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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時理學興起，以程顥、程頤為代表的新儒學者面對佛老思想的挑戰和儒學式微的局面，以儒家倫理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學，創建理學思想體系。如果以天理論作為體現宋代理學思潮最本質特征的理論的話，那么，從嚴格意義上講，程顥、程頤提出天理論思想體系，才意味著宋代理學的創立。朱熹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文化史上繼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盡管朱熹及其閩學對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產生了極為廣泛、深遠的影響，但朱熹思想的直接來源卻是二程洛學，是在繼承二程思想的基礎上，對二程洛學的發展。所以在思想史上，人們往往以程朱之學來并稱二者。程朱在相互聯系又各具特色的四個方面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經學義理化，把儒學道統體系化，把儒家學說大眾化，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構筑起了邏輯嚴密、內涵豐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學思想體系。
　　　　　　一　朱熹對二程思想的繼承
　　朱熹對二程思想的繼承是多方面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對天理論的繼承
　　程顥、程頤創立的天理論哲學深刻地反映了時代思潮的本質。朱熹對此加以繼承，以服膺天理為己任。這是程朱之間最大的一致，也是雙方共同影響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方面。眾所周知，宋明理學以理名學，理是宋明理學的核心范疇。二程在佛老盛行，儒學式微，儒家倫理掃地，社會大動蕩之后思想失向的時代背景下，以儒家倫理為本位，批判地吸取借鑒佛老之學，以圖改變舊儒學思辨哲學水平不高的狀況，把儒家倫理學與哲學本體論統一于“理”，創天理論哲學。這是對宋明理學和中國文化最大的理論貢獻，大大提高了儒學的哲學思辨水平，以抗衡佛道宗教文化對世俗儒家文化的沖擊。朱熹在建構自己思想體系的過程中，雖早期曾出入佛老，但自從問學于二程的三傳弟子延平先生李侗后，便選擇接受了二程的天理思想，以天理論作為自己理學體系的主要構成，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發展。正因為朱熹對二程天理論哲學的繼承，才使得中國思想史上程朱理學一派得以形成，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2、對道統思想的繼承
　　道統論作為中國儒學的重要理論，在程朱理學思想體系里占有重要地位。理學道統論始由二程而確立，但二程本人在道統中的地位則由后世朱熹所肯定。由于二程生前遭排斥，其學被禁，其道統思想未能廣泛傳播。以致在百余年之后，至朱熹時，其所傳之道又晦而不明。朱熹指出，因二程的弘揚，“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又祭張敬夫殿撰文》）。面對二程所傳之道未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情況，朱熹起而繼承二程的道統思想，充分肯定二程在道統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在引述程頤為其兄程顥所作《墓表》之后，指出程氏“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圣人之道渙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盡心下》）認為圣人之道經程氏兄弟之手，得以復明于世，自己又繼承了二程所傳道統。他說：“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由此可見朱熹對二程道統思想的繼承。
　　　　3、對二程經學的繼承
