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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編號：0257-5876(2007)01-00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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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書，是將各種古籍中的文獻資料依據內容分門別類加以輯錄或雜抄，編次排目以供人們檢索、查閱的一種工具書。“凡薈萃成言，裒次故實，兼收眾籍，不主一家，而區以部類，條分件系，利尋檢，資采掇，以待應時取給者，皆是也”①。這樣看來，在體例上區分部類、臚列文獻，在內容上兼綜眾說、博攬雜取，是類書的基本特點。類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爾雅》和《呂氏春秋》，前者取其分類標目的編排體例，后者取其博采眾家的文獻來源。而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類書，則是魏文帝曹丕令諸儒按照“撰集經傳，隨類相從”②的原則編纂而成的《皇覽》。此后，類書的編纂在歷朝歷代都很盛行，據統計，從《皇覽》到最后一部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其間一千五百余年，歷代史志書目和官私書目所著錄的類書即多達 1035種③，其中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苑英華》、《永樂大典》等，都是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大型類書。
　　類書常被人比作“百科全書”，如胡道靜就認為類書“兼‘百科全書’與‘資料匯編’兩者而有之”④。這與它們都具有檢索查閱的功能和分類編排的體例有關，但如做認真區別，二者性質仍有不同。首先，在文獻處理上，類書是“述而不作”，只編排文獻，不闡述觀點⑤，而百科全書則按照學科區分條目，著述而成。其次，在編纂目的上，類書主要是為保存文獻史料，因此刻意求“全”求“備”——如宋代類書《玉海》就被譽為“所引自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無不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諸實錄、國史、日歷，尤多后來史志所未詳”⑥。而百科全書最初是以狄德羅為首的“百科全書學派”為了教育目的而編寫的，因此更強調已有知識的更新，側重“新”、“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類書的功用是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的。事實上，后來的類書在啟蒙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像《初學記》、《兔園策府》之類的類書，本身就是有名的童蒙教材；同時，如果考慮到類書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影響，它的意義就更應該給予重新的評價。
　　類書按照所錄文獻內容可分為類事、類文和事文兼備幾種。唐以前，基本上是類事類書，及至隋唐開科取士，內容多以詩賦策問為主，受此影響，于是《藝文類聚》這樣事文兼備的類書開始出現。有宋以降，伴隨著考試制度的日益規范和競爭的日益殘酷，面對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應試者常常望洋興嘆。當“整個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被‘考試’這種所謂的智力較量所控制”時⑦，對應試用書的需求和應試技巧的研究也日漸高漲，在此過程中，類文類書開始出現并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類書的功能也開始發生了變化。
　　導致類書功能演變的還不僅僅是科舉考試。詩賦辭文，最初是少有世俗功利性的，所謂“感物”、“緣情”是也。至少在鐘嶸的時代，人們還堅守著大千世界，人生百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這樣的詩歌理想⑧。但是，大約自唐代始，情況慢慢發生了變化，寫詩不再是一種只為尋求個體感情宣泄的行為了，它漸漸具有了社會交際和往來應酬的意義，以詩作為交際應酬手段的場合越來越多，外交獻酬、宴會制作、朋友贈答、詩社唱和甚至青樓尋歡，無不需要它來溝通助興，營造氣氛。詩成為了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⑨。正如林語堂所言：“如謂中國詩之滲入人生機構較西洋為深，宜若非為過譽，亦不容視為供人娛悅的瑣屑物，這在西方社會是普通的。”⑩錢鐘書也曾指出：“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里，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吊喪，迎來送往，都用得著。”“就是一位大詩人也未必有那許多真實的情感和新鮮的思想來滿足‘應制’、‘應教’、‘應酬’、‘應景’的需要”(11)。
