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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６日至８日，中國英國史研究會和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聯合在河南省開封市舉辦了“中國英國史研究會第六屆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特邀代表近４０人。會議收到論文２３篇，內容涉及英國政治制度演變、殖民主義、英國衰落、英國對外關系、英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控制問題諸領域。許多論文和發言代表了當前中國大陸英國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一 英國政治制度的演變
　　中國大陸學術界對英國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部分，現代尤其是中世紀部分相對薄弱。這次大會收到的關于英國政治制度史的論文共有３篇，雖然數量不多，但反映出近年來上述研究布局已發生明顯變化：３篇論文中，中世紀部分２篇，現代部分１篇。
　　關于中世紀英國的政治制度，過去一般認為它是一種等級君主制，有時干脆籠統地稱之為封建君主制，至于其發展變化歷程，幾乎沒有人去深究。１９９５年７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程漢大教授積十數年心血而撰著的《英國政治制度史》一書，該書“上篇”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社會形態劃分理論，首次系統地集中探討了這個問題，在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在這次研討會上，程漢大教授在大會學術發言中重申了他在《英國政治制度史》一書中的基本觀點，指出：從英吉利國家產生到１６０３年斯圖亞特王朝建立期間，英國政治制度的演變大致經歷了貴族君主制（１１世紀諾曼征服之前）、封建集權君主制（１１—１２世紀）、等級—代議君主制（１３—１５世紀）和有限專制君主制〔都鐸王朝（１４８５—１６０３年）時期〕四個發展時期。關于第四個時期，山西師范大學歷史系張躍發副教授的《都鐸王朝有限的君主專制與轉型時期的社會》一文，也認為都鐸王朝時期英國政治體制是一種“有限的專制君主制”，可謂與程漢大教授的觀點不謀而合。程漢大教授的四段式分期法，基本上理清了中世紀英國政治制度演變的歷史軌跡。
　　程漢大教授向大會提交的《論１１—１２世紀英國封建集權君主制》一文，則對上述四段式中第二個時期英國在四分五裂的歐洲各國中獨樹一幟的封建集權君主制產生的原因、建立與發展過程以及它對英國未來歷史發展的深遠影響作了深入探討和集中闡釋。作者指出，英國封建集權君主制建立的社會經濟基礎，是英國獨特的封建制度。這種獨特性在于：第一，英國不像法國等大陸國家那樣，“國王的附庸的附庸不是國王的附庸”，而是“國王的附庸的附庸仍是國王的附庸”，由此使國王成為名符其實的最高統治者，并進而真正實現了土地和政治權力占有上的金字塔式封建等級結構；第二，在英國，國王保持了全國最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從而為集權君主制的建立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英國封建集權君主制建立的政治基礎，是盎格魯—薩克遜時代遺留下來的以分郡制為主干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而諾曼征服后英國國內外尖銳激烈的政治矛盾和斗爭形勢，則是促使統治者強化王權、建立集權君主制的直接動因。當然，威廉一世（１０６６—１０８７年在位）個人的素質和特性與封建集權君主制的建立也有著直接和密切的關系。和任何事物都經歷三段式發展歷程一樣，作者認為，英國封建集權君主制也經歷了一個從奠定到鞏固再到發展的過程。關于英國封建集權君主制的建立對其未來的歷史發展進程所產生的深刻影響，作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鞏固了英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保證了國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央政府對全國的有效統治，促進了全國政治、法律和民族的統一，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二）直接影響了中世紀后期英國封建貴族與國王斗爭的形式、內容和結局；（三）源于集權君主制的貴族聯合反王權斗爭直接促成了英國憲法和議會的產生，從而深刻影響了中世紀后期乃至近代英國政治制度的發展趨向。這種分析，與其在《英國政治制度史》中的分析相比，明顯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中世紀歐洲許多國家都出現了議會這一封建機構，但在大陸各國，隨著封建制度的結束，封建議會也相繼退出了歷史舞臺，后來出現的議會，并不是在中世紀的基礎上直接演變而來的。唯獨英國在中世紀誕生的議會在進入近代時仍保留了下來并直接過渡為資產階級代議制機構。原因何在？程漢大教授在大會學術發言中對此談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世紀英國的議會雖說也是一個封建性機構，但它具有不同于法國等大陸國家議會的獨特性，即具有代議性質。從結構上講，英國的議會也不是一個嚴格的等級機構，其下院代表的是全體民情，而不是某個特定的封建等級。他認為，中世紀英國議會只是以兩院為形式的貴族與平民兩個等級的松散的結構。造成直接過渡的內因，正是中世紀英國議會這種獨具的代議性及其結構的特殊性。
