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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思想，亦稱比較哲學，近年來在日本發展迅速。60年代初，日本幾乎無人使用“比較思想”這個詞語。自1974年成立比較思想學會后，已擁有1千多名會員。 這一切同國際著名的東方學家中村元博士的努力分不開。中村元學術研究成就巨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比較思想方面的研究。盡管法國哲學家保羅·馬松·奧蘇爾、德國哲學家保羅·杜遜以及印度現代哲學家拉達克里希南早就試探性地進行過這方面研究，但是中村元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客觀而公正地研究了整個歐亞大陸的哲學思想。代表作有《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四卷本，1962年修訂版）、《比較思想論》（1959年）、《平行發展——思想史比較》（1975年）等。1994年6月出版的《比較思想的軌跡》收錄了作者近30 多年來，在各種比較思想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演講、發表的文章等，反映了作者進行比較思想研究的宗旨、立場、方法，闡釋了他在這一領域的新的思想觀點。
　　中村元比較思想的研究，先是從日本、中國、印度等東方民族著手，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即基于東方人的思維來研究東方思想體系。隨后在此基礎上研究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的不同特征，強調建立普遍思想史的必要性，并展望未來東西方思想綜合的可能性。他在《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中《中國人的思維方法》一卷里，認為中國人具有靜態地理解事物的傾向。這種靜態理解的態度，同重視個別的思維方法相結合，產生一種偏重依戀過去事實的思維特點。因此，中國人往往重視經驗，而不強調抽象原則。中國的傳統文化過于依戀以往事實，在崇古的風氣中表現出明顯的保守主義。在《日本人的思維方法》一卷中，認為日本人強調直覺，而不重視邏輯推理。他們傾向于接受所面對的現實，一如原狀地承認人類的自然的欲望和情感。他們具有強烈的民族價值觀，以及集團或階層的排外感等。對印度人、西藏人的思維方法，中村元也分別作了專題研究。他認為“研究了這4個民族的思維方法， 實際上也就是研究了東方最有影響的民族。只有在進行了這樣的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得出關于東方人的思維方法的一般性結論。”〔1 〕他在《比較思想論》一書中比較了東西方人的思維方法，探討了比較思想的歷史發展過程。他認為，東西方人的思維方法不同，東方人是綜合型的，西方人是分析型的；東方人對事物的看法是直觀的，西方人是推理的或是邏輯的。他還指出，思想具有一種超越最初倡導這一思想的時代及國土的深遠意義。思想對于全人類來說，具有一種無法估量的價值。無論未來的哲學將開辟出一條怎樣的新路，思想的這一特性永不改變。他認為只有對各種不同的哲學觀念進行互相比較，并與人類生命的本質聯系起來考察，才有可能達到真理。展望未來，東西方思想存在著綜合的可能性。盡管各種哲學因不同的文化傳統而有差異，尤其它們是用不同的語言來表達的，但仍然可以促成世界哲學的形成。他建議采用一種“并用的方法”，堅持兩個原則：公平和寬容。假如真正做到這一點，將來勢必能消除“東西方的對立”。他在《平行發展——思想史比較》一書中，通過對東西方思想史的大量資料考察指出，在世界各個不同地區的平行發展過程中都有相似的現象出現。即使各個民族使用的定義概念不同，這些相似的現象肯定出現于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他相信，文化的發展是有秩序的，其規律在所有的文化史中都是一樣的。這種秩序或規律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總規律的反映。例如，神的概念、不生不滅的問題、正統派和異教徒的性質區別、道德的價值等，這些問題曾顯現在各種民族文化的發展階段上，具有普遍的意義。