　　類書功能的變化，主要就是在這樣兩個背景下悄然發生的(12)。無論是科舉還是交際，類書都是人們以簡馭繁、舉重若輕的必備之物。對于前者，除了匯集時文范本的程墨、房稿、行卷和《唐宋八大家文鈔》、《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類的古文選本外，類書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覷。所謂“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13)，急功近利的時代孕育了投機取巧的心態。對于后者，大量匯聚在一起的前人詩句由于“朝夕諷詠”已成爛熟之語，它們不僅可救燃眉之急，而且還能暫時澆灌枯竭的文思。在唐代，為舉子場屋之用和為文人應酬之用的類書就已開始盛行，白居易《白氏六帖》、虞世南《北堂書鈔》以及官修的《藝文類聚》、《初學記》即被稱為“唐代四大類書”。宋代的官修和私修類書在數量上更是突飛猛進，多達七十余部，其中《文苑英華》、《玉海》、《類要》等均為當時有名的類文類書。所以袁枚在《隨園詩話》里將“書”比作“戶牖”，“經”比作“廳堂”，正史比作“正寢”，雜史比作“東西兩廂”，諸子百家比作“書舍花園”，而類書呢——“類書如櫥柜”(14)，饑餓時不妨收羅一番，聊以果腹。雖是調侃之語，卻也頗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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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獻匯編漸漸變成寫作的范本與摹本，類書功能的演變，始于唐，至宋基本完成，到明清則已成俗例(15)。這一變化，對中國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隨園詩話》里，袁枚還調侃說：“今類書、字匯，無所不備；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16)類書成了文人學士搖筆弄文不可須臾或離的東西。在類書里獵取辭藻、借用典故、采擷成句，暗中模仿甚至公開偷竊，早已成為盡人皆知的秘密。在這樣的價值取向之下，一方面，原本應該通過個人化的閱讀與思考來完成的創作習進過程，就被簡單直接的摹仿與因襲所替代；另一方面，在類書的流布過程中，社會和群體會自動選擇那些最具效能、最受歡迎的本子，這使得寫作的范本和摹本變得愈來愈狹窄。可以想見，當文學言說變成了一個在狹隘的語言圈子里擇詞選句的乏味游戲時，伴隨著言說者主體性的漸漸銷蝕，詩歌在典故、字法、句法、命意、取象等方面與前人的重復與雷同現象自然會日益凸顯。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類書加劇了文學的孳生現象，對中國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筆者認為，對于文學研究來說，這一轉向背后的意義和價值還遠遠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有兩個問題是過去類書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到的，它們是：一、與中國古典詩歌有著“剪不斷，理還亂”之關系的類書，如何在新的視野下——比如當代西方互文性理論的視野下——給予重新觀照？二、類書的研究價值，除體現在文獻學、思想史等方面外(17)，還能否在文學批評學的意義上做進一步的思考？這些問題，正是本文所要繼續探討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譯為“文本間性”，是 20世紀后期西方文論從結構向后結構（解構）過渡時催生出的重要理論概念。盡管此術語是由克里斯蒂娃在《詞、對話、小說》(1966)中最先提出的，但它的產生先是受到巴赫金的影響，后又經過羅蘭·巴特、里法特爾、熱奈特、J.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闡釋與補充，已經成為一個包含多重意旨的概念：一、從文學生產的角度看，意義的生成來自文本的自我指涉，文本成了生產力。克里斯蒂娃說：“任何文本都仿佛是某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18)先在的文本是詩人無法規避的，沒有誰可以宣稱自己與他者無關。刻意模仿甚至剽竊的詩作自不必說，就是有些連詩人自己都自信為獨創的詩句，也常常會在漫長的詩歌歷史與龐大的話語網絡中現出其與前人詩句千絲萬縷的聯系。二、從文本構成的角度看，文本就是異質之文的共存兼容與錯綜相交。這就是人們常常使用拼湊、借用、剽竊、掉書袋、人言己用、旁征博引這類生動的說法解釋互文性的原因。布洛克曼指出，一個新的本文就是語言進行再分配的場所，“是用過去語言所完成的‘新織體’”(19)。羅蘭·巴特也將文本視作“編織物”，認為：“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多少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20)他們所描述的，正是作為“織物”的文本所具有的“文中有文”的內部構成特質。