　　英國政治結構的一個最大特點，同時也是英國人通常引為自豪的，是它至今沒有形成一部成文的憲法。“所謂英國憲法，是由許多歷史文件如１２１５年的大憲章、１６２８年的權利請愿書、１６７９年的人身保護法、１６８９年的權利法案以及各種改革法案、各項法令、司法成例、無數不成文的慣例構成，永未固定。”[1]雖然如此，其中卻還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則。在大會學術發言中，程漢大教授指出，英國的憲法盡管載體繁多，但它實際上是由最基本的原則組成的，其中核心的一條是“王權有限，法律至上”原則。這一原則不僅源遠流長，而且早在１５世紀以前就已經確立起來了。
　　工黨的崛起是現代英國政黨政治發展史上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吸引了各國學者的研究興趣。我國在８０年代也有學者對此問題作過初步探討，近年來這一問題再次激起國內有關學者的研究熱情。據了解，有的博士研究生已經在做這一課題的博士論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后高岱提交的《論一戰與英國工黨的崛起》一文，同樣對此問題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高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從根本上改變了工黨長期以來一直作為“自由黨的尾巴”而存在的狀況。在大戰期間，工黨不僅擺脫了對自由黨的依附地位，還以此為起點迅速發展壯大，直至取代自由黨，成為現代英國政治舞臺上的主要角色。這種變化當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對此，高岱指出，工黨在戰時脫離自由黨的控制而獨立發展，是有一個思想認識過程的，特別是與戰爭進程的發展和工人階級自主意識的增強以及工黨領導人因此而逐漸改變自己的立場等因素密切相關。但文章未能再向前進一步，去深入探討這幾種因素是如何結合在一起共同促成工黨勢力發展壯大的。尤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于工黨的崛起來說，到底是屬于一種偶然性因素（時間上的偶合），還是屬于一種必然性因素？或者說一戰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工黨的崛起？恐怕尚需進一步探討。
　　 二 英國殖民主義問題
　　英國是近代最大的殖民帝國，在某種意義上講，一部英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英國海外殖民擴張史。殖民主義問題是英國近現代史上諸重要問題之一，又因英國至今仍占據著零星幾塊殖民地，所以這一問題也是一個當今國際政治中的現實問題。特別是隨著現代化理論研究的深入，殖民主義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問題更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理論問題。然而，對殖民主義問題的研究，并不盡如人意。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深受“左”傾思想的干擾，出于某種現實政治需要，片面理解馬克思關于東方社會理論中的有關論述，對馬克思提出的西方殖民主義對非歐洲社會的發展所具有的“雙重使命”這一命題，只突出強調其中的“破壞的使命”這一觀點，而對與這一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建設性的使命”的觀點略而不談。基于這種片面的思想認識，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只使用馬克思使用的道德判斷的標準，而將馬克思在使用道德判斷標準的同時使用的歷史評判標準束之高閣。因此，對西方殖民主義問題的研究一直是道德上的譴責多于甚至全部代替了歷史的客觀肯定。這樣做，既缺乏應有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同時也嚴重喪失了學者應有的獨立的學術人格。在這種大的學術氣候下，對英國殖民主義問題的研究也難脫此厄運。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環境逐漸寬松，人們的思想也逐漸解放，但對殖民主義的研究實際上仍未完全擺脫舊思想舊觀念的束縛，反映到實際研究中，大多數學者仍視之為最易觸礁的學術禁區，一些專業性學術期刊也不敢貿然刊發此類選題的文章，由此使得對殖民主義的研究仍基本停留在原有水平。進入９０年代，有個別學者在構筑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理論體系的過程中，觸及殖民主義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這一理論問題時，從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出發，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重溫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使用過的雙重判斷標準，既歷史地肯定殖民主義對非歐洲社會產生了社會變化和現代化效應，同時又在道德上對殖民主義者以及產生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罪惡動機予以無情的、嚴厲的譴責[2]，但這一做法實際上至今仍只是一種空谷足音，應者寥寥。這次大會有幸收到了３篇專門探討英國殖民主義問題的論文，也許可以看作是這種空谷足音的低弱回音。這３篇論文分別探討了英國早期殖民擴張的動力、殖民政策之演變及客觀影響、殖民撤退等重大問題，在分組討論中與會者還共同探討了英帝國的歷史地位問題，從而在時間跨度上正好涵蓋了整部英國殖民擴張史。