　　在經學史上，重義理，還是重考據，是宋學區別于漢學的一般特征。二程提出“由經窮理”（《遺書》卷十五）、“經所以載道”（《遺書》卷六）的思想，強調道存在于儒家經典之中，而不存在于注疏之中，治經學的目的是為了明理，由此重視對經書義理的闡發。這是對前代傳注經學的革新。朱熹繼承了二程的這一思想，強調通經的目的是為了求理。盡管朱熹對二程輕視訓詁的義理經學有所揚棄，但以闡發義理為治經之最高目標，仍是朱熹對二程經學的繼承。
　　朱熹吸取二程的“四書”學，是他繼承二程經學的重要體現。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上，以理學思潮為主體的宋學取代漢唐經學，與“四書”取代“六經”而成為經學的主體分不開。在這個過程中，二程開風氣之先，重視和推崇“四書”，認為“四書”集中體現了圣人作經之意，圣人之道載于“四書”。要求學者以治“四書”為主、為先，從中闡發義理，“四書”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從而奠定了“四書”及“四書”學在經學發展史上重要地位。朱熹繼承二程倡導的“四書”學，以畢生精力著《四書章句集注》，以“四書”及“四書”義理之學取代“六經”及“六經”考據之學作為經學的主體，以義理解釋儒家經典，這對中國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朱熹在他的《四書章句集注》里，每每祖述二程的觀點，以二程的言論來揭示全書的宗旨和要義，并加以發揮。這充分體現了朱熹對二程“四書”學的繼承和認同，同時表明二程的“四書”學對朱熹思想產生了客觀的影響。
　　除以上所提到的外，朱熹還繼承了二程的“性即理”思想、格物致知論、公私義利觀、理欲之辨，以及對佛道的批評與吸取等思想。在涉及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朱熹較為全面地繼承了二程的學術思想，并加以發展，使程朱之學在思想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　朱熹對二程洛學的發展
　　朱熹閩學對二程洛學既有繼承吸取的一面，亦有創新發展的一面。因其發展創新，故閩學與洛學存在著一定的區別，同時反映了程朱之學由洛學向閩學不斷發展、日益完善的趨勢。
　　　　1、對天理論和道統論的發展
　　以理為宇宙本體，將儒家倫理學與哲學本體論統一于天理，這是程朱之學共同的本質特征。然而，朱熹又從思想主題上發展了二程的天理論哲學，把天理至上的原則貫徹到其思想體系的各個方面，構筑起中國哲學史上最完備、最縝密的理本論哲學。朱熹對二程天理論哲學的發展表現在他吸取并改造了張載哲學的氣論，否定其氣本論，而吸收了其氣化論。在二程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以理氣關系為框架，對氣及理與氣的關系展開了全面的論述，提出以理為宇宙本體，以氣為構成萬物的材料的理本氣末的思想。強調理氣不離，理本氣末，理氣雖不分離，但理為本，氣為末，二者是本質與從屬的關系，而不是互相獨立、平行的關系。因而朱熹的理氣論不是所謂的理氣二元論哲學，而是理一元論的理本論哲學。這是對二程天理論哲學的豐富和發展。此外，在理與太極的關系上，朱熹提出太極即理的思想。這既是對周敦頤濂學的吸取與改造，亦是對二程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朱熹不僅繼承了二程的道統論，而且加以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他推崇周敦頤，把周敦頤抬高為道學的創始人，認為他上繼孔顏圣賢之道，下啟二程兄弟，其傳道之功為孟子以來所僅有。經朱熹宣揚，周敦頤在道統中的地位得以確立。朱熹繼承二程道統論中關于超越時代的心傳思想，并受到二程以天理人欲區分道心人心思想的影響，于《古文尚書·大禹謨》中，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個字詳加闡發，以發明圣人傳心之旨，把傳心與傳道結合起來。這為理學家所看重，被稱之為“十六字心傳”，經朱熹闡發而流行于世，并在道統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朱熹既在理論內涵上發展了二程的道統思想，又在形式上首創“道統”二字，把道與統二字連用。并推廣道的傳授譜系，將道統上溯至上古伏羲、神農、黃帝等中華文明的發祥者，經堯舜、孔孟等圣賢的相傳授受，至漢唐中絕，而由北宋周敦頤、二程接千年不傳之緒，將圣人之道弘揚開來。而朱熹又自稱繼二程之后而得其傳，逐步形成完整系統的傳道譜系。這是對二程道統論的系統化、體系化，密切了道統與道學的聯系，從而發展了二程的道統思想。
