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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美印關系的積極舉動引起了中國官員和學術界的注意。這并不奇怪，實際上印度對于不久以前中美之間的接近同樣關注。美國因素已經并且會繼續成為塑造中印關系中的重要因素，盡管中印關系從來就擺脫不了美國因素的制約，不過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和力量使這種關系更加自主獨立。盡管有著諸多局限，然而正在崛起的中國也許已經成為塑造21世紀迅速變化的景象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印度和美國都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①
　　 美國政府無疑經常被看作對中國和印度持一種攻擊性的政策立場，其言辭甚于政策，而政策所追尋的不是（民主或不擴散的）理想，而是國家利益。② 特別是從全球化的新的力量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視角來看，美國的國家利益迫使其逐漸采取友好的態度來對待不斷崛起的力量，如中國和印度，美國近來的一些行動可以因此得到解釋。因而，印美之間加強了技術和外交合作，美國支持中國在六方會談中担任領導角色也證明了中美聯系的密切程度。這是美國第一次把對全球防擴散的關注寄托在中國領導身上，即使他們目前還沒有成功地解決問題。看來這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中國從美國主導的防擴散體系所針對的目標轉變為一個伙伴和美國核不擴散旗下的支柱。美印之間的積極舉動也幾乎肯定會帶來一個類似的結構性轉變。
　　 此外，最近中印交往模式的巨大變化，對它們各自的對美政策產生了影響。印度和中國都加強了與美國的合作，中國加入了許多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從1993年的《核不擴散條約》，到2005年的核供應者小組（nuclear suppliers group），中國現在嘗試加入《導彈技術控制框架》，同時也增加了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貢獻。③ 印度在試圖打破南亞模式，與東亞國家廣泛接觸。在這一階段，特別有趣的是，在印度和中國雙邊關系不斷得到改善的同時，中國歡迎印度加入沒有美國參加的上海合作組織和東亞首腦峰會，印度分別于2005年7月和11月加入。同時從2000年1月中國作為觀察員進入環印度洋地區合作組織后，印度也開始逐步接納中國進入包括南亞地區合作組織在內的南亞論壇，這為中國參加其他的地區活動打開了大門。
　　 這是否意味著中印關系越來越獨立于傳統的美國因素？還是美國因素近年來變得越來越有力？美國是否對正在崛起的中印越來越友善？或者這意味著在向更有代表性的全球決策體制的平穩過渡？這對中印關系和他們的信念將帶來什么樣的沖擊？這兩個國家如何看待他們的相互關系及各自的目的和能力？這是本文所試圖尋找的答案。
　　 一　音樂指揮的歷史
　　 在最近的歷史上美中印三方的關系就像一名音樂指揮的感受——從不感到穩定而舒適。盡管并不十分清晰，但冷戰的陰云時常使三方中的兩方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方。這種冷戰的懷疑主義遮蓋了中印共同的視線并影響了其政策。④ 簡要回顧它們的歷史軌跡可以看到，在40年代解放運動期間，中印因為共同的理想主義和反帝政策而親如兄弟，所以1950年印度拒絕支持美國宣布中國是朝鮮戰爭中的侵略者，并繼續支持中國爭取恢復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努力，中國也非常贊賞印度在新近獨立國家所進行的亞非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50年代早期則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中國和印度不僅簽署了歷史性協議，并且推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亞洲國家處理相互關系的模板，1955年的萬隆會議也見證了中國總理周恩來第一次參加了這種國際非共產主義聚會。中印在這一時期的舉措完全與美國的核心利益相抵觸。于是，為了遏制中國，美國多次向印度表達不滿，并導致美國第一次和伊斯蘭堡結盟，后來是北京。⑤ 隨著中國和巴基斯坦不斷接近，中美關系在70年代開始緩和，在這一階段印度和不結盟運動開始采取親蘇立場，盡管它依舊保持在冷戰軍事聯盟的核心之外。因此，先是50年代的中國，而后是70年代的印度，與莫斯科建立起密切關系。這使美國對新德里和北京的政策更加復雜。
　　 1962年中印戰爭以后美國因素逐漸變得重要起來，北京認為美國在戰爭中偏向印度一方，⑥ 而印度也對不結盟運動感到不滿，逐漸轉而接近蘇聯。1971年中美關系解凍也打破了戰略平衡，把印度更加推向蘇聯，使中國和印度成為分處兩大不同陣營的對手。鑒于巴基斯坦和中美之間的密切關系，1971年的印巴戰爭導致印度進一步接近蘇聯，1974年的印度核試驗和1979年的蘇聯侵略阿富汗使美國—中國—巴基斯坦的軸心更加牢固，它們也更加關注反蘇行動，印度因此受到明顯牽連。但從那時起，美國就被印度視為破壞其與中國和巴基斯坦的積極關系的關鍵因素。只是在冷戰結束以后，印度才開始重新審視與美國、中國及巴基斯坦的關系，在新的機會中尋求新的前景。
　　 二　新的語境
