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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的人本思想同馬克思、恩格斯的人本思想相比，更多地帶有實踐特色。這一特點，在探索本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維護本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的實踐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列寧始終把社會主義看成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偉大事業，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不斷把人本探索和實踐引向深入。
　　一、列寧在蘇聯建國初期的人本思想
　　(一)人民掌握政權是實現人民民主的根本前提
　　第一，人民民主思想的理論論證。列寧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認為人民權利的享有與否取決于國家政權的性質，國家政權的性質對公民政治參與的性質、途徑、質量等都起著重要作用。“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1] 35卷P61。專制制度下，國家有權，人民無權，只有推翻這種制度，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權，才能獲得民主自由權利。列寧認為，俄國不能保持君主專制的憲法形式，因為那是壓迫廣大民眾的形式；俄國也不能走西歐國家的老路，因為那種政體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俄國應當實行民主共和國的形式，這種制度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務，人民群眾最終獲得政治自由和經濟解放。
　　列寧是從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來看待社會主義民主的。他認為，社會主義民主，從國體上說，是國家政權的基本內容，包括對人民實行民主和對敵人實行專政兩個方面，其核心和實質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民主，從政體上說，是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實現形式，是民主和集中的結合。但是，人民當家作主并不意味著人人都直接參與國家管理，“多數人的統治”不等于多數人管理。“政府終歸是少數人的政府”，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只能由少數人管理，只是在民主制度下這種少數人的管理要受多數人的制約；在專制制度下，少數人的管理不受多數人的制約。因此，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不在于國家的管理是不是少數人，而在于少數人的行為是否受到多數人約束和控制。在人選上，多數人應當有效地干預少數管理者的構成；在少數管理者被選擇出來后，多數人仍然能對他們的權力進行約束和控制，有權利決定他們的去留。
　　第二，人民民主實踐的最初嘗試。建國之初，列寧曾經設想用直接民主的辦法來管理國家，要依靠人民群眾的直接創舉來制定法律，蘇維埃機關的官吏要由人民選舉產生，并且可以隨時撤換，要“打碎舊的管理機關，并用嶄新的、公開的、直接的工人機關來代替它”[1] 29卷P352。他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將立即實行“所有人都參加的管理”[1] 31卷P96，“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1] 31卷P105。十月革命勝利后的蘇維埃政權使人民群眾成為民主的享有者，為實現公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權利提供了物質保障。
　　但是，列寧關于人民自治的思想和直接民主的實踐，很快被間接民主制所代替。“由于文化水平這樣低，蘇維埃雖然按黨綱規定是通過勞動者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1] 36卷P155這樣，人民直接管理制度變為政黨代表制，“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轉向黨“監督”蘇維埃，工人直接管理企業轉向國家管理企業，蘇維埃的選舉制和罷免制轉向黨的委任制，獨立的人民監督轉向從屬于國家機構的監督。列寧在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的論戰中，說出了這種情況，“難道每個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國家嗎？有實際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神話”，“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現。只有吸收了經濟的力量的先鋒隊，才能實現這個專政”[1] 40卷P252。因此，上述轉變仍然是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的。
　　(二)保障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是蘇維埃的首要任務
　　蘇維埃成立之初面臨的主要任務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利，把人民群眾從饑餓、困苦和疾病中解放出來。“在一個經濟遭到破壞的國家里，第一個任務就是成就勞動者，全人類的首要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如果他們能夠活下去，我們就能成就一切，恢復一切。”[1] 36卷P347這一時期蘇維埃國家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圍繞著人民的生存和發展展開的。
　　第一，通過《土地法令》保障農民的生存權。蘇維埃成立之初的迫切任務就是給農民土地、面包和自由。《土地法令》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的莊園以及皇族、寺院和教會的土地連同附屬物，都歸縣農民代表支配，直到召開立憲會議為止；任何毀壞被沒收的已經屬于全民財產的行為，都要予以懲處；普通農民和普通哥薩克的土地概不沒收。這個法令的頒布，符合大多數人的意志，為保障廣大農民的生存權奠定了基礎。
　　第二，通過《工人監督條例草案》保障工人階級的生存權。《工人監督條例草案》主要涉及工人的管理權、參與權、知情權等方面，其人本根據就是保障工人階級的生存權，這樣做是把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存權放在了頭等重要的地位。就當時的情況看，采用工人監督條例，對企業主進行監督，而不用過激的手段，是為了避免動蕩，也有利于利用已有條件恢復和發展生產。
