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一個道德國度面臨道德解體危機

簡體傳統

近來中國的媒體在討論一個在世人看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問題，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對數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這是一個不用提的問題，或者說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這個世界上，人類的很多行為和動作，出自人類的惻隱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類費理性來思考的問題，惻隱之心和本能的驅動足矣！科學家更發現，類似的惻隱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動物群體之中。很多動物群體對環境都已經發展出群體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本能。
為什么中國社會要討論這樣一個本來根本不用討論，或者不是問題的問題？原因極其簡單，是因為這個問題已經在中國社會變得如此復雜，而必須訴諸于人類理性了。這些年來，很多案件的發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許云鶴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類的本能反應相對立。媒體上充斥著很多匪夷所思的標題，例如“十九歲大學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賠7萬多元”、“老人摔破頭圍觀群眾無人扶，家屬表示理解”、“孩子路見倒地老人上前幫助，被家長嘲諷訓斥”、“解放軍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賠三千，部隊找證人討回公道”，等等。
當然，這并不是說，在中國老人倒地就沒有人扶了。我們可以相信，還是有很多人愿意扶倒地老人的。但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只能表明這個社會的道德出了大問題。“惻隱之心”是人類道德最本能的方面，連這個都被懷疑，都被摧毀了，這個社會還沒有問題嗎？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社會怎么了？
這倒是一個需要人們理性思考的問題。中國文明長達數千年不中斷。中國歷來視自己為一個道德的國度，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這么看待中國的。但是，現在為什么會演變成一個毫無道德可言的社會呢？如同一個社會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并且是復雜的原因，社會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國文明來說，人們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對商業文明負面影響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業文明面前，中國傳統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中國數千年里一直是農業文明，從來就沒有經過商業文明的洗禮。儒家道德可以說是農業文明的精神結晶，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就是“士、農、工、商”的等級社會秩序，從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其它方面的制度設計，也是為這個等級秩序服務的。在歷史上，盡管不同朝代對商業具有不同的態度，一些朝代敵視和排斥商業，而另一些則比較能夠容納和重視商業，但商人在儒家意識形態中的地位，從來就沒有變化過。商業社會對道德的負面影響甚至沖擊是必然的，但中國統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業的做法。這種政策在遏制商業發展的同時，也使得傳統文明沒有能力容納和接受商業文明。商業文明一旦來臨，傳統文明對商業文明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沒有任何免疫力。
這里，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較會看得比較清楚。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政治秩序，可以說是商業文明的產物。在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商業階層崛起在傳統帝國解體之后的廢墟上。隨著商業文明的崛起，封建價值觀很快衰落。商業文明要求對事物具有一種世俗的態度，于是宗教改革成為必要。宗教改革符合商業社會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夠容納商業精神。但同時改革之后的宗教，也為商業社會塑造了一種新的道德價值體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轉型，因此和商業文明的興起分不開。
基督教轉型得最為成功。韋伯的著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就是論述這種情況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業行為的同時，也約束著信仰者的商業行為。盡管商業行為、盈利和掙錢都被合理化，但掙錢本身僅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業行為和掙錢的最終目的，還是救瀆人本身的靈魂。另外一大宗教伊斯蘭教的轉型，并不像基督教那樣順利。在很大程度上，伊斯蘭直到現在不僅沒有有效轉型以容納商業社會，反而有更為傳統化的趨向，和商業社會和世俗行為表現為深刻的矛盾。

新道德體系還沒有建立

中國傳統道德現在受迅速崛起的商業文明的影響，傳統道德體系的解體之迅速令人吃驚。這里不得不提到當代商業文明之前的幾乎長達世紀之久的政治沖擊。從清末以來，中國傳統國家被產生于歐洲的近代國家所打敗。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把中國落后挨打的原因，歸諸于傳統道德或者文化。因此從“五四運動”到改革開放之前，儒家傳統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沖擊。
近代以來，長期的革命和戰爭也使得道德的確立成為不可能，因為革命和戰爭就是要推翻舊秩序。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人們才覺得確立新道德的需要。不過，當時中國的做法，是以意識形態替代了道德，依靠宗教化了的世俗意識形態，對干部官員和普通老百姓的行為構成制約。革命和持續的政治運動摧毀了傳統道德，而宗教化的意識形態一旦消失，社會便無道德可言。這就是中國現在面臨的狀況。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中國無能確立一個新的道德體系？在西方的道德重建過程中，除了宗教改革的作用，政治也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并且隨著世俗化的深入，政治在道德重建過程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政治的作用主要通過兩個途徑，第一是法治建設，第二是自律社會的形成。
今天，人們可以從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法意》（或者《法的精神》）中體會到，當時西方社會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何種地步。世俗化意味著人們日漸脫離宗教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律變得重要起來。從前是宗教揚善抑惡，現在法律取代了宗教的位置。而法律是通過政治過程形成的，用來調節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更為重要的是，法律并不僅僅是那些寫在紙上的條規，而是一種如孟德斯鳩所說的深入人心的“精神”。
如果法律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那么自下而上的自律社會的形成，對道德的形成和成長同樣重要。實際上，道德無非是社會成員中間自覺形成的行為規范，也同樣通過社會的壓力機制而發生作用。要形成社會自律，社會必須具有自己獨立的空間，一個不受政治干預的空間。西方社會一直強調社會力量，從早期的資本主義（在馬克思那里，“資本主義”即“市民社會”）到現代的非政府組織，都是社會力量的載體。