　　　　2、對二程心性論的發展
　　心性論是程朱之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重要理論。在二程的心性論中，心是主體與本體合一的范疇，而提倡“心即性”（《遺書》卷十八）的心性一元說。朱熹則明確把心與性、主體與本體加以區分，認為心是認識論范疇，兼有倫理學的意義，而不是超越的宇宙本體。把二程的心性一元說向心性二元說方向發展，這充分體現了朱熹心性論的特點。在理本論的前提下，朱熹突出心的主觀能動性和心對于性情的主宰，通過發揮人心的主觀自覺，來強調平時的道德修養與臨事按道德原則行事的一致性，把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情欲置于理智之心的把握和統御之下，既看到心性的密切聯系，又強調心性的區別。朱熹先接受后放棄程頤心為已發的觀點，提出性為未發，情為已發，而心兼未發已發，即心兼性情的思想。這一思想成為朱熹“心統性情”說的重要內容，亦是對程頤思想的改造和發展。
　　　　3、對二程經學的發展
　　朱熹不僅是經學史上宋學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中國最著名的經學家之一，為中國經學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朱熹對二程經學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除繼承二程重視對經書義理的闡發外，又吸取了漢學訓詁考據之長，把闡發義理建立在弄清經文本義的基礎上。由此朱熹重考據訓詁，以義理為標準從事經書辨偽工作，其目的在于通經以求理。朱熹以闡發義理作為治經學的最高目標，這與為考據而考據的漢學家劃清了界限；朱熹又重視訓詁辨偽工作，這不僅開后世考據辨偽學之先聲，而且是在宋學內部揚棄宋學講義理而忽視經文本義的流弊，從而發展了宋學。
　　朱熹在組成其經學的各個領域，如易學、“四書”學、詩經學、尚書學、春秋學等都程度不同地發展了二程經學。由于朱熹在重視“四書”，以“四書”為主、為先的前提下，仍對“六經”等經典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不少方面發展了二程經學。即使在易學這一程頤重點研究的領域，朱熹也在吸取其義理易學的基礎上，重視對《周易》本義的探討，并把易學之義理、圖書、象數、卜筮結合起來，分別吸取了邵雍的象數易學和程頤的義理易學，亦綜合創新加以發展，從而集宋代易學之成。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對程氏易學的豐富和發展。
　　朱熹對洛學的發展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面。由此把二程洛學發揚光大，確立了程朱之學。可以說，由洛學到閩學的發展過程，正是朱熹集宋代理學及宋學之大成，程朱理學思想體系日益豐富、成熟、完善，更為精致，更富于哲學思辨性的過程，亦是對中國儒學的發展，從而達到了中國儒學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高峰。
　　　　　　三　程朱對中國儒學的發展
　　通過以上分析，可進一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概括：
　　　　1、把儒家思想哲理化
　　黑格爾等西方學者用近代西方哲學的眼光來衡量，認為孔子思想沒有多少哲學，《論語》所講的只是一些常識道德。排除西方學者的偏見因素外，傳統儒學在哲學思辨性上尚有欠缺，這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因而難以抵擋外來宗教文化的沖擊。隋唐時期，佛教盛行，宗教沖擊人文，一度動搖了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并造成社會危機和理論危機。
　　二程創天理論思想體系，朱熹加以發展，大大提高了中國儒學的哲學思辨水平。程朱在對理、氣、道、器、物、心、性、陰陽、體用、本末、動靜、已發未發、情、欲、知行、形神、變化、天、命、仁、誠、德等眾多中國哲學范疇的內涵及范疇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論述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題、理論和獨到的見解，發前人所未發，達到了很高的理論思辨水平，體現了中國哲學鮮明的特點，而與西方哲學形成對照，并超過了同時代西方哲學發展的水平。
