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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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五四新文化運動如果從１９１５年《新青年》創刊算起，已是八十周年；如果以１９１９年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為標志，迄今也有七十六年。四分之三世紀過去了，但這個運動似乎尚未完全成為歷史。它所開辟的思想文化現代化的事業，今天仍在全中國范圍內繼續著。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大革新，是先驅者為使中國社會適應現代世界潮流而掀起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新青年》創刊號所載《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這實際上就是思想文化革新的宣言。
　　常常有一種誤解，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運動，說它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層”或“斷裂”，甚至將它與“文革”相提并論。因此，我在這里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不得不對它與傳統文化的關系，稍稍作些考辨和分析。
　　新文化運動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清王朝，政權卻落入袁世凱手中。他一邊實行獨裁賣國政策，一邊又提倡尊孔讀經，做著登基稱帝的美夢。袁死后，代之而起的軍閥繼續倒行逆施。保皇派康有為主張奉孔教為“國教”。“辮帥”張勛則公然上演一出擁廢帝復辟的丑劇。上海竟出版《靈學叢志》，宣揚扶乩事神。綱常觀念箝制著許多人頭腦。包辦婚姻、買賣婚姻、未婚妻“殉夫”、少女抱木頭牌位“守節”的事例，全國到處可見。正是現實社會生活的這種混亂局面，促使著先驅者覺悟：
　　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凈凈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
　　中國革命是以種族思想爭來的，不是以共和思想爭來的；所以皇帝雖退位，而人人腦中的皇帝尚未退位。
　　　　　　　　　　　　　　　　　　　　 ——高一涵：《非君師主義》
　　面對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國家形勢，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吳虞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起而奔走呼號。他們以《新青年》為中心陣地，致力于新思想啟蒙，倡導“民主”以反對封建專制，倡導“科學”以反對愚昧迷信，倡導“新道德”以反對儒家的“三綱五常”，倡導“新文學”以反對當時那些陳腐仿古的文言文和舊文學。由于適應時勢并且深得民心，短短四五年內，支持新思潮的報刊達四百種以上，大有席卷全國之勢，在知識青年中造成極大的影響。
　　這就是著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２
　　辛亥之后為何一再發生帝制復辟的事件？尊君與尊孔，其聯系何以如此緊密？——現實所引發的種種思考，終于導致對孔子與儒家學說的重新評估。它構成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也就是后來胡適在《吳虞文錄》序中戲稱為“打孔家店”的活動。
　　其實，當時對孔子與儒家學說的重新評估，是相當客觀和理性的，并無多少感情用事、全盤否定的成分。《新青年》最早發表的易白沙《孔子平議》一文，就注意從歷史過程中較為平實中肯地評價儒家學說。他認為，孔子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原是“九家之一”，到漢武帝時才被定于一尊。孔子學說有其貢獻。但孔子思想之所以為歷代君王利用，是因為“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作者的結論是：各家之學，亦無須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學，只能謂為儒家一家之學，必不可稱為中國一國之學。蓋孔子與國學絕然不同，非孔學之小，實國學范圍之大也。”可見，易白沙只是去掉了孔子頭上的光環，將儒學還原為百家中的一家而已。李大釗的《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文，說得更為平和：“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創一新學說以適應今之社會，亦未可知。”又說：“故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當時批孔最為尖銳的，當推陳獨秀的《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憲法與孔教》，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但這些文章也只是指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離之因緣，論述了三綱五常不適合現代生活的道理，并未將孔子“罵倒”，更沒有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意思。
　　胡適在１９１９年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中，曾經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著名口號。他說：“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叫作：‘評判的態度’”。“對于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對于古代遺傳下來的圣賢教訓，要問：這句話至今日還是不錯嗎？”儒家學說作為中國古代農業社會中誕生的學說，自有其燭照后世的思想精華與光輝價值，卻也存在種種局限與失誤。“五四”前夕先驅者重新評價孔子和儒家學說，無非體現了這一科學理性精神而已。
　　可見像有的學者那樣，僅僅因為胡適事后夸大地尊吳虞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這句戲言，就把當時重新評價孔子和儒學的嚴肅的學術評論活動，真的當作一場“打倒孔家店”的運動，并且責備新文化運動造成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那實在是以訛傳訛，不免令人啼笑皆非的。
　　　　３
　　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沒有“全盤反傳統”或割斷中國文化傳統，反而開啟了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新階段。
