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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現代主義相反對的后現代主義是60年代興起于法國、美國等地并迅速波及全球的一種文化思潮，它以解構中心的多元世界觀、用文本話語論替代世界本體論等為特征。法國后結構主義哲學是后現代主義的一支主要力量，而利奧塔則是后結構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他于1979年出版的《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一書至今仍是研究后現代主義問題的經典著作之一。
　　雖然“后現代科學哲學”這一術語是后來的圖爾明首次使用的，但利奧塔開啟了將后現代主義與科學哲學相結合的先河。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況》中著重探討當代西方高科技社會中的知識狀態嬗變，試圖以語言實用學（簡稱語用學）的觀念和方法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變異和文化癥狀，并深入論證作為西方文明維系網絡與認知基礎的“元敘事”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產生的“敘事危機”與知識非合法局限。正是這種強調知識“不可通約”和開發不同語言歧見的后結構主義觀念成了利奧塔后現代科學哲學思考的基點。
　　　　　　一、作為語言游戲的科學知識
　　利奧塔的后現代科學哲學，首先關注的問題是使用語言來考察科學知識及其與其他知識形式的關系。第一個對知識進行語言考察的是后結構主義大師福柯。他認為古典觀念的知識就在于將一種語言形式與其他語言形式相聯系，在于恢復巨大的、完整的詞和物的平面（利奧塔稱之為“大敘事”），并使每樣事物可以言語，知識的適宜功能不在于觀看或演示而在于解釋。但解釋與組織或秩序觀念密切相關，全部古典認知所以可能是因為知識反映了秩序。在福柯看來，這種古典認知觀念實際上構成了以科學知識啟蒙為理想的現代主義觀念。
　　如果說在福柯的知識話語中已經確立了語言的地位的話，那么在利奧塔的知識話語中“語言游戲”更成為他研究思想史、科學發展和文明變遷的透視工具：知識與語言密切相關，語言表征秩序，秩序構成作為規則觀念或操作原則的科學概念的基礎。自然地，利奧塔也把科學知識看作是一種語言游戲。在他看來，這樣一種看法并不是沒有依據的。正如他指出：“科學的知識是一種‘論述’，我們可以確切地說，在過去的40年里，各種‘尖端’的科技，都和語言有關：語音學、語言學理論，傳播學和控制論（神經機械學）的問題、代數與信息論（電子信息學）的各種理論、電腦及其程序語言、翻譯問題，還有諸多電腦語言之間交叉問題的探討，資料儲存和流通的問題、電傳學、智能終端機的改進，悖論學（模糊學）……等。”（利奧塔：《后現代狀況》，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頁）按照利奧塔，人們必然會追問：除了科學知識之外，其他所有知識都是虛無的嗎？或者科學知識難道是構成科學事業的“研究綱領”的“內核”，而其他知識只能是其“保護邊帶”并持續變化嗎？
　　對于這個問題，利奧塔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認為：“科學知識并不代表知識的整體，它總是與其他（為簡單起見）我所敘事的知識并序、競爭和沖突。”（同上書，第45頁）一旦科學知識按照語言游戲來理解，也就是說不再簡單地把科學知識作為所有其他知識形式建構的基礎，那么，利奧塔便進一步指出：科學的游戲可以置于與其他知識同等的水平上。在這里，他說明了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形式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優越性，它們都是語言游戲，也即存在一種所謂多重語言游戲。因此，作為語言游戲的科學知識曾經一直被現代主義者當作是占據統治地位的“大敘事”，在利奧塔那里變得與其他知識沒有什么兩樣了。
　　　　　　二、現代科學知識的語用學特征
　　在對科學的看法上，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說后現代科學觀有什么樣的特征呢？一般來講，現代主義科學觀可以回溯到啟蒙運動時期。所謂啟蒙運動就是要試圖為所有可能的知識提供基礎，這個基礎逐步確立為以實證、理性（特別強調數學意義上的精確性）為標識的現代科學知識論。后現代主義科學觀則拒絕這種做法的可能性，并挑起了重建多重知識模式的哲學任務。為此，利奧塔使用了“后現代”這一已經在社會學家和文學批評家中間流行的詞語。他指出，“后現代”就是對“元敘事”的質疑，而這種質疑是伴隨現代科學發展而產生的，因為現代科學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整套合法化的“元敘事”體系（如形而上學、學院制度等）發生了危機，如英雄圣賢的退居邊緣、環境巨大災難的出現、偉大探險的事過境遷、崇高的終極等意味著失效，由此衍生出了懷疑主義（同上書，第29頁）。
