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第五次東盟和中國領導人會議上,中國與東盟就未來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達成協議,這一決定在東亞地區引起強烈的反響。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東亞經濟合作的歷史性突破。2002年11月在金邊舉行的第六次中國和東盟領導人會議上,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是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的里程碑。2003年10月,第七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的巴厘島峰會,發表聯合宣言,雙方決定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同時,中國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注:新華社2003年10月7日電。)從而成為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區外大國。這些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政治關系實現了一次實質性的躍進,為雙方進一步發展經貿關系特別是如期建立自由貿易區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證。
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動因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緣起東亞合作的日益增強以及中國和東盟國家關系日益改善的國際背景。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東亞金融危機使各國醒覺,增強了深化經濟合作的緊迫感。在這場世紀末的大危機中,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指導下,處理東亞金融危機。當時以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為首的一些經濟學家就對“華盛頓共識”提出嚴重質疑,認為在拉美國家解決金融危機的經驗基礎上所形成的“華盛頓共識”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把它作為普遍適用的藥方不分青紅皂白地開給面臨金融危機的所有國家。而事實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處理東亞金融危機的遲鈍與失誤和最終的結果也證明了東亞依靠別人的救援是不現實、不成功的,只有加強自身的合作才能拯救自己、發展自己。其中,日本對東亞經濟聯合的態度在危機后就發生了根本變化,積極主張設立亞洲貨幣基金以防范危機。2000年2月2日,日本為印度尼西亞、南韓、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提供了210億美元的資金,還為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提供22.6億美元的貸款担保。(注:Aral. Koichiro(2000), "Framework for Regional monitory Stabilization in East Asia,"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Prospec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onitary Affairs, Tokyo.)這是日本力促東亞聯合的一個突出表現。
(二)開創互利雙贏新局面的需要。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不僅能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有深遠的政治意義。中國一直沒有自己的自由貿易區,游離于區域經濟集團化之外。無論是從順應世界經濟區域化潮流,還是從擴大對外開放的需要,密切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不失為一項審時度勢的戰略。同時,中國與東盟合作,也有利于中國與東盟國家間增進互信,消除誤解,這不僅對雙方經濟的發展是雙贏的,而且對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有利。
對東盟國家而言,中國與東盟在經濟上有著很強的互補性,地理上與東盟相依相連,無疑是東盟理想的經貿伙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東盟一直沒緩過氣來,“9·11”恐怖事件后,由于美國經濟下滑,對美國市場嚴重依賴的東盟國家隨之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在東亞地區,只有中國經濟仍然以7%以上的速度增長。東盟認識到,與中國合作,搭中國經濟快車是擺脫目前困境和保持今后發展的重要出路。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深化經濟合作關系,因而是東盟一項及時而必要的戰略選擇。
第三,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需要。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消費、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都是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面對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的衰退,要想促進經濟增長,就必須增加對非美國地區的出口,而對增加本地區的出口就成為最優選擇。中國同樣需要增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因此,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中國—東盟必須將建立自由貿易區提上日程。
第四,其他自由貿易區的成功鼓舞了中國與東盟。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歐洲一體化的程度進一步深化;北美自由貿易區使美加墨三國都獲得了自由貿易利益;由吉布提、埃及、肯尼亞、馬達加斯加、馬拉維、毛里求斯、蘇丹、贊比亞和津巴布韋9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東南非共同市場自由貿易區已經在區內實現了零關稅,并將在2004年由自由貿易區順利過渡到關稅聯盟,以區域合作積極應對全球競爭。這都使中國—東盟各國對加強區域合作增強了信心。而且,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WTO的法律框架是相容的,也是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潮流的。
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內容及特點
