我們走就行。”
那篇《無權力者的權力》，主要是向人們解釋——這些在人們眼中的“怪物”，他們是怎樣的一群人，什么叫做異見者dissident。“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怨天尤人的職業”，哈維爾說道：“他們并沒有做一個職業性的不滿分子”，“實際上，在他們成了‘持異見者’很長時間之后，才意識到他們已經成為這樣的人。‘持異議者’的動機與追逐名利相距甚遠。簡言之，他們沒有決意做‘持異見者’。哪怕他們一天為之工作24小時，也不當成職業，而是作為存在的態度。”而如果一定要說存在某種難以調和的對立，那么那就是“生活在真實中”還是繼續“生活在謊言之中”。
這就是為什么“天鵝絨革命”，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場存在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嚴的革命。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革命。這場革命的意義，不僅僅適合捷克，適合東方，對于西方也同樣適合。哈維爾經常提到后極權主義社會存在的官僚主義、匿名統治、消費狂潮支配下的人性萎縮，可以看作西方社會一個夸張了的諷刺畫，一個劣質翻版。既然他本人提出過“后極權”這個概念，哈維爾還嘗試過提出“后民主”，作為拯救西方的方案。“它的發展必須通過生活實踐，是從生活中直接產生的，是新氣氛、新精神。”
這些信息被他的官方忽略了。對于一群不講道德的虛無主義者來說，竟然有人想要生活在道德中，追求自己生命的人類意義，他們則是一個刺痛，一個打擊和一種挑釁。尤其是這些人為了自己眼下的利益和位置，無視民族的出路，因此那些從長遠著想、担心民族未來的人們，則讓他們感到芒刺在背。
89年底發生的事情，同樣令他們措手不及。他們沒有做好任何接管政權的準備。哈維爾甚至沒有一份現成的簡歷。美國小說家菲利普?羅斯曾經問過捷克小說家，說哈維爾并不是你們當中唯一因思想而坐牢的，也不是唯一頑強和富有雄辯的，這種好事是怎么落到他頭上的？克里瑪的回答是，除了哈維爾的個性，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大多數人分享了前制度的所作所為，令他們陷入遭受欺騙、羞辱當中，因而需要有人將他們帶出這個境地。比較起杜布切克，哈維爾是一個新的開端。

三被命運播弄的國王

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哈維爾與他的朋友們的做法，叫做“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哈維爾一再運用一條諺語來說明當時的處境：只有沉到井底，才能看到星星。他將這個稱為“荒誕的理想主義”。
如此缺少前景，但是哈維爾沒有成為格瓦拉，他身上一點格瓦拉的氣質也沒有。在被問到他是否曾經是這位六十年代偶像英雄的粉絲時，哈維爾答道：他能理解對犧牲奉獻的革命者所抱持的革命熱情，格瓦拉有其獨特可敬之處。但是他那張印在海報及T恤上隨處可見的肖像“太過炫目”。炫目的東西很容易標簽化，哈維爾畢其一生與標簽化作斗爭。
在哈維爾看來，即使是在從事一樁艱難的正義的事業，也要考慮如何與自己保持距離，尋找作為一個人不大不小的比例，避免過分抬高自己，將自己神圣化。不斷回到作為一個普通人，這也可能讓民主得以昭示，覺得那是一件值得信賴的東西。
在這方面，哈維爾擁有一些天才的表現。他本來是一個劇作家，擅長講故事。他講述自己的故事時，總是帶有那種可笑的、譏諷的色彩。正如鮑曼所說，所講述的生活，會干預沒有發生的生活，影響未來生活的進程。在這個意義上，哈維爾的道路不管如何，是被他自己活生生講述出來的。
在坐牢那種嚴酷的情況下，他也會想到自己小時候如何是一個小肥豬，因為喂養過度，既不能爬樹也不能跨過一條小河。下課的時候，他的同學輪流前來拍他的胖大腿。實際上，他對于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始終感到愧疚。這樣的信首先落入監獄審查人員的手中。