　　 中美關系緩和后，中國從美國在亞洲的主要敵人轉而成為華盛頓在這一地區可以信賴的盟友和堡壘。印度在1998年核試驗后中美對印度提出了警告。⑦ 在克林頓總統1998年訪華時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似乎美國已經任命中國為印巴核競賽的管理者。印度在1998年以后開始發展包括中美在內的全方位外交，這一因素加上國際恐怖主義帶來的新威脅改變了地緣現實，也促使美國不斷滿足新德里確保高技術自由輸入的要求。2000年4月，克林頓總統對印度進行4天訪問，瓦杰帕伊總理于2004年1月對美國的訪問導致簽署下一步的戰略伙伴關系，并于2005年4月簽署國防協議框架和2005年7月的核合作協議。 美印關系最近的變化緩慢而清晰地開始重塑美國—中國—印度三角。
　　 美國開始偏向新德里的最初跡象可在中國學術界關于這一關系及其對中印關系的影響的爭論中初見端倪，這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一些担心。⑧ 但是，從歷史上說印度既不強烈敵視也不完全信賴華盛頓，中國和印度之間平淡的聯系也確保印度不會情愿充當美國遏制中國的馬前卒。當前中印關系在逐步升溫但并未強大到建立反美聯盟的程度，不過這已引起美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⑨ 中印之間關系的復蘇花費了太長時間，冷戰的結束使中、印、美三國成為主要的博弈者，這重新塑造了它們的關系模式，這將不再是冷戰之中的那種對立模式。盡管它們的雙邊關系像以往一樣極為重要，它們的三邊關系模式也開始成型。九一一以后，印度和中國都不情愿地加入到美國的全球反恐同盟中，政府之間加強了情報和專業技術共享。
　　 但這種新的模式也存在一些困難：第一，與50年代早期不同的是，中國不再被視為美國的敵人，印度也不再被視為不結盟國家。盡管如此，美國將中國視為一個挑戰力量，但印度并不這樣認為，新德里開始逐步懷疑美國過分的熱情和伙伴關系。⑩ 第二，美國不斷強調其民主、自由市場和人權，提升印度的潛力使之成為21世紀最大的民主力量之一，美國準備為此投入大量時間和資源來促進雙邊關系，這必定會引起中國對印度目的的担心。(11) 第三，鑒于印度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接近西方，美國看來不太担心印度的崛起，但關注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美國學術界的一項任務。于是中國加強了對上海合作組織和東亞首腦峰會的重視，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樣不太情愿，現在中國已經歡迎印度進入這兩個組織，這加強了雙方的合作。
　　 三　在雙邊合唱之外
　　 盡管中印增進雙邊關系的同時也加強了地區合作，但美國因素今天看起來仍然是決定中印關系的重要因素。俄一中一印戰略三角、上海合作組織及東亞首腦峰會這些中國和印度展開合作的地方，繼續受到美國因素的刺激，同時美國繼續在亞太地區論壇這樣的組織保持存在。有專家認為中印迅速改善關系僅僅是一種討價還價的表現，目的在于幫助這兩個國家保持軟力量的平衡，以抵制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12)。也許有這種可能，因為由于九一一及其后續事件的影響，美國對印度和中國進行接觸的強制性沖動與布什政府對中國提高了調門極為相關。(13)
　　 如果說印度和中國都已成為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的話，這一點對于美國的反恐戰爭來說很重要。美國政府也逐步相信全球化正在增加主要國家間的戰略依存，從而否定了現實主義者眼里的“文明的沖突”和霸權國家與挑戰國家之間將不可避免的發生沖突的理論。多數專家現在相信，未來的威脅越來越可能來自于非國家行為體，并在性質上成為跨國行為。大國之間的戰爭至少在近期變得不可想象。(14) 同時這清楚地要求美、中、印三國之間開展更多的合作，它們担心的問題很少能在各自國家內部就得以解決。因此，盡管他們傳統的担心仍然會影響各自的觀點和政策，但非國家行為體帶來跨國威脅這一新的趨勢會促使他們展開更多合作，這必定會將三國結合得更加緊密。
　　 迅速的全球化也把世界推向一種新的危險的兩極化，這同樣會加強三國的合作。在這種新的兩極分化逐步顯現的時刻，包括美國、中國和印度在內的不斷參與全球化過程的這些國家走到一起并結合起來，它們開始逐漸遠離并更加關心那些參與程度較低的國家。那些國家在恐怖主義面前比較脆弱，自身也可能成為迅速參與全球化國家的威脅。(15)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2004年4月發表的1540號決議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新的趨勢，并預計美、中、印會用相同的語言講話。這幾乎必定會改變冷戰中出現過的那種不同的對抗形式，如三國之一選擇不斷搖擺于兩者之間以破壞其關系，或者兩者聯合起來對付第三者的局面。
　　 四　結論
　　 總的來說，中國仍然會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感到不悅，美國也仍然不會樂于看到中國作為新興力量而崛起，但最近的趨勢顯示它們會采取“兩面下注”而不是對抗甚至遏制的外交政策。(16) 相對而言，印度還沒有引起如此歇斯底里的担心，盡管它已經受到主要大國的審視其角色和行為不斷受到評估。中國和美國都加強了它們和印度的友好關系，印度對于兩者分別都做出了友好回應。今天印度將中國更多看作一個重要鄰居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的合作伙伴，并且這也得到了北京的回應。對于中國的崛起印度沒有表現出驚慌，更不用說將中國想像為一個競爭者，盡管兩國的担心都沒有消失。(17) 因此當印度加強和美國及中國的關系時，這實際上降低了美國在印度和中國的關系中作為唯一的決定力量的地位，這已經并且正在增加它們相對獨立于美國的能力。
　　 注釋：
　　 ① Mapping Global Futur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December 2004),p.9.
