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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與周揚、夏衍等，同是30年代初左翼文藝團體“左聯”的發起創建人。初期，他們之間關系良好，1932年底卻驟起風波，到1933年下半年周揚担任“左聯”黨團書記之后，他們間的矛盾不斷爆發并惡化起來，至1936年決裂。對此，周揚等都怪罪于胡風的“挑撥離間”。事實到底如何，讓我們從“左聯”內部的矛盾發展談起。
　　　　　　“左聯”的誕生
　　1929年夏，中共有意以魯迅為領袖，以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左翼作家和魯迅周圍的一批青年作家為核心，組織一個革命文學團體，此即后來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但在1928年之前，因為“革命文學”的論題，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左翼作家曾聯合同魯迅進行激烈論爭，兩方論爭言詞極其尖銳，似乎難有妥協余地。為摸清魯迅的態度，中共江蘇省委首先派夏衍、馮乃超、李初梨（均為創造社和太陽社骨干，中共黨員）同魯迅聯絡，確認了魯迅的合作意向之后，派出同魯迅關系良好的馮雪峰出面正式邀請。據馮的回憶，魯迅當時沒有猶豫，完全同意成立這樣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于是籌建“左聯”的工作便開始。
　　魯迅的態度是真誠的。以后在籌備過程中，魯迅還提議在“聯盟”前冠以“左翼”兩字，“使之旗幟更加鮮明。”這便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全稱的來由。
　　1930年3月2日，“左聯”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正式成立了。魯迅出席了成立大會，并被推選為包括夏衍、錢杏＠①（即阿英）組成的3 人主席團成員之一。當天成立大會有馮乃超、潘漢年、鄭伯奇和魯迅4 人發言。魯迅的發言經過馮雪峰整理之后，加進了平時魯迅常講的一些內容，最后經過魯迅本人的審定，以《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為題，發表在“左聯”盟刊《萌芽》雜志上。成立大會上還通過了一個“戲聯”7人常委名單，魯迅也是其中之一。
　　現在看來，魯迅和“兩社”從論戰對手結為盟友，雖然并非表明雙方對過去的論爭有任何讓步， 但起碼表明兩者之間是有共同基礎的。1926年11月7日，那時魯迅還在廈門大學教書， 他給許廣平的信中便稱：我還有一個野心，是希望到了廣州以后，能夠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可以這么說，籌組“左聯”，實踐了魯迅聯合向舊社會進攻的愿望。
　　還有一點值得提起，這便是魯迅“甘為人梯”的一貫思想。“左聯”成立之后不久，魯迅致一友人的信中也說：“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假使后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幾年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國之心，終于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有論者認為這是魯迅加入“左聯”之后發現自己被架空而發泄不滿。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
　　誠然，“左聯”雖以魯迅為領袖，而實際權力卻掌握在歷任黨團書記手中。對此似乎一開始魯迅便清楚。自從籌建開始，似乎便形成了“除非魯迅必須親自參加不可的活動”外，其余“左聯”的活動則通過聯絡員向魯迅作匯報的規矩。在魯迅自己的日記中，記錄參加“左聯”籌備會也僅有一次，即“1930年2月16日在公咖啡店， 召開上海新文學運動底討論會”。至于“左聯”成立后，每個成員都編入小組，每10天左右開小組會，而魯迅卻未被編入小組活動。日記中記錄魯迅參加“左聯”全體活動也僅一次，即1930年5月20日左聯第二次全體大會。 魯迅在“左聯”中的領袖地位，主要是通過匯報員的匯報維系的。雖然如此，但并不排除魯迅本人的主動積極參與。如在與梁實秋的論戰中，魯迅在“左聯”刊物上發表《硬譯與文學階級性》等大量雜文；除寫文章外，魯迅還為“左聯”編輯雜志，如1930年4月創辦的《巴爾底山》， 1931年1月出版的《前哨》，以及1931年12月出版的《十字街頭》， 這些都是魯迅主編的“左聯”主要刊物；另外，魯迅還花了大量時間，為聯盟的青年作家看稿件，寫序言，推薦及協助發表和出版作品等等。魯迅雖不主張“左聯”參加游行，貼標語等這些易于暴露目標的公開活動，但對于因這些活動而犧牲的青年作家卻寄于深情。他主動參加“左聯”領導組織的這些活動，如出版《萌芽》紀念刊，抗議“左聯”5 烈士李紼森、殷夫、柔石、馮鏗及胡也頻等被害，此外還在金錢上盡可能支持“左聯”的革命活動。總之，從“左聯”成立至1932年上半年，魯迅同“左聯”的關系是和諧的。他同潘漢年、馮乃超、馮雪峰等3 位黨團書記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系，只是到了1932年底發生了《文學月刊》事件之后，魯迅同“左聯”領導層的矛盾才爆發了。
　　　　　　“文學月報”的風波
