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

　　黃乃裳（1849—1924）是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他以領導創建沙撈越“新福州”而蜚聲中外，至今仍備受東南亞華僑華人尊崇。黃乃裳又是中國近代史、革命史以及福建地方史上一個值得重視的名人。他參加過維新運動，創辦了福建近代第一張報紙《福報》；他追隨孫中山，投身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豐富的人生經歷使黃乃裳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在為祖國富強而不斷探索、奮斗的過程中，對社會的認識不斷深化，其思想也隨之演變發展。黃乃裳的思想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本文試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并兼談近年來新發現的黃乃裳文章等史料，希望能夠比較準確地揭示其思想發展的脈絡及心路歷程，并向專家請益。
　　　　　　一
　　黃乃裳早期的教育救國思想，主要表現在1866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前。他希望通過基督教會的宣教、辦學及其他文化活動，提高國民素質，進而使中國擺脫積貧積弱的困境。這一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對他的深刻影響。
　　黃乃裳出身于“累世業農”（注：黃乃裳：《紱承七十自敘》。為省繁文，本文征引除另有他注外，無注者均出自該書。）的貧窮家庭，“少時半耕半讀”。由于勤學好問，他比較系統地接受了傳統教育。但是，家庭條件和社會環境束縛了他的成長。1866年，基督教美以美會的傳教士來到閩清六都。18歲的黃乃裳逐漸與傳教士接觸，后來還參加了他們的布道會。他發現傳教士“與塾師之教人者迥別”，“如慈父之詔其子，賢兄之勉其弟”（注：黃九美（乃裳）：《薛牧師傳略》，《閩省會報》第255卷，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一出版。）， 這樣更喚起了他的興趣。因此，每有布道，“必往聆其言論”（注：黃九美（乃裳）：《薛牧師傳略》，《閩省會報》第255卷，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一出版。）。真正吸引黃乃裳注意的是宣教的內容。他對傳教士所說的“恃人力不能勝諸罪惡，以為語甚奇創，徐與究詰討論，藉知贖罪救靈要道”。經過幾個月的反復揣摩，黃乃裳皈依基督，成為閩清縣首批基督教徒。同時，他表示“誓至死之日，遇有機會，無論何等人，必對之闡揚贖罪救靈之大道。”
　　入教后不久，黃乃裳即供職于教會。這對于他以后的政治生涯與思想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有條件接觸西方的文化；其次，有機會擴大與社會各界的聯系。這些都有助于開拓他的視野。隨著時間的推移，黃乃裳對基督教的信仰日深。他認為，自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來，基督教已臻于完美。他把哥倫布、麥哲倫、拿破侖、華盛頓及其他哲學家、科學家的出現，以及蒸汽機的發明、各門科學的問世，都叢納于基督教的功勞之中。他還認為，“無論曾受文化與未受文化各種族，一經改正教傳至其地，罔弗靡然從風，以增高其人民之品格程度，令其發生種種之新理想，而各欲作昂頭天外之觀”。這時的黃乃裳并未生活在真空中，他看到了祖國“外力之侵迫，國勢之孱弱，民治之腐敗，社會之頹落”，為祖國落后挨打而痛心，并時時“妄希有所效力于國家”。他認為，中國的積弱由于民智不開，而開通民智有治本與治標二法：辦學為治本之圖，辦報為治標之計。既然基督教有那么大的神奇力量，豈不是同樣可以適用于落后的中國？因此，黃乃裳相信：”如果吾中國自上而下一旦歡迎基督教，而受其化裁扶植者，安知不足駕歐美之上，而稱為世界最文明之國也。”
　　基于這種認識，這一時期黃乃裳所從事的工作，首先是努力擴大基督教會的影響。他担任過傳道工作，但時間不長。即使不是直接的宣教，他也要用自己的言行喚起人們對基督教的信仰，以做到“自上而下”接受基督教的“化裁扶植”。黃乃裳“見夫流俗藐宗教中少文人學士，與夫上流社會之人才，乃勵志為八股，廿九歲以第二名入泮。”后來他又參加鄉試，中了舉人。當時有人勸他學英文，也有人勸他學西醫，但他“以讀書博科名以饜流俗，以拓教中青年之胸次理想”。求取功名，原非黃乃裳本意，他是鑒于基督教的不普及與受蔑視才參加科舉的。他希望通過自己的這一努力，為教會爭得一點榮譽，以擴大影響。
