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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人口問題，是孫中山關心的問題之一，并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關于他的人口思想，卻少有人述論。因此，本文擬就這一問題，試作一些探討。
　　 一、憂慮中國“生齒日繁”，人口過剩
　　在中國人口思想史上，雖產生過各種各樣的思想，但主張減少人口或增加人口始終是議題之一。孫中山在人口問題上，也同樣離不開這個問題。早在甲午戰爭前，他在《上李鴻章書》中，已經提出中國有“人滿之患”。他說：“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眾，何以安此。”“由斯而往，其勢必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安能無憂。”［①］辛亥革命后，他一再提到人口過剩問題，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他在《在上海與〈民立報〉記者的談話》中，就明確地說：“生齒之繁，至吾國而極矣。”“即興礦務，尚有工不應人之虞，農產無可加辟，早有食不應工之患。”［②］在《建國方略》中他又說：“我國人口四萬萬，除老少而外，能工作者，不過二萬萬人，然因工業不發達，雖能工作亦無工可作，流為游手好閑，而寄食于人者，或一半之；如是有工可作者，不過一萬萬人耳。此一萬萬人之中，又不盡作生利之工，而半為消耗之業，其為生產事業者，實不過五千萬人而已。”“此國之所以貧，尚過于韓愈所云：‘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窮且盜也’。”［③］直到２０年代初，他在講演中，仍然不斷提到這個問題。例如，他在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９日《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中說：“吾黨以華僑為多，試問何以有華僑？則因內地生活不足，乃謀生活于海外。就香港出口計之，前二十年每年往南洋者，多至四五十萬人。現在必有加無減。”［④］
　　由上可見，在孫中山的人口思想中，憂慮中國“生齒日繁”，人口過剩，是一貫的。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一向認為中國人口過多，有“人滿之患”的孫中山，到了后來卻突然提出中國的人口不但增加得太慢，而且迅速減少，發展下去有亡國滅種的危險。１９２４年他在廣州講演《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時說：“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來比較一比較。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日本也增加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用各國人口的增加數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得毛骨聳然！”“到了一百年以后，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并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要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并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⑤］
　　一方面認為中國有“人滿之患”，一方面又覺得中國的人口增長得緩慢，更害怕人口的減少，這顯然是十分矛盾的。孫中山在人口思想上所以出現這種矛盾現象，首先與中國缺乏對人口的精確統計，使他輕信某些外國人關于中國人口減少的所謂調查有關。這一情況，孫中山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的演說》中曾有所說明。［⑥］
　　其次，則是孫中山所說的列強人口的迅速增加并非一個國家里的人口自然繁殖，而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現象。即美國人口的迅速增加，主要是歐洲移民的大量流入，其他列強人口的快速增長，則是由于它們實行殖民政策，占領了大量的殖民地的結果。因此，孫中山在這次講演中，一反過去一貫認為中國存在著過多人口的看法，并非是在嚴格科學論證基礎上得出的結論，它既未成為孫中山人口思想中的主體思想，也未成為孫中山制定人口政策的根據。
　　再次，孫中山在這次講演中認為中國人口增長太慢，憂慮人口銳減，將來被人口成倍增長的列強挾其優勢的人口所吞并、滅亡，是從長遠的未來所作的推論，這并不能改變當時中國社會實際上存在著人口相對過剩的事實。因此應該說，憂慮中國“生齒日繁”，人口過剩，是孫中山在人口問題上的基本思想。
　　 二、中國“人滿之患”的根源是封建主義的腐朽統治和帝國主義的
　　 侵略