三、從文本關聯的角度看，文學歷史中的文本彼此勾連，組成形形色色的鏈鎖或網絡，顯示出強烈的關聯性。這就像米勒《作為寄主的批評家》所描述的那樣，文本中總是“隱居著一條寄生性存在的長長的連鎖——先前文本的摹仿、借喻、來客、幽靈”(21)；或者如福柯在《知識考古學》里所言：“在書的題目，開頭和最后一個句號之外，在書的內部輪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書還被置于一個參照其他書籍、其他本文和其他句子的系統中，成為網絡中的結。”(22)任何文本都不可能作為單獨的個體而存在，它存在于自己與他文本的關系之中。四、從讀者接受的角度看，閱讀的過程表現為對他文本記憶的重現。在互文閱讀中，他文本總會作為理解的基礎和參考從讀者的記憶深處浮現出來，為閱讀活動搭臺布景。法國學者洛朗·堅尼說：“互文性的特點在于，它引導我們了解一種新的閱讀方式，使得我們不再線形地閱讀文本。”(23)互文閱讀注重對隱性語境的尋找與鉤連，因此它沒有順序可循，而是成為在交錯縱橫的迷宮里往來反覆的行為，無始，無終，“永遠也不能接近不斷后退的地平線”(24)。
　　在互文性視野下審視傳統類書，可以清晰地看出，類書編織的正是形形色色的互文性話語空間。這同類書的編撰體例是分不開的：由于按照部類“區分臚列”文獻，類書實際上就在意義層面上聚合了大量具有互文關系的文本，所以相同子目下的文獻，就很自然地構筑了一個互文性話語空間。這里以《文苑英華》為例，來具體說明類書的這一特點。《文苑英華》是宋代的大型類書，全書共一千卷，上起南朝蕭梁，下至晚唐五代，選錄作家兩千余人，作品近兩萬篇，按下列編撰體例統合文獻資料：
　　首先是“類”（文體），共分為：
　　1.賦；2.詩；3.歌行；4.雜文；5.中書制誥；6.翰林制誥；7.策問；8.策；9.判；10.表；11.箋；12.狀； 13.檄；14.露布；15.彈文；16.移文；17.啟；18.書； 19.疏；20.序；21.論；22.議；23.頌；24.贊；25.銘； 26.箴；27.傳；28.記；29.謚冊；30.哀冊；31.謚議； 32.誄；33.碑；34.志；35.墓表；36.行狀；37.祭文。
　　其次是“部”（題材），如“詩”共計一百八十卷，按照題材分為：
　　1.天部；2.地部；3.帝德；4.應制；5.省試；6.朝省；7.樂府；8.音樂；9.人事；10.釋門；11.道門；12.隱逸；13.寺院；14.酬和；15.寄贈；16.送行；17.留別；18.行邁；19.軍旅；20.悲悼；21.居處；22.郊祀； 23.花木；24.禽獸。
　　再次是“目”（內容），每一題材又再加以細分，如“悲悼”可分為“追述”、“哭人”、“哭僧道”、“哭妓”、“送葬”、“墳墓”、“第宅”、“懷古”、“遺跡”、“挽歌”十子目。“天部”可分為“日”、“月”、“星”、“雨”、“雪”、“風”、“云”、“霜”、“露”、“煙”、“上元”、“寒食”、“端午”、“七夕”、“除夜”等三十一子目。
　　最后是“細目”（具體內容），是對內容更為明細的劃分：
　　如在“天”部之“月”目下，分出“月”、“中秋月”、“玩月”、“雜題月”、“對月”、“望月”等細目。每細目下即開始臚列所能收集到的詩句。譬如，“望月”細目即列有梁簡文帝至晚唐陳陶等人詩歌二十五首，“雜題月”列有梁虞騫至晚唐李商隱等人詩歌三十一首，如此等等(25)。這些詩句凸顯出了一個以“月”為核心，同時又相對獨立的詩歌話語網絡，而這在洋洋千卷，作品近兩萬篇的一部大書中，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我們注意到，每個細目下的詩句，編織而成的正是一個典型的互文性話語空間，而由此往上，從細目到子目再到部類，這個空間越來越大，整部類書，就成了一個層次分明、包羅萬象的巨大話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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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對古代文獻典籍的新解讀，發現和研究類書具有的互文性特征，對于文學研究而言，其意義與價值完全有別于傳統的類書研究。簡言之，從互文性理論的視角出發關注類書之于古典詩歌的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修正傳統的文學源流觀、文學生產觀和文學批評觀，這里以錢鐘書的文學研究為例進行闡述。
　　首先，詩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陽若目擊今事而陰乃心摹前構”。或許，在最初，當語言文字被用來表達個體感受時，詩人同外部世界還保持著一種相對清澈的關系。但是，隨著類書的大量出現，隨著類書的功用開始轉向引導人們習誦、摹仿，這種清澈的關系便漸漸變得模糊起來。類書對大量前人詩句的聚合，不只是提供了摹仿的范本，更重要的是，這些詩句遮蔽了習誦者，模糊了他們觀照現實世界的視線，恰如卡西爾所指出的那樣：