　　其次，黃乃裳熱心于教會的辦學、辦報工作。基督教美以美會一向重視教會的教育。教會辦學自有它的目的，但在黃乃裳看來，都屬于開民智的治本之圖。教育振興了，國家就有救了。因此，只要教會辦學，他“無不竭力提倡而輔助之”。英華書院創辦之初，首任主理美籍教士武林吉（Franklin Ohlinger）主張中西文兼學， 但遭到在閩的許多美、英教士的反對。當時，在華的外國教士對中西文教育問題曾引發過一場爭論。黃乃裳認為：“曠觀環球商戰，與夫各國人才經濟彌滿之勢力、世界之潮流，知英文必大行于宇內”，因此支持武林吉。為了解決英文師資不足的問題，他要畢業于馬尾船政學堂的二弟黃乃英，辭去月薪30元的工作，到英華任教，月薪僅6元。 他自己也在很長時間里任教于福音書院與英華書院。總之，黃乃裳“于教育一部尤為注意”，并為此“在在出力”。此外，他還從事編輯會報工作，并主編過《郇山使者》月報。他發表過勸人種牛痘預防天花的文章，寫過《革除纏足論》。這些文章除了登諸報端外，還印成傳單，在閩江上下游散發。從中可見黃乃裳提倡文明、消除愚昧的迫切心情。
　　這一階段黃乃裳思想的最大特點亦即最大的弱點，是濃厚的宗教色彩，因而是幼稚的、虛幻的、唯心的。以此作為出發點去尋求改造社會的良方，勢必要碰壁。到了后來，黃乃裳內心感到空虛，對自己的努力“有無影響于社會，概不敢知”。外患日逼，時事多艱，他對自己的思想愈發懷疑，進而對教會也產生了疑問，逐漸地對基督教持“不冷不暖之態度”。黃乃裳思想產生演變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
　　黃乃裳思想發展的中期，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期間。這時期，維新思想占主導地位。黃乃裳認為，只要實行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中國就能走上富強之路。
　　黃乃裳思想轉向維新，有內因，也有外因。其內因如前如述，在早期思想的后幾年，黃乃裳對曾經崇拜并寄于厚望的基督教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疑問。教會遍布沿海內地，教會學校培養的學生也多了，其他的慈善事業也有了發展，但對國家有什么好處呢？反之，民族危機卻日益深重，直至于中日甲午戰爭慘敗的奇恥大辱。這些不能不使黃乃裳進行一番認真的思考，以致對基督教逐漸失望。他亟需找到一種新的思想取代被擯棄的舊思想。這時，以強調“變”為核心的維新思想正好適應他的需要。其外因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與《馬關條約》的簽訂。在甲午戰爭中，黃乃裳的三弟、北洋水師“致遠”艦副管帶黃乃模，與管帶鄧世昌及全艦官兵為國捐軀。黃乃裳集國恨家仇于一身。他為迫在眉睫的亡國滅種之禍而憂心如焚。中國的出路何在？這是每個憂懼危亡的愛國之士都必須作出回答的問題。嚴峻的現實，促使黃乃裳比較快地接受了維新思想。
　　黃乃裳參加過1895年5 月的“公車上書”（注：有關討論見拙文：《關于黃乃裳研究中的幾個史實問題》，《福建論壇》1990年第6期。），康有為的維新變法主張對他影響很深。黃乃裳維新思想的首次表述，是發表于1895年6月《閩省會報》上的《英華格致書院關系國家說》（注：見《閩省會報》第258卷，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一出版。）， 主張講求西法，培養精于西學的人才，發展民族工商業。在這篇文章中，黃乃裳認為，“居今日而欲振興我中國，非格致之學不為功”，“格致之盛于西瀛”，“此歐美所以富且強”。他分析了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去年因高麗之亂，中日失和，水陸交綏。日本無戰不勝，我國無戰不敗。其勝也，以精于西法勝；其敗也，以疏於西法敗。勝敗之何數嘗關乎兵之多、國之大耶”？當此之時，只有精求西學，“如日本二十余年來之所為，吾知近則數年，遠則十余年，必報此仇而克復所割之地”。同時，他還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廣開工藝廠，凡外國之所有，中國之所無者，任從民間制造，運往外洋售市”。他認為，“彼之工值數倍于我，我之資價不必如彼之昂，則利權不難為我所奪”。不然，“海禁既開，彼之學問日辟，商務日興；我之因循如故，委靡如故，國勢愈趨愈下，政治愈久愈衰”，且又新敗于日本，割地賠款，“國中準其設立租界，制造土貨。試合目思之，此后其將何以為國也”。他強調，要想講求西學，發展工商業與對外貿易，首先必須培養西學人才，重視格致教育。黃乃裳回顧了福州英華、格致書院開辦以來的情況，指出官府對此漠不關心，而縉紳之家、膠庠之士以科舉為正途，對此不加正視。入學的學生，有的學了幾年英語后就請求離校，做了洋行書寫或海關通事；就是修業期滿且成績優秀者，也不過由書院給照，或成為傳道，或成為書院副教習，七成為英美領事館的翻譯，“似書院中從未有一人出為國家效力者”。因此，黃乃裳深深感到要培養有用人才，得首先改革教育制度。同樣是提倡重視教育，他此時的思想比起早期在教會辦學的主張，已經前進了一大步。
