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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初期，美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沒有出現迅速擴大的勢頭，相反，“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進入80年代中期以后，受過嚴格的語言訓練和有在中國實地考察經驗的新一代年輕學者開始嶄露頭角。那些已頗有建樹的中老年專家則繼續冷靜、深入地探討中美關系問題。使得美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績。
　　 （一）出現了一些帶有總結性的作品
　　1978年6月，研究中美關系史的知名學者會集紐約，研討20 世紀40年代后期關鍵幾年的中美關系。他們認為冷戰和越戰時期反映美國與中國共產黨關系的著作往往流于情緒化，需要重新評估。D·博格和W·海因里查斯（Dorothy Borg & Waldo Heinriches ）根據這次會議成果編輯了《未定之秋》一書。〔1 〕該書匯集的論文引用了大量美國最新公布的原始材料和相對有限的中文資料，從不同角度比較客觀、詳細地闡述了1947—1950年美國與中共為何未能握手言和，反而相互敵對近25年，造成了“悲劇性后果”。在這本論文集中有三位作者的成果尤為矚目：其一，J·蓋底斯（John Gaddis）分析了國防部、軍方和國務院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防御帶”（defensive perimeter）概念的起伏變化；其二，N·塔克（Nancy B. Tucker）主要根據中國人口述史寫成的論文，集中揭露了國民黨的腐敗內幕，認為腐敗是影響1949年和1950年初期中美關系的一個主要因素；其三，海因里查斯“既提供了一篇導論性的概覽，又對討論會的結果作了分析”，〔2 〕使有待深入研究的焦點更加明晰。
　　1981年5月， 美國與東亞關系研究專家（包括兩名中國學者蔣湘澤和羅榮渠）共同檢視美國與東亞關系研究的得失。會后，出版了論文精選：《美國與東亞關系的新邊疆》。〔3〕該書對1969—1981 年間出版的一大批新著做了頗為詳細的評介。學者們在評析美國與東亞關系的研究現狀時，美中關系方面往往是他們用筆最多的部分。
　　 （二）研究中美關系史的年輕專家重新審視老一輩學者的成果，取得了很大成功
　　韓德是美國中美關系史研究領域善于創新的年輕學者之一，1982年出版的《一種特殊關系的形成》和1987年出版的《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都是他的獲獎之作。〔4〕前一本書探討了18世紀至20 世紀最初幾年的中美關系。作者把他對中國方面和美國方面的分析融匯到對美中兩國門戶開放關系的起源進行討論的“精細模式”中，從而建立起他人未曾考慮過的聯系。書中的第2章《中國人發現美國，1784—1879 》“寫得很成功，特別他對廣東移民的分析，利用了人類學、人口學、語言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W·I·科恩（Warren I. Cohen）稱贊該書“富有想象力，構思大膽，剪裁得當”，“它不僅是今后所有中美關系著作的開端，而且也是一項足以與80年代任何史學著作相媲美的研究”。〔5〕中國學者汪熙也認為韓德在論述中美關系時， “破成說，立己見，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在一定程度上還跳出了費正清的框框。”〔6〕
　　在《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作者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受一種意識形態的支配，這一意識形態包含三個“貫穿始終”的因素：1.把向國外輸出“自由”視為美國“民族的使命”；2.對其他民族按人種劃分等級；3.仇視不符合“美國規范”的革命，尤其是左翼革命。從越南戰爭開始這一意識形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逐步走向“崩潰”。韓德說，他撰寫這本書時首先想到要用意識形態來解釋中美關系，但這的確不容易。他發現與美國對華政策密切聯系的門戶開放思想既產生于同時又反作用于“拯救與壓制”（redemption and dominion）這一美國式的民族幻想。〔7〕
　　另一部推陳出新之作是N·塔克（Nancy Bernkopf Tucker）的《塵埃中的模式》，〔8〕作者運用大量未曾利用過的材料， 重新分析1949—1950年美國對中國革命的反應以及在承認中國問題上的爭論。她評估了左右華盛頓決策者的各種因素，考察了美國政府對與中國共產黨和解所作的可能性估計，還分析了朝鮮戰爭的影響。塔克集中闡述并高度評價了艾奇遜（Dean Acheson）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所保持的彈性。艾奇遜決定不割斷與中共的聯系，認為這是面對現實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做法，事實也證明如此。總之，“作者研究得很仔細，把有關的各種社會勢力的活動和影響都說清楚了，是近年出版的中美關系中一本有價值的專著。”〔9〕
　　 （三）資深學者孜孜求索，筆耕不輟，更加冷靜思索、深入探討中美關系問題
