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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B26　文獻標識碼：F　文章編號：1002—8862(1999) 04—0036—39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基本口號、思想主潮是什么？
　　這三個問題牽涉到對“五四精神”的基本把握和歷史評價，在今天我們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80周年之際，不可不辨析清楚。
　　長期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海內外廣泛流行一種說法，就是把“打倒孔家店”說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口號，把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主義”，說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主潮。不管是五四運動的否定者，還是五四傳統的維護者，雙方都持這種看法，都以這個事實的判定為前提。
　　實際上，這種說法是后人附加的歪曲表象，我們有必要根據歷史文獻，拂去蒙在五四運動上的歷史灰塵，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一、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精神領袖
　　究竟誰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和代表人物？有的僅僅突出陳獨秀一個人，稱之為“五四運動總司令”；有的突出陳獨秀、胡適兩個人，這兩個人早期都帶點激進主義色彩，這種提法本身也有失片面；作為當事人，陳獨秀、胡適都曾提出，蔡元培和他們二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應負主要責任，這里把蔡元培加進來，并且排在第一位，無疑是正確的，而把李大釗、魯迅排除在外卻未必妥當。
　　準確地判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精神領袖是誰的問題，是直接關系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實質的準確把握問題。
　　作為一場自發興起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變革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嚴格的組織系統和領導集團。如果我們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人物排排隊的話。那么應當說，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一個復數構成的領袖集團，排在最前面的主要精神領袖和主要代表人物，無過于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這五個人。這五個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帶頭作用、獨特地位，并且在某一方面具有特別突出的代表性、典型性。
　　蔡元培——他是首倡北京大學教育改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并使二者熔為一爐、組織起中國文化新軍的第一人。北大教改與《新青年》思想解放運動，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大支點。
　　陳獨秀——他是創辦和主持《新青年》雜志，最先舉起科學民主旗幟，首倡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人。
　　胡適——他是首倡文學改革，引出白話文運動，并倡導用西方近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第一人。
　　李大釗——他是從1918年起最早在中國自覺傳播馬克思主義，首倡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觀和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第一人。
　　魯迅——他是首倡以白話小說的形式，帶頭向吃人的封建禮教徹底宣戰，并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的第一人。
　　正是這五個人，組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集團。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口號與思想主潮，應當到這五個人這里來尋找，而不能由別的什么人來代表。
　　　　　　二、“打倒孔家店”并非五四運動口號
　　實際上，遍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所有歷史文獻，也沒有“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五四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誰也沒有提出過這個口號。
　　把“打倒孔家店”、完全否定孔子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綱領性口號、主要文化主張、主要思潮走向，完全是以訛傳訛、后人附加的歷史曲解。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文獻，最主要的首推《新青年》雜志，與此相關的還有《新潮》、《現代評論》等幾家刊物。可是，遍查當時的所有報刊、雜志、書籍、出版物，都找不到“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各種代表人物來看，無論是以上提到的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還是略遜一籌的劉半農、周作人、易白沙、吳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進、最極端的錢玄同，都沒有提出過“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當然，“打倒孔家店”這個提法也不是完全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的，可以說是事出有因，這就是胡適在1921年6月16 日所作的《〈吳虞文錄〉序》中，有“打孔家店”這個提法：“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
　　“只手打孔家店”這個提法，經過30、40年代陳伯達等人加工改造，變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開始被曲解夸大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綱領性口號。
　　1936年9月，陳伯達首次提出“打倒孔家店”這個提法， 并把它作為五四時代口號。他建議成立“中國新啟蒙學會”，“這個組織的基本綱領”，是“接受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號召”，為此需要同“五四時代一批思想界的人物：如‘打倒孔家店’……”的一切老戰士合作。1942年10月，又把當年胡適的提法做了微妙改造，把吳虞稱之為“一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民”。（《哲學的國防動員》，《讀書生活》雜志，第4卷第9期；《關于“孝”》，《中國文化》雜志第2卷第2期。）
　　在此之后，還有一些很有造詣也很有影響的著名學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打倒孔家店”這個提法，來描述五四運動某一方面。如：范文瀾在1940年10月有類似提法：“五四運動‘名將’之一的吳虞先生，曾被稱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中國文化》雜志，第2卷第2期。）賀麟在1941年8 月也采用了類似提法：“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號召的胡適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戰略，據他英文本《先秦名學史》的宣言，約有兩要點……”，“它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表面上看，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個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功績與重要性，乃遠遠超過前一時期曾國藩、張之洞等人的儒家思想的提倡。”（《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思想與時代》雜志，第1期。）
　　細致分析起來，從胡適的原來提法，到陳伯達的后來概括，至少發生了五點微妙變化：