　　1896年4月，黃乃裳創辦的福建近代第一張報紙《福報》， 系統地反映了他的維新思想。從現存《福報》的五十六篇文章看（注：有關討論見拙文：《關于黃乃裳研究中的幾個史實問題》，《福建論壇》1990年第6期。），其觀點鮮明，說理透徹，筆鋒犀利，直抒胸臆， 針砭時弊淋漓盡致，給當時沉悶壓抑的福建思想界，沁進一股清新的空氣。黃乃裳的維新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多設報館，廣開言路。黃乃裳認為，“泰西要著，首重議院，次即報館”，“報館之權亞於議院”，“故泰西舉事最得風氣之先，即廣設報館之力也”。他還認為，“廣設報館，收摭新聞，俾政令沿革藉為萏蕘之采，上達樞府，下及節鎮，人人廣進言之路，人人獲聽言之益”，這樣，“報館益多則聞見益廣，聞見益廣則變通益速，變通益速則國勢益強”。因此，他主張“當今之計，唯無分南北，多設報館，交相易觀，事屬新聞，理堪互證”，“中土政事莫此為急矣”（注：《福州宜設報館說》，1896年4月28日、5月1日《福報》。）。 “今使天下之民皆知創立報館，公道之言得伸于時，豈非朝廷之厚幸耶”（注：《本館征事啟》，1896年7月21日《福報》。）？
　　2.揭露、痛斥頑固派， 宣傳變法。 黃乃裳在《醒固篇》（注：見1896年5月15日《福報》。）中寫道：“今之士大夫縱論天下事者， 輒曰：‘國體至尊也，圣道至重也，外國之道至空闊無用也’。峨其冠，規其行，若道統悉系于士大夫之身者。而稍稍通達時務，能明中外之情，知得失之分，大則斥之為秦檜，小則斥之為扣馬書生矣。……不知此膠柱之見也。”他問道：“古者野處穴居，而既有棟宇以后，論復古者其還以野穴為是乎？”他強調：“蓋能變古者即所以善于學古，大泥古者萬不能治今”。“大敵四周，眈眈窺我，朝廷憂勞已極。而士大夫日在高厚之內，而蒙昧不省世局，漫以道統自任而恥言變法。夫不知而不變，猶曰性使然也；若既已知而固執己見，不肯降心以求實用，以冀國家之強盛，何也？”
　　　在《書山西巡撫胡中丞〈奏請變通書院章程疏草〉后》（注：見1896年8月28日《福報》。）中， 黃乃裳明確指出：“夫今日之所急者何事乎？曰：變法也。”“今地球以內無國不言格致，而吾獨守王荊公所創之制藝，以為先王微言絕學全在是焉，薄格致為夷人之學。……嗚呼！孰有如我中丞胡公者，所言公忠為切于時用乎！”在《崇變說》（注：見1896年9月25日《福報》。 ）一文中更是鮮明地提出要改變政治制度、設立上下議院的主張，“……然則變制將如何？曰：上議院立，則外省上逮節帥，下及版尹，無敢隱匿弊竇，不恤民艱，則外政又一變矣”。
　　3.學習西方，務求其實。《船政芻議》（上、中、下）、《船政續議》及《論西學務求其實》等文章都闡述了這一觀點。黃乃裳在分析了洋務運動的利弊之后，肯定了學習西方的方向，認為不能因為洋務運動的失敗全盤否定，因噎廢食，但必須革弊布新，務求其實。他總結了學習西方的教訓，指出弊端之一：“震西學之名，不求西學之實，上下相蒙，積習日深”；弊端之二：“今世所用洋務人員，……不問其才之所長，不問其職之所宜，上之人率然而命之，下之人率然而居之。為人擇地，不為地擇人。今日司水師，明日司制造。席不暇暖，又勘邊界。……安能勝其任哉”。為此提出：其一，“為今計者，宜大定其本，改弦更張，事事務以其實而已，一事權宜歸劃一，以責實效也”。其二，“急宜嚴定限制，成就人才，選之必極其精，用之必期其久，功績可錄者重其祿賜，優其職任，而勿易其業，如此而實學不出者未之有也”（注：《論西學務求其實》，1896年9月29日《福報》。）。
　　4.發展民族工商業。黃乃裳認為，西方的強盛在于官與商合，“偶觸商艱，則國家之鏟除者不遺余力”。我國則相反，“利在我國尚讓人以執其權，設利在彼國更難躡跡以隨其后矣”。“利之既盡，何以立國”？他主張：“為今日計，且勿冀他國之利，當先匡本國之財，郵政、礦務、鐵路，當次第舉行；而練兵一著，即須捷隨其后。何者？無利不足以養兵，亦無兵不足以衛利。”（注：《砭愚篇》，1896年5月8日《福報》。）黃乃裳認為當時工商業面臨兩個危險：（一）“自馬關新約，洋人得入內地設廠所，置機器，則土貨之利洋人亦得而擅之，漏卮之甚將百倍于今日”；（二）“華民之旅居外洋者，英美各屬有逐客之意，新者自難續往”。同時又有官與商離、商與商離、商與地離、商與工離，以及困于吏胥之煩憂、困于華商之傾軋、困于洋商之憑凌、困于轉運之艱難的“四離”、“五困”的弊端。因此，黃乃裳提出了頗有見地的振興商務七策：（一）設專官以理商政；（二）創學校以益商智；（三）定律例以斷商獄；（四）謹權量以一商法；（五）造機器以裕商源；（六）給牙貼以勸商人；（七）開山川以通商道。他認為：“果能行此七策者，則商務既興，不特可保目前一時之利，并可收日后無窮之利；不特可擴中國固有之利，并可奪外國獨擅之利。不然者，生齒日繁，利源日竭，雖無敵國外患，亦難長治久安矣。”（注：《振興商務策》（上、中、下），1896年10月6、9、13日《福報》。）