受保護的社會才能產生道德自律

西方道德力量的強大并不在于政府的推動，而在于社會力量的強大。實際上，在西方，一直是社會力量在推動政治和政府的道德化，而不是相反。也應當指出的是，政治在保護社會過程中的作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等方面的社會主義，或者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制度，是保護社會的制度保障。而這些制度的確立，都是通過政治過程達成的。這些社會制度的意義在于，社會成員只有在獲取了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道德概念才會得到強化，即所謂的“衣食足而知榮辱”。
西方近現代道德的發展，對中國來說應當有比照意義。作為世俗文明，歷史上宗教只在一些特殊的社會群體（即各種類型的宗教團體）中發生作用，但在中國總體道德建設過程中，歷來就沒有占據主要地位。改革開放前的政治破壞了傳統道德，改革開放后的政治又沒有盡到重建道德的作用。
首先是沒有花大力氣進行法治建設。中國盡管也一直在強調法制和法治，但法制和法治的現狀很難使人相信其有助于道德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的法制不但沒有“揚善抑惡”，卻是在實際生活中起到了“揚惡抑善”的作用。本文開頭所講的“扶起摔倒的老人受到法律懲罚”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法治沒有進展，除了日常人們討論的“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同樣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的法律領域，無論是在立法還是司法。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的社會領域是很顯然的，例如醫療、教育和房地產等等，但經常被人們忽視的是新自由主義對法律領域的影響。在很長時間里，立法的主導原則就是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勞動生產力，而社會正義和公平則被忽視。到現在，整個法律領域可以說是金錢主導一切，變相的GDP主義也在法律界盛行。例如中國的大部分律師，都想從事經濟法或者與此有關的法律活動，不想甚至回避刑法和民事，除了政治原因之外，金錢觀點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以錢為本必然導致法律界的全面腐敗。實際上，中國的司法腐敗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一個應當以保障社會正義為目標的制度體系如此腐敗，社會正義必然蕩然無存。

法律淪為權力與金錢的工具

很顯然，中國的法律面臨政治和金錢的雙重壓力。結果怎樣呢？法律只是工具，要不成為政治的工具，要不成為金錢的工具。中國只有法律的條規，而沒有“法意”，法的精神。西方意義上的“法律秩序”（law and order）在中國并不存在。當法律成為權力或者物質利益的工具時，誰來保證“善”的行為？又有誰來懲罚“惡”的行為呢？
社會空間的缺失也使得道德無處生存。在數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權盡管在理論上專制，但往往是“統而不治”。中國社會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社會底層，鄉規民約調節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各個行業也有自己的行為規則。在當今社會，這樣的傳統道德已經失去了生存的基礎，但這并不是說，新的社會道德體系就不能產生了。沒有產生，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社會沒有自治的空間。
長歷史時期的革命、戰爭和政治運動，已經把中國社會高度政治化。而確立政權之后，又沒有去政治化的過程；相反，政治因素深入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對社會進行控制和管理。社會“被控制”和“被管理”的狀況，表明社會本身缺少空間。缺少空間就決定了社會群體很難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自治制度，從而也很難形成社會成員的自覺和自律。換句話說，任何自下而上的道德找不到社會空間。如果法律要保障的是合乎人類道德觀念的秩序，那么社會道德要調節的是社會群體之間，或者社會個人之間的互動和行為模式。既然社會道德難以形成，社會群體和社會個體之間的交往，就表現為赤裸裸的物質利益或者權力行為。
道德是任何一個文明的內核，其它方方面面的制度，無論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還是社會制度，都是這個道德內核的外延。中國現在面臨傳統道德解體而新道德建立不起來的危機，這也是中國文明的危機。如果商業文明不可避免，那么就要重建一個能夠容納商業文明，但又能遏制商業文明所帶來的負面結果的新道德體系。世界歷史表明，道德的重建并非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人類主觀努力的結果。如果新道德體系不能得到確立，無論怎樣強大的經濟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國文明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