　　在哲學本體論上，朱熹進一步豐富發展了二程的天理論哲學，不僅在理論的完備性、精致性上有了新的提高，而且以太極論發展了天理論哲學。二程少有論太極，且對圖書易學不予重視，朱熹則借鑒吸取道教以圖解《易》的治學方法，將其與儒家經典《周易·系辭》之太極說相結合，對周敦頤借鑒道教之圖所作的《太極圖說》高度重視，作了深入的注解，以闡發自己的太極論哲學。朱熹把太極等同于天理，認為總天地萬物之理即是太極；無極則是形容太極的無形狀而言，“無極而太極”即指無形而有理，把宇宙本體之理提高到天下“極至”的高度。并由太極之“理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于萬物”（《朱子語類》卷九十四）。即由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而萬物，推導出宇宙生成，萬物演化的模式。將其與邵雍所繼承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易傳》之太極說統一起來，認為太極之理為一，發見萬物則有詳略，最終是以太極作為宇宙萬物的本體。這是在哲學本體論上，朱熹對儒家思想哲理化所作出的努力。
　　在哲學認識論上，程頤提出格物致知說，朱熹明確提出主客體對立的心物范疇，強調以吾心之知去認識事物之理的“主賓之辨”。在吸取佛教臨濟宗“賓主頌”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內外結合，以己知彼，通過格物以致其知。這是對中國哲學認識論的發展。朱熹等明確提出主客體對立的心物范疇，強調并重視主體對客體、心對于事物及事物之理的認識。因此，那種貶低中國哲學，認為中國哲學缺乏認識論，缺乏主客體對立的范疇的觀點是缺乏根據的。在認識論這個領域，程朱對提高儒家思想的哲學思辨水平作出了貢獻。
　　此外，程朱在其哲學的道論、心性論等各個方面，都代表了當時哲學發展的水平。其深刻的理論、嚴密的邏輯，給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這些方面體現了程朱對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貢獻，從而大大提高了傳統儒學的哲學思辨水平和理論思維能力。
　　　　2、把儒家經學義理化
　　儒家經學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漢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學為主體，而儒學離不開經學的形式。經學演變至唐代，士人往往在前代注疏的基礎上來疏釋經書和原有的舊注，普遍采取“疏不破注”和繁瑣訓詁釋經的方法。這種漢唐經學的傳統缺乏活力，表明舊的儒家經學已經僵化，已不適應社會和思想文化發展的需要。
　　于是，宋學學者對箋注經學提出非難，他們拋開傳注疏釋，直接從經書中發揮新儒學的義理，蔚然形成一代學術新風。學風的轉變，標志著宋學的興起，義理之學逐漸取代訓詁之學，成為儒家經學發展史上的重大變革。
　　程顥、程頤在慶歷以來疑經惑傳思潮的基礎上，把經學理學化，以義理說經，以天理論道，明確提出“經所以載道”的思想，把儒家經典置于服從于道即天理的位置；批評漢學考據，反對滯心于訓詁章句之末而無所用；又在經學的形式和方法上加以革新，以“四書”及“四書”義理之學作為經學的主體，取代以“六經”為標志的漢唐訓詁注疏之學。二程對經學的變革，把儒家經典與理學之義理結合起來，開創了新儒學的思想體系，促進了宋學的崛起和確立。朱熹作為宋學的集大成者，在把儒家經學義理化的過程中，亦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朱熹在二程“四書”學的基礎上，以畢生精力集注“四書”，把“四書”結集，集四十年之功，反復修改，逐字推敲，從中闡發義理，撰成著名的《四書章句集注》，把經學與理學相結合，使儒家經學義理化，從內容和形式上改變了經學發展的方向。《四書章句集注》的問世，使“四書”的影響超過“六經”，不僅確立了程朱“四書”學在中國經學史上的主導地位，而且標志著宋學的最終確立。此書亦成為宋以后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經書。