　　1932年11月，由周揚（即周起應）主編的“左聯”主要刊物《文學月報》1卷4號，刊登了蕓生的長詩《“漢奸”的供狀》，其中多行出現了辱罵、恐嚇，甚至是下流污穢的語言。其中如：穿著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膚白一點……你這漢奸——真是混賬——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做剖開的西瓜……”此長詩鞭撻的對象是胡秋原。胡氏在“文學革命”的論戰中，曾以“冰禪”的筆名，發表了《關于文學革命論》的論文，不同意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左翼作家關于“一切文學都是宣傳”，是“武器的藝術”，是“階級的武器”，認為“偉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不在于裝入了一個‘革命’的模型，盡在于體現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實際上，胡秋原是支持魯迅的。而魯迅的觀點，并非反對“革命文學”本身，所指向的恰是蕓生長詩中所使用的辱罵和恐嚇的這些創作方法及其作品。魯迅對“左聯”刊物登載蕓生的長詩深感不滿，于是便給周揚寫去了一封信，這即是那篇《恐嚇和辱罵決不是戰斗》的著名雜文，摘引如下：
　　“前天收到《文學月報》第4期， 看了一下……我對于蕓生先生的一篇詩，卻非常失望。
　　這詩一目了然，……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有可不必作的。
　　尤其不堪的是結束的辱罵。現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對話里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言愈多，就愈是無產作品似的。……至于罵一句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Q式的戰法了。
　　接著又有什么‘割西瓜’之類的恐嚇，這也是極不對的，我想無產階級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并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于戰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的能提筆判定生死的。
　　我只說戰斗的作者應該注意于‘論爭’，……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這才是戰斗的作品的本領。
　　總之，我是極希望此后的《文學月報》上，不再有那樣的作品的。”
　　魯迅是通過私人信件的方式表達自己意見的。這目的清楚表明了要內部引起警覺，并且內部解決問題。 但周揚卻很快將此信刊登發表于1932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學月報》1卷5、6 期合刊的“通訊”欄目內。過了1個多月的時間， “左聯”的另一家刊物便出現了一篇公開反駁文章，此即1933年2月3日《現代文化》1卷2期由首甲（即田漢）和云明、郭冰若、丘東平等4 人聯名的《對魯迅先生的〈恐嚇和辱罵決不是戰斗〉有言》一文。田漢等對魯迅的主要觀點逐條進行辯駁。認為：“蕓生的詩基本立場是正確的”，“魯迅為要糾正‘切西瓜’之類的‘恐嚇’時，卻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魯迅先生說‘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担筆制生死’的話，顯然是把普洛文化運動的任務估計過低，把我們詩人與斗爭實踐分離，這是極危險的右傾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說法，無形中已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了。”
　　首甲等人的文章末尾還寫到：“說來傷心，魯迅先生說的誣諂、造謠、恐嚇、辱罵截至今天，身受的怕不是胡秋原一類的人，而是一切最好的先進戰士，想必魯迅先生對此是熟悉的而不會忘記的啊”。這一段話，顯然是暗示在先前的“文學革命論爭”中，創造社和太陽社的“一切最好的先進戰士”，早已受到魯迅先生這樣的對待。
　　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魯迅對首甲等人的文章保持著沉默。到了1934年7月，又一位“左聯”青年作家廖沫沙以林默的筆名， 在大公報副刊“火炬”上發表題為《論花邊文學》一文，認為魯迅1935年6 月24日發表于《申報》副刊的一篇題為《倒提》的雜文，“有買辦意味”，從而激起了魯迅的憤慨。但他還是盡量克制情緒。過后，他在致曹靖華的信中提到此事時說：“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報》上作文，說我的短文是買辦意識，后來才知道，這文章其實是朋友作的，經許多人的質問，他答說已經寄信給我解釋，但這個信我至今沒有收到”。顯然是因為魯迅并未收到廖沫沙的信，因而感到一連串的事件并非這么簡單，這使他感到“左聯”內部的復雜性。于是1935年4月28 日魯迅給蕭軍的信突然重提了首甲等人寫的那篇文章，信中稱：那個雜志（指“文學月報”）的文章，難做得很，我生前也曾從公意做過文章，但同道人中，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糊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此信第一次指明了“左聯”內部“同道人中”處處與他作難，“我真好像見鬼”。這當然是暗示“左聯”的黨團領導層人員周揚、夏衍他們了。說明此時魯迅和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迅速惡化起來。這矛盾是由“文學月報”事件逐步發展起來的。　　　　　　　　　　　　　　　　　
　　　　　　　　（上）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屯右加鄧的右半部分
　　
　　
　　
團結報L京③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農偉雄20002000 作者：團結報L京③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農偉雄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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