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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的態勢，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值得重視的問題。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在國民經濟中處于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問題。如果不能盡快遏制農民收入增幅下降，那么，農業經濟的發展將受到嚴重影響。本文主要探討農民收入增幅連年下降的深層原因，并試圖找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的原因
　　導致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的深層次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農業生產的弱質性特點使農民承担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導致收入極不穩定
　　首先，農業生產的生物特性及其對自然界的密切依賴，決定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僅取決于農業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態度、生產經驗及使用的生產手段的作用范圍與強度等，還取決于土壤、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由于自然條件及年景好壞不同，必然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顯著差別。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投入了相同數量的勞動，產出卻往往有很大差別，有時甚至連投入也無法收回，從而導致農產品在產量和質量方面存在嚴重的波動性，自然風險比較大。
　　其次，農產品市場調節的滯后性加劇了市場風險。市場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市場的調節是通過當前市場價格進行的，而農業生產的自然周期性導致它對價格的反應要大大滯后于市場價格變化。農業生產結構、規模的調整，需要較長時間，反映在農產品市場上即表現為供需之間實現平衡較困難。有些農產品由于價格下跌而導致農民收入下降，有些農產品則供不應求，價格高，生產者收入豐厚。但如果農民在下一個生產周期轉而生產目前價格高的產品，又可能由于市場供應的大量增加，市場價格下降，收益反而大大減少。從理論上講，任何新增加的生產能力，都必須經過一定的形成周期，而農產品的生產周期與非農產品的生產周期相比又特別長。在較長的農產品供給形成期，新增農業投入以潛在的農產品供給形式存在，沒有形成現實的產品供給。在這個周期里，農產品市場上供不應求的狀況并未改變，市場價格仍然保持較高水平，價格的誘導作用繼續使已進入的生產者擴大生產規模，沒有進入的生產者踴躍進入，勢必導致日后農產品市場供過于求。雖然此時農產品市場的供求可能是均衡的，但是，由于在以往高價格誘導下形成的生產能力已呈剛性，從而造成農產品供給超過市場需求越來越多，最終出現供過于求，價格大幅度下跌。1996年以后，蘋果、柑橘、哈密瓜、香蕉等農產品的市場銷售情況就是實證。
　　 （二）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產業結構，在農產品價格上漲空間縮小后，限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
　　我國農民收入的60％來自農業生產特別是種植業。1996年后農產品市場供求發生較大變化，導致農產品價格波動走低，直接影響了農民收入增長。從1997年開始，全國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逐年下降，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分別是上年的95.5％、92％、87.8％和84％。據有關部門統計，近幾年由于農產品市場供求狀況變化和價格波動，使農民收入增幅下降了1.5個百分點。
　　從表1可知，種植業、林業、工業和運輸業為農戶提供的純收入，由“八五”時期的增長轉為下降，其中種植業下降幅度最大。在農戶家庭經營純收入中，種植業為農民提供的收入在迅速減少，而牧業、漁業和工業所提供的收入增長幅度也明顯下降。1995～2000年間，在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中，來自種植業、林業、工業和運輸業的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由1990～1995年的18.03％、13.73％、25.31％和21.70％，下降為17.82％、12.65％、22.20％和19.10％；來自畜牧業、漁業、商飲服務業和其他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明顯變慢。由于各業純收入的增長速度發生較大變化，2000年農戶家庭經營純收入中，種植業純收入所占份額已從1995年的56.46％下降到42.80％，而商飲服務業收入所占份額從9.84％上升到17.44％。
　　表1 1990～2000年農戶家庭經營性純收入水平及其構成變化

