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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蒙時期是一個醞釀社會大變革的時代。自文藝復興以來，人們對自然和人自身的認識已經積累到相當的程度，從而與舊的知識體系發生了尖銳的矛盾。人們再也無法容忍舊秩序的約束，沖破藩籬的激情如山洪一樣爆發，理性批判的洪流無情地掃蕩一切妨礙自由思想的東西。“理性”成為18世紀文明人的新的上帝，理智的進步成了18世紀新的信仰，個體的權利成了構建未來社會新的價值觀基礎。啟蒙時代把理性視為人的本質力量，并且堅信“無論在肉體上還是在道德上，人類種族根本上說是統一的”（注：Henry Vyverberg, Human Natur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4.），因此創立科學的人類科學是啟蒙思想家的普遍追求。
　　把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到人類生活和社會歷史領域，并企圖建立一種像自然科學那樣嚴密的社會科學，這是啟蒙時代的主流意識。與其他啟蒙學者不同，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不滿足于一般地提出這個原則，而是制定了一種可以貫通自然科學和人類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孔多塞把“可能性”(laprobabilité)這個概念作為連接物理科學和人類科學的認識論橋梁。他利用了洛克的經驗主義認識論學說，強調自然科學和人類的自我認識都屬于經驗的范疇，而所有經驗真理都只具有可能性。人類所有的認識，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類科學，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它們只有量上的差別，即不同的認識所確認的可能性大小是不一樣的。在對人類社會進行認識的時候，由于人類意識的多變和社會因素的紛紜復雜，對人和社會的認識可能更加困難些，所達到的可能性也許比物理科學更小些。但是，這里的差別只能是量上的，就兩種認識都是對可能性的把握來說，它們在性質上是一致的。
　　孔多塞認為，所有經驗陳述的可能性都可以用數學的方式加以表達和評價。這樣一來，盡管關于人類生活的認識在可能性上比物理科學少些，但從二者都能夠運用數學進行研究而言，它們都具有科學的性質。人類自我認識還比較幼稚，其中所達到的可能性還比較小，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人類自我認識的科學性質。實際上，即使自然科學也從未使可能性達到100%的水平。例如，氣象科學仍然無法實現對天氣進行絕對正確的預報，與之相類似，人們對社會的經濟運行過程的運算與預測也只能停留在概率允許的范圍之內。
　　既然人類行為、道德實踐和政治活動可以用數學的方式進行計算，從而獲得關于人性和人類生活的真理性認識，那么這就為建立一種正確指導人生和社會活動的科學奠定了基礎，找到了方法。孔多塞自己認為，他已經發現了“一種常見而又普遍有效的”“新的社會數學(mathemat-ique sociale)”（注：Condorcet, Oeuvres, Paris, 1847, vol,1,p.550.），可以為人們過理性的生活和制定合理的社會政策提供科學的依據。如果說過去人們是憑本能和情感盲目地從事各種活動的話，那么“社會數學”對人生和社會諸種可能性的嚴格分析，可以將人類從本能和情感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人類從此可以過一種理性而公平的社會生活。孔多塞把科學的發展與人類社會的進步聯系起來，在他看來，人類生活中的愚昧和荒謬行為，社會中的犯罪與沖突，與其說是邪惡情緒沖動的結果，倒不如說是人們對自己的利益進行了錯誤運算的產物。隨著人類對自身和社會的科學認識手段的發展，人類必定無限地向完善化的目標前進。
　　如果說把自然科學和人類科學都看成是以可能性概念為基礎的經驗科學，說明孔多塞遵循的是洛克的經驗主義路線，那么，認為所有的可能性因素都能夠按數學的確定性加以演算和表達，就表明孔多塞也堅持著笛卡爾的理性主義路線。但是，笛卡爾為了確定性而把人類生活和社會歷史排除在科學之外，因為在他看來人情世故不具有清晰明白的確定性；而孔多塞把可能性與數學的確定性結合起來，并借此把關于人類的認識也提升到科學的行列。就試圖建立某種關于人類科學，使關于人類生活和社會歷史的認識達到科學的水平而言，孔多塞與維柯是一致的。但是，就人類科學的性質而言，兩個人的認識又是截然不同的：在維柯那里，為了建立認識人類的“新科學”，就應該遠離數學和物理學的方法；在孔多塞這里，為了建立科學的人類科學，就必須按大體一致的范疇和方法把自然科學和人類科學統一起來。維柯認為，人類的自我認識在本性上比對自然的認識更科學，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或者說他們自己創造的世界；而在孔多塞看來，人類科學所達到的可能性仍然比自然科學低，人類科學應該以自然科學為典范。當然，人類科學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經驗基礎和研究對象。孔多塞認為，“假如有一門能夠預見、指導和推進人類進步的科學，那么以往人類的進步史就應該成為這種科學的主要基礎。”（注：Condorcet,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es de l'esprit humain,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1, p.85.）