　　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黃乃裳的維新思想與行動最為活躍。他先是參加閩學會的活動。在光緒皇帝詔定國是、宣布變法后，他“奔走于六君子及講求新學諸京官之門”，“以討論變法維新事，興會淋漓”。他寄莫大希望于光緒皇帝，“滿望中國之衰弱，得賢君以振興之”。為此，他積極參與變法，多次上書陳政。據黃乃裳后來回憶，在此期間“曾八上書，其已批發僅請行簡字一折”，“此外有三折已批行而未發”。“請行簡字”折實為黃乃裳草擬、由安溪舉人林輅存具名上奏的《請行切音折》。黃乃裳是從國家富強的高度來闡述他的文字改革的主張的。他認為，我國文字艱深難學，知文知理者十不一二，“民智便無從啟發”，因此，以切音之法改革文字十分必要。他列舉廈門盧戇章、廣東王炳耀、福州力捷三等均著有切音字書，其方法便捷易學，足資參考。“庶幾極難之學業，變為極易，而四百余兆人民無不知學，則我國富強安知不從此致也？”（注：見力捷三：《閩腔快字》。）這一奏折引起了光緒皇帝的注意，他親筆御批：“著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取盧戇章等所著之書，詳加考驗具奏。欽此。”（注：見力捷三：《閩腔快字》。）黃乃裳把文字改革與國家富強、民族前途聯系起來，頗有遠見卓識。
　　總之，黃乃裳這一階段的思想屬于中國資產階級初期的啟蒙思想。他能結合實際，提出許多改革的主張與建議，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且不乏真知灼見。與前一階段思想相比較，有顯著的進步。但是，黃乃裳的維新思想與整個維新思潮一樣帶有不成熟性。其一，他變法維新的基礎建立在“求新學”的官吏與“賢君”光緒皇帝的支持上，這是極不穩固的；其二，他的思想缺乏理論的系統性、完整性與深刻性，頗顯雜亂粗糙；其三，上述的原因又導致了他思想的軟弱性與不徹底性。因此，黃乃裳的這一階段思想注定要在嚴酷的現實面前破滅。與此同時，也導致了他思想產生新的發展。
　　　　　　三
　　1899年到1921年，是黃乃裳思想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即從維新思想轉向民主革命思想。這是他思想發展最重要，也是最光輝的時期。他從維新志士成為革命黨人。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維新隊伍發生重大變化。其中的一些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展成為保皇派。而另一些人則從變法失敗中醒悟，走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黃乃裳就是這些人的代表。究其思想演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對戊戌變法失敗的反思。在維新運動期間，黃乃裳是個十分活躍的人物，參加“公車上書”，創辦《福報》，參與變法，中國富強似是指日可待，可謂躊躇滿志。但是，時僅百日，慈禧太后便發動政變，新政煙消云散。這一切給黃乃裳以巨大的打擊。他多少年來所追求的祖國富強的理想，就在他看來最有希望實現的時候破滅了，“三十年之熱腸渴望，一旦飄于罡風”，以至于“嗒然若喪，不知當為何事”。這時，黃乃裳不能不進行一番反思。其結果最初反映在他為美國教士蔚利高（Myrone Wilcox）《大美國史略》所寫的序文中， 要點是民主政體的追求。文中盛贊美國共和民主政體，稱“傳子之天下，易而傳賢”，“君王之天子，易而民主”，“令士庶者有舉官及議政之權，是推陳出新之一大創局也”（注：［美］蔚利高：《大美國史略，黃序》，寫于1898年11月。），是美國“富甲天下”、超越歐洲各國的主要原因。他敬慕華盛頓領導抗英，“血戰八載，始能脫英羈勒，而開國美洲”（注：［美］蔚利高：《大美國史略，黃序》，寫于1898年11月。）。他感到國家政體是民族興旺的關鍵，他希望中國能有一個像華盛頓這樣的偉人出現。此后，黃乃裳產生了推翻滿清的種族思想。他認為，中國到了目前這種屈辱的地步，主要是滿族專制統治造成的。這就是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多次說到的黃乃裳的“種族革命”思想。總之，黃乃裳已經悟出，靠維新來振興中國顯然是行不通的。他后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視察官場與社會及滿洲人狀態，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斃也。”
　　（二）孫中山的影響。這是黃乃裳在該時期思想演變至關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黃乃裳思想已有所悟，但是這種“悟”還僅處于朦朧的階段。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時還無法找到一種新思想，來取代維新思想，因而才有了南渡沙撈越創建“新福州”墾場之舉，以實踐“利他主義”。1900年7月，經林文慶介紹，黃乃裳在新加坡結識了孫中山。 他敬佩孫中山為拯救祖國而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初次晤談，孫中山給他的印象是“謙沖鎮靜，學問淵博，滿懷悲憫，流露于言動舉止之外”。他們都憤于清廷腐敗無能，致使中國積貧積弱，頻遭列強欺凌的現實，倆人從民族危亡談到美國的自強。當孫中山得知黃乃裳曾為《大美國史略》屬文并寫序時，十分贊賞。他們的話題逐漸集中在倆人都敬佩的華盛頓身上。孫中山的談話側重于華盛頓領導十三州武裝起義，驅趕英國殖民者，幾經艱辛，終于使美國擺脫英殖民統治，建成獨立民主的國家。他強調，只有推翻清帝制，中國才有前途。后來連續三次晤談，則集中在斗爭的手段等問題上。臨別之際，孫中山還鼓勵黃乃裳一定要辦好“新福州”墾場，并贈言：“凡人欲為社會國家謀幸福喜樂者，須自愿從始至終貫徹悲哀痛苦之責。”