　　1982年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與中國的不解之緣》，〔10〕這是他進行反思的集大成之作。他的最后兩部綜合性專著《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和《中國：新的歷史》（死后才出版）是他總結自己多年科研工作的結晶。〔11〕費正清對自己學術成果的反思是多方面的，從中美關系而言，他指出，“冷戰”把美中兩國弄得精疲力盡，破壞了美國學者和政府間的正常關系，造成了思想僵化，使學者們“似乎在道義上拘泥于一種反共產主義立場而不愿思考”中美關系究竟應往何處去。〔12〕費正清在晚年對自己的“沖擊—反應”模式進行了反省，認為應該考慮“外來影響的程度和性質”，注意內因與外因的相互作用和過程。他最終明確表白，“中國人民遭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和欺凌。作為一般性的結論，這是幾乎不容置辯的。”〔13〕
　　 （四）從宏觀角度來看，美國學者開始把中美關系置于廣闊的國際背景中進行考察
　　美國學者不滿足于孤立地考察中美關系，建立了中美與中日、中英、中蘇等比較研究的參照系。早在1970年，費正清就明確提出：英國的領導作用和美國的服從地位構成了19世紀中國對外關系的“總模式”，“中美關系只是從屬于其中的一部分。”因而，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19世紀的中國“沒有純粹的中美關系”，應把中、英美關系看作一個更為重要的研究領域。〔14〕到了20世紀，中美關系迅速躍居于中國對外關系的首位，并取得了支配性的主導地位，但中美關系仍受掣于列強相爭的國際大環境。所以，要完整、透徹地理解中美關系，應廣泛建立起比較研究的體系，不過，這種在共性中考察個性的宏觀研究完全不同于20、30年代丹涅特和格林斯烏德（Tyler Dennett & Alfred WhitneyGriswold）所創立的“泛太平洋”體系。1986年出版的《抉擇與分歧》一書比較成功地運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15〕作者在審視中美關系的過程中，通過對比英國外交部和美國國務院對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的反應，平行地敘述中英關系，這樣作者從新角度闡述老話題，使讀者耳目一新，頗受啟發。
　　在美國中美關系史研究領域能夠頗為嫻熟地駕馭宏觀比較研究體系的學者不多，比較成功的一位是美國與東亞關系研究專家——入江昭（Akira Iriye）。他寫過、編過不少關于美國與東亞關系的書， 其中大多涉及到中美關系。他的主要著作《帝國主義之后》、《越過太平洋》、《亞洲冷戰的起源》、《巨大的轉變》等，〔16〕在史學界都有相當的影響。入江昭分析問題常常以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為背景，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他的第一本書《帝國主義之后》利用英、美、德、日、中等國的原始材料，“熟練地綜合分析20年代列強干涉中國大革命的種種動機。”在《越過太平洋》中，他比較全面地概括了中、日、美三國各自的和相互之間在對方眼中的形象。《亞洲冷戰的起源》涉及英、中、日、蘇、美、朝鮮以及南亞的情況。入江昭對文化與權力的關系以及國際關系研究的一些想法，影響了一批青年學者，中美關系史研究專家W.I.科恩明確表示自己曾直接受益于入江昭的著作。
　　 （五）從微觀角度而言，中美關系史研究更加精細化
　　80、90年代涌現了很多從小處著眼揭示中美關系的著作。從研究者的選題來看，中美關系史研究愈來愈豐富多彩。雖然，很多美國學者仍競相評說中美兩國在國家政策、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糾葛，但也有不少學者著力挖掘地方上的民間題材，使中美關系研究民俗化、基層化。這一轉變主要歸功于中美兩國實際關系的改善。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不再大門緊閉，從中國獲取研究資料比以往容易得多。美國圖書館等文化、科研機構能夠從中國直接購買各種出版物，學者們能夠親臨中國進行近距離的考察，增加對這個國家的“直觀感覺”。
　　精細化研究有利于深化中美關系史研究，但如果過分糾纏細枝末節，容易“見樹不見林”，從而，很難揭示中美關系的發展規律，看清中美關系的發展本質。所以，美國學者不僅要重視實證性的微觀研究，而且應強調綜合性的宏觀研究，多出一些概論性的優秀著作。對歷史缺乏宏觀把握是80年代美國史學研究中一個比較嚴重的現象，有一學者高瞻遠矚地指出：今后“歷史學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如何讓研究歷史的技巧更加深奧、復雜（當然這種努力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停止），而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多樣的分析尺度重新連綴歷史，以及如何匯集可資利用的信息（包括定量的和定性的、統計的和敘述的、可視的和口述的），生動地敘述重大事件的發展進程。”〔17〕
　　在70年代初嶄露頭角的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 ）以比較務實的態度系統研究1972年以來的中美關系，于1992年出版了《脆弱的關系》一書，〔18〕這是80年代以來對中美關系作宏觀評估的少數比較有影響的著作之一。哈丁指出：1972年以來的中美關系像鐘擺一樣呈現周期性，這種反復無定的狀態主要起源于中美雙方的所謂“誤會”和“錯誤”。雖然，人權、貿易以及香港、臺灣問題將隨時引發中美對抗的發生，不過，經過一段較長時期的緊張對立后，中美兩國都有可能對雙方的共同利益和分歧作出穩定、誠實和理智的估計。
　　 （六）研究中美關系史的美國學者加強了與別國尤其是中國的學術交流