　　盡管福柯把古典的秩序知識與文藝復興的碎片知識（先是“人的科學”，接著是自然科學——以牛頓理論為最，后來是社會科學）相并列，但從這種區分中仍然可以看到現代主義知識觀與后現代主義知識觀之間的聯系。在福柯看來，古典知識是一種理解秩序的語言實證主義夢想，而文藝復興知識則是通過“語言碎片”打破了神圣化的秩序觀念。這樣，在實證主義意義上，與具有明顯本質論基礎的秩序語言游戲相比，個人敘述（語言碎片就是指語言游戲的個體化狀態）就成了語言交流的標準。這里的主要問題是能夠把個人敘述描述為“私人語言”嗎？這種私人敘述本身通過使用能夠作為交流媒介并因此而公眾化嗎？這正是利奧塔要解決的問題。
　　現代主義者試圖通過提供一種“元敘事”，即綜合的形而上學框架（實質就是在現代自然科學中發展起來的實證和理性方法）來組織、試驗和解釋所有的知識陳述。與此不同，利奧塔是想使用“后現代狀況”來避免這種不經意的主張，并轉向以私人語言游戲的不可通約性來說明知識陳述問題。他指出：“后現代知識并非為權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夠使我們對諸種事物差異獲得感知能力，使我們獲得寬容不可通約性的能力。后現代知識的原則不是專家式的同質性，而是發明者的悖謬推理。”（同上書，第30-31頁）這使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兩種知識觀的分水嶺一目了然。
　　以上面看法，利奧塔描述了科學知識的語用學狀況：首先是科學知識作為一種語言游戲是只保留定義指稱性，而將其他語言游戲排斥在外。一種科學話語的真實價值是決定它是否被他人接受的核心標準。在這種定義指稱性的真實價值論證中，其他如疑問句式、預設規范式等標準只是用來作為轉折或過度而已。這樣，一個人如果能夠針對某個指稱提出一種確實的看法，或者以證明法或證偽法來證實專家結論正確與否，就可以稱為科學家了。
　　其次，科學知識是社會規范的間接組成單元。隨著科學的專業化和各種科學制度體系的建立，科學知識成了社會規范的間接組成元素。這樣，科學知識與社會的關系變得密切相關了，社會中的聆聽者不需要任何特別的能力，只要聰慧靈敏和在聆聽就可以研得和習得科學知識。
　　再次，科學知識只有以某些論點和證據被證明為真理才能被承認。科學教授是用實驗來演示某個理論為真理，才能使學生和公眾接受。科學知識從來都不怕事實被曲解或反證，用舊有的方法所獲得的知識隨時都可能被推翻。而就同一指稱而言，如果提出一種與既有話語相矛盾的新話語時，只有在出示相關證據去反駁既有話語時，才能為人們所接受。
　　最后，科學知識策略是一種歷時性的記憶。當代科學家應該熟悉他所定義指稱的一切已有話語（如文學和書目之類），并且如果他要提出一種新的話語，那么這種新話語必須是與以往一切話語都有所不同。原則上講，這種記憶是有用的，它意味著一種不斷創新的歷史性發展，代表了一種科學知識積累的過程。
　　利奧塔認為，這些狀況是科學知識獨有的，是盡人皆知的，但它們決不能成為評判其他知識形式的成立與否及其效能的標準。因為科學的游戲規則與其他知識的語言游戲是根本不同的兩套規則。其他非科學的知識形式是由成見、習俗、權威、偏見、傳奇、神話、寓言、天真和意識形態等組成的，它在實用交流中往往并不以論證和證據作為主要手段，所以它在無法理解科學話語時便采取相當寬容的態度。但反之，科學家對非科學知識的正確性提出質疑時，便會作出永遠無法用論據或證據來說明的結論。現代主義的錯誤正在于將科學知識的游戲規則用來評判全部知識，結果導致了人們為后現代狀況中“意義的喪失”而哀悼的情況。
　　　　　　三、權力推動的現代科學知識合法化
　　利奧塔的后現代科學哲學也對科學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系給予了足夠的關注，并且把它置于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狀況中來討論。他說：“知識以信息的商品形態出現，成為權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世界范圍權力競爭中，已然變成最重要的籌碼。”（同上書，第36頁）那么，究竟知識對什么樣的權力之競爭是關鍵的？是否只有為增加利潤的資本家權力才能展示科學知識的成就？這里利奧塔對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觀點進行了擴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將工業資本家的商業權力同自然科學的基礎和實踐聯系起來，認為工業的實踐不僅是一個展示科學成就的問題，也是一個推動和保護科學活動的問題。在反對費爾巴哈的唯心主義科學研究觀時，他們指出：“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里有自然科學？甚至這個‘純粹’自然科學也只是由于商業和工業，由于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材料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這些線索，利奧塔強調與科學知識密切相關的權力概念是帶有普遍性的：“知識不再是主體，而是服務于主體：它的唯一的合法性就是使道德變成現實（盡管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利奧塔：《后現代狀況》，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頁）