　　結識孫中山，使黃乃裳受到很大鼓舞并深受影響。他感到了自己與孫中山之間的認識差距。如在議論華盛頓時，他的重點是國家的富強，孫中山則強調達到目的的手段，即華盛頓以武裝斗爭推翻英殖民統治，才有了美國的發展與強盛。中國要富強，首先要以武裝斗爭推翻清帝制。經過思考，黃乃裳接受了孫中山的這一觀點。這是他轉向民主革命思想的第一步。
　　（三）經營“新福州”墾場的挫折。黃乃裳雖然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觀點，但并未立即投身于民主革命。此后的四年中，他的精力主要集中于經營沙撈越“新福州”墾場。黃乃裳從墾場選址、與沙王簽約、回國招募墾農，到帶領墾農赴沙、分配土地、組織生產，無不事事躬親。由于黃乃裳自墾場開辦以來禁止出售鴉片、禁止賭博，影響了沙英當局的稅收，引起了當局的不滿，加之貸款債務等問題，墾場陷入困境。從根本上說，沙英當局不愿意看到一個大規模、有組織并日益發展的華僑實體存在，因此，便以債務問題相要挾，實則令其離開。至此，黃乃裳不得不忍痛告別為之奮斗的墾場。這是他一生事業中的又一大挫折。在行前考慮今后的去向時，黃乃裳后來回憶說，南洋的革命志士“責余以革命要圖”。他在回國途經新加坡時，即與經常保持聯系的陳楚楠、張永福會晤，并參加了他們的革命活動。因此，離開“新福州”墾場，客觀上成了黃乃裳思想與行動完全轉向民主革命的催化劑。
　　這一階段黃乃裳思想的表現形式，與以前兩個階段不同，主要是付諸具體的革命活動之中。概括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傳播革命思想，培養革命骨干。1904年7月， 黃乃裳離開沙撈越回國，在新加坡逗留。“此時適《圖南日報》出版有日，而不大銷流”（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圖南日報》是南洋革命宣傳的第一張報紙，由陳楚楠、張永福創辦于1904年春。這時，黃乃裳根據自己辦報的經驗，提出許多改進的具體建議，為擴大該報影響起了很好的作用。當時，陳、張二人還翻印了鄒容《革命軍》2萬多冊，改名《圖存篇》。黃乃裳回國時，冒著被清政府搜捕的危險，帶回5000冊，并“密贈至罄，閩中有志之士相借傳觀，或手一書以熟誦，彌漫全閩，人心一變”（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馮自由說，黃乃裳“向紳學工商各界散播革命種子，不遺余力，所攜之《圖存篇》幾于人手一篇，閩中青年受其感化者，大不乏人”（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中華書局1981 年版。）。黃乃裳在加入同盟會之后，更以宣傳革命、喚起民眾為己任。他曾與張繼等先后在新加坡、檳榔嶼的華僑中講演，倡言革命，對保皇派則“暴其罪”，“揭其奸”，“入其窟穴而犁掃之”，“使之拖槍而遁”（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中華書局1981年版。），產生很大影響。福建革命黨領導者之一的鄭祖蔭說，“廈門革命種子之散播，實由黃乃裳先生主教同文書院始”（注：福州光復中學編：《福建辛亥光復史料》，連城建國出版社1940年版。）。黃乃裳特別重視培養革命骨干。許多熱血青年在他的教育與影響之下，紛紛投身于革命。如后來成為東軍都督的許雪秋，“以黃年高志壯，異常傾倒，遂結交焉”（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東軍都督許雪秋》，中華書局1981年版。）。后成為黃岡革命軍將領的陳宏生，也“從之游，故亦心醉革命仇滿之論，日以復國驅胡為矢志”（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 《潮州黃岡革命軍將領列傳》，中華書局1981年版。）。甚至被譽為“南洋革命黨第一人”的陳楚楠，“其種族觀念，亦多由黃啟導之”（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南洋革命黨第一人陳楚楠》，中華書局1981年版。）。福建漢族獨立會會長鄭權加入同盟會時，是由黃乃裳主盟的。有人說，“黃花崗一役，閩省死義者二十余人，就中黃忠炳、卓秋元等皆其門下士也”（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中華書局1981年版。）。也有人說，“至黃花崗失事，閩人死義者占二十位，其中為黃君之門弟子在半數”（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 雖然這兩種說法不盡精確，但足以證明黃乃裳組織、培養革命骨干的成績。