　　　　　　　　　　　　　　　　　　　　　　　　　　　　　　　　　　　　　　　　　　　　八五平均　　九五平均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增長值　　　增長值家庭經營純收入　　　　2900.68　　6676.30　　6911.29　　6955.99　　6713.16　　6394.28　　6380.91　18.14　　-0.901.種植業　　　　1645.53　　3769.99　　3755.61　　3469.81　　3445.99　　2962.48　　2735.93　18.30　　-6.212.林業　　　　　79.66　　　151.55　　 174.88　　 153.98　　 137.41　　 141.92　　 143.57　 13.73　　-1.083.畜牧業　　　　390.24　　 628.94　　 673.39　　 735.39　　 634.23　　 641.52　　 660.61　 10.12　　 0.994.漁業　　　　　74.12　　　210.81　　 223.87　　 193.17　　 173.03　　 162.78　　 220.67　 23.25　　 0.925.工業　　　　　167.38　　 517.09　　 411.58　　 462.88　　 393.17　　 480.73　　 441.57　 25.31　　-3.116.建筑業　　　　44.55　　　187.06　　 201.89　　 189.50　　 189.69　　 157.75　　 163.95　 33.24　　-2.607.運輸業　　　　150.88　　 402.74　　 465.04　　 499.11　　 446.98　　 469.67　　 516.87　 21.70　　 5.128.商飲服務業　　211.62　　 657.16　　 733.89　　 921.47　　 938.48　　 1036.94　　1112.72　25.44　　11.119.其他　　　　　136.70　　 256.60　　 271.15　　 329.78　　 354.43　　 343.18　　 393.16　 13.42　　 8.91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政研室、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九五”期間中國農民收入狀況實證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01 年第7期。
　　從種植業內部純收入增長和構成看，2000年農戶家庭種植業純收入平均為2735.93元，比1995年下降27.4％。其中， 農戶家庭糧食作物平均純收入由1995年的2436.55元減少到1499.21元，糧食作物純收入的減少占種植業純收入減少的90.67％。對多種經營較差、 種植業結構單一的農戶來說，近年來糧食價格的持續下降，成為增加農戶收入的主要制約因素。
　　 （三）鄉鎮企業不景氣和城市失業人數增加，造成農民工資性收入大幅度下降，這是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的重要因素
　　農民的非農收入主要來自兩條途徑：一是在鄉鎮企業就業；二是到城市打工。對鄉鎮企業來講，一方面，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遇到一系列宏觀、微觀方面的困難，進入二次創業的艱難進程，隨著國內外市場競爭加劇，鄉鎮企業效益整體大幅度下滑，虧損增加；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由于技術工藝、生產設備的落后，產生了嚴重污染，對自然環境、生態平衡和居民生活造成危害，國家因此加大了對“五小”企業的整頓力度。總體來說，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能力下滑很快，導致大量農村工人失業，這樣，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得的工資性收入自然下降。就農民到城市打工而言，自1994年以來，國民經濟連續7年緩慢增長，不少國有企業效益下滑， 造成城市失業人數增加。為解決城市就業問題，各地逐步限制了城市企業對農民工的使用，使農民在城市打工越來越困難。所以，農民非農產業的工資性收入下降，是導致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的重要因素。
　　 （四）農民負担高位運行，成為減收的因素之一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業稅收、集體積累及一些鄉村的公共支出，由農村集體組織轉移到農戶，特別是1995年以后，農民負担呈現加重之勢，從而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盡管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担，但各涉農部門的不規范收費仍屢禁不止。國家雖然明文規定“三提五統”不得超過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的5％，然而， 不少地方上報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往往是實際純收入的2～3倍。多報農民純收入既可增加統籌提留基數，又可顯示基層領導的政績。目前財政的“分灶吃飯”體制，激勵了中央和地方擴大財源的積極性，但也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為開辟地方稅源而侵害農民利益的現象。另外，鄉鎮基層政府機構臃腫，人頭費很大。所以，不合理費用增多已成為農民負担加重的直接誘因。
　　 （五）收入分配政策的偏差，使農民增收受到制約
　　發展農業，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現階段，農業科技含量低，投入嚴重不足，已成為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瓶頸”因素。從宏觀政策上分析，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強調重視農業，出臺了一系列加強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但在現實中由于農業比較收益低，導致農業資源過度流失及政府財政投入不足，這對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1985～1989年，國家財政來自農牧業稅和鄉鎮企業稅的收入共1501.9億元，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為1013.6億元，兩項相抵，農村凈流出資金488.3億元。20世紀90年代以來， 農村通過財政渠道凈流出的資金不斷增加，1992年為380.1億元，1993年為744.3億元，1994年高達1075.5億元。通過金融渠道，1985～1989年農村存大于貸而凈流出的資金為79.3億元，1994年為368億元。 財政、 金融兩方面加起來，1985～1994年由農村流入城市的資金達4192.3億元，平均每年419 億元。再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情況，40年來，財政支農投入總共為4383.9億元，僅占財政總支出的6.4％，特別是近年來， 相對數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僅為財政總支出的3.4％，如剔除水利費用、氣象費用， 財政支農投入只占財政支出的3％左右，而且還在下降。可見， 收入分配政策的偏差，也對農民增收減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提高農民收入的對策