　　1979年中美建交，結束了兩國長達30年的疏遠狀態，為中美展開學術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自此，美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專家“相對減少了對公共教育和政策辯論的關注，而表現出更強烈的學術性追求，對于同中國同行結成一種學術合作關系流露出更大的興趣。”〔19〕中美史學界進行學術交流的途徑多種多樣：互邀學者講學；互通出版物；翻譯介紹學術成果；召開雙邊學術會議等。通過交流，很明顯地看出了中美研究中美關系史的一致和差異。對兩國學者來說，爭鳴和交流有利于促進學術繁榮。
　　80年代以來，中美舉辦了好幾次重大的研討中美關系史的國際學術會議。1981年5月，美國與東亞關系研討會在華盛頓召開， 中國學者羅榮渠和蔣湘澤應邀出席。《巨大的轉變：美國與東亞（1931—1949）》也是國際合作編纂歷史的一次嘗試，由中、日、美三國學者共同合作而成。1986年10月，由北京大學和美國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交流委員會”共同承辦，在北京舉辦探討1945—1955年中美關系的學術會議。1991年5月， 中華美國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聯合在北京舉辦“20世紀美國與亞太地區國際學術討論會”，不少學者提交的論文涉及中美兩國的外交戰略關系、經濟關系、文化與交流、教育與科技等內容。
　　 （七）美國的中國學家開始對二戰后的中國研究做更加深入、細致的反思，以尋找、探索新的研究理論和方法
　　70年代末期，美國東方學研究領域掀起了一股反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思潮。這股批判思潮對P·A·柯恩（Paul A. Cohen）、 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等學者的影響很大，他們決意探索一條從根本上改變美國中國學發展方向的道路。推動這一轉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和迅速發展，學者們開始強烈地認識到用以前的簡單概念和單一模式已無法解釋復雜多樣的中國社會。在整個80年代，美國的中國研究陷入了“看不清明確框架的智慧真空狀態”。〔20〕但學者們并沒有放棄探索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模式。
　　80年代初，P·A·柯恩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問世，〔21〕書中提出的“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標示著美國的中國研究方向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在中國發現歷史》這本書全面回顧了美國中國學的發展進程，批判了曾占統治地位的三種思想框架——“沖擊—反應框架”（impact—response framework）、“傳統與近代框架”（tradition—modernity framework）、 “帝國主義框架”（imperialism framework）。“這三種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們對19、20世紀的中國產生了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曲解。”為了把美國的中國學家從“西方中心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最低限度地減少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負面影響，柯恩主張采取一種新的研究取向——“中國中心觀”。“中國中心觀”理論構想的建立，對美國中國學的宏觀或微觀研究都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但P·A·柯恩提醒大家，“中國中心觀”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論，“實際上更多地只是一組趨向（tendencies），而不是某種單一的，定義明確的取向（approach）（盡管為了方便起見我仍稱之為取向）。”〔22〕
　　柯恩對美國中國學發展方向的反思，尤其是“中國中心觀”的提出，也為中美關系史這一研究領域提供了一次飛躍的機會。80年代美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現象，回顧、重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中美關系的研究著作和論文驟然增多。以前的中美關系研究都有意無意地造成一種錯覺，即在中美關系中美國占主導性地位，中國只是一個影子而已。他們的研究著作“有時對中國是辛辣的，有時對中國是盲從的，受國際關系和美中兩國國內形勢左右很大”。〔23〕通過反省，許多學者認識到過去研究存在著偏頗之處，他們開始努力挖掘中國以及亞洲方面的資料，不再單純或主要依靠美方材料來評說具有雙邊甚至多邊意義的中美關系。
