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

　　廣州的張檸也是一位支持“第三種批評”的批評家，他最近寫過一篇文章，叫《沒有經典的時代》。不少人對他文中的意思不以為然，認為我們這個時代還是有許多“經典”的，與此相應的“大師”也很不少。事實上，陸續出版的號稱“經典”的著作，據說都很受歡迎。讀者大多十分青睞篇幅浩大、裝幀豪華的“經典”，習慣于在裝修新居的時候（幸運的是這樣的機會實在不少，因為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將其買回家來放在“書架”上；同樣；也有不少“大師”為人所熟知，比如一個錢鐘書就讓大家有說不完的話題，不僅養活了眾多的大學教授，而且使“先富起來”的一些生活“很有品位”的人，多了一個佐餐的談資，——他們習慣于在茶余飯后，一邊用牙簽剔著牙，一邊議論著錢鐘書的“吃葡萄”的哲學和“吃雞蛋”的幽默。可是，張檸這個人就喜歡認死理，他振振有詞地反駁說：如果所謂的“經典”和“大師”淪落為“中產階級”書架或餐桌上的裝飾品，那么你還認為這個時代存在著經典或大師嗎？這個張檸實在是太書生氣了，正如兩位山東的青年批評家吳義勤、施戰軍一樣，后者偏偏就在人家興致勃勃地編著出版著百年經典的時候，冷不防跳出來質疑一番，說人家的標準混亂，沒有穩定的立場和知識參照等。其實，人們同樣有理由對吳義勤和施戰軍的“質疑”也來一番質疑：你們的質疑依據在哪里？如果你們自己同樣無法提供有效的標準和穩定的知識參照，又憑什么否定別人的呢？張檸也不得不面對這樣的詰問：為什么“中產階級”不可以有自己的經典和大師呢？你憑什么如此高傲？
　　所以，在我看來，尤其說這是一個“沒有經典的時代”，不如說這是一個“沒有知識的時代”更加確切一些。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普遍穩定的知識參照，所以制造經典的人必得遭到質疑，并無法在這質疑面前自圓其說；出于同樣的理由，任何質疑也并沒有恒定的知識依據，而不得不同樣遭到質疑。人們甚至不能開口說話，因為說話者與聽話者缺乏共同的知識參照作為交往的依據，注定不能得到同聲響應；或者說話者自身的知識依據是飄忽不定的，所以說出來的話總是閃爍其詞，經不起質疑，只得“王顧左右則言他”。人們已經注意到90年代以來所謂知識界的這一基本狀況，并已經將這種狀況命名為“失語”，即認定這是一個“沒有話語的時代”。其實，“沒有話語”也就是一個“沒有知識”的實質，即關鍵在于沒有一個必要的知識參照系統。
　　80年代的情形完全不是這樣。由于意識形態的堅冰尚未打破，一方面，為數不少的一派說話者處在這一意識形態的營壘里，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捍衛著什么；他們說話的姿態是絕對不會閃爍其詞或“王顧左右而言他”的，相反，他們手中緊握著某一僵化得差不多成了固體的原則、規范、標準，幾乎用不著進行個人化的思考，便先天性地具有了說話的勇氣和信心，——他們仿佛并非代表著他們自己說話，而完全是他們手中的“意識形態真理”的代言人；正因為如此自動化地得到了意識形態教條這一“批判的武器”，他們在闖入社會生活和文學藝術的芳草地從事著“武器的批判”時，完全是胸有成竹的，而且由于借助了意識形態的權威，他們的批判也分外有力。另一方面，作為這一意識形態營壘的對立面的另一派說話者，那些處于知識界最前沿并具有時代超前意識的人，就是被稱為“精英”的所謂知識分子，也同樣不乏“真理公司獨家代理”的堅決的立場和義無反顧的勇氣及信心，只不過他們所“批發”的“真理”，內容和他們的意識形態對手完全不同而已；是什么使他們如此高傲呢？他們不約而同地相信自己成為了歷史所挑選出來的精英，而他們肩負著歷史的使命，就是要以執著和決絕的姿態，去批判、消解僵化意識形態的“超穩定性”；在這里可以看到，意識形態堅冰不僅是他們的對手的一個穩定的知識參照，而且也正是他們自己說話的一個同樣穩定的參照，——打破這一堅冰的一切努力都自動化地得到了價值肯定，而將這種努力視作自己當然的歷史使命正是他們一切高傲的資源。