　　啟蒙思想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認定理性是人的本質，并且堅信人類的歷史就是理性不斷得到解放的過程。人類的歷史，就是人的理性不斷啟蒙和理智力量自我發展的歷史。理性的啟蒙就是理性的解放，它一方面表現為擺脫傳統的偏見和自己的愚昧無知狀態，另一方面表現為掙脫專制主義和等級制度的鎖鏈。人首先通過自己的活動從自然環境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然后再從歷史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人通過理性的發展而獲得自由。然而，人類自由的發展，本身也是自然發展規律的組成部分。孔多塞指出：“人應該以一種完整的自由運用自己的才能(facultes)，支配自己的財富，滿足自己的需要。任何社會的普遍利益，都不能強制他們限制這些活動，反而應防止這種強制；在公共秩序的這個方面，殫精竭慮地維護每個人的天賦人權，是社會的惟一有用的政治和責任，而且也是公意能夠合法地對個體行使的惟一的權利。”（注：Ibid,pp.209-210.）
　　人類理性是作為物種之一的人的需要，它是在人的其他能力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在孔多塞看來，一個人生來就有可以接受各種感覺的能力，有可以辨別感覺的知覺能力，在這個基礎上理性能力發展起來。理性可以保存、分析和重組各種感覺材料。人人都有理性，但是理性能力有一個發展或完善過程。人類的自我完善就是理性能力的提高，因此，知識的發現和教育對知識的傳播就是理性啟蒙和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同其他啟蒙思想家一樣，孔多塞也堅持樂觀主義的人類歷史發展觀。他在《人類精神進步史概觀》中指出：“無論通過推理還是根據事實，自然界都沒有為人類能力的完善化規定任何限度，人類的完美性實際上乃是無限的；而且，除非地球毀滅，今后任何力量也不能阻礙人類完美性的進步。”（注：Condorcet, Ibid,p.77.）人類的進步史就是理性發展史的表現。孔多塞把以往的歷史劃分為9個階段：人類首先從野蠻狀態結合為部落，然后是游牧民族、農業民族，第四階段發明了文字，產生了哲學，科學也開始出現，隨后是羅馬人的時代，中世紀被孔多塞一分為二（以十字軍遠征結束為標志），第八階段基本與文藝復興時期重合，第九階段從笛卡爾開始到法國大革命為止。法國大革命之后是人類未來嶄新的歷史時代，因為，孔多塞相信，“人類的精神在掙脫了所有的鎖鏈，擺脫了偶然性的王國，戰勝了人類進步的敵人之后，就會邁開堅定不移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路上迅猛前進。”從此人類將逐漸實現理性的啟蒙和社會的正義，實現三個重要目標：“廢除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同一民族內部的平等進步，最后是人類完善化的實現。”（注：Ibib,pp.284、253.）于是，孔多塞幻想：到那時，暴君的殘酷、教士的虛偽和人民的愚昧將永遠成為歷史，它們也許只能在舞臺上出現；現實中，燦爛而和煦的陽光照耀著自由的人民，他們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不再服從任何外在的權威，所有的人都能夠過平等而富有意義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孔多塞已經真正突破了人類歷史循環論的窠臼，為人類指出了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和永恒進步的前景。但是，他把人類歷史的進步看成是理性設計的產物，從而忽視了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研究。不過，我們也應清楚地認識到，人類歷史的客觀規律是人們的活動規律，而在人類的活動中理智的運用和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目前，方興未艾的知識經濟浪潮就證明了這一點。
《天津社會科學》51～52B2科學技術哲學韓震20012001韓震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51～52B2科學技術哲學韓震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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