　　任何人類社會活動都有其特定的促成這一活動的內在動力機制，英國早期殖民擴張活動（即１６世紀初到１８世紀６０年代這一歷史時期）肯定也有其特定的動力在推動。那么，這種動力究竟是由哪些基本力量構成的？這些基本力量之間又是如何結合在一起，——即形成一種“合力”，從而共同致力于殖民擴張活動的呢？這正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李季山的《英國早期殖民擴張的動力初探》一文所探討的兩個基本問題。關于第一個問題，作者認為，商人、政府和移民，即殖民擴張的“好處的獲得者”，是英國早期殖民擴張的基本動力源。也就是說，以商人為代表的商業資本主義、以政府為代表的國家、移民，這三個方面所提供的力量是英國早期殖民擴張的基本動力。那么，隨之而來就必然產生第二個問題，即這三方面所提供的推動力量，究竟是如何在殖民擴張活動中結合在一起而發揮其“合力”作用的？對此，作者指出，它們之所以能結合在一起，是因為有一個共同的利益基礎。就商業資本主義與國家之間關系而言，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一方面，商業資本主義需要政府保護和支持它在海外的貿易；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商業資本主義為財政依托。就移民與商業資本主義和國家的關系來說，由于移民就其整體而言是在英國社會沒有找到滿意位置的人，他們渴望在新天地（海外殖民地）能找到自己的更好的位置，因此，他們能夠同商業資本主義和國家一道致力于殖民擴張。但這僅是移民與商業資本主義和國家之間關系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商業資本主義需要大量移民去開發殖民地，國家更把海外移民當作是緩解國內社會矛盾的“安全閥”，因此，都樂于讓移民徙居海外殖民地。正是在這種共同利益基礎上，三種基本力量結合在一起，共同推動英國從事早期殖民擴張活動。作者最后強調指出，英國早期殖民擴張的這種動力構成及其三種基本力量的結合，對英國的殖民地政策和殖民地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文章的缺陷在于作者在剖析以政府為代表的國家力量時，國家本身的力量（即由軍事、經濟實力等因素構成的國力）雖有所涉及，但還重視不夠。應該說，只有這種力量才是最基本的，而且是其他幾種力量起作用的基礎。
　　近代各個歷史時期英國殖民政策的演變情況及其對世界政治文化產生的客觀影響，是咸陽師專歷史系劉行仕副教授的《試論近代英國殖民政策的演變及影響》一文所探討的問題。關于近代英國殖民政策的演變，作者指出，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并同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在１７６３年以前的英國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即“大英第一帝國”時期，它參加殖民戰爭，建立海上霸權和海外帝國；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即１８世紀末至１９世紀中葉的“大不列顛第二帝國”時期，因其成為“世界工廠”，所以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殖民統治較為放松；１９世紀７０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壟斷發展階段后，為了對付后起的資本主義強國的挑戰和殖民地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它又局部恢復了特許公司和關稅保護政策，并加緊殖民擴張，但舊模式的帝國難以為繼，因此“英聯邦”初露端倪。關于英帝國殖民統治的客觀影響，作者指出，由于英國在近代世界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在世界近代歷史上，可以說無處沒有受到英國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其客觀后果是巨大的、深刻的、無法抹掉的。在經濟上，它極大地沖擊了世界各地原始的自然經濟生活；在政治上，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理論深刻地影響了近代世界各國的政體形式，并且隨著殖民主義的發展，又必然地引出非殖民化運動；文化上，英吉利民族的語言（英語）、生活方式等對人類的進步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最后，推動了世界一體化進程。很顯然，作者主要使用了歷史判斷標準來分析英國殖民統治的客觀影響，因此，難免有片面之嫌。
　　在政治史組討論英帝國歷史地位問題時，這種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服。與會者一致認為，英國在其殖民擴張的過程中，一方面給亞非拉的民族經濟、民族文化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奴隸貿易更是慘絕人寰。但另一方面，作為率先進行工業革命和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它將先進的工業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打下了基礎；其科學技術方面的發明創造為人類進步作出了貢獻；其文化語言方面的成績同樣是有目共睹的。