　　“五四”先驅者們用現代思想重新整理、評價傳統文化，充分肯定了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部份。被視為文學革命綱領的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文，就用大量文字直接贊美了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優秀部分。他說：“國風多里巷猥辭，楚辭盛用士語方物，非不斐然可觀”；“魏晉以下之五言，抒情寫事，一變前代板滯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文學一大革命”；“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雜之習，風會所趨，乃南北朝貴族古典文學變而為宋元國民通俗文學之過渡時代”；“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這哪里有一點要整個打倒傳統文學的意味呢！魯迅早在五四時期就慨嘆“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中國小說史略·序言》）而著手這方面的整理研究；１９２０年，他就在北京大學破天荒地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程，稍后還編寫了《漢文學史綱要》等闡發中國文學精義的著作。胡適１９１９年就提出“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他撰寫的《白話文學史》和古典小說考證方面的著作，為運用新觀點整理評價具有民主性精華的傳統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李大釗、劉半農等均曾參加發起歌謠研究會，倡導對傳統的民間歌謠研究整理。周作人后來還寫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指出五四文學革命與明代公安派、竟陵派文學之間一脈相承的關系。胡適也寫了《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企圖把五四文學革命與梁啟超、黃遵憲等近代文學改革運動銜接起來。可見，在先驅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和傳統文化“中斷”或“斷裂”。事實上，那些最勇敢地主張學習西方進步文化的先驅者，同時也正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繼承者。魯迅早年就主張“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他的小說就對我國古典白話小說（如《儒林外史》）作了創造性的吸收；他小說中的深沉意境，只能是接受本民族幾千年詩歌傳統薰陶的產物；他的雜文更和“魏晉文章”的風格特色有密切關系。李大釗、周作人、郭沫若、沈雁冰、葉紹鈞、郁達夫、鄭振鐸、冰心等整整一代人，都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和文學的素養。至于新文學所體現的強烈的憂患意識，更是和屈原以來中國文人傳統的人生態度一脈相承的。“五四”以來新文學之所以富有生命力，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從未真正割斷過與傳統的聯系。所謂“五四”造成文化“斷層”或思想“危機”的說法，實在只是一知半解的推測之辭。如果真有“思想危機”的話，應該說：并不是“五四”造成了中國的“思想危機”，而恰恰是中國的“思想危機”呼喚了“五四”。我們怎么能把事情的因果關系顛倒過來呢？
　　　　４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只是文化革新而非文化“斷裂”——與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絕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場理性主義而非感情用事的運動。當時提倡民主，提倡科學，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學，都是服從于民族發展需要而作出的一種理性的選擇。所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就是要將傳統的一切放到理性的審判臺前重新檢驗，重新估價。“從來如此，便對么？”——魯迅通過狂人之口發出的呼叫，便昂揚著五四時代特有的理性主義的激情。冰心１９２０年寫過一篇問題小說，叫《一個憂郁的青年》，其中的主人公彬君曾說過一段頗有代表性的話語：
　　從前我們可以說都是小孩子，無論何事，從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問題，也都沒有問題。從去年以來，我的思想大大的變動了，也可以說是忽然覺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問題，充滿了問題。比如說：“為什么有我？”——“我為什么活著？”——“為什么念書？”——下至穿衣，吃飯，說話，做事，都發生了問題。從前的答案是：“活著為活著”，“念書為念書”，“吃飯為吃飯”，不求甚解，渾渾噩噩的過去。可以說是沒有真正的人生觀，不知道人生的意義。現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義，要創造我的人生觀，要解決一切的問題。可見，五四時期覺醒的青年們，正是最反對“盲從”，最反對“不求甚解，渾渾噩噩”；他們追求的，正是理性和科學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和“盲動”、“非理性”、“感情用事”扯在一起的。
　　當然，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并非沒有缺點或失誤。如在舊戲、漢字的評價上，某些先驅者的意見就相當偏激。在另一些具體問題上，為了矯枉，有時也不免走過了頭。但總體來看，它在歷史上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文化革新、思想解放的運動，是“人”的重新發現，個性的重新肯定，科學、民主、社會主義等新思潮在民眾中扎根的運動，是思想、道德和文學都走向現代化的運動（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張我軍都受其影響），是傳統文化經過新時代的沖刷開始調整、轉化并向現代工業文明適應的運動，也是中華民族經過與世界潮流對話，實現自我完善，重新煥發出青春活力的運動。
　　新文化運動將永遠彪炳于中華民族的史冊！
　　　　　　　　　　　　（此文為作者在中國傳統文化臺灣研習營的講演）
　　
　　
　　
魯迅研究月刊京004-006J1文藝理論嚴家炎19951995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004-006J1文藝理論嚴家炎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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