　　從8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史界對中國學的反思躍入了一個新的境界。黃宗智提出的“規范認識危機”（the paradigmatic crisis ）就是標示這一飛躍的代表。黃指出，“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正處于一場規范認識的危機之中。”這種危機不僅僅指曾規范中國研究的重要分析模式的消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指那種確信各種對立模式中共同存在的、潛在的、不言自明的信念所造成的危機，而這種危機比那些定型模式具有“更為強大的影響力”，〔24〕它的影響不僅在于引導我們要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黃宗智所提出的“規范認識危機”，主要針砭美國史學界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他認為，從方法論著眼，只有加強微觀社會研究才能有效地擺脫既有的規范危機，因而加強地方史研究有其特殊的意義。很顯然，黃宗智強調從中國本土出發，從微觀角度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雖然，中美關系方面的內容不是黃宗智鉆研的對象。但是，黃宗智提出來的“規范認識危機”有利于警醒美國的中美關系研究專家，不要囿于美國學者特有的認識規范去理解具有雙邊意義的、有起有伏的中美關系。在我看來，形成這種認識規范最深層的原因是美國價值觀的相對絕對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地位一直居于世界首位，因而對其價值觀的特有自信逐步增長到近乎愚頑的程度。雖然，美國干涉越南戰爭的失敗大大震動了“自我迷戀”的美國人，可80年代以后隨著美國景況的好轉，對美國價值觀的特有自信開始復蘇。為了克服“規范認識危機”，黃宗智主要強調方法論的改進，實際上擺脫這一危機的根本出路在于不以美國的價值觀為唯一的價值取向。
　　通過回顧、總結80年代以來美國中美關系史研究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看清它的發展脈絡和趨向。
　　第一，中美關系史研究日益擴大和成熟。以前主要利用有限的官方資料，而今注重深刻的“感覺”，通過實地考察等各種渠道獲取翔實的信息和資料，使新時期的研究“更加深邃、公平和客觀”。〔25〕另外，中美關系史的研究視野越來越廣闊， 研究方法也逐漸多樣化。 到了80、90年代，已不再機械借用其他社會科學的概念，而是融會貫通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領域研究手段和分析方法的長處。
　　第二，美國學者通過組織學術會議和開發合作項目等方式，加強了與中國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學術交流和合作，這將對美國中美關系史研究的發展大有裨益。
　　第三，面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以及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戰略等地位的日益重要，美國學者越來越認識到應盡可能地對中美關系作“最客觀、廣泛和準確的理解”。〔26〕
　　第四，80年代以來，研究中美關系史的老一輩學者開始陸續退休，為青年學者提供了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赴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在90年代已基本完成學業，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留在美國大學執教。這樣，產生了一大批博士論文和學術論著，其中就有論述中美關系的著述。這一批精通漢語、了解中國、諳熟西方社會科學的旅美華裔學者，對美國中美關系史研究的發展有特殊的意義。
　　第五，從90年代開始美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研究資金面臨短缺；對如潮水般不斷涌現的中國出版物沒有進行充分的整理和編纂；宏觀把握中美關系史的研究工作急需加強；盡力減少過分看重實證研究和分析模式的負面影響；研究工作和傳播事業（包括學者積極參與國內的公共教育和政策辯論，以及與世界其他學者進行交流）應同時兼顧，互助互進。
　　對照美國中美關系史研究的發展歷程，我們有必要檢省一下中國的研究狀況。中國學者對中美關系史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始于20世紀初期。新中國成立后，因中美敵對和國內形勢的不穩定，中美關系史研究停滯了20多年。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關系史研究開始全面鋪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從整體水平來看，依然比較薄弱，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
　　第一，研究范圍比較狹窄，研究工作缺乏系統性。中美兩國在兩百多年的交往歷史中產生了廣泛的聯系，但中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單一性。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揭露美國的侵華行為及其對外政策的帝國主義傾向。到了80年代研究范圍有所擴大，卻重在討論20世紀40—60年代中美政治關系的演變，即使對這一階段的研究也不均衡，由于美國的檔案資料利用起來比較方便，中國學者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探討得比較仔細，而相對忽略了中國對美政策的演變。
　　第二，有為數不少的著作停留在敘事的水準上，“缺乏在冷靜的反思基礎上對歷史現象的深層分析。”〔27〕這種現象在有關19世紀中美關系史的著作中尤為突出。