　　在利奧塔看來，權力不僅是掌握知識的結果，也是科學知識是否有效的裁判員。正象培根所說“人類知識與人類權力合而為一”一樣，利奧塔指出“權力以科學和法律的效率為依據可以將科學和法律合法化，也可以科學和法律為依據將科學和法律的效率合法化。權力是自我合法化的，一個為發揮權力運行最大化而組織起來的制度或體制，似乎也能夠比較自如地成了自我合法化。”（同上書，第141頁）如此一來，科學知識的生產、分配和消費都成了自我合法化的過程了，在這個過程中科學知識自身賦予了權力。現代科學和現代性中心地位的確立正是將政治、軍事、資本等權力作為原動力來追求其合法化的產物。而與日俱增的科學危機（如實驗科學的終結、科研經費的逐步減少和忽視對人文的關注等）也是從這里開始的。科學知識的危機既是伴隨科學合法化的發展過程而產生的必然現象，也是資本主義權力膨脹的結果。這說明，利奧塔的后現代科學哲學帶有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
　　　　　　四、以不確定性為特征的后現代科學知識
　　利奧塔把科學知識看作是語言游戲及其規則，并通過對科學知識借助權力追求合法化的探討，實際上解構了現代主義或現代性中科學的霸主地位。在此基礎上，他通過揭示現代實證和理性科學無法解決的問題（如數學中的哥德爾難題、熱力學中的“拉普拉斯妖”、生物學和化學中的布郎運動、量子力學中的海森堡測不準原則、經濟學中的柯可曲線等），提出了后現代科學知識的定義：“后現代規則話語，內容在話語中。”（同上書，第163頁）這種后現代規則話語具體表現為不連續性、突變性、非修正性以及佯謬等。后現代科學所關注的事物是模棱兩可、測不準、因信息缺乏而導致的對抗沖突、支離破碎、語用學悖論等。這樣說來，后現代科學實際上正在改變著知識的本質，并正在提供一種合法化的模式（即科學中的明確文本來源于科學本身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只不過這種模式與現代科學所倡導的效率合法化毫無關系。
　　應該說，利奧塔的后現代科學哲學解構現代科學中心地位是注意到了現代科學本身的某些問題，他的后現代科學知識設想也有量子力學、相對論、突變論、超循環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混沌學、模糊數學等一些科學結論作為依據，因而有其合理之處。如果說以實證和理性為特征的現代科學作為一種敘事力量的興起過分倚重客觀性的“物質”和“碎片化”的話，那么今后的科學必然要考慮過程、人文和整體性的價值取向。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呼聲。也許正是這種意義上，利奧塔使用了后結構主義的語言學觀念挽救了現代科學。正如美國后現代主義學者詹姆遜在為《后現代狀況》作的序言中評價道，“利奧塔之所以能夠對一個舊式科學合法化內容做回顧式的描繪及敘事性的分析，是因為舊式科學合法化的理論在今天已經土崩瓦解了，迫使我們不得不采取這一不得已而為之的方法，一種極其特殊的、最后一分鐘似的援救行動”，而他“重新改造目前似‘非’或‘后’指涉式的‘認識論’，從而巧妙地挽救了科學研究和實驗，使之保持了一貫性。”（同上書，第4-5頁）。
　　然而，強調后現代科學知識的合理性，并不意味著實證、理性等“通約性”現代科學方法就毫無用處。我們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還相當遙遠，我們還要借助實證和理性手段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而且，利奧塔的后現代科學哲學也有眾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如他的方法論過多地強調解構而較少建構性，指出后現代科學的出路在于關注不確定性是否完全能夠解決現代文明危機也成問題，等等。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將后現代性作為“時髦”而拒之門外，更不能說后現代性只是發達國家的事情而與我無關。
現代哲學廣州68～71B2科學技術哲學李三虎19981998李三虎　作者單位：中共廣州市委黨校哲學室 作者：現代哲學廣州68～71B2科學技術哲學李三虎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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