　　第三，通過發展租讓制來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利。租讓制是為了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利而采取的一項特殊措施。從政治上講，租讓制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帝國主義國家，使其不能同俄國作戰，這有利蘇維埃的和平和發展，有利于保護人民的利益；從經濟上講，有利于俄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恢復，在全世界范圍內免除饑餓的威脅。因此，“只要能改善工農的生活狀況，我們不惜讓外國資本家拿走2000％的利潤，——而改善工農生活狀況這一點無論如何是應當實現的。”實行租讓制是一種犧牲，但是，為了使蘇維埃政權得到工農群眾繼續發展的生活資料，這種“犧牲”是值得的。
　　二、列寧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人本思想
　　(一)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建成社會主義的決定性因素
　　億萬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新秩序的創造者。列寧認為，由于沙皇專制的極端反動和腐朽，“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繼續到獲得最后勝利，即完全組織起社會主義社會，就比較困難了”[2] 3卷P7935。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眾親自參加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才能建成。所以，共產黨不僅在奪取政權的革命過程中要依靠群眾，而且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后，還必須更加廣泛地吸引群眾來參加建立社會主義新制度，進行經濟文化建設。
　　當時，社會上存在著一種錯誤觀點，認為工農群眾文化水平低，缺乏管理經驗，他們只能從事生產，而國家管理和組織經濟則要由“有教養的上層人”來承担。列寧尖銳地批駁了這種陳腐的剝削階級偏見。他指出，有管理才能和組織才能的人在工農群眾中是很多很多的。工農群眾主要不是從書本而是在管理國家的實踐中學習管理，他們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來學習建設社會主義，建立新的社會紀律，建立勞動者的自由聯盟。列寧認為，工農群眾一般文化水平較低，這是事實，但是他們從來都沒有忘記自己需要知識的力量，而且也正是管理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使命，促使他們具有非常高的學習熱情和求知欲望。十月革命后，根據列寧的建議，新政權為工農群眾自修和深造提供了全面幫助，開辦各類蘇維埃學校、工農速成中學和人民大學，有幾十萬青年參加學習，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大批骨干。
　　在列寧看來，工農群眾參加各種管理，同時以忘我的獻身精神從事勞動生產，充分體現了“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的真理。他們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主動起來克服當時國家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千方百計提高勞動生產率，設法生產和保護每一普特糧食、煤、鐵和其他產品。工人創造歷史的主動精神是“偉大的創舉”，表現了工人“自覺自愿提高勞動生產率、過渡到新的勞動紀律、創造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的首創精神”[2] 4卷P13。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它是對國家的支援；從黨的角度來看，“它對清除混到黨內來的消極分子和抵制腐朽資本主義環境對黨的影響是有意義的。”[2] 4卷P95
　　(二)人民群眾是領導和執政的基礎
　　列寧認為，人民群眾是個歷史范疇，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現代社會，群眾總是劃分為階級的，人民內部也存在著階級斗爭；在斗爭中，各階級通常都是由各自的政黨領導的；各個政黨又是由最有威信、被選出來担任領導職務的少數領袖來主持的。列寧對群眾、階級、政黨、領袖之間關系的這種闡述，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現實，批判了一些人制造的所謂“群眾專政還是領袖專政”的錯誤觀點。工人和農民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其中農民占人口的多數，情況比較復雜。農民作為勞動者，仇視地主資本家；他們作為私有者，又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動搖不定。農民只有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并接受工人階級領導，才能在社會主義發展中發揮應有作用。工人階級人數較少，但最革命最先進，它必須同廣大農民結成聯盟，加強對農民的領導，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
　　以列寧為首的俄共(布)很好地理解并處理了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之間的相互關系，使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群眾結成了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俄國共產黨是處在執政地位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它吸收了這個階級的優秀代表，這些代表曾經受過革命斗爭的鍛煉和考驗，善于把自己跟本階級的全部生活密切聯系起來，然后通過本階級和全體被剝削群眾密切聯系起來，取得這個階級和這些群眾的信任。“只有工人階級的政黨，即共產黨，才能團結、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的先鋒隊，而且只有這個先鋒隊才能抵制這些群眾中不可避免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抵制無產階級中不可避免的種種行業狹隘性或行業偏見的傳統和惡習的復發，并領導全體無產階級的一切聯合行動，也就是說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并且通過無產階級領導全體勞動群眾。”[2] 4卷P704一句話，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使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在反對資本主義勢力，建設社會主義中，發揮出全部的創造力。
　　(三)人民群眾是同官僚主義進行斗爭的中堅力量