　　第三，從出版著作的種類和數量來看，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明顯少于美國學者。
　　第四，與美國史學界的信息交流不夠及時。這一現象突出地表現在翻譯工作的滯后性。比如，1983年問世的標志美國中美關系史研究進入新階段的《一種特殊關系的形成》，10年后才被譯成中文出版。因歷史的原因，中美學術交流停滯20多年，影響了翻譯工作的進行，而在改革開放的80、90年代，翻譯工作仍未及時地跟上來，使不諳英語的學者不能及時掌握美國學界的最新動態。但令人鼓舞的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學術氣氛越來越活躍，學術條件也不斷得到改善，特別是中國檔案材料的公布及整理工作有了很大進步，對中美關系問題感興趣的中國學者已開始抓住時機迅速填補空白。他們除了深化中美政治關系的研究，還積極探討中美兩國的文化、經濟、軍事等關系，此外，把研究中美雙邊關系與研究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結合起來，建立了多層次、跨學科的研究體系。同時，一批通曉外語、知識結構多樣化的新型史學工作者開始逐步地成長起來。
　　中美關系史研究是一門具有挑戰性的“邊緣學科”，〔28〕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具有豐富內涵的中美關系史，對中美學者來說都不是一件易事。但他們已深刻認識到，積極開展中美關系史研究是兩國學者當仁不讓的共同任務。
　　由于指導思想和價值取向的不同，美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存在著自身難以超越的局限性。
　　第一，很容易受美中關系的發展、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內形勢，以及中國局勢、國際環境等外部因素的影響；
　　第二，美國學者的頭腦中依然存在把美國價值觀絕對化的傾向，因而不能完全、徹底地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從中美兩國出發看待中美關系問題；
　　第三，過分追求研究模式或分析框架的精細和完美，相對忽視中國的特殊性和中美關系的復雜性。
　　但總的來說，美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在不斷地調整、完善。從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來看，它已試圖從美國和中國、以及多邊的角度來觀察和研究中美關系，揭示中美關系的發展規律；從學術觀點來看，美國學者提出了很多中國學者未曾思考過的問題，展示了新的研究角度，開闊了新的觀察視野。美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和中國等其他國家相比，確實反映出獨特性：
　　第一，非常重視探索新的分析模式和研究方法，使中美關系史研究有很強的理論性；
　　第二，比較容易獲得政府機構和私人團體的資助，使大規模的研究工作能夠迅速展開；
　　第三，很重視研究資料的挖掘和整理，實地考察是重要的研究途徑。
　　盡管中美兩國的中美關系史研究差異較大，甚至存在根本不相容的地方，但是，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確實有許多值得中國學者借鑒。當然，我們不能形式主義地兼收并蓄，應該汲取精華，剔除糟粕，對于美國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不足和弊端，我們還應做出一定的評價和分析，正像胡喬木在《加強黨史的研究、宣傳和教育》一文中所指出的，“對在國外論著中經常出現的許多比較重要的有影響的錯誤觀點和歪曲我們黨的歷史言論，進行針鋒相對的、有理有據的分析和批判”。〔29〕
　　〔作者肖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助理編輯，北京，100091。〕＊
　　注釋：
　　〔1〕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 —195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1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頁。
　　〔3〕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83).
　　〔4〕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譯本為《一種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國與中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1987)。
　　〔5〕《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1輯，第213頁。
　　〔6〕《一種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國與中國》，第1頁。
　　〔7〕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ront flap; p. xi
當代中國史研究京102-111D6中國外交肖軍19971997 作者：當代中國史研究京102-111D6中國外交肖軍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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