在討論中，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閻照祥教授和劉行仕副教授一樣認為，英國的政治民主制度對近現代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而且他還列舉了１９０１—１９８０年間獲得諾貝爾獎金的英國學者的人次（７７人次）和１００個歷史偉人中英國人所占的人數（１８人），來具體說明英國在科技文化領域對人類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英國的殖民統治從１８世紀７０年代北美獨立戰爭爆發起，開始遇到越來越強烈的所謂“非殖民化運動”的挑戰。隨著殖民地民族民主運動的發生、發展和蓬勃高漲，英國被迫不斷進行殖民撤退，這一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尤為迅速。在殖民撤退過程中，英國為了維護自身的各種利益，與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簽訂了一系列軍事條約和協定。這些條約和協定在英國與前殖民地相互關系中起著一種什么樣的作用？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張順洪副研究員的《英國殖民撤退過程中的軍事條約和協定》一文所考察的一個問題。作者首先根據其內容將英國在二次大戰后與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簽訂的軍事條約和協定大致分為三種類型，即關于共同防御、軍事基地和駐軍、協助管理和培訓新生國家的軍隊三個方面的條約與協定，然后在對這三類條約與協定分別進行詳細考察的基礎上指出：這些條約和協定的簽訂有著廣泛的作用與影響，有利于維護英國國際戰略地位與各種利益。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同盟條約或共同防御協定的簽訂把新生國家納入了英國國際戰略體系之內，同時也納入了西方陣線，從而阻止新生國家轉入社會主義力量之中。關于這一點，作者雖未明言，但其實可進一步概括為一種“免疫”作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歷來把共產主義看成是一種可怕的“瘟疫”），而且很明顯地與當時正熾的“冷戰”這一戰后國際關系大背景密切相關。第二，各地軍事基地的存在有利于英國控制國際戰略要地與交通要道。這有利于英國在各地采取軍事行動，進行武裝干涉。第三，有利于英國影響與控制新生國家的軍隊和干涉其內部事務。作者最后總結道，英國殖民撤退的過程，實際也就是舊的殖民體系轉化為新殖民主義體系的過程。它與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簽訂的軍事條約和協定正是實施這種以“轉化”為目標的撤退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一種體現。作者的這一結論，揭示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與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簽訂的一系列軍事條約和協定的實質。
　　關于殖民主義造成的惡劣影響，在政治史組討論香港問題時，汕頭大學薩本仁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殖民心態”概念。他指出，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造成了香港居民的殖民心態，突出表現在民主意識差，民族和歷史觀淡漠，重英文輕中文，崇洋媚外等等，最終釀成了９０年代初的移民潮——香港居民紛紛徙居海外。關于“殖民心態”問題，目前尚無人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薩本仁教授在此也只是提出這一概念并初步列舉了幾種表現。但是，這一問題恐怕每一個歷史上曾經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應該說它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重要的歷史和現實問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特別是人的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若不徹底根除殖民心態，將是很難實現的。所以，對“殖民心態”問題的研究，亟待加強。
　　 三 英國衰落的問題
　　英國的衰落問題，由于它實際上關系到以西方為代表的工業文明的命運問題，因此從１９世紀末以來一直吸引著各國學者的研究興趣，至今其熱情仍未衰減。在這次研討會政治史組的討論中，英國衰落問題同樣引起與會者的熱烈探討。
　　討論英國的衰落，首先遇到的是關于“衰落”的標準問題。對此，在討論中與會者大多認為，所謂的英國衰落，只是相對衰落，是相對于過去的輝煌和其歐美伙伴的發展速度而言的，而不是絕對衰落，因為現在的英國雖不像過去那樣是第一流國家，但至少還是個第二流國家，其國力在世界排行榜上仍位居前五名，就其國土資源、人口在世界總人口中的比重來說，能取得這種成就已屬非易。