2002年11月在金邊簽署的《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藍圖規范化和具體化。《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目標是雙方“結成全面經濟合作伙伴,核心內容是確定自由貿易區的目標、范圍措施和時間,為自由貿易區奠定法律基礎”。(注:《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向記者發表評論》,載《人民日報》2002年12月5日。)同時,該協議規定了長期實現自由貿易的“早期收獲”方案和經濟技術合作安排,給予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個非世貿組織成員國以多邊最惠國待遇的承諾以及在貨物、服務和投資等領域的未來談判安排等內容。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建,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它是廣義范圍的自由貿易區,將不僅僅是消除雙方之間存在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還將涵蓋全面的經濟合作框架,如投資、貿易便利化等內容。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涵蓋范圍和合作領域主要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此外,還確定了在建立自由貿易區前進行全面經濟合作的優先領域:環境、能源、金融、電子商務和旅游業等。其中貨物貿易是自由貿易區的核心內容,除涉及國家安全、人類健康、公共道德、文化藝術保護等世貿組織允許例外及少數敏感產品外,其他全部產品的關稅和貿易限制措施都應逐步取消。關于貨物貿易的談判從2003年初開始,服務貿易的談判和投資也將同時進行。在經濟合作方面,雙方商定將以農業、信息通訊人才、人力資源開發、投資促進和湄公河流域開發為重點,并逐步向其他領域拓展。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是在融合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分析及統一國際、國內視角的基礎上,對原有合作理念和范式的突破,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第一,方式多樣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采用區別對待,漸進的方法。關于貨物貿易,根據已達成的協議,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后,除極少數特殊產品外,所有新產品的關稅將降至0-5%,并取消所有非關稅措施。對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盡管這是中國較薄弱的領域,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份額大大低于東盟國家,但中國仍將在向WTO承諾服務領域開放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東盟國家進入中國服務領域的機會。投資自由化的核心問題是允許國際資本自由流動,要求東道國的投資政策和法規要透明,同時給予外資企業非歧視的國民待遇。由于中國和東盟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實行分階段的投資自由化較為現實。對于貨物貿易、投資和服務貿易的產品,分為保護、暫時保護和敏感等類,逐期開放;將老成員和新加入的成員區別開來,新成員中有能力的可以先加入自由貿易區,其他成員有過渡期。
第二,合作范圍廣。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不僅著重于經濟領域,而且也有賴于雙邊政治、安全領域的合作。中國與東盟國家在雙邊的政治互信及安全合作方面作了許多努力。以發表中國參與湄公河區域合作的《國家報告》為契機,啟動了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湄公河流域開展的全面合作。《國家報告》首次全面系統地闡明了中國今后參與湄公河合作的計劃和重點項目,體現了中國政府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建的重視和支持。以發表《關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為契機,啟動了中國與東盟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全面合作。而《聯合宣言》確定了雙方在這一領域的重要內容和組織機制,表明中國在繼續加強與東盟經濟合作的同時,順應時代的變化和雙方的需求,不斷地開發新的合作領域。同時,經過多年的談判,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政治互信發展到了新的水平。
第三,多層面參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建,是對WTO特例的運用。中國入世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相互投資掃清了道路,對進一步發展中國與東盟的關系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特別是WTO的無歧視原則,并不排斥成員國內部的互惠安排,WTO承認經貿合作的層次性和階段性,使得區域合作作為一種過渡的途徑,最終有助于達成世界貿易的自由化。而在整個亞太區域合作組織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在原有的APEC、東盟、新廖柔三角區的基礎上建成的,是亞太區域合作組織中大圈套小圈中的中圈,具有過渡性,在整個東亞合作進程中起到一種橋梁的作用。它為從“10+1”推進到“10+3”,吸引日本和韓國加入形成更大的一圈的自由貿易區打下了基礎。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實施和發展也存在一定的制約因素。該自貿區是多種社會體制、多種發展水平的國家組合體。10+1的成員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懸殊很大,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上看,新加坡為3萬美元,而緬甸、柬埔寨僅有260美元,兩者相差100倍。(注:傅大剛:《東亞經濟合作的現狀與中國的對策》[J],《當代世界》2002年第9期。)新加坡知識經濟、高科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老撾、柬埔寨、緬甸國民經濟仍然以農業、林業為主。經濟發展水平和實力的較大差距使得各經濟體在追求經濟開放、經濟合作上分歧很大。發達國家與貧困國家的貿易不平衡,給10+1的合作造成一定的困難。發達國家的目的很明確,即盡快打開不發達國家的大門,把自己過剩的產品和技術向不發達地區推廣;而不發達國家主要想得到更多的經濟援助,并不希望貿易自由化進度太快,要多一點保護措施,以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也担心發達國家對其進行貿易性和資源性掠奪。10+1各成員國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開放市場的程度和步伐等方面存在重大分歧,這些分歧也影響了區域合作向更深層次發展。如何縮小區域國家之間的巨大差異是各國面臨的當務之急。有鑒于此,中國總理朱róng@①基在第五次中國與東盟首腦會議上宣布中方將適時向老撾、柬埔寨、緬甸等東盟不發達成員國提供特殊優惠關稅待遇。在第六次中國與東盟會議上,中國總理朱róng@①基宣布:“中國已決定實施減債計劃,免除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以及阿富汗和馬爾代夫共六個債務國的部分或全部債務。”(注:《光明日報》[N],東亞2002年11月5日,《朱róng@①基出席第六次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目的在于支持東盟縮小內部的發展差距。當然,區內不發達國家也應牢牢抓住10+1區域合作這一千載難逢的發展機會,努力提高自己的生產力和貿易能力,使自己的經濟發展起來。