　　在目前探討提高農民收入的文章中，單純的“農外論”、“農內論”都是不全面的，應該把農內與農外結合起來，用系統論的思路分析問題，應考慮到農村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目前農村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我國農村和社會經濟發展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主要標志：一是社會總產品包括農產品供給由長期全面短缺轉變為總量基本平衡，供求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二是經濟發展不僅受資源約束，而且對資本和技術等現代生產要素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強，市場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日益明顯；三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化，日益觸及工農之間、城鄉之間深層次的利益結構，不僅要求農業微觀制度創新與宏觀體制改革配套，而且還要求城鄉改革協調聯動；四是我國已加入WTO，農產品市場增加了來自發達國家的強大競爭者，農產品市場競爭必然更加激烈，同時，我國農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大門也徹底打開。筆者認為，以下幾方面措施，可有效提高農民收入水平：
　　 （一）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
　　當前農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農業區域結構雷同，各地區之間重復生產，低水平競爭；二是農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質量低，不符合市場需要；三是農產品加工程度低，增值能力差。解決上述問題，可采取如下措施：
　　1.發揮比較優勢，明確地區分工。各地應以國內外市場需求為導向，根據當地的資源實際，如土壤、氣候、溫度、生產技術等，選擇具有競爭優勢的種植、養殖業等，重點發展，實現區域化布局、專業化分工、規模化生產和社會化服務，使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區域優勢和經濟優勢，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從全國來說，這種建立在區域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合理地區分工，可使不同地區各展所長，互為市場；優勢互補，減少重復生產和不必要的競爭，共同受益。
　　2.優化農產品結構，提高農產品質量。一個地區的優勢產業不會自然形成市場競爭力，其生產的農產品也不會必然受消費者歡迎。必須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和消費者的消費特點，選擇填補市場空缺的特色產品大力發展。要減少銷路不好的農產品產量，擴大優質產品產量。同時，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現代農產品質量概念，已不是農產品本身的物理質量和生物質量，而是一個立體的多層次的質量綜合體，具體表現為物理、化學、營養、衛生及消費心理等方面的質量要求。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僅對農產品本身可度量的質量參數有相當高的要求，而且對生產農產品的環境質量也有嚴格要求，甚至對農產品的生產過程和加工方法提出生態與環境保護的要求，如對農藥、化肥、除草劑、落葉劑等化學品使用的限制，對使用生長激素的限制，對轉基因技術應用的限制等。
　　3.提高農產品深加工水平，增加農產品附加值。國內外農業實踐證明，農產品的深加工增值，是農民增收的最有效途徑。西方發達國家對農產品的深加工約占農產品總量的80％，我國目前只有10％～20％；發達國家食品工業產值相當于農業總產值的2～3倍，我國僅為1／3；發達國家農業產前、產后、產中的產值比例為2∶1∶7，而我國正好相反，為7∶1∶2。可以看出，我國農產品加工轉化增值的空間很大，發展潛力較大。農產品深加工需要相當的技術力量、生產設備和資金，還要考慮產品的市場銷售，僅靠農民自己的力量難以達到，這就需要發展農業產業化，實現產供銷一體化經營。各級政府應通過政策手段，鼓勵有市場營銷經驗、有資金和技術實力的企業進入農業領域，充當“龍頭”企業，這樣，既解決了農產品的深加工增值問題，也為這些企業提供了發展機遇。
　　 （二）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訂單”農業
　　1994年以前，幾乎所有的農產品都供不應求，農民無論種植什么，產量多大，根本不愁銷路。但是，在目前農產品買方市場條件下，農民必須考慮農產品銷售。當前的實際情況是，農民千家萬戶分散的小規模生產，很難適應千變萬化的市場。如何幫助農民走向市場，如何在農業生產中引入現代企業的經營方式，實踐證明，發展“訂單”農業是有效的選擇。“訂單”農業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一種形式，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內涵是以國內外產品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廣大農民為基礎，以“龍頭企業”為依托，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系列化服務為手段，通過產供銷、農工商一體化經營，實現農民生產與市場需求的完全對接，減少生產的盲目性，避免市場風險帶來的經濟損失。