　　應該指出的是，黃乃裳在宣傳革命思想的過程中，他自己的思想水平也不斷得以提高。如他在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期，種族主義思想占有相當大的份量。隨著認識的深化，特別是在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大論戰之后，黃乃裳感到應把滿洲貴族與一般滿族成員分別對待。推翻清朝專制統治，只是使滿洲貴族不再掌權，封建帝制不再延續，而漢族與滿族則應共同生活于共和國政體之中。顯然，此時他已擺脫了狹隘的種族觀念的束縛。
　　（二）主張武裝斗爭，參加籌劃、組織武裝起義。孫中山極為重視武裝斗爭，黃乃裳深受其影響。1906年6月， 黃乃裳赴新加坡加入同盟會。他向孫中山匯報福建革命派的情況與自己所進行的工作后，還特別談到了武裝起義的主張。他不同意一些人“當從教育下手，五年后才可舉事”（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的看法，認為這樣“時日太賒，不如一二年內即行大舉”（注：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黃乃裳君傳》，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版。）。他的意見得到孫中山的贊同。關于這件事，馮自由說：1906年，“曾對將來起事地點詳細討論，乃裳力主在閩粵邊區發動，然后與滇桂義師互相策應，總理深匙其議。其后雪秋之軍事進行，即奉行此計劃者也”，并說1907年的“潮州二度舉義，乃裳與有力焉”（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 《新福州建設人黃乃裳》， 中華書局1981年版。）。
　　在福州辛亥光復中，黃乃裳也參加了籌劃組織工作。1911年6 月春，以他為首組織了福州橋南體育會，借鍛煉身體之名，暗中準備武裝起義。參加者多為青年學生，后在起義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洋槍隊與炸彈隊的成員。起義前夕，革命黨人與新軍主要軍官舉行秘密會議，討論了起義時間、作戰布署、學生炸彈隊的配合以及新軍的薪餉等重要問題。這次會議為起義的勝利奠定了基礎。黃乃裳參加了這一秘密的重要會議。起義的前一夜，黃乃裳在家中組織學生炸彈隊。他后來回憶說：九月“十八夜（11月8日）十一句鐘，炸彈隊隊長李藩在余家編英華、福音、培元三書院生三十余人為隊遣之，是役頗得力于此。因自春間至起事，余為三書院教務長，略有所指授也。”起義中，學生炸彈隊表現十分突出，清福州將軍樸壽就是被他們抓獲的。
　　（三）反對專制獨裁，反對軍閥割據。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取了勝利果實，并意欲消滅民主勢力，進而帝制自為，實行獨裁統治。當時身為福建軍政府交通司長的黃乃裳，鑒于袁世凱“摧殘民氣、屠戮忠良”及福建政務院長個人野心，憤而辭職。他因反對獨裁，革命態度堅決，1914年初被誣入獄。由于海內外輿論反應強烈，方幸免獲釋。他并未因此息影山林。袁世凱稱帝后，他又為國事奔走，欲圖與西南護國軍策應，只是不久后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而未成。袁世凱死后，黃乃裳又看到恢復民主政體的希望。革命黨人勸他再出面組織報館，他經過幾年的波折，也深感到有重申辛亥革命宗旨的必要，便欣然應命主辦《伸報》：“以為民黨被屈五載于茲，今得少伸其氣，言論當可自由，期以盡對內為國民，對外為國家之天職，俾稍可抒發生平之懷抱。”但是，北洋軍閥內部派系紛爭，握有軍權的地方軍閥也以獨立為名，擁兵自重，釀成割據混戰。《伸報》因反對割據，抨擊時政，言詞激烈，被投靠皖系軍閥的福建督軍李厚基查封。黃乃裳雖年事已高，但仍抱定“矢志盡我余生”，“不敢偷活茍且而已”。七十歲時，他自撰聯句：“問已往於世何裨，歷數二萬五千日以來，成甚事業；愿此后對天無愧，不虛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余生。”字里行間洋溢著執著追求的熱情與鞠躬盡瘁的精神。1921年，年屆73歲高齡的黃乃裳接受孫中山之召，帶病赴粵就任廣州國民政府高等顧問。
　　總之，這一時期黃乃裳始終認為只要推翻清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就能振興中國。但是，令黃乃裳深以為憾的是，直到他1924年逝世時為止，他還沒有看到一個富強的、真正民主共和的中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