　　關于衰落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在討論中，與會者基本贊成綜合論，即英國的衰落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例如，殖民地的相繼獨立使它喪失了工業霸權賴以存在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英帝國大廈由此失去了支柱；工業技術因投入不足而趨落后；教育改革進程緩慢乃至遲滯，等等。關于近代英國教育相對落后與英國衰落之間的關系問題，在社會經濟史組的討論中，杭州師范大學歷史系李岡原講師指出，教育既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標志，也是一個國家經濟騰飛的基礎；教育現代化主要體現在教育的理性化、世俗化和科學化三個方面，然而直至１９世紀中葉，英國的教育在這三個方面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要求，特別是教育仍主要掌握在教會手中，世俗化目標遲遲未得實現，這是造成英國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中落伍并進而導致英國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南京大學歷史系陳曉律副教授在政治史組的討論中則指出，到１９世紀中后期，德國已實現了教育的企業化管理，從而使人才的培養猶如工廠的產品生產一樣層出不窮，日新月異，進而推動了德國的跳躍式發展。言下之意，英國教育的落后，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提交的《英國衰落的歷史啟示》一文中，陳曉律副教授認為，盡管經濟因素、社會結構因素、文化與生活的因素、政府的因素以及既得利益集團的因素等都在英國衰落過程中不同程度地起作用，但任何一種因素都不能完全起決定性的作用。他認為，英國的衰落和它過去的輝煌一樣，都是歷史的必然；在某種意義上，它興起的原因也正是它日后衰落的原因[3]。具體地說，英國畢竟只是一個面積不大的島國，只是由于它最先開始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搶占了不少殖民地，而一度在世界上發揮了與它實際能力極不相稱的作用，成為一個所謂的日不落帝國，即超級大國。但這種過渡的膨脹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消腫”只是時間的早遲而已，現在英國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回到了它應有的位置上。就此而言，每一個民族國家都不可能長久地“受惠”于歷史的機遇，它只能也只應該發揮與它實際所擁有的能力相稱的作用。在討論中，陳曉律副教授進一步把導致英國衰落的根本原因概括為“霸權功益主義”。
　　從對英國衰落的原因探討中，我們可以得到什么樣的重要啟示呢？這正是陳曉律副教授的論文所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作者指出，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得到如下兩個重要啟示：第一，任何一個民族的發展都需要一種精神的動力和支柱，否則任何發展都難以持久。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艱苦奮斗精神總會逐漸消退，這是一種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趨勢。要保證原有的奮斗精神不致喪失，在制度化層面上的變革就不可避免。換言之，一個民族的創新活力既取決于它的精神層面，也取決于它的制度層面；而從鞏固勝利成果的角度看，制度層面的變革尤為重要。第二，任何國家在當今世界上要想憑借某種優勢長期地為本民族撈取不適當的利益，即使一時可以得逞，也是很難持久的，這是歷史的辯證法。因此，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正確地給自己定位，總是試圖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把國際事務看成是自己的國內事務，撈取不適當的利益，承担不適當的義務，任何強國都會衰落，在這個意義上，“超級大國”只是一個即將衰敗的代名詞。在討論中，陳曉律副教授更把“超級大國”看作是“超級衰落”的代名詞。基于這種科學的、深刻的、冷靜的歷史分析，他在論文的最后熱情謳歌我國領導人宣稱的中國現在不作、將來永遠也不作超級大國，是一種具有深刻歷史眼光的明智決斷。
　　 四 英國的對外關系
　　關于英國對外關系，與會者除集中探討了前述英國殖民主義問題外，還考察了中英關系和６０年代英國歐陸政策的調整問題。
　　在近代中英關系史上，担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一職達４８年之久（１８６３—１９１１年）的羅伯特·赫德，無論就其對清政府的內政外交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還是他在推行英國政府的遠東政策過程中的特殊作用而言，都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長期從事英國遠東政策問題研究的江蘇教育學院歷史系王宇博副教授在提交的《中日甲午戰爭期間赫德與英國遠東政策》一文中，對赫德這一特殊歷史人物在甲午戰爭期間的外交活動及其與英國政府在推行其遠東政策過程中的合作與矛盾關系進行了考察和探討。他指出，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赫德貫徹和執行了英國的遠東政策，為維護英國在華殖民利益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是，在對待英國遠東政策上，他與英國政府之間是有很大的意見分歧的。產生分歧的根源在于英國政府在此期間調整了其遠東政策：在甲午戰爭期間，根據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狀況，英國政府放棄了用“中國牌”來抗日拒俄的一貫原則，不再把中國視為可為英國扼制其他列強在遠東發展的力量，而是通過采取制造列強之間的牽制或者直接出面的方式來維護其遠東利益。這種新的遠東政策一直延續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但是王宇博同時指出，赫德與英國政府之間的分歧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可以調解的，所以，在戰爭期間，赫德與英國政府不僅始終保持步調一致，而且他對英國政府新的遠東政策所表現出的種種困惑和費解也都一一化解、消逝在他們對共同目的的追求和對共同利益的追逐中，特別是，他利用自己的雙重身份毫無顧忌地支持清政府的賣國活動，從而保證了英國遠東政策的轉變和外交意圖的實現。