　　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把貧困、饑饉和農民起義，歸咎于“人滿之患”，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不過，當甲午戰后，孫中山放棄對清廷的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后，就放棄了這種觀點。他在１８９５年２月發布的《香港興中會章程》中說：“堂堂華國，不齒于列強；濟濟衣冠，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為雄，無敵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括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哉！方今強鄰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嗚呼危哉！”［⑦］這里，孫中山已不再把人民遭受的種種苦難，歸咎于“人滿之患”，而是歸結為清廷的腐朽統治了。同時，“四百兆蒼生之眾”已不是作為“人滿之患”，而是作為可以“發奮為雄，無敵于天下”的寶貴的人力資源。其后，孫中山在其他論著中，還一再強調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是建設獨立富強國家的有利條件。他在１８９７年發表的《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一文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中國人民所遭受的饑荒、水患、疫病、生命財產的毫無保障這四種巨大的長久苦難的原因，“既不可指責是由于人口過多，也不可說成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任何糧食恐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統治者“無限榨取人民的結果。”“不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一個賢良的政府”，要“實現任何改進就完全不可能的。”［⑧］在這以后，隨著認識的加深，孫中山除了繼續指出清廷極端腐敗的統治，是造成中國人民種種苦難和嚴重的人口問題的根源之外，還正確地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同樣是使中國是現在“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最低地位”的根源。［⑨］他列舉了帝國主義用不平等條約所攫取的種種特權，并估計，由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中國每年要損失１２億元。他說：“今日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于國亡種滅而后已。”［⑩］他認為挽救的根本辦法，就是實行革命，收回國家的主權。他在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致全國學農工商通電》中說：“農民生活，五十年來日見痛苦，蠶絲之出產，日受外人之操縱，非收回我國之主權，農民之生活愈趨愈苦，城市無容身之地，鄉村無養身之地。中國不革命，農民方面實無（發財）機會。”“工人失業日多，實業不發展，不但不做工不得食，且無機會做工。中國實業之發展，須待革命之成功。工人當參加革命，以促革命成功。”“商務日見零落，外貨日漸充斥，此非一時之現象，乃永久之現象。革命不成功，則此現象長此不滅。”［①①］
　　由上可見，孫中山的人口思想，是和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聯系在一起的。隨著歷史的演進和他的革命實踐的發展，孫中山日益深刻地領會到，要克服民族危機，改變國家的衰弱和由于人民的貧困所帶來的嚴重人口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挖掉使中國存在“人滿為患”的根子。
　　 三、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所謂“黃禍”的批評
　　孫中山雖然認為中國有“人滿之患”，但他認為只要能發展生產，就能變過剩的人口成為創造財富的巨大力量。他的人口思想是積極的、樂觀的，對當時在中國頗為流行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采取批評態度的。早在１９１２年，他應中國社會黨邀請所作的一次講演中，就最早在中國樹起了批評馬爾薩斯的旗幟。他說：“英格物家馬耳國（今譯馬爾薩斯）者，著有人類物產統計表一書，其主腦謂物產之產額，有一定之限制，而人類之蕃息，為級數之增加，據二十五年一倍之說，推之將來，必有人多地少之患，生眾食寡，天降疫癘，國際戰爭，皆所以減少人口之眾，防止繁生之害，而合于世界演進之原理，于是乎國家殖民政策，緣此發生，弱肉強食，劣敗優勝，死于刀兵者，固屬甚多，其受強族之蹂躪，淪落而至于種族滅絕者，又比比皆是也。”［①②］后來，他在１９２４年的民族主義講演中，更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斥之為一種亡國滅種的學說。他提出告誡說，以往“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并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太少。”但是，假如中國也照馬爾薩斯的主張去做，減少了人口，在將來就會有“亡國”、“滅種”的危險。［①③］