　　此外，程朱亦通過注釋其他儒家經典，來闡發他們的義理思想。盡管朱熹在治經學的過程中，亦重訓詁考釋，但其目的是為了明經文之本義，以發明義理，其治經學的最高目標仍在于闡發義理，這是程朱經學的一致處。由此把儒家經學義理化，改變了漢學重考據，輕義理的治經路數，從而發展了儒家經學。
　　　　3、把儒家道統體系化
　　儒家道統思想對中國文化影響極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道統思想的發展，體現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儒家道統說發端于孔子，孔子提出仁禮之道，并重視“中”的原則。《論語·堯曰》追敘堯舜相傳以“允執其中”，舜亦以“允執其中”傳之于禹，即堯、舜、禹傳之以中道。孟子則明確提出仁義之道，把仁義二字連用，并初步提出了圣人之道相傳授的譜系。董仲舒認為堯、舜、禹相傳共守的是同一圣人之道。韓愈面對佛老思想的挑戰，以弘揚儒家圣人之道為己任，著《原道》，明確提出儒家圣人之道傳授的譜系，認為自孟子以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等一脈相傳的儒家圣人之道失傳，而以自己為孟子繼承人自居。這對宋代理學道統論的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但韓愈著重從形式上提出了道統說，而對道統哲學理論上的論述尚不足，也未把道統說體系化、系統化。這為后世發展儒學道統論，以對抗佛教的傳法世系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程吸取韓愈的道統思想，以繼孟子之后，得不傳之絕學自居。其對道統之道的理解，比韓愈更深刻，道不僅是道統傳授的內容，而且成為與天理等同的宇宙本體。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論和命題，變韓愈單純倫理型的道統為理學哲理型的道統，從而確立了理學道統論。
　　朱熹繼承二程，進一步把儒學道統體系化。從形式上講，朱熹系統梳理了道的傳授統緒，指出道統始于伏羲、神農、黃帝，而堯、舜、禹相傳，其后成湯、文、武作為君王，皋陶、伊、傅、周、召作為大臣接續了道統之傳。至孔子有德無位，而繼往圣，開來學，有功于堯舜之道的傳授。孔門弟子顏、曾親得其傳，又由曾氏傳之子思。子思作《中庸》，體現了孔門傳授心法，使道得以載之于此書而不泯。子思傳孟子，孟子沒而道統中斷而失傳。盡管在孟子死后一千多年時間里，漢唐諸儒未能接續圣人之道，但朱熹認為，由于道載之于《中庸》等儒家經典之中，二程兄弟以此為據，才使圣人之道復明于世。有時朱熹在二程之前加進周敦頤，將周作為道統的傳人。朱熹本人也自命繼承道統。自此，道統的傳授，經朱熹詳盡闡述，而成一完整的系統。朱熹并首創“道統”二字，從形式上完善了儒學道統說。
　　從內容上講，朱熹亦豐富完善了道統的思想理論體系。他建構精致的道的哲學，以道為形上之天理，提出道兼體用的思想，由此提高了道統之道的哲學思辨性，這是從內容上對儒學道統論的發展。朱熹明確提出“十六字心傳”的思想，以超越時代的心傳體現道統的傳授。在朱熹看來，《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傳心訣與《中庸》體現的“孔門傳授心法”是相通的，是以義理之心即道心為標準，隨時而為中，通過心心相傳、領悟，把圣人之道傳授下來。朱熹并把道學與道統相結合，賦予道統論以時代精神的新義，這使道統思想廣泛影響思想界和整個社會，得到廣泛的流傳。
　　二程朱熹在把儒學道統體系化的過程中，把帝王統道轉變為儒者統道，其道統中沒有周公以后歷代帝王的地位，因而具有對抗君權的意義，發展了荀子“從道不從君”（《荀子·臣道》）的思想。
　　　　4、把儒家學說大眾化
　　二程朱熹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為研究而研究，而是從時代需要出發，把儒學作為活的、流動的現實人生的體現，通過研究，以發掘、發揮和利用儒學的價值和功能，推陳出新，使之在整個社會得到推廣，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程朱對儒學的繼承、創新和發展，不是把儒學作為書齋里的死的經典，而是把儒學當作活的現實人生的指導，其“道在日用中”，不離政事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實踐，通過致用，發揮儒學經時濟世的社會功能和作用。