　　中村元比較思想的研究，超越了時間、地區、種族、國家等界限，站在世界的高度。他勾畫出人類思想史上從古至今各種文化傳統的一幅綜合性的客觀的圖畫。綜觀這幅圖畫，能使人超越于東方或西方，獲得一種世界性的觀點，即對整個人類的思想進行反思。他精細地研究東方哲學，但并不想顯示某種特定文化具有什么優越性，總是客觀而公正地表述，試圖以他創造性的研究來引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溝通。《比較思想的軌跡》使人們更清楚地了解到他的思想觀點和立場態度。例如，他在1969年舉行的第5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發言指出， 要“以綜合東西方的思想，發現未來文明理想的新路”。1974年，在比較思想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辭中又說，“隨著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加強研究，可知西方思想和東方思想并非互相獨立地發展，而是有著各種密切的交流。這是越來越明顯了。因此，必須從整體上把握人類的思想史。現在我們正處于這一時期。”然而，盡管如此，保羅·杜遜的觀點目前愈加具有現實意義。即重新審視同哺育自己的傳統文化不同之文化的對立態度。傳統文化中有必須維護的東西，理當維護到底并使其發展。
　　中村元提倡“系統思考”，即承認人世的各種價值，解決它們之間的相克問題，賦予各種價值適當的地位。1979年5月，他在第12 期《思想的動向》雜志上撰文認為：“體現于人們生活中的種種價值，時而矛盾對立，時而相克相滅。例如，‘美’是人們追求的東西，‘剛毅’是行動者必須的品質。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常常出現矛盾。對崇尚美的人來說，‘剛毅’有時會給人以粗暴和不舒服的感覺。另一方面，在社會現實中，果斷行動的人則不大注意‘美感’問題。要解決這些對立相克的問題，必須將各種價值置于合適的地位，也就是要進行‘系統思考’”。他還認為，“價值觀的差異也是整個世界的重要問題。各民族、各文化圈的價值觀不同，有時甚至會引起武力沖突。因此，這是一個重要、不容回避的問題。”他希望找出“通行于各文化圈的普遍的東西”。
　　早在60年代，中村元就考察探討了東方的思想精神在西方的傳播和滲透，例如“美國社會同印度的神秘思想”、“美國人心中的東方世界”、“美國的佛教”、“禪在海外”、“美國的各種宗教的協調”等，認為美國在東方文化的影響下，傳統精神正在喪失和發生變化。《比較思想的軌跡》中有一篇是作者1990年在比較思想學會第16屆大會上的“特別演講”，題目是“日本走向世界——世界思想史的一個課題”，認為曾經吸收了中國、印度、歐美等東西方文化的日本，必須放眼廣闊的世界，對自己進行反省和重估。這是日本人當前面臨的重大課題。他不認為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處于鎖國狀態，孤立于世界，而是同外界有著廣泛的聯系；也不認為二戰前日本是所謂萬國之首的皇國，戰后則在西方標準的尺度下成了畸形和古怪的國家。他指出，日本思想史是世界思想史的一環。日本同世界有著很多可比性。例如，日本神話同古希臘神話很相似；日本的古代宗教同希臘一樣都是多神教。印度文明通過佛教傳至日本，但與佛教無關的印度教神話等同日本《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的神話類似。日本從飛鳥、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同中國的隋唐王朝類型相同，文化明顯相似。平安朝的文藝屬于浪漫主義，雖與西方不同，但日本浪漫主義總體的變遷與西方浪漫主義的發展進程相同。在描寫極樂凈土的莊嚴和地獄的恐怖這一點上，日本的《往生要集》可同西歐但丁的《神曲》相媲美。禪的初衷是否定傳統的權威，拋棄固有的觀念，與此相對應的有希臘的犬儒派等。安土、桃山時代的文化則被稱作日本的“文藝復興”。明治維新后，西方思想大量進入，日本迅速地實現了現代化。然而作者對日本只是輸入外國的思想文化，而不向外宣傳自己的文化表示不滿，希望改變這一狀態。在談到哲學等今后的方向時，中村元認為“日本的學問陷于新康德派的價值分裂癥之中，而事實上根據地區的哲學分類已漸漸失去意義。”他還認為“比較思想對人類未來的自覺的實踐活動是極為重要的”。
　　（作者：郭潔敏，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所助理研究員；責任編輯：光君）
　　注釋：
　　〔1〕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學術月刊滬101-102,17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郭潔敏19961996 作者：學術月刊滬101-102,17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郭潔敏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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