　　對于馬爾薩斯所提出的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孫中山也是不贊成的。他早在《上李鴻章書》中，就指出只要重視農學，講究科學種田，“則能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為數畝之田，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為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①④］后來，孫中山在他的許多論著中，一再強調只要運用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使用農業機械進行生產，就可以做到“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盡。”［①⑤］因此，人口雖有所增加，亦不會有饑饉之虞。馬爾薩斯把人民的貧困、失業等問題歸咎于人口的增長超過食物增長這個所謂自然規律的作用，孫中山則認為人口的過剩、貧困、失業和社會動亂，只是因為政治腐敗，生產方法不良，只要改革政治，應用農業科學技術，使用農業機械，就可以解決人口過剩問題。所以，盡管孫中山也認為有“人滿之患”，但他的人口思想和馬爾薩斯的人口思想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孫中山的人口思想中，還有值得重視的是他對所謂“黃禍”的批判。帝國主義借口中國人口眾多，有豐富的資源，污蔑中國如果發展強大起來，就會對全世界產生威脅，成為西方的“黃禍”，因此要盡可能地壓抑阻礙中國人。對于這種謬論，孫中山在１９０４年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進行了有力的批駁。他指出，這種說法首先是不道德的，因為“一國是否應該希望另一國衰亡”？這顯然是不道德的。其次，“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如果中國人能夠自立，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再次，“從經濟觀點來看，中國的覺醒以及開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對中國人、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好處。全國即可開放對外貿易，鐵路即可逐步修建，天然資源即可開發，人民即可日漸富裕，他們的生活水準即可逐步提高，對外國貨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國際商務即可較現在增加百倍，能說這是災禍么？”他告誡那些借口“黃禍”，頑固地推行侵略中國政策的人，“是潛伏著危險與災難的。”［①⑥］孫中山這些論述，不僅在當時駁斥了所謂“黃禍”的謬論，而且在今天看來，仍然不失為具有一定現實意義的思想。
　　 四、解決“人滿之患”的途徑
　　孫中山對于解決中國社會人口相對過剩的途徑和具體辦法，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他自己認識的發展，而側重有所不同的。他在《上李鴻章書》中，認為“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①⑦］因此，他把解決“人滿之患”的重點，放在講求農政，使用新法上。他提出了機械、肥料、種子、除害、水利、運輸、防災等一整套的農政方針。辛亥革命后，他則把解決民貧國弱和“人滿之患”的問題，重點放在對外開放，吸收外資，發展實業上。還在武昌起義后不久，他就提出了這一問題。他說：“共和成立之后，當將中國內地全行開放，對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國興辦實業，當視本國利益為本位。”“中國人民號稱四百兆，物產豐富甲于全球，外資輸入自如水之就壑，吾等當首先利用，以振興其工商業；俟信用大著后，則投資更為穩固，外資更當能大集于中國。”［①⑧］
　　孫中山對外開放，吸收外資，發展實業的方針政策，是建立在對國情認識的基礎上的。他認為，中國地大物博，有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有輝煌的過去，人民的聰明才智自古無匹。近代之所以落后，原因之一是封閉保守，沒有積極接受近代文明。他認為“排外與畏懼，兩端皆非。”［①⑨］正確的國策，應該是對外開放而又維護主權。由于他對于在建立民主共和以后，即行對外開放，吸收外資，發展實業，早已胸有成竹，所以一當他從臨時大總統解職，就將主要精力轉移到發展實業上來。他認為隨著實業的發展，人口過剩問題亦可隨之而解決，而“要想發達實業，非用開放主義不可。”“何以名為開放政策？就是讓外國人到中國辦理工商等事。”“凡是我們中國應辦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采來就用，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②⑩］
　　他批評怕借外債的思想，指出“借外債營不事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則有利。美洲之發達，南美、阿金灘（引者按：指阿根廷）、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進為純利。”一個國家“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②①］他說，民主政府的借外債、用外資，與清朝政府完全不同。“滿清借債之弊竇，第一則喪失主權，第二浪用無度，第三必須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微。埃及所以借外資而亡國者，失主權故也。美國初獨立時亦借外債，而美國之能興者，則不失主權故也。”［②②］