在這個問題上，考據學家與程朱的區別就在于：考據學家從事訓詁注疏，其目的是為了考釋經書；程朱通經以求義理，目的在于把求得的義理落實到日用踐履中去，并向大眾推廣儒家文化。由此二程把經學實學化，反對空言無實之弊。程頤說：“治經，實學也。”（《遺書》卷一）“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于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粹言》卷一）強調治經是一種實學，它要求通經以致用，達于政事。如果多學而不能運用于實際，授之政事而不能通達，出使四方而不能獨對，那么即使記誦再多，也沒有益處。以此反對滯心于章句之末而無所用，并將漢學學風視為學者之大患。這表明二程的實學是作為單純追求訓詁章句的漢學的對立面而產生的，以實學取代空言無實的漢學，是經學發展的必然，實開明清之際實學思潮之先河。
　　要把儒學落實到日用和社會生活的實處，在推廣普及儒家文化的過程中，取得好的社會效果，就須改造傳統儒學，使儒學擺脫經學家繁瑣釋經的束縛，把儒家學說大眾化，向民間和整個社會普及，盡可能地提高傳播效果，使儒學成為社會生活的指導思想。
　　為達到此目的，二程朱熹既在理論上發展儒學，又從形式上簡化儒學，使其走出書齋，向大眾民間普及。在這方面，程朱把儒家學說大眾化，便于民眾接受，做的較為成功。
　　首先，程朱一改治經學的重心，把以“六經”為主，轉變為以“四書”為主。“六經”文字艱深，詰屈聱牙，晦澀難讀，使初學者卻步，尤其難以向民間普及。漢學學者為了弄懂“六經”原義，不得不下大功夫從事考據訓詁，以致產生流弊，繁瑣釋經，白頭到老，陷于文字訓詁之末而失其本，這遭到了宋學學者的批評。而“四書”則文字易懂，說理明白，便于闡發義理，向民間普及。于是程朱推崇“四書”，把“四書”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六經”之上，不僅從形式上改變了漢唐經學唯“六經”是尊的格局，而且在經典的內容上為發明義理提供了依據，這便于把“四書”之義理推向民間。漢唐經學之所以難以抗衡佛教哲學的沖擊，而宋明理學之所以能夠有效地回應佛學的挑戰，把佛教這種外來文化吸收改造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除理論建構的重心不同外，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漢唐經學所依據的經典難以普及大眾，深入人心，佛教則乘虛而入，占領市場；而程朱理學所依據的經書則以“四書”為主，便于發揮傳播效果，以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普遍的社會效應，這正是程朱把儒家學說大眾化所產生的社會效果。
　　其次，除推行通俗的“四書”教育外，朱熹進而在教育領域注意推行普及儒學的小學教育。他在“四書”之《大學》之前，即“四書”教育之前，開設小學教育。朱熹與劉子澄合編了《小學》一書，作為小學教育的教材，進一步把儒學義理通俗化。其內容分為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嘉言、善行等篇目，以淺近易懂的文字向學生推廣儒家倫理的教育。朱熹又自編《童蒙須知》，增損《呂氏鄉約》，注釋《孝經》，作《孝經刊誤》。這些都成為當時和后世學校教育的內容及教材，與其《四書集注》一起，為普及和推廣儒學，使之大眾化，發揮了卓有成效的重要作用。
　　如上所論，二程朱熹站在時代的高度，在建構新儒學即理學思想體系的過程中，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經學義理化，把儒學道統體系化，把儒家學說大眾化，在繼承孔孟，把握儒學真精神，又不拘泥于原始古義和個別思想文字的前提下，結合社會和理論發展的需要，克服傳統儒學之不足，吸取其他文化的長處，全面總結、創新、發展了中國儒學，使新儒學不僅成為學術思想發展的主流，而且廣泛流傳民間，影響大眾，成為中華民族全民的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國文化研究京24～30B5中國哲學蔡方鹿19991999 作者：中國文化研究京24～30B5中國哲學蔡方鹿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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