　　一是從一句幽默戲言，變成了理論口號；二是從胡適對吳虞的介紹，變成了胡適本人的主張；三是從五四后期的個別提法，變成五四時代的主要口號；四是從胡適個人的一個說法，變成了整個五四運動的理論綱領；五是從“打孔家店”，變成了“打倒孔家店”。
　　“打”在這里主要是進攻、挑戰之意，而“打倒”則是徹底推翻、完全否定之意，二者之間雖是一字之差，卻有質與量上的微妙差異，程度上大為不同，不可混淆。
　　　　　　三、激進主義只是五四支流，多元文化的綜合創新才是五四精神主潮
　　科學地、準確地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思想旗幟是科學民主、綜合創新，主要鋒芒所向是徹底反對封建專制、吃人禮教；而全盤否定孔子、中國傳統文化，只是個別人物的個別言論，因而只能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支流。
　　根據歷史文獻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主張徹底否定孔子的，主要是吳虞、錢玄同二人；主張進而徹底否定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是錢玄同、毛子水二人。他們既不是五四時期思想家的多數，也不是五四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因而根本代表不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主流。他們的極端化、片面化主張，大都當即受到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李大釗等五四運動主要領袖人物的糾正。
　　吳虞不愧為五四時期反對封建禮教的一位急先鋒，態度特別堅決，旗幟特別鮮明。不過，他向著真理方向多邁出了一步，提出了一些極端的觀點，認為既然孔子是中國封建禮教的理論源頭，那就應該徹底否定孔子。他針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前后的尊孔逆流，對孔子采取了大不敬的態度，甚至稱之為“盜丘”、“國愿”、“孔二先生”：“故余謂盜丘之為害在一時，盜丘之遺禍及萬世；鄉愿之誤事反一隅，國愿之流毒遍天下。”“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不成功，真是殘酷極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地》，《新青年》， 第五卷第6號，1917—02—01；《吃人與禮教》，《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11—01）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則贊同吳虞對吃人禮教的徹底批判，卻不贊同吳虞對孔子的簡單否定。他們大都提出了不同于吳虞的孔子觀，要求更全面、更歷史地看待孔子其人及其儒學。
　　錢玄同全盤否定孔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極端化、激進化主張，曾受到陳獨秀等人的批評糾正。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 卷第4號，刊出了錢玄同致陳獨秀的一封信，題為《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他支持陳獨秀、胡適首倡的文學革命論主潮，然而提出了“推翻孔學，改革倫理，廢棄漢文”的過頭主張。他在信中說：“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1919年1月15日刊出的《新青年》第6卷第1號上， 陳獨秀以雜志發起人與主持人的地位，發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鄭重地表明《新青年》雜志編輯部的多數同人并不贊成錢玄同那些全盤否定中國文字、中國文化的極端化主張，認為那是“用石條壓駝背”的走極端作法”。
　　另一位極端激進地主張簡單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是毛子水，他是一位影響甚微的北大學生，而且他的主張剛一出來，就受到胡適等人的批評指正。1919年5月，毛子水在北大學生主辦的《新潮》雜志第1期上，發表了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國故和科學精神》一文。他說：“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中國的學術史，就重要的方面講起來，不要說比不上歐洲近世的學術史，還比不上希臘羅馬的。講數學名學等歷史的人，必定首先講到希臘諸學者；講民法的人，亦必研究羅馬法。這樣的例，在我們的學術史里面，實在尋不出來。還有一層，因為我們中國民族從前沒有什么重要的事業，對于世界的文明，沒有重大的貢獻，所以我們的歷史，亦就不見得有什么重要。有這些緣故，所以國故在今日世界學術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現在我們中國人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吸收歐洲現代確有價值的學術，一來醫治我們學術思想上的痛疚，二來造成一個能夠和歐化‘并駕齊驅’的‘國新’。倘若要研究國故，亦必須具有‘科學的精神’的人，才能和上等醫生解剖尸體一樣，得了病理學上的好材料。不然，非特沒有益處，自己恐怕還要受著傳染病而死。”
　　1919年8月16日，胡適發表了公開信《論國故學——答毛子水》。他一方面肯定了“用科學精神研究國故”的提法，另一方面對于毛子水的過于偏激之處，也因勢利導地做了委婉糾正：“但是你的主張，也有一點太偏了的地方。如說：‘我們把國故整理起來，世界的學術界亦許得著一點益處，不過一定是沒有多大的。……世界所有的學術，比國故更有用的有許多，比國故更要緊的亦有許多。’我以為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這個狹義的功利觀念。”而后，在1919 年底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胡適又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 對毛子水的偏頗之見作出進一步糾正。他認為，所謂“國故”，就是“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因而“國故”里面既包含“國粹”，也包含“國渣”。所謂“用科學精神整理國故”，就是“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對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做一番整理的工夫”，以便區分出“國粹”與“國渣”。
　　在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激進主義的思想一翼時，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四點科學結論：
　　1、吳虞、錢玄同、毛子水代表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一翼，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全盤否定孔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激之見。不過，他們的思想不是簡單劃一的，存在一定復雜性與矛盾性。其中吳虞主要是反對封建禮教連及孔子，未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錢玄同固然發表過“推翻孔學、廢除漢文”的偏激主張，但他在《新青年》第3卷第4號《致獨秀先生書》中，也曾充分肯定周秦諸子是可以和希臘諸賢、釋伽牟尼并立的“圣賢”，孔子是“過去時代極有價值之人”；毛子水發表了許多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激之見，但也率先提出了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的主張。
　　2、當時的大多數思想家、《新青年》編輯部大多數成員， 都是不贊成上述觀點的，并且對他們的偏激之見作出了批評，有白紙黑字為證。
　　3、吳虞、錢玄同、毛子水，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次要人物，他們的文化主張不能稱之為五四精神主潮。
　　4、真正能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主流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 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他們之間的文化觀也有重大差異，但沒有一個人提出過全盤否定孔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極端偏激主張。
哲學動態京36～39K4中國現代史王東19991999王東，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100871 作者：哲學動態京36～39K4中國現代史王東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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