　　關于２０世紀的中英關系，汕頭大學薩本仁教授向大會提交了題為《２０世紀中英關系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并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２０世紀的中英關系》的專題學術發言。薩本仁教授的論文及發言實際是對他與南京大學歷史系潘興明副教授合著的洋洋３４萬余言的《２０世紀的中英關系》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的高度提煉和濃縮。他指出，從鴉片戰爭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１００余年中，英國作為第一個以堅船利炮叩開中華帝國大門的資本主義侵略者，在列強環伺、爭相瓜分在華權益的種種罪惡活動中，始終充當著主兇或幫兇的角色；新中國成立以來，中英關系走過了一條在旋轉中向前推展的緩慢而曲折的道路；香港回歸中國后，中英關系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未來的中英關系雖仍有可能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周折，但和平、穩定和發展將是其主流。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是英國外交政策從全球外交政策轉到以歐洲為重點的外交政策的大調整時期。對此，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郭家宏的《論六十年代英國歐陸政策的調整》一文，在考察了英國歐陸政策大調整的國際背景和調整過程后指出，英國政府從６０年代起開始的對歐陸政策的調整，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經歷了從最初的對于蓬勃發展的歐洲一體化運動采取“不介入”政策向后來的竭力爭取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是方針性的，而且是歷史性的，因此對于英國來說，堪稱是個外交上的革命。通過加入歐共體，英國步入了歐洲一體化行列，從而在紛繁復雜的國際舞臺上重新找到了適合于它自己的位置。
　　 五 英國經濟和社會史諸問題
　　社會經濟史組的討論主要圍繞與經濟增長要素相關的一些問題和社會控制問題而展開。
　　（一） 資本
　　湛江師范學院歷史系舒曉昀在討論中結合其碩士學位論文指出，資本的增長對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具有很重要的影響作用，而且資本在各生產部門中流動和配置是不一樣的，其變化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就更為關鍵。在１８世紀末英國經濟起飛時期，資本在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中的流動是一種雙向流動，即工業部門積聚的資金季節性地流向農業部門，農業中積聚的資金也通過鄉村銀行季節性地流向工業部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早期的英國工業家大多是雙重身份：既是工業資本家，同時又是農業資本家。這種情況下，資金的流動尤為復雜。因此，考察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宜采用短時段分析法，而應運用長時段分析法。與會者對此深表贊同。山西師大歷史系張躍發副教授在此基礎上對資本市場概念作了界定，并指出，從資本市場發育來看，都鐸王朝時期是一個重要時期，因為此時出現了資產階級化的新貴族，這一階層的形成對英國資本市場的發育起著推動作用。
　　在討論農業中資本積聚在英國工業化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時，與會者出現了較大的意見分歧。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是由《歷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發表的徐正林、郭豫慶的《近代英國“大農業”體制新論》一文引起的。文章認為，英國的“圈地運動”和隨之建立的“大農業”體制不但沒有為英國的工業發展提供資本積累，反而給工業資本積累帶來了諸多不利[4]。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王章輝研究員持反對意見，指出：第一，“大農業”體制不能排除家庭農場；第二，英國農業革命是在工業革命期間完成的，而非在此之前；第三，新貴族通過圈地運動積聚了大量資本，并大量投資于交通運輸業和采礦業，成為工業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因此農業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是可以肯定的。第四，１９世紀末英國農業衰落原因是很復雜的，不能簡單歸咎于“大農業”體制。南京大學歷史系楊豫教授對上述第三點表示異議，認為在英國工業化過程中，在資金支持上，農業的作用不大。他指出，分析農業在資金支持方面對工業化的作用，關鍵要看制造業從農業渠道獲取了多大成分的資金。很顯然，王章輝研究員與楊豫教授之間的意見分歧，根源在于對“工業”概念的理解不同：前者從廣義上去理解工業，因此把交通運輸、采礦等屬于經濟基礎設施的部門也包括在工業部門中；而后者從狹義上去理解“工業”，認為根據現代經濟學理論，“工業”主要是指制造業。