他在牢里只被允許談論自己，他向妻子匯報自己“有八種壞心情，七種好心情”，第一種壞心情是“憂郁”，第二種壞心情是“緊張、恐懼和焦慮的狀態。而最壞的，要數“陷入絕對的和完全的自我懷疑狀態”。他還喜歡說自己是個害羞的人、靦腆、怕生。這令人想到，是不是害羞的人，反而容易進入公共生活，或者在公共生活中表現得更好，因為他比誰都知道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界限，認清前者與后者有著不同的運行規則。
他的第一任妻子奧爾嘉陪伴他走過此前所有最困難的時刻，1996年患病去世。當被反復問及與奧爾嘉的關系時，他老老實實地答道：反正上帝將要寬恕我的罪行不止一種，然而他每次又回到奧爾嘉身邊。他借用朋友的口吻，說他們說我“即使做了對不起奧爾嘉的事情，也要征得她的同意。”他第二任妻子是個演員，曾經在一部電影中扮演上空的吸血鬼。哈維爾的這些表現在我們這里某些人看來，也許應歸入“民主人士素質不高”。
他始終担心，因為反抗而變得過于嚴肅，嚴肅得像一座雕像，而雕像是寫不出任何第二份宣言來的。一有機會，他就和朋友大開玩笑。他還會給朋友做飯。但是版本不一。他自己說若是給朋友做了一頓可口的飯菜，會感到心情愉快。但是他的朋友卻說，如果哈維爾給人做飯，那簡直是一場“活體實驗”。
當奧爾嘉得知他要當總統，私下說要與他離婚。將身邊常年伴隨的一批秘密警察，換成一批公開的警衛，對于任何人來說，都非常不輕松。哈維爾用來減壓的辦法，看起來是那么地不靠譜。他將一輛兒童踏板車帶進了城堡，沿著開闊的總統官邸的走廊，急速地來回滑動。總統府里西班牙大廳的枝形吊燈壞了，有人掏錢換了新的。接下來幾個星期，哈維爾手拿遙控器手舞足蹈，一會兒關上，一會兒打開，令身邊的工作人員快要發瘋。
不停地流露自己在總統任上的不自信，也許是他最不應該做的事情。他設想自己“如果我任職期間，突然被傳到某個陰森森的法庭接受審訊，或者直接被帶去哪個采石場服苦役，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2002年9月他在紐約市立大學發表演講，此時離他的任期結束只有幾個月，他告訴他的聽眾自己感到越來越怯場，越來越担心自己無法勝任或把事情搞砸。為了避免陳詞濫調他自己堅持寫講稿這件事情，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我的敵人越多，我就越偏向他們的想法，我也就成了我自己的頭號敵人。”
在筆者看來，這些表現并非令人沮喪，第一感覺是令人眼前一亮。這個人最少權力欲望，這樣的人掌權對于捷克人民是一種天賜的幸運。命運將他推到了總統的這個位置上，他不得不承担起來。這與他一貫所說的“責任感”相符合。他不能根據自己的性情愛好，撒手不管，所謂“負責任”，首先意味著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負起責任來。盡管這個總統并無多大實權，捷克的總統制基本上是仿效西德的模式，在外交事務和任命官員方面，總統享受著最高權力，但在國內事務上，總理比總統享受更大的權力；再加上他的“哲學王”的名分，使得他有點像一位被架空的國王。
在這部叫做《公民哈維爾》的紀錄片里，有一個鏡頭是有居民向哈維爾抱怨，他們不知道3月份能不能繼續在他們的菜地里種菜。哈維爾答道：“我到處走訪工廠、單位、學校，就是想關注這些問題。我只是問，聽人們說，了解所有的情況，然后考慮我的政策和措施。但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的時代，權力是相當分散的，我不是一個掌控一切的全能領袖，對么？”這是實話，但聽上去更像是“有權力者的無力”，與他當年作為反對派的氣概，不可同日而語。
在他去世之際，有報章說哈維爾沒有留下什么政治遺產。這個不公平。盡管他的許多做法有爭議，但無論如何，他把捷克重新帶往歐洲，并以一系列表述和決定，參與重新塑造了歐洲。因而對他最為恰當的評價便是這句“偉大的歐洲人”。
他形容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是“命運設下的殘酷陷阱”。或者說，他以自己連續的失敗，昭示了某個偉大的歐洲精神——有關“靈魂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