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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世紀30年代胡適、鈴木大拙開創敦煌禪籍研究以來，有關禪宗研究已取得長足發展，并日益成為一門世人關注的國際顯學。1997年1月3日至1月8日，由澳門大學、澳門佛教出版委員會、《學術研究》雜志社和廣東歷史學會等單位組織的“慧能與嶺南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澳門、肇慶市和新興縣舉行。來自內地、港、澳、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50多位學者參加了討論會。會議提交論文40余篇。會議除進行多次認真討論外，與會代表還專程到新興、肇慶等地參觀了六祖慧能的遺跡。茲就本次會議所討論的主要內容作一綜述。
　　 一、慧能及其禪宗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與會者一致認為，慧能作為唐代禪宗南宗的開創者和中國佛教史上的偉大改革家，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討論集中在三個方面：
　　1.關于慧能與佛教的中國化。慧能南宗禪產生的前因可歸結為：印度本土佛教的衰落；中國仿印佛教的危機與衰落；儒道復興強盛對仿印佛教的挑戰；佛教在中國尋求繼續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慧能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有學者認為所謂中國化就思想理論說，在相當程度上是指儒學化。“六祖革命”中最根本性的“革命”就是把傳統佛教作為抽象本體的“心”變成更為具體現實的“人心”，變成一種儒學化的“心性”。并由此導致了禪宗思想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心性”之外，表現為把“佛性”“人性”化。儒學作為一種“人學”，最注重對于“人性”的探討。慧能實際上是以儒家學說中慣用的“人性”取代佛教的佛性。由慧能肇端的注重入世的中國化佛教，也是受儒家學說中注重入世傳統的影響，使中國佛教走上了把出世間與世間打成一片的入世之路。但是有學者則強調慧能禪宗中道家的影響。認為“禪”字作為翻譯名詞，其取諸《莊子·寓言》。在達摩之前，“禪”字已經具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類似印度Yoga和Dhyán以定為核心的修習方法；二是已經開始老莊化特別是莊子化的哲學范疇，禪宗思想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禪宗的禪實際上是一種力圖擺脫思維羈絆、超越相對、涵蓋相對、游行自在的意境。有學者則認為慧能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入世成佛說與中國文化中的內在超越的特征息息相關；“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識心見性，自成佛道”與中國文化中“道法自然”的傳統一脈相承；頓悟成佛說與中國文化中“隨緣任運，直觀體悟”的精神天然契合。也有學者通過對東晉以來頓悟思想發展的系統疏理，認為從支道林、竺道生到慧能，頓悟思想經歷了從析理到踐行的發揮過程，而六祖的頓悟說則把中國人自遠古以來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思維方法——實踐悟性——最徹底、最成功地加以表述和說明，因而完成了其中國化。
　　2.關于慧能南宗與北宗的關系。有學者強調南宗與北宗的最大區別不是頓與漸。神會攻擊神秀“法門是漸”，但是從敦煌發現的北宗禪文書以及有關神秀思想的記載可知，神秀與慧能的思想在許多方面是共同的。頓悟并不是慧能思想的主題。神會將慧能思想統統歸結為頓悟，是迎合聽眾急于成佛的心理而采用的宣傳手段。因而有故意曲解的成分。有學者認為慧能雖講頓悟，但考慮到人的資質不同，并不完全反對漸修。也有學者從境界思想入手比較慧能禪宗與達摩至神秀禪宗主流的差異。認為達摩至神秀的境界思想是一種舍有限（個體生命）而入無限（涅ｐáｎ＠①勝境）的境界，故包含著對眾生現實生命的否定。從致思理路言，它走的是一種離用（妄心）歸體（真心）的外在超越之路。而慧能境界思想的獨創性則表現為澄顯了一種于有限中體認無限的境界，實際上體現了對眾生現實生命的理性肯定。從致思理路言，它走的是本體即存在這樣一種即體為用于用入體的內在超越之路。還有學者從佛教懺法體系來比較六祖《壇經》中的無相懺即自性懺與同為禪宗北宗的《大乘無生方便門》中的懺悔的差異。認為這種差異亦是南北宗在理論上的分野。
　　3.關于六祖慧能及其禪宗的影響。與會者認為，慧能及其禪宗破除了已經陳腐的傳統佛教觀念和教條，使佛教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了中國佛教的特質，標志著佛教中國化的完成。也正因為這樣，在唐代會昌毀佛的大劫難中，不少印度化的宗派走向滅亡，而南禪卻獲得更大的生存發展空間和廣泛影響；慧能對心性理論的新發展是他所創立的南宗禪最有價值的部分，其精神實質是肯定人清凈自性的絕對性，從而最終建立起一個個性解放與內在超越的世界。這種重視人的本質的思想是一種人文精神的閃光，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慧能禪宗主流地位的確立促使了唐宋之際中國傳統思想的重構。從中唐到兩宋，儒學群體經歷了崇儒排佛到以儒融佛的過程，而這也正是封建社會后期統治思想逐漸確立過程。