　　（二） 勞動力
　　王章輝研究員的《英國工業化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一文，集中探討了英國工業化對勞動力分布變化的決定性影響。作者指出，１８世紀下半葉至１９世紀中葉，英國隨著工業化的實現，勞動力分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不斷向城鎮和工礦區流動，城市人口比例急劇增加，農村人口相對地和絕對地減少。導致這一巨大變化的原因，一是社會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改變；二是圈地運動和農業革命；三是農村手工業的衰落；四是法律限制的松動；五是交通條件的改善。其中，社會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的變革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作者歸納的這五個方面因素，實際上可進一步概括為“推”和“拉”兩類因素。關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人口流動的方式，作者認為是多種多樣的，既有短距離和波浪式流動、地區間的流動，也有季節性和常年流動以及向外移民，其中主要是短距離和波浪式流動，從趨向看一般是從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對此，南京大學歷史系錢乘旦教授在《２０世紀英國的人口、職業和階級》一文中也指出，１９世紀英國在人口的分布與流動方面的趨勢，是人口大量向工業區流動，農業區人口驟減，大城市人口膨脹。關于農村人口轉移的特點，王章輝研究員指出，英國農村人口轉移具有開始時間早、流動規模大、女性流動多于男性和對外移民多這樣幾個特點。
　　關于圈地運動為英國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資源問題，在分組討論時，楊豫教授表示異議。他在發言中指出，１８世紀后英國的圈地運動主要是改造農田，所以對農業人口的減少作用不大，直至１９世紀末葉以后英國農業人口才大量減少，其原因是工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南京大學歷史系潘興明副教授在研究英國移民過程中提出一個以前很少有人注意的問題，即不僅存在著向外移民，而且存在著移民的回流現象。在《試論英國的回流移民》一文中，他指出，英國移民運動中的回流移民現象早在英國北美各殖民地建立之初就開始出現了。導致回流的原因是相當復雜的，但主要是經濟和心理因素。回流移民由于從海外帶回了異國的文化觀念和生產、生活方式，因此對自己的家庭、村鎮和國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對國際文化交流同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作者的研究無疑在中國世界史研究中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三） 能源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劉波講師的《邱吉爾與英國海軍現代化》一文，對一戰前夕身任海軍大臣的邱吉爾為確保英國海軍的絕對優勢而對海軍能源動力系統所進行的調整及其與英國海軍現代化之間的關系作了初步探討。作者指出，邱吉爾所進行的調整，不僅使英國海軍能源動力系統完成了從煤向油的轉變，從而推動了英國海軍現代化進程，而且使英國政府較早地意識到了石油的戰略意義，確保了英國在二戰前的石油霸主地位，延緩了英國的衰落速度。
　　（四） 國有工業改造問題
　　國有工業一直是英國經濟和政治爭論的焦點。過去國內也有學者探討這一問題，但主要強調英國國有工業改造的私有化道路，而忽視了還有一部分國有工業企業依然保留國有形式，即實行自由化改造。楊豫教授和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王皖強的《論英國國有工業的改造》一文對上述偏差進行了糾正。作者指出，撒切爾政府改造國有工業的政策，是由兩個基本內容組成的：一是私有化，一是自由化。前者意味著使用發行股票或出售經理權的方式將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全部或部分地轉移給私營部門。后者是指采取放寬法規的限制，對保留下來的國有工業施加財政壓力，迫其降低成本，以提高經濟效益。國有工業改造的主要目標是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兩位作者認為，這個目的基本上達到了。
　　（五） 社會控制
　　圈地運動和工業化造成了社會關系的緊張和階級結構的深刻變化，并造成了社會貧困問題。通過采取某種社會控制模式來緩解這種社會緊張關系，減少社會貧困，就成了政府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現代國家進行社會控制，主要通過實施社會福利制度。在前工業社會，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是很高，因此一般采取純粹的濟貧模式。在英國，從純粹的濟貧向一種較為全面的社會福利政策轉變的分水嶺是１８３４年《新濟貧法》的頒布。關于１８３４年以前的英國社會濟貧的發展，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社會學系姜守明副教授在《英國前工業社會的貧困問題與社會控制》一文中指出，都鐸時代英國社會救濟原則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從單一的濟貧轉為了濟貧與懲貧相結合，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是貧困的擴大和蔓延極大地威脅到了現存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以及社會上層集團將大量存在窮人的現象歸咎于窮人“懶惰”的惡習。