　　人不再能夠直接地面對實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對面地直觀實在了。人的符號活動能力 (symbolic activity)進展多少，物理實在似乎也就相應地退卻多少。在某種意義上說，人是不斷地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圍在語言的形式、藝術的想象、神話的符號以及宗教的儀式之中，以至除非憑借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26)
　　類書強大的力量就在于此。它可以使詩人不自覺地被前人詩句所籠罩，而對身邊的世界保持著一種冷漠的距離。在《宋詩選注·序》里，錢鐘書曾批評宋代詩人“從古人各種著作里收集自己詩歌的材料和詞句，從古人的詩里孳生出自己的詩來，把書架子和書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爾向人生現實居高臨遠地憑欄眺望一番”，而這樣一種寫作的態度和風氣，“可以使作者喪失了對具體事物的感受性，對外界視而不見，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魚，生活在一種透明的隔離狀態里”(27)。錢鐘書還說，前代詩人言情寫景的好句，離間了后世詩人和現實的親密關系，支配了他們觀察的角度，制止了他們感受的范圍，“譬如賞月作詩，他們不寫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給古代的名句佳話牢籠住了”，他因此追問：“六朝以來許多詩歌常使我們懷疑：作者真的領略到詩里所寫的情景呢？還是他記性好，想起了關于這個情景的成語古典呢？”(28)在《管錐編》里，錢鐘書以歐陽修名句“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為例，指明其與謝朓“風簾入雙燕”、陸龜蒙“雙燕歸來始下簾”、馮延巳“日暮疏鐘，雙燕歸棲畫閣中”等詩句的傳承關系，認為：“詩人寫景賦物，雖每如鐘嶸《詩品》所謂本諸‘即目’，然復往往踵文而非踐實，陽若目擊今事而陰乃心摹前構。”(29)由此可見，類書不僅自身構筑了豐富的互文性空間，同時它還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古代詩人與他們身處其中的現實世界的關系。
　　其次，詩歌文本的生產方式——“本為偶得拈來之渾成，遂著斧鑿拆補之痕跡”。古典詩歌“寄生”、“孳生”的方式，是錢鐘書文學批評常見的話題，比如，《談藝錄》就曾指出“顯形”、“變相”、“放大”、“翻案”、“引申”、“捃華”、“摹本”、“背臨”、“仿制”、“應聲”、“效顰”等十余種王安石摹仿他人詩歌的手法，盡管方式五花八門，效果各自不同，但它們的基本原理，無非是采用“合并重組”、“壓縮置換”甚至“剪貼拼湊”之類的方法，從他人詩句中轉換派生出自己的詩句。錢鐘書為此批評王安石：
　　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賊，唐宋大家無如公之明目張膽者。本為偶得拈來之渾成，遂著斧鑿拆補之痕跡。(30)這似乎已不再是某一個詩人創作的特例了，它變成了一切文本誕生的宿命。許多詩人并非不知詩須從旅途上得而不應自書齋中來這樣的道理，像楊萬里，最初學“無一字無來處”的江西詩派，后學王安石，再后轉學唐人絕句，最后，“忽若有悟，于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后欣如也”(31)。他還作詩自勉：“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但是，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擺脫被前人話語籠罩的命運，又有多少可能同現實世界保持真正清澈的關系？這些問題，恐怕連他自己，也無法回答。
　　最后，詩歌的鑒賞與批評——“連類舉似而掎摭焉，于賞析或有小補”。基于對意義闡釋的重視，錢鐘書自覺地在中西古今浩如煙海的文學世界中去發掘各種各樣的話語現象，尋找它們之間不同的聯系關系，描述它們之間形態各異的關系圖式，展現許許多多文學家族的譜系，編織鉤連文本關系的網鏈，這樣，他的學術著作就呈現出眾多話語現象“嬉戲”、“狂歡”、“對話”的場景，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場景中，文學的意義，通過現象與現象之間的交相映發、話語與話語之間的彼此參印，獲得了最大程度的顯現與抉發。筆者認為，錢鐘書的古典詩歌批評具有強烈的互文性色彩，或者說，互文批評構成了錢鐘書古典詩歌批評最突出的話語特征(32)。錢鐘書很清醒地意識到：“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系連，交互映發”(33)，所以自己“拾穗靡遺，掃葉都凈，網羅理董，俾求全征獻”的目的(34)，就在于“欲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為一家”(35)；他學術著作中屢次提到的不同文本之間的“交相發明”、“交互映發”、“皆相發明”、“互映相發”等語，更可視為他自覺的互文批評之明證；他總是力圖將某個詩歌文本所處的互文網絡顯現出來，以此來表明這首詩在源遠流長的話語歷史中存在的方式——很多時候，他的這種努力會走得更遠，試圖抵達這個錯綜復雜的網絡深處，追溯一種話語的最初源頭。譬如，他列舉了從魏晉的曹植到宋代的王禹偁等近三十位詩人“摹寫樓危閣迥，凝睇含愁”的詩作，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學中，存在著一種“登高懷遠”的情結。