　　從人本立場出發，列寧寄希望于依靠人民群眾反對官僚主義。他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措施：(1)積極創造條件，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盡可能吸收越來越多的勞動群眾參加國家管理工作。“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把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勝利”[2] 3卷P770。(2)改革國家機關，建立工農檢察院，加強對國家政權機關的監督。工農檢察院要“不顧情面”、敢于向任何一級領導人提出質詢。(3)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保證蘇維埃政權和廣大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主動接受群眾“自下而上的監督”。(4)加強黨的建設，防止執政黨蛻化變質。要堅決“清洗黨內那些一心想從執政黨黨員的地位‘撈到’好處而不愿肩負為共產主義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3] 27卷P215
　　三、列寧的人本思想在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深化和發展
　　從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蘇俄政府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通過“直接過渡”的極端形式，“直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驗”，從它的內容看，是按照科學社會主義關于未來社會的特征來實驗的，迫于當時的情況，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在實施之初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勝利沖昏頭腦，舉國上下在這種慣性的推動下，掀起了向共產主義邁進的高潮，把人的能動性推向極端，強行推進共產主義運動。因此，國內戰爭基本結束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施反而達到了高潮。這種脫離實際的做法，很快表現出相應的結果。一些人為了糊口“采用了非無產階級的謀生方式”，“喪失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性”；在階級敵人的煽動下，農民騷亂和暴動遍及全國；部隊里也出現了動蕩和兵變，經濟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
　　(一)實施讓人民滿意的糧食政策
　　國內的政治危機，不僅暴露了農民的不滿，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滿，人民是本能地在情緒上反對蘇維埃。蘇維埃在經濟進攻中走得太遠，脫離了群眾，沒有給自己留下基地。事實表明，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我們革命的先頭部隊有脫離應由它率領前進的人民大多數，農民大多數的危險，我們就一致地果斷退卻。”[4] 43卷P132從“以民為本”的立場出發，列寧肯定了農民要求的合理性，并從農民的要求中尋找答案。他說：“我們應當努力滿足農民的要求，因為他們感到不滿足，不滿意，而這種不滿意是合理的，他們是不可能感到滿意的。”那么，“怎樣去滿足農民呢？滿足農民是什么意思呢？我們從哪里能夠找到對怎樣滿足農民這個問題的答案呢？自然，這要從農民的要求中尋找”。“農民對于我們和他們之間所建立的這種關系是不滿意的，他們不要這種形式并且不愿意再這樣生活下去。這是不容置疑的。”[4] 41卷P51-53
　　這樣以來，讓農民走出困境，讓農民滿意就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任務。為了讓農民擺脫痛苦，我們必須馬上改變政策，使農民感到布爾什維克愿意不惜一切代價改善他們不堪忍受的狀況。“用實際行動向農民證明，我們從農民所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們極其貧困的境況下辦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從在農民看來是遙遠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證明我們能夠幫助農民，共產黨人在眼下小農破產、貧困、挨餓的困難時刻，正在實際幫助他們”[4] 43卷P76。所以，糧食稅不是應急之舉，而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必然結果。
　　(二)推行與人民利益結合的經濟制度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共產主義和商業是水火不相容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俄共黨內，包括列寧在內，對商業、商品貨幣以及商人的鄙視是根深蒂固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一系列經濟政策都與上述認識有關。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突破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的框框，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流轉自由”、“貿易自由”與社會主義的兼容問題，初步建立起由國家有計劃地利用市場的商品經濟體制，而推動這一制度創新的思想動力則是維護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實現小農經濟與大工業結合的“以人為本”的價值觀。
　　實行糧食稅意味著承認農民買賣糧食的自由，而且通過自由買賣可以換取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工業產品。正如列寧所說：“實質上可以用兩個東西來滿足小農。第一，需要一定的流轉自由，需要給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產品。”[4] 41卷P54而且，“小農只要還是小農，他們就必須有同他們的經濟基礎即個體小經濟相適應的刺激、動力和動因，這就離不開地方流轉自由。”[4] 43卷P55不過，這種流轉還僅僅是在一定范圍之內，它要被有組織的直接交換擠出歷史舞臺。盡管如此，同以前把農民經濟、小商品生產者作為產生資本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的基礎相比，同“無產階級應當把勞動農民與私有者農民、即種地的農民和經商的農民、勞動的農民與投機農民區別開來，這種劃分就是社會主義的實質所在”的認識相比，畢竟是一個認識上的飛躍。這也表明，列寧在商品貨幣問題的認識上，開始突破傳統的由國家直接組織生產分配的產品經濟體制，確立以廣大人民生存和發展為目的的價值取向，這是體制上創新的開端。