　　論述黃乃裳思想的發展，不能不談及近年新發現的史料，即黃乃裳于1899年11月至1900年8月在新加坡《日新報》上發表的8篇文章及有關資料，以及1922年寫給其四弟季遠（乃穆）的信。這些史料不但真實反映了這一時期黃乃裳的思想，而且還填補了有關問題的多項空白，因此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黃乃裳在《日新報》上發表的文章與有關資料，發現于新加坡，由葉鐘鈴先生首先披露（注：見葉鐘鈴：《黃乃裳與南洋華人》，《東南亞史料叢刊（4）》，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年版。）。黃乃裳的8篇文章是：1899年11月7、9、11、14日連載的《廣南洋華人宜大私以自保說》，同年11月8日的《譯西報英欽使談中英交涉事》，同年11月10 日的《論本報所載華人善兵事》，同年12月1、4日的《商學》，同年12月2日的《中西講學異同說》；1900年2月26日的《行孝乞兒》，同年7 月11—14、16、17、19、21、23、26日連載的《坡羅洲人物記》， 同年8月1日的《許蘭芳明經詩集序》。有關的資料是：《日新報》1900年2月12日刊載《大美國史略》的“出版消息”，同年3月27 日的《美史已到》的消息，同年8月2日的《節錄〈許明經詩集〉》，同年8月3日的《回梓聲明》。
　　上述文章與有關資料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黃乃裳一生先后六次辦報（依次為《郇山使者》、《福報》、《日新報》、《福建日日新聞》、《左海公道報》與《伸報》），但是留存下來的文章不多，除了《福報》的50多篇、《左海公道報》10多篇和《福建日日新聞》兩篇被摘錄的部分內容外，其余的報紙連版式尚不甚清楚，更不用說刊載的文章了。這些新資料填補了黃乃裳辦《日新報》的空白，也為研究南洋華人報業史提供了實物資料。
　　第二，反映了黃乃裳到沙撈越選擇墾地的活動情況。其主要表現在《坡羅洲人物記》（按：今譯婆羅洲）與《許蘭芳明經詩集序》中。《坡羅洲人物記》在《日新報》上連載十日，洋洋近兩萬言，詳細記載了婆羅洲（主要是沙撈越）的土著民族、物產資源，以及該地簡要歷史和英國人設治的情況。其中又以詩鵝（即今之詩巫）記敘尤詳。該文記述黃乃裳親歷沙撈越調查考察所見。每到一地，舉凡自然景觀、生態環境、風俗民情，無不觀察記錄，補充了《紱承七十自敘》中有關記載的不足。如，“余由沙撈越南游石廓、金山、柳巷，往返五百余里，見珍禽異鳥甚伙。又由越埠乘輪北行，八點鐘至羅讓海口（按：即今拉讓江口），有店屋數十間。沿江入二十英里，曰泗里街，皆粵人作小經紀與油木、紅木者，三四百口。再二十英里曰銀仔，共有小市肆十余間，閩人所設。再二十英里，則詩鵝也。有衙署、捕房、監獄，英官三員。沿江千余里之事，皆待治焉。署左右有民居百余家，土人與華人雜處者。店鋪五十余間，閩人所設，潮人僅三四間，專與丹、獵、加三族交易”。該文中，諸如“余見坡洲僑居之華人娶巫（按：泛指土著民族）女者頗多，而娶獵（按：指陸達雅克族）女尤多，所生子女與我華種無異”、“余曾拉友人登其木靠（按：指土著登樓的獨木樓梯），入觀其宅”這樣親眼所見的記載，比比皆是。這些都是研究當時華僑與土著生產生活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許蘭芳明經詩集序》中，記述沙撈越早期詩人許蘭芳（明經）的簡歷與作品。許蘭芳（明經）“日從事于筆墨，不屑作功名富貴想”。黃乃裳感到他是“南洋中不可多得之人”，因而為之作序，并于刊登該序的第二天，也刊出《節錄〈許明經詩集〉》。
　　第三，反映了黃乃裳在新加坡期間的思想情況。這些新資料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是兩條關于《大美國史略》出版消息的廣告，介紹了該書的主要內容與特點。1900年3月27 日的《美史已到》說“據美進士蔚利高先生來函：此書初次僅印五千部，現已無多，只能寄二十部前來坡中”，不管是否注重廣告效應，也可見備受社會關注。黃乃裳當然也有意渲染氣氛，極力向南洋的華人社會推崇該書。如前文所述，其目的正是為了宣傳改變國家現存政體的觀點。這一觀點是他4 個月后接受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基礎。
　　其次，黃乃裳《廣南洋華人宜大私以自保說》一文，是在此前《日新報》發表天寥子的《南洋華人宜大私以自保說》基礎上，廣而說之。他的“廣”，是號召南洋華人團結一致，呼吁在不同的方言區域和籍貫的基礎上加強合作。在城市中的華人要組織商會，規模小的商會應聯合組成商務總會。鑒于南洋閩粵人士占大多數，他認為應在新加坡建立閩粵聯合商會。黃乃裳在該文中寫道：“始至星嘉坡，造華商閣訪友，以為館以華商名，必其合南洋閩粵之人，而與共之也。及詢友人，知只閩商時集于此，會議商務。而方其擬創之時，嘗邀粵人合辦，粵人不答。至于神廟、居家、行店，亦判然兩分。”有鑒于此，他認為“將欲聯絡南洋群島之華人為一氣，使之互為關顧，相與有成，則必先聯閩粵兩省散處南洋之商人為一上會”，“夫新嘉坡當東西洋之沖，為南洋群島之樞紐，最易傳集諸島商人畢集于此，共立規制，共計利害。故宜先聯坡中閩粵商設一公所”。黃乃裳的這個建議未得到時人響應，直到1906年清政府駐新總領事張弼士才倡設中華商務總會（注：見葉鐘鈴：《黃乃裳與南洋華人》， 《東南亞史料叢刊（4 ）》， 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年版。），由此可見黃乃裳思想的前瞻性。