　　在興辦實業方面，孫中山把主要精力放在吸收外資發展鐵路事業上。他說：“實業范圍甚廣，農工商礦，繁而待舉者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然負之而可舉者，其作始為資本，助之而必行者，其歸結為交通。”而“計劃交通，當先以鐵道為重要。建設鐵道，應先以干路為重要。謀議干路，尤當以溝通極不發達之干路為重要。”［②③］因此，他“潛心規劃鐵路大計，將使中國全境四通八達。”并說“一俟各路告成，則貨物流通，苦樂可均，而饑饉之災亦可免矣。”［②④］孫中山的全國鐵路計劃，既是他發展實業的設想，也是他試圖解決人口問題的途徑。
　　除了采取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發展實業，作為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根本途徑之外，移民墾荒，也是孫中山認為解決人口問題的好辦法。他認為移民實邊，不僅有利于改變中國人口地域分布方面的不平衡，也是開辟富源的有效方法，同時可以安置散兵游勇，解決裁兵問題。為此，他在《實業計劃》中將建設“北方大港”和建設“西北鐵路系統”，聯為一體規劃。關于北方大港，他說：“此地（引者按：指北方大港）西南為直隸、山西兩省與夫黃河流域，人口之眾約一萬萬，西北為熱河區域及游牧之原，土曠人稀，急待開發。夫以直隸生齒之繁，山西礦源之富，必賴此港為其唯一輸出之途。倘將來多倫爾諾、庫倫間鐵路完成，以與西伯利亞鐵路聯絡，則中央西伯利亞一帶皆視此為最近之海港。”“若乎沿海、沿江各地稠聚人民，必需移實蒙古、天山一帶從事墾殖者，此港實為最近之門戶，且以由此行旅為最廉矣。”關于西北鐵路系統，他制定從北方大港起，建筑四條路線把整個蒙古和新疆聯結起來的計劃。西北鐵路系統建成之后，“稠密省區無業之游民，可資以開發此等富足之地。此不僅有利于中國，且有利世界商業于無窮也。”又說：“移民實為今日急需中的至大者。夫中國現實應裁之兵，數過百萬，生齒之繁，需地以養。殖民政策于斯兩者，固最善之解決方法也。”
　　對于移民實邊的具體政策，孫中山主張給予信用貸款加以支持，并規定“一區之移民為數已足，應授以自治之權。”［②⑤］
　　孫中山的移民思想，是繼承了我國歷史上傳統的移民實邊思想，結合當時社會經濟和自然條件提出的。雖然隨著《實業計劃》的落空，移民計劃也就無法實現。但是，當時他所提出的這一移民計劃亦不失是一個宏偉的設想，在今天也還有借鑒參考的價值。
　　中國人口思想的歷史，源遠流長，二千多年來，在人口問題上，曾出現過許多頗有見識的思想家，留下了不少關于人口問題甚有價值的思想。孫中山雖沒有關于人口問題的專著，可是在他的全集中，關于中國人口問題的議論，卻占有一定的比重。我們翻閱了他的全集，覺得憂慮中國“生齒日繁”，人口過剩，確為他關于人口問題的主要思想。應該說，孫中山關于人口的這種思想，是當時社會存在的真實反映。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孫中山所說的人口過剩，是指人口的相對過剩。他不是把眾多的人口作為包袱來看待，而是把它看成為建設國家的偉大人力資源；他正確地找到了國家貧弱和人口問題的根源。他把人口問題的解決和政治、經濟制度聯系起來，把人口問題與國家建設、國強民富聯系起來，這些都是他的人口思想光輝和深刻之處。在孫中山的人口思想中沒有提出節育和限制人口的問題，這是因為他認為只要解決了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根據中國的自然條件，不僅不會再有人口過剩問題，相反地還可養活更多的人口。孫中山也沒有明確地使用人口素質這個概念，但不能說在他的人口思想中沒有關于人口素質的內容，他的著述中關于恢復民族精神，提高人們的愛國思想、國家思想，以及作為一個國民應努力學習，不斷提高道德水平、科學文化知識的論述，實際上都屬于人口素質方面的內容。總之，孫中山的人口思想，是我國人口思想中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繼承。
　　注釋：
　　① ⑦ ⑧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⑦ ①⑧ ②②《孫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１７、２１、８８、１１、３２７、２５４、１１、５６０、５６８頁。
　　② ①②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③ ②④《孫中山全集》第２卷，第３８４、５１３、４９４、５３２、３２２、３８３、３８５頁。
　　③ ②⑤同上，第６卷，第２２６、２５５頁。
　　④同上，第８卷，第５０４頁。
　　⑤ ⑨ ⑩ ①③同上，第９卷，第１９４、１８８、２０８、１９６頁。
　　⑥同上，第１１卷，第３３５頁。
　　①①同上，第１０卷，第５９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責任編輯：郭林
　　
　　
　　
學術研究廣州17-21K3中國近代史胡繩武/戴鞍鋼19971997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17-21K3中國近代史胡繩武/戴鞍鋼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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