　　 ② 美國只是把這些民主和人權主張推展到并不涉及其關鍵國家利益的地區，這可以從美國對緬甸和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中得到解釋；中國也不再對民主說不，只是它有自己的解釋。見China's White Paper on Liberal Democracy (Beijing: October 2005).
　　 ③ Pan Zhongying,“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2, No.1(Spring 2005),p.91.
　　 ④ 參見張瑞鄉（音譯）：《中印關系展望》，《國際問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8頁；孫晉中（音譯）：《冷戰后印美關系中的問題》，《南亞研究季刊》，1999年第2期，第56頁；溫鵬（音譯）：《印度的大國之夢》，《軍事歷史》，1998年第4期；張文木（音譯）：《核試后南亞形勢及走向》，《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2期。
　　 ⑤ 從五十年代初期開始，作為中印雙邊關系達到高峰的結果，巴基斯坦成為美國領導下的“中央條約組織”和“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
　　 ⑥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p.135.
　　 ⑦ Susan L. Shirk,“One-Sided Rivalry: China's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towards India,”in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Rivalry and Engagement (New Del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84.
　　 ⑧ Zhang Guihong, “US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South Asia after September 11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 Chinese Perspective,”, Strategic Analysis (New Delhi), Vol.27, No.2,(April-June 2003),pp.145～171.
　　 ⑨ Harry Harding,“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Rivalry and Engagement (New Del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26，這些關于中國—美國—印度的三角設想來源于更有潛在意義的俄羅斯—中國—印度設想，這三國已經從其外交部長們在其他會議的間隙會面發展到于2005年7月召開他們的第一次獨立會議，第二次也計劃在2006年3月舉行。這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提出美國單邊主義問題的平臺，盡管其尚未公開將美國作為一個目標。
　　 ⑩ 從2000年9月訪美時印度總理瓦杰帕耶將印美關系稱為“自然盟友”，到迅速贊成布什總統在2001年5月關于國家導彈防御系統的講話，再到在2004年10 月國際原子能機構在維也納的會議上印度支持美國領導的關于伊朗核活動的決定，這些跡象顯示，印度接近美國的速度已經超過它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圍。
　　 (11)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02).
　　 (12) Pramit Mitra and Drew Thompson,“China and India: Rivals or Partner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Vol.168, No. 4, (April 2005),p.33.
　　 (13) John W. Garver,“The China-India-US Triangle: 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BA Analysis, Vol.13, No.5,p.41.
　　 (14)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p.4.
　　 (15) 參見Thomas P. 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New York: G. P. Putman's Sons 2004); Martin Rees, Our Final Hour: A Scientist's Warning: How Terror, Error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 Threaten Humankind in This Century-on Earth and Beyon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16) Wang Jisi,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0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 acus. org/Publication/occasionalpapers/Asia/WangJisi Jan 04. pdf
　　 (17) Swaran Singh, “China-India Relations: Reviving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pproach,”The Harmony and Prosperity of Civilizations (Selected Papers of Beijing Forum 2004,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
美國研究京113～119D6中國外交斯瓦蘭·辛格20062006
美國軍事與外交戰略/美印關系/中美關系/九一一后/中印關系/美國因素
中國、美國和印度之間的三邊關系近來比較引人注目。冷戰期間三方中的兩方經常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方，中印在經歷短期的友好以后，也曾相互開戰，之后美國因素逐步變得重要。隨著國際格局的演變，中國和印度都在積極與美國發展關系，同時中印之間的關系也在不斷改善。當前在恐怖主義的共同威脅和全球化的推動下，過去那種對抗和遏制的模式將不會再現，三個國家將更加緊密地結合。盡管中印關系中的美國因素依然重要，但在現實中其作用正在降低。
作者：美國研究京113～119D6中國外交斯瓦蘭·辛格20062006
美國軍事與外交戰略/美印關系/中美關系/九一一后/中印關系/美國因素

網載 2013-09-10 21: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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