　　現在回想起來，80年代這些被命名或自命名為知識分子的人，其實相互之間并不具備一個絕對的肯定性知識參照的，這種情形實際上與我們這個時代十分相似，不同的是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否定性知識參照而已。他們用來消解、否定、批判僵化意識形態的理論武器常常是各不相同，有時甚至是完全沖突的，例如有人借助于儒家士大夫的“浩然正氣”來為自己的批判姿態打氣，有人反復重申和強調的是“五·四”時期的科學、民主和個性解放精神，更多的人是在剛剛開放的西方“寶庫”中找到知識依據的，而這些人的視野所及也大不一樣，如有的著眼于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思想，有的來到了現代，也有的發現了幾乎同步的后現代。但是知識背景的不同甚至沖突并沒有被注意到，因為人們在面對僵化意識形態這一否定性知識參照時形成了“統一戰線”。僵化意識形態這一現實的中國問題的存在，使所有非現實和非本土的知識依據一下子具有了現實的和本土的性能，可以在當時的語境下顯出非凡的效力。但是，或許正是這一過分幸運的事實掩蓋了一種由來已久的不幸：中國的知識界其實并未形成真正現實和本土的知識系統，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其實都還處在“沒有知識的時代”，只不過一直都有太多的非知識參照或否定性知識參照（非知識參照如救亡運動，否定性知識參照如僵化意識形態），我們從來不意識到一個屬于自己本土的、現實有力的肯定性知識參照多么重要和迫切而已。所以，當意識形態的堅冰打破，同時也不再有如救亡之類的事要做的時候，仿佛一夜之間，當下中國沒有自己的真正知識，因此也沒有自己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不幸后果就終于暴露無遺了。
　　90年代就是這樣一個不幸的時代。當這個時代的不幸到來（確切地說，是我們一直以來的不幸顯現出來）的時候，許多人還覺得這是一種幸運呢，因為不管怎么說，長期禁錮著知識界的僵化意識形態總算是無疾而終了。事情仿佛就是由時代的分界線所決定的，仿佛沒有任何征兆，原先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僵化意識形態就突然不再具有效力了。許多人依然說著意識形態的話，行使著意識形態的權威，但卻再也不像以往那樣胸有成竹，不再顯得像是真理的代言人了。另一方面，原先執著地以消解僵化意識形態為目標的說話者，也仿佛與他們的意識形態對手達成了協議，放棄了不依不饒的批判，——事實上，一旦兩個陣營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僵化意識形態完全只是形式上的存在，那就意味著僵化意識形態已經徹底崩壞，一切批判、消解的努力都變得毫無意義了。于是，80年代的知識界，也就是一個反意識形態的共同體，宣告解體了。從最初的“下海”和“致富奔小康”的浮躁中清醒過來之后，90年代知識界呈現出來的就是一番無中心無參照的圖景。“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有人這樣描述著。可悲的是，哪怕就是這樣一句描述性的話，最初也并不是從我們自己的口中，而是由俄羅斯人巴赫金說出的。
　　可是，正如明明是一個“沒有經典的時代”，而“經典”和“大師”卻普及到了中產階級的家庭，明明是一個“沒有話語的時代”，卻又到處是“眾聲喧嘩”一樣，這個“沒有知識的時代”，卻被非常確切地稱做“知識爆炸”的時代。事實上，我們時代缺少的只是純粹的知識和真正的知識分子。至于作為某種工具、某種資本的“知識”、“信息”之類，在網絡化、全球化的今天，卻恰恰高度膨脹到了幾乎令人窒息的程度。同樣，我們這里也并不缺乏依靠知識謀生的人，依附在某一權力或利益集團身上的國家化、階級化的“知識分子”以及非常聰明地利用自己的知識致力于改善生活條件的、日常生活化的“知識分子”，簡直就是這個所謂“知識經濟”時代的特殊風景。“沒有知識的時代”所沒有的是純粹的、只與其本身的歷史和創造有關，而不具有任何其本身之外的目的的知識，而唯有這種純粹的知識，才能著眼于長遠，才能為民族意識和當代思想提供必要的資源和參照。而真正的知識分子或許就是以這種純粹知識為生的人，他們只忠實于自己的思想、邏輯，永遠只屬于知識和知識界本身，既不至于集團化，也不會淪為日常生活的奴隸。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90年代是一個“沒有知識的時代”，知識變成了資本，——不僅是一種比喻，而是的確作為與資金資本對等的因素，在諸如軟件業、傳媒業的管理和運作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就是所謂“知識經濟”的要義所在。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對于知識界、知識分子，除了把他們看做與某種美好回憶聯系在一起的詞匯之外，還能有什么別的指望嗎？而作為純粹知識對當代生活和文學藝術說話的所謂“文化批評”，能在這“沒有知識的時代”找到立足之地嗎？