　　人民群眾的實踐使列寧實現了突破傳統認識的思想飛躍，他在重新審視社會主義事業的過程中思想認識得到升華，“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躍然其中。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初，列寧打算通過直接交換排擠私人買賣。但是農民不接受這種交換方式，結果不是合作社的直接交換排擠私人買賣，而是私人買賣排擠了合作社的直接交換。經過反思和比較，得出的結論是：經濟體制的構建必須充分考慮農民的利益。在俄國，“無產階級不但是少數，而且是極少數，占大多數的是農民”。由于農民是小私有者，他們希望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希望通過買賣的途徑實現城鄉經濟聯系。而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商業就是千百萬小農與大工業之間唯一可能的經濟聯系”。商品經濟是不可逾越的階段，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在物質財富尚未豐裕之前，是不能人為地加以取消的。對于鞏固工農聯盟來說，商品經濟也是不可避免的。“商業竟是我國經濟生活的試金石，是無產階級先頭部隊同無產階級結合的唯一可能的環節，是促使經濟全面高漲唯一可能的紐帶”[4] 42卷P347，通過這樣的制度創新，實現了小農經濟與大工業的結合、農民與工人的結合，鞏固了工農聯盟。“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同廣大農民的聯盟，是先鋒隊無產階級同廣大人民群眾的結合。”“新經濟政策的全部意義就在于而且僅僅在于：找到了我們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經濟同農民經濟的結合。”[4] 43卷P74因此，新經濟政策所構建的制度體系，是為了人的制度體系，是體現工人和農民利益的制度體系，是鞏固工農聯盟的制度體系。
　　(三)選擇使人民易于接受的過渡道路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上，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種是直接過渡，其表現形態是戰略進攻；另一種是迂回道路，其表現形態是戰略退卻。客觀地說，這兩條道路的基本意向都是要使人民擺脫貧困，過上富裕的生活。但是，在具體的做法上卻存在著很大差別。直接過渡的理論和實踐都偏離了人本實際，也出現了不少失誤；迂回道路符合蘇維埃俄國的實際情況，更貼近人的實際要求和實際生活，表現出豐富的人本情懷，也得到工農的衷心擁戴和支持。
　　第一，在價值意向上，把與人民群眾一道過渡作為過渡道路的選擇標準。列寧曾經說過：“在人民群眾中，我們畢竟是滄海一粟，只有我們正確地表達人民群眾的想法，我們才能管理。……現在人民、全體勞動群眾，對他們最重要的是切實幫助他們擺脫赤貧和饑餓，使他們看到情況確有改善，而且符合農民的需要和習慣。農民熟悉市場、熟悉商業。我們不能實行直接的共產主義分配。”[4] 43卷P109這段論述中，明確地表達了以人為本思想，那就是：不論選擇哪一種交換形式，采用哪一種過渡方式，要以“正確地表達人民的想法”為標準，要以“符合農民的需要和習慣”為標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人民跟著黨走，才能同人民群眾一道過渡到社會主義。“同農民群眾，同普通勞動農民匯合起來，開始一道前進，雖然比我們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體群眾卻真正會同我們一道前進。到了一定的時候，前進的步子就會加快到我們現在夢想不到的速度。”[4] 43卷P77
　　第二，在過渡方法上，采用人民群眾熟悉的、符合農民習慣簡便易行的形式。在實踐中，列寧指出：“我們在同農民一道建設自己的經濟，我們要一次次地改造這種經濟，并把它組織得能使我們在大工業和農業中的社會主義工作同每個農民的工作結合起來。”[4] 42卷P75從1918年11月到1919年12月，列寧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提出“為共耕制而斗爭”，要按照自愿原則和典型示范的原則，把個體農業改造成社會主義大農業。但是，“能夠接受共耕制的只是極少數覺悟的農民，而大多數農民都沒有這種要求。”列寧在《論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這是最簡單、農民又十分熟悉的過渡形式。然后，經過長時間的物質、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準備工作，逐步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合作社是“一種進步，因為它適合最普通的農民的水平，它沒有向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采取盡可能使農民感到簡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過渡到新制度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在實踐形式上，讓群眾在現實生活中創造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一系列政策，剝奪了農民的利益，惡劣的環境也把人的主觀能動性推向空想階段，并以更純粹、更簡單、更原始的模式表現出來。現實表明，自由貿易、商品經濟、合作社并不是異己的力量，它們本身就是現實的、活生生的社會主義，或者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現實條件。離開這些條件的任何社會主義模式，都是主觀的空想的模式。這種看法，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后才產生的，而合作社是吸引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最好形式。通過合作社，“我們發現了私人利益即私人買賣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合適程度，發現了私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的合適程度，而這是過去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碰到的絆腳石”[4] 43卷P362。在列寧看來，社會主義已經不再被“當作用莊嚴的色彩畫成的圣像”，“我們把社會主義拖進了日常生活”，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與社會主義緊密相連。
內蒙古電大學刊呼和浩特2～5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孟憲平20072007
列寧/人本思想/實踐
在不同的時期，由于革命和建設的任務不同，列寧人本思想的側重點又不完全相同。在建國之初，他把建立人民民主國家，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重點。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他把人民群眾作為依靠力量，通過糧食稅等政策來發展生產，滿足人民群眾需求。列寧的人本思想與社會主義的現實形式是密切聯系的，其全部生命力在于始終以人民為中心，以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價值目標，把人的生存和發展作為黨和國家一切活動的出發點。
作者：內蒙古電大學刊呼和浩特2～5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孟憲平20072007
列寧/人本思想/實踐

網載 2013-09-10 2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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