他接著追尋這種言說模式的源頭，經由《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到《高唐賦》“登高遠望，使人心瘁”；《詩經·蒹葭》“道阻且長”；再到《詩經·陟岵》的登岵之“瞻”和升崗之“望”；最后到《說苑·指武》和《孔子家語·致思》所記孔子登農山時“登高望下，使人心悲”的感喟，并具體分析了這些話語在傳承過程中的細微變化。這樣一來，一個巨大的互文性話語網絡以及這個網絡的形成和演變過程，就十分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36)。在錢鐘書的學術著作里，話語現象的聚合，使文本的意義在相互映發中得到了鮮明的凸顯，顯而易見的是，讀者在這樣的語境下所得到的閱讀體驗，與僅僅在一個封閉的文本內部閱讀，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完整的詩歌文本，變成了一個在漫長而又巨大的話語時空里往來穿梭的碎片，碎片與碎片之間的“交互映發”，常常不由得令我們別具會心。這個時候再來看錢鐘書所說的“連類舉似而掎摭焉，于賞析或有小補”(37)，就不能不使人覺得這是一位大學者的小謙虛、大得意了。
　　總結而言：一、類書功能的嬗變使其得以參與到文學的言說活動之中，對中國古典詩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二、類書之于詩歌的此種影響可以在西方互文性理論的觀照下得到極其鮮明的凸顯。三、從西方互文性理論的視角關注類書與中國古典詩歌，對更深入地理解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文學的獨創性、文學的接受與批評等文學研究的重大問題，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立足本土的學術資源，吸納外來的研究成果，以新視野審視傳統，用舊傳統融會新學，是錢鐘書一生的學術理想。就這個意義而言，本文將西方互文性理論同類書、中國古典詩歌以及錢鐘書的文學研究結合起來進行思考，正是試圖追隨這樣的理想。或許，這種思考可以為本土的學術思想資源提供新的研究和觀照角度，同時也有助于西方互文性理論與中國文學批評的相互闡發與融合。從上述層面上看，互文性視野下的類書與中國古典詩歌，含蘊豐富。
　　注釋：
　　①③張滌華：《類書流別》，商務印書館1985修訂版，第4頁，第41-109頁“存佚篇”。
　　②陳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88頁。
　　④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頁。
　　⑤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類書既可以采用摘錄或全文照錄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串述或撮述的體例（參見夏南強《類書性質新辨》，載《晉陽學刊》2000年第4期）。
　　⑥《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51頁。《玉海》為宋代王應麟所編，原為應考博學鴻詞科而編纂。廣陵書社2003年出版有精裝繁體本，全5冊。
　　⑦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第6頁。
　　⑧鐘嶸：《詩品·序》，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 1981年版，第3頁。
　　⑨即使西方人也能感受到這一點。美國詩人蒙羅 (Harriet Monroe)曾來中國，她“留下的最深的印象，除了天壇建筑之美，就是詩歌在中國的地位”：“在那里詩變成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普通人也有詩的理想，每個中國人或多或少是個詩人”（參見趙毅衡《對岸的誘惑》，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
　　⑩林語堂：《吾國與吾民》，黃嘉德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頁。
　　(11)(27)(28)錢鐘書：《宋詩選注》，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66頁，第14頁，第255-256頁。
　　(12)當然，導致類書功能變化的原因還有：言說活動的艱難，文學對恒情常態的傳達，文學技藝的圓熟以及彼時的藝術風尚等（參見拙作《中國古典詩歌孳生現象研究》，載《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13)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19頁。
　　(14)(16)王英志輯《袁枚全集》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頁，第8頁。