　　發展“訂單”農業的關鍵：一是培育有農產品市場營銷經驗和市場開拓能力的“龍頭企業”；二是妥善解決農戶和“龍頭企業”之間的利益協調問題，強化雙方的法律意識，建立符合市場規則、互惠互利的利益分配機制。如果農戶與“龍頭企業”，有利時爭利，無利時相互推脫責任，那么，農業產業化只能徒有虛名。
　　 （三）大力發展外向型農業，擴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
　　農產品出口戰略必須適應農業國際化潮流，遵循國際多邊貿易規則，充分發揮農產品比較優勢，提高農業資源配置效率和農業產出水平。我國應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豬肉、禽蛋、水產品、水果、蔬菜、花卉等農產品生產，提高國內農業資源的配置效率，增強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首先，調整農產品出口結構，發展農產品深加工。目前，我國農產品出口結構不合理，初級農產品出口占80％，深加工農產品出口占20％，而農產品出口大國荷蘭，其初級農產品與深加工農產品的出口比例為1∶3。據有關資料表明，發達國家農產品的加工品占其總產量的90％以上，加工轉化后產值增加2～3倍，而我國農產品加工品只占總產量的25％左右，加工產值只增加30％左右。因此，重點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是促進農產品發揮比較優勢，擴大出口的有效途徑。
　　其次，制定支持農產品出口的系列政策。第一，國家應制定增加農產品出口信貸的有關政策，進一步打破外貿壟斷專營體制，鼓勵企業對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擴大自主出口量。第二，提高農產品出口退稅率。第三，改變現行農產品出口配額分配辦法，擴大出口商品招標范圍。第四，要適當降低農業特產稅，以減輕我國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成本，充分發揮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
　　再次，建立農產品出口加工基地，扶持一批產業化經營的出口企業。對我國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國家要拿出資金有選擇地建設一批農產品出口加工基地，按不同優勢的農產品類別，劃定若干區域，實行封閉運行和管理。應采取合資、合作形式，組建綜合性的企業集團，按照國際標準組織生產加工，定向出口，同時扶持一批產業化經營的出口企業。各級政府應提供專項資金和政策支持，提供便利的出口條件，讓產業化經營的“龍頭企業”健康發展。
　　 （四）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
　　轉移農村龐大的剩余勞動力，擴大農民就業途徑，目前主要有三條：
　　1.消除對農民的就業歧視，吸納更多農民進城工作。應像解決城市失業人員就業一樣，重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創造寬松的政策環境（如逐步實現城鄉戶口的一體化管理，將進城務工的農民逐漸納入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等），取消各種對農民工的限制，讓農民自由、平等地依照經濟比較利益原則，向城市有序流動，不斷拓寬農民的就業空間和增收渠道。
　　2.加快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增強其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現階段，鄉鎮企業產權不明晰及低層次的產業結構和重復建設，嚴重制約鄉鎮企業的競爭能力和發展后勁。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對鄉鎮企業進行資產重組或公司制改造。要優化鄉鎮企業的產業結構，重點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完善農產品運銷體系。鄉鎮企業在農產品加工、運輸、包裝、分類、儲存、銷售等方面，有很大的競爭優勢，因此，只要以市場為導向，不斷提高企業競爭力，鄉鎮企業就有可能向市場推出有高附加值的特色產品。這樣，在有力推動地方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為農民增收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
　　3.實施小城鎮發展戰略，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小城鎮發展戰略的作用之一，就是通過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和擴大，逐步吸納經濟輻射范圍內的農村勞動力，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將拓寬其收入渠道，進而提高農民收入。因此，大力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農村目前的城鎮化水平為30.4％，不僅低于發達國家7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44％的平均水平，可見我國發展城鎮化的潛力之大。在具體措施上，一要引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合理聚拢，改變當前80％的鄉鎮企業設在村莊、12％設在集鎮、8％設在建制鎮的現狀。二要把發展小城鎮與農村市場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因為市場對發展經濟、方便居民生活、吸引人流和集散物流有重要作用。三要積極搞好社會化服務。小城鎮只有具備良好的道路、交通、水、電、通訊、學校、住宅、醫院和文化娛樂等設施，才能吸引農民進城居住。四要大力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鼓勵農民到城鎮居住和工作。如果不打破戶籍這道“藩蘺”，城鎮化的進程不可能有突破性進展。