　　再次，建議在新加坡開辦商學堂，培養商務人才，與歐美洋人爭謀商利。在《商學》一文中黃乃裳認為，南洋華商“圖遠大之業，則莫如講求商學，為開宗明義第一端”。他的建議很具體，如所設置課程，“先課以通行之語言文字”，主要是英文，“次則課以數學”，“再則課以各國土產”，“四課貿易源流”，“五課貨物品類”，“六課各國權衡斗斛，錢幣之參差”，“七課登簿規條清單則例”，“八課銀鈔會單”。倘能做到這些，“南洋各埠不過數年，商務之人材自多，商業必因之而漸盛；商業既盛，各等人材必因之而多，而所有制造農工諸學，莫不蔚然而興矣。是英人、荷人所能為之事，我亦得而為之；所能創之業，我亦得而創之。且英人、荷人所不能為之事，不能創之業，我或能為之，能創之，則南洋群島之利源，昔為他人握于掌中者，未始不能轉握我之掌中”。培養專門人材是黃乃裳歷來所重視的教育內容，同時也說明南洋華人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提出創辦高等學府的主張。
　　其余各篇，也從不同角度宣揚了愛國思想和傳統觀念。總之，黃乃裳的這些文章及有關資料，體現了他從維新思想向民主革命思想發展的轉型時期特點，既有舊的思維，又有新的內容。
　　黃乃裳給其四弟季遠（乃穆）的信寫于1922年（注：原件藏福建省閩清縣黃乃裳紀念館。），此時他正因病住在廈門救世醫院。這封信用鉛筆寫在一張不大紙片的正反兩面上，約一千多字，發現于閩清縣黃乃裳故居。在家中，黃乃裳為長兄，下有二弟乃英，但英年早逝；三弟乃模，已為國捐軀；唯四弟季遠（乃穆）不爭氣，染上黃乃裳深惡痛絕的賭博和抽鴉片。一位七十四歲的垂暮老人，給五十二歲的弟弟寫信，要他戒掉賭博和抽鴉片惡習，這原本就令人感嘆。信中既有痛心的指責，又有委婉的規勸，并用很大篇幅談基督教的事：講自己的信教，講許多有成就的人都信教，還講了他在醫院中如何以此教育一位吸鴉片的人改過。黃乃裳勸四弟向這些人學習，皈依基督教，以戒掉惡習。信的字里行間充滿對基督教的熱情，這就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因為從中日甲午戰爭前夕起，黃乃裳對原先所崇拜的基督教已失去熱情，持“不冷不熱態度”，并且在以后很長的時間里，也都如此。為什么卻在這時產生令人感到突然的熱情？
　　筆者認為，這是黃乃裳民主革命思想再次受挫后無奈的表現。如前文所述，黃乃裳自民國建立后，依然經受一連串的挫折與打擊：孫中山辭職，福建軍政府內部傾軋而受排擠，被誣入獄，繼之福建軍閥割據，地方不靖，就是在廣州國民政府高等顧問任上，他看到的也是那些表面擁戴孫中山而實際貌合神離的軍閥。多次的思想轉變結果，卻是多次的碰壁。面對這些，年邁體衰的黃乃裳毫無辦法。在當時所處的環境中，他一時也難以接觸到先進的新思想。在這特定的條件下，他的精神只能寄托于基督教。黃乃裳對天下事無奈，對四弟賭博和抽鴉片這樣的家事居然也無能為力，實在是他的悲哀。這也許是對黃乃裳晚年思想狀況比較切合實際的解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黃乃裳思想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早期教育救國的思想，中期的維新思想，后期接受并實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他從虔誠的基督教徒，成為維新志士，繼而又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黨人，貫穿其中的思想基調是愛國主義。他的思想發展演變固然有各種客觀因素的作用，但從根本上說則取決于主觀的思索、探求與演進，因而能不斷地深化認識，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由于時代的局限，黃乃裳為尋求祖國富強之路的嘗試一次次受挫，但他勇于修正、不斷進取的精神是值得贊揚與推崇的。應該指出的是，黃乃裳思想從維新改良轉向民主革命的演變歷程，在同時期探索救國道路的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大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知識分子群體思想的分化與演變。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京71～80K3中國近代史詹冠群20002000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作者：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京71～80K3中國近代史詹冠群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21:5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