　　 二、關于《壇經》的文本研究
　　《壇經》是慧能弟子匯編其弘法語錄而成，中國佛教著作中稱“經”的惟此一部。它是研究慧能禪宗思想最主要的依據。對《壇經》的整理和研究也一直是本世紀禪宗研究的重大課題。
　　胡適以來，“敦煌本《壇經》是神會弟子之間傳授的秘本”似成定論。但是有學者認為這個推論一方面明顯不合適抄本所述的傳授系統，另一方面有足夠證據表明9世紀初以前敦煌本已經很廣地流布。應該是神會的弟子們得到了這個原本，為確立神會的權威加寫改編了幾次變成了今天所見的敦煌本。敦煌發現的六祖《壇經》共有五個寫本，有學者指出目前已有的校錄本或重譯本尚存不少疏漏，因此，對《壇經》的整理工作還遠未結束。現代歐美地區的“禪宗熱”與對《壇經》的翻譯有關。自1930年黃茂林居士首次翻譯后，先后又有五種英譯本。有學者專文探討了各種英譯版本的特點及其流傳。印順法師在其《中國禪宗史》中曾提出《壇經》實可分為幾大部分。有學者研究《壇經》的結構認為，其起首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授無相戒的開法記錄，中間是與十大弟子等日常的傳法記錄，殿后部分則是先天二年(712)在新州的說法記錄。
　　對《壇經》的文本研究發展到今天，引進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完全必要的。不少學者為此進行了新的嘗試。有學者從語源學、修辭學、佛典文本學的角度通過對《壇經》中的神秀偈的幾個重要隱喻性概念進行了剖析，認為神秀偈義完整，形式成熟，形成較早，而慧能偈的定型則經過了門徒長期的潤色修正，較晚完成。因此，研究《壇經》必須注意不同歷史環境中宗教文學修辭和宗教術語、宗教哲學理念的微妙關系。有學者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敦煌本《壇經》中范圍副詞的使用，并與唐代不同時期有代表性典籍進行比較，試圖以此確定其形成年代。還有學者將《壇經》中的宗教術語及其所表達的宗教哲學理念與德國哲學家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比較研究。
　　 三、慧能及其禪宗與嶺南文化
　　慧能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活動在嶺南。中國中古佛教思想史上的“革命”并非完成于中原內地的某一高僧大德，而是完成于來自蠻荒邊裔之地的嶺南而且似乎并沒有太多佛教修養的慧能，嶺南隨之亦成為“革命的策源地”。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現象。因此，慧能及其禪宗的研究實際上應關系到嶺南中古時期較隱秘的那段文化史。慧能與嶺南文化作為本次討論會的中心議題，無論是資料的開掘還是理論的探討上都有一定的突破。作為禪宗研究中一個較新的研究領域，資料較系統的開掘和具體而深入的專題研究往往是十分必要的。從資料范圍來看，包括了唐宋禪宗典籍、碑刻及其他文獻、地方史志、族譜、實地調查報告。另外，口頭傳說（亦即民間傳說）作為歷史學最古老的形式往往亦能彌補文獻史料的匱乏。學者們認為，歷史人物的活動離不開具體的歷史環境，慧能成為禪宗大師與其特定的家庭背景、個人經歷以及唐初新州和嶺南特定的社會、宗教和文化環境均有密切關系。例如慧能謁五祖弘忍以前實已具有禪宗的某些重要思想，唐代初年素稱荒僻溪洞深遠的嶺南新州其實是一個擁有不少寺院、佛教較盛的地區。慧能以后，禪宗在嶺南地區的傳播和影響不斷擴大。有學者研究了唐代嶺南佛寺群的分布特點和禪宗早期在嶺南的具體傳播。韓愈與潮州禪師大顛的交往是一段有名的學術公案。有學者以一些新發現的族譜等材料探討了禪僧大顛的事跡和禪宗叢林經濟在粵東地區的發展。60年代在廣東曲江南華寺曾發現一批北宋木雕羅漢像銘文，有學者以此從一個具體方面證實了作為禪宗祖庭的南華寺在宋代嶺南僧俗的現實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清初在四川的廣東移民聚集區普遍出現的以南華宮命名的會館和六祖崇拜則凸現了六祖及其禪宗的影響對嶺南社會基層的滲透以及在社會與文化整合中所獲得的地域象征意義。在嶺南精神文化方面，嶺南的學術思想的發展、詩歌、繪畫及書法藝術等方面都反映了慧能禪宗的影響。有學者還將慧能與奠基江門心學而使明代理學發生重大轉變的陳白沙進行比較，并以此揭示古代嶺南思想文化中強調個人在精神上的自由性和思想創發性的獨特品格。
　　討論會進行中有評議、質疑和辯難，氣氛始終嚴肅而熱烈。與會者普遍認為，在禪宗研究日益成為國際顯學的今天，一方面要加強嚴謹扎實的研究，同時還要加強國際學術對話與交流，以不斷開辟新領域，拓寬新視野。
學術研究廣州86-88G0文化研究王承文19971997作者王承文，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510275)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86-88G0文化研究王承文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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