　　當各種不同的批評口號紛紛出籠的時候，“沒有知識的時代”又有了一個新的注解：“沒有批評的時代”。尤其是在今天時過境遷之后，那些短命的口號與旗幟只顯出了幾分可笑，因為它們既沒有系統的批評思想，也并未提供能夠對當代生活和文學藝術發言的知識依據。所有說話的聲音都不過是眾聲喧嘩，眾多的批評口號只是更加明白地告訴人們批評的“失語”。“第三種批評”的理念也是在這個時候被幾個人公開提出的，而直到現在，即直到其它各種口號相繼被人們遺忘（時間其實也并不太長）的時候，它才真正體現出思想的深度。并不是因為“第三種批評”與別不同地擁有純粹知識作為參照，它甚至也并沒有提出它自己所渴望提出的純粹知識意義上的真正的“中國問題”。恰恰相反，也是它最獨到和最深刻之處就在于，它承認這是一個“沒有知識的時代”，純粹知識是幾乎不可能的，認為我們現有的全部知識都不能作為今天進行批評活動的依據和參照，因此批評的當務之急就是將我們所有的知識儲備全部擱置一邊，以“懸空”的狀態直接面對批評對象，直到真正的（中國）問題顯露出來，再循著對問題的絕對思考重建一個純粹知識系統。有人指出這是一種現象學批評，如果的確如此，也只是在方法上的相似，因為現象學與其它一切知識一樣，都是“第三種批評”要擱置的對象。如果說現象學是某一特定學派進行文化批判的武器的話，“第三種批評”所從事的是一種“沒有武器的批判”，需要把一切現有的知識武器統統丟到一邊去。毫無疑問，“第三種批評”是一種異常艱難的文化選擇，由于它破釜沉舟地置身于悖論叢中，人們甚至有理由對它的可能性表示懷疑。但是，基于對這個“沒有知識的時代”的最深刻的認識，出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當下的文化無奈，這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最后選擇。
　　從更深一層來看，這個“沒有知識的時代”甚至也是一個“沒有常識的時代”。各種各樣的“知識”、“話語”爆炸性地膨脹，不僅使純粹知識成為空談，而且把普通人的基本常識也遮蔽住了。這就是為什么會出現這么一種奇怪的情況：一部文學作品置于普通人面前的時候，這個人還能對它說出些道道來，而一旦拿給某些“知識分子”（專家）和批評家看的時候，他卻反而語焉不詳和閃爍其詞，或說得誰也聽不懂了。普通人都會有欣賞一般的藝術美的能力，這得益于與生俱來的審美感官和通過社會交往無形中確立的基本審美常識。可是，這些以知識為生的人卻一直懷抱著虛假的知識而不自知，直到失去了最起碼的感官和常識的能力了。對于批評家來說，應用知識對社會生活和文學作品說話是一種職業，可由于他所應用的并不是純粹知識，也不是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腦感受和思考過的知識，他所謂的知識于他便真的是一種“業”了。在佛教觀點里業就是障，批評家的虛假知識就是遮蔽常識的“業障”，必須徹底打破或懸置一邊，首先把常識解放出來，恢復普通人最最基本的審美感受能力，才能進一步達到真正知識的創造力。所以在我看來，在目前的形勢下，“第三種批評”實際上就是回歸常識的批評，批評家說話時不妨將頭腦中現存的一切概念、知識、歷史等等拋開，只聽從普通人的感官和常識，這樣形成的新的知識，就是屬于自己的。在一個沒有常識的時代，常識卻往往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就像80年代初期的“朦朧詩”（尤其是舒婷的詩），不過是回歸了抒情詩的基本常識，在當時卻無疑是一種“崛起”的“新的美學原則”。
　　但是將現有的全部知識從自己的大腦中剔出，一定是既艱難又痛苦的事，因為這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向自我開戰。所以，我們要向90年代的“第三種批評”批評家致敬，如果說80年代的批評家是在與一個明確的敵人（僵化意識形態）開戰的話，今天的“第三種批評”批評家卻在與自己開戰。對于一個知識者來說，現有知識即如無處不在的空氣，是無從反抗的一種宿命，而現在“第三種批評”卻恰要在無從反抗處反抗。離開了呼吸也許就要窒息而死，可是這些虛假的知識，這有毒的空氣，濃霧一般的空氣，不是也一樣會讓人窒息而死嗎？同樣是死，又何不置之死地而后生呢？在80年代，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如果成功地戰勝了對手，便立刻會被稱為“黑馬”，聞名于世；那么，90年代的批評家，一旦成功地戰勝了自己，他將會得到一些什么呢？沒有人告訴這問題的答案，而這一點也許正是令冒險家（“第三種批評”批評家）們最最感興趣和被誘惑的。
　　
　　
　　
文藝爭鳴長春76～78J1文藝理論譚運長19991999 作者：文藝爭鳴長春76～78J1文藝理論譚運長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20:2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