　　 （五）切實減輕農民負担
　　農民負担和增收，具有負相關關系，減輕農民負担，實際上就是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担，涉及農村稅費改革，稅費改革又涉及農村經濟體制、行政體制、人事制度、機構設置等改革，涉及面很廣，任務十分艱巨。2001年已在安徽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全國性的農村稅費改革預計2002要全面推進。此外，各省2001年已完成撤鄉并鎮工作，正在進行裁減縣、鄉政府機構人員的工作。筆者認為，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在于從機制和源頭兩方面徹底解決農民負担問題。
　　 （六）政府要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
　　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隨著工業的飛速發展，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當工業化進入中后期以后，工業在依靠自身積累進一步發展的同時，開始逐步對農業進行反哺。工業部門的剩余通過國家宏觀政策，采取價格支持或投入補貼等手段輸入農業。從我國情況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工業化大體到了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人均GNP800～2000美元的區間。這就是說，我國經濟發展應實行由“吮吸農業”到保護農業的戰略性轉變，以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支持農業經濟快速成長。就當前而言，財政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不斷優化投入結構，重點搞好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各地可充分抓住國家用大量國債資金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有利時機，積極組織農民進行勞務輸出，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各級財政部門要認真貫徹《農業法》，逐年加大財政對農業的投入，確保預算內每年用于農業支出的增長幅度要高于財政正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每年財政支農的增長水平要高于上年財政支農的增長水平，從而為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實現農民收入的長期穩定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太原27～31F2農業經濟導刊秦興俊/常建坤20022002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導致下降的原因主要有農業生產的弱質性、農業結構不合理、農民工資性收入減少、農民負担居高不下和政策上的偏差等。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有：一是切實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二是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三是積極發展外向型農業，增強農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四是拓寬農民就業渠道，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五是政府要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農民收入/農業經濟/農業結構/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產業化秦興俊，山西財經大學 山西 太原 030006　　常建坤，南京經濟學院工商管理系 江蘇 南京 210003 作者：山西財經大學學報太原27～31F2農業經濟導刊秦興俊/常建坤20022002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導致下降的原因主要有農業生產的弱質性、農業結構不合理、農民工資性收入減少、農民負担居高不下和政策上的偏差等。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有：一是切實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二是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三是積極發展外向型農業，增強農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四是拓寬農民就業渠道，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五是政府要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農民收入/農業經濟/農業結構/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產業化

網載 2013-09-10 21: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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