　　(15)成為范本和摹本的，還有詩格與詩句圖。但“詩格”主要是在方法論意義上討論作詩之法，下附詩句亦很少；“詩句圖”則按作者而非主題排列歷代佳句。故同類書相比，它們對摹仿因襲之風的影響尚不顯著。
　　(17)傳統的類書研究多從文獻學意義上著眼；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專列一節講述類書、目錄和經典注疏，試圖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它們的意義。他認為：類書各部類的排列順序代表著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如何對知識和思想進行整合與規范的，從中可以想見“七世紀中國知識與思想世界的輪廓”（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第451-467頁）。
　　(18)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 37.
　　(19)布洛克曼：《結構主義：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頁注釋③。
　　(20)羅蘭·巴特：《文本理論》，載《上海文論》1987年第 5期。
　　(21)J.希利斯·米勒：《作為寄主的批評家》，《重申解構主義》，郭英劍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頁。
　　(22)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3頁。
　　(23)洛朗·堅尼：《形式的戰略》，轉引自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
　　(24)J.希利斯·米勒：《史蒂文斯的巖石與作為治療的批評》，《重申解構主義》，第180頁。對互文性而言，閱讀是一種雙重或多重的對話活動，它沒有時間可循，它參照的不是文本的邏輯順序，而是自我記憶的順序（參見拙作《記憶的力量：詩與網》，載《名作欣賞》2006年第2期）。
　　(25)李昉：《文苑英華》第二冊，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 702-712頁。
　　(26)卡西爾：《人論》，甘陽譯，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 44頁。
　　(29)(34)(36)(37)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 364頁，第854頁，第875-878頁及增訂第72-73頁，第860頁。
　　(30)(35)錢鐘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 697-699頁，第89頁。
　　(31)楊萬里：《誠齋集》卷八一《誠齋荊溪集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2)盡管未曾直接提及“互文性”，但互文性理論的兩個基本向度——結構與解構，錢鐘書卻非常熟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季進的《錢鐘書與現代西學》，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
　　(33)錢鐘書：《詩可以怨》，錢鐘書《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29頁。
文藝研究京66～7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焦亞東20072007
類書/互文性/中國古典詩歌/錢鐘書/文學批評
在西方互文性理論的語境下審視中國傳統的類書，會發現它不只具有文獻學或思想史上的意義。類書不僅自身構筑了極為豐富的互文性空間，而且由于在唐宋時期其功能的變化，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詩歌的孳生現象，對中國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一方面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互文性詩歌文本，另一方面也為一種文學批評的范式——比如，錢鐘書的古典詩歌互文批評——提供了可能。檢討類書之于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意義，對于深入理解詩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詩歌意義的生成方式以及詩歌的鑒賞與批評等，都將具有積極的意義。
作者：文藝研究京66～7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焦亞東20072007
類書/互文性/中國古典詩歌/錢鐘書/文學批評

網載 2013-09-10 21: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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