與這種變化相伴發生的，是社會控制的主體從社區和教會慈善機構轉為了政府，統治者的社會控制政策從以懲罚為主開始轉向懲罚與救濟并重。濟懲結合的原則貫穿于英國濟貧法改革的全過程。在小組討論中，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丁建定補充指出，在都鐸時代，教會在社會濟貧中依然起著重要作用，政府通過濟貧來進行社會控制，也主要是依靠教區和教會來完成的。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吳致謀則從社會道德方面進一步作了補充，指出濟貧與懲貧是與教會的某些觀念和對基督教某些教義的解釋相契合的。當然，社會控制與教會對基督教教義的解釋之間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在討論中，也有同志提出，社會控制應包括意識形態方面（如廣告導向、文化宣傳等）的無形控制。
　　（六） ２０世紀英國的人口、職業和階級變化
　　錢乘旦教授的《２０世紀英國的人口、職業和階級》一文對此問題作了探討。關于人口變化，作者指出，由于出生率下降，２０世紀英國人口增長速度減緩甚至成負數；在性別結構上，女性一直超過男性，但從６０年代起性別的比例開始出現逆轉；在人口的分布與流動方面，２０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兩個明顯的新趨勢：一是由城市向農村移動；二是人口由北向南移動；從種族構成來看，非白種少數民族人口大量增加。關于人口的職業分布，錢乘旦教授認為，２０世紀的變化相當大，其總的趨勢是：非技術職業比例縮小，技術職業比例擴大；體力勞動人數減少，非體力勞動人數增加。從生產部門分類的職業分布來看，在服務業部門工作的人員總數急劇增加，而農業部門就業人員和工業部門工作人員總數都在減少。關于階級結構變化，錢乘旦教授認為，２０世紀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工人階級的縮小和中等階級的擴大。此外，在２０世紀，盡管人們對階級的意識仍舊非常強，但階級間的界線卻日漸模糊，財產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階級的明顯標志，人們越來越強調一些非經濟的因素。
　　這次大會是一次非常務實的、取得豐碩成果的會議。在短短的３天時間內，與會代表廣泛地討論了英國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史等領域的許多問題。分組討論時，代表們都能踴躍發言，各抒己見，甚至針鋒相對，據理力爭，從而把問題引向了深入，達到了充分交流意見的目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英國史研究長期以來偏重于政治制度史，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主要圍繞工業革命而進行，這次研討會卻專門分出一個社會經濟史組，與政治史組分庭抗禮，這表明中國英國史研究的范圍已大大拓寬。當然，社會、經濟發展是錯綜復雜的問題，關于于英國社會史、經濟史的研究，也只是剛剛起步。加強社會史、經濟史研究，是整個史學發展的大勢所趨，中國英國史研究自不例外。不僅應加強英國經濟史、社會史的研究，而且還應加強英國史其他領域的研究，如：英國政治思想史、英國殖民擴張史、英國對外政策史和外交思想史、英國軍事史、英國文化史、中英關系史、英國城市史和郡史、中國英國學史……等等，都相當薄弱，有的領域至今無人涉足。
　　盡管中國英國史研究還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就這次研討會而言，毫無疑問，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會議，許多與會代表深感時間短促，意猶未盡；通過這次研討會的勝利召開，中國世界史學界對英國史的研究必將向前推進一步。我們堅信，只要全體會員矢志奉獻，盡心敬業，勤奮探索，勇于開拓，中國英國史研究就一定能在不遠的將來實現與國外同行一爭高下這一宏偉目標。
　　注釋：
　　[1] 蔣孟引：《現代英國的政治結構》，見《蔣孟引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９８頁。
　　[2] 參閱錢乘旦主編：《現代文明的起源與演進》，第一章“馬克思主義與現代化理論”，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羅榮渠著：《現代化新論》，第四章“馬克思主義與新的現代化理論的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3] 國內學術界最早提出這種觀點的，可能是已故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英國史研究會第一任會長蔣孟引先生。見《蔣孟引文集》，第４８４頁。
　　[4] 見《歷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第１５７頁。
史學月刊開封93-102K5世界史周祥森/劉波19971997作者周祥森，１９６５年生，《史學月刊》社編輯；劉波，１９６４年生，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作者：史學月刊開封93-102K5世界史周祥森/劉波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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