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意義作用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之所以能夠從構想到現實,主要是它符合雙方的利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將對雙邊、區域與東亞整體的發展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
第一,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潮流,推動地區合作進入更高層次。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區域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已經成為促進各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最大限度地密切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系是中國實現東亞合作戰略目標的關鍵。中國的主要進出口伙伴有一半以上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這一地區的產業結構、貿易結構、資本結構具有相對的完整性和互補性,因此開展貿易合作的潛在空間巨大,對中國的崛起有著特別的意義。
東亞地區也是中國投資的最大伙伴,中國吸收外資的85%來自東亞。(注:李靖宇:《中國與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戰略對策》[M],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頁。)中國經濟與東亞經濟的依賴性不斷加強。目前,中國對外經濟活動的70%是在東亞地區進行的。因此,中國積極參與東亞經濟合作,推動東亞經濟合作進程,對促進我國貿易、投資及整體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而東盟同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關系更加密切,日、中、韓是東盟國家主要的貿易和投資伙伴,不斷深化與它們的經濟合作關系,是促進東盟經濟保持增長和實現繁榮的重要前提。中國和東盟都需要通過成立連接雙方的自由貿易區作為構建大東亞經濟合作圈的框架和基礎。
第二,獲得政治經濟雙贏的局面。政治上,通過加強中國、東盟雙方的經濟聯系,將促進今后10年中國、東盟睦鄰友好,互信伙伴關系的進一步深入發展,符合中國營造和平合作周邊環境的長遠利益。同時,由于中國與東盟國家都屬于發展中國家,雙方的合作可以更好地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推動建立更加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經濟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促進雙方經濟增長和貿易量的增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中國對東盟的出口每年將增加106億美元,增幅為55.1%,東盟對中國的出口每年將增加130億美元,增幅為48%。而這一數字還只是通過靜態模型得出的初步結果,如果考慮到其他動態因素,雙方所獲得的效益還不止這個數字。當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短期內也會對雙方構成一定程度的挑戰。雙方的產業結構趨同,存在著一定的競爭關系,會對雙方經濟造成一定的沖擊,特別會使中國對東盟本業已存在的貿易逆差繼續擴大。
第三,有利于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面對區域經濟合作和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是雙方經濟發展和經貿合作的必然趨勢,也是對雙方構建互信睦鄰友好關系的重要保證。中國與東盟做出的這一選擇,既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從而對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產生深遠影響。
總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它將使面向21世紀的中國與東盟睦鄰互信伙伴關系更加牢固。中國和東盟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交流更加頻繁。中國與東亞的共同繁榮與穩定將得到更加可靠的保障。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將極大地增強中國和東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量,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有利于亞洲地區以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注:Asean Secretaria: Press Statemen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7 ASEAN and the Three ASEAN+1 Summits, htpp://www.aseansec, org)。
字庫未存字注釋:
國際問題研究京19~22D6中國外交邱丹陽20042004中國—東盟貿易區從構想到現實,帶動了本地區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亞洲的政治經濟面貌,開創了雙贏互利的新局面,將對雙邊、區域與東亞整體的發展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極大地增強中國和東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量,提高國際地位,并有利于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意義本文為2004年4月提交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主辦的“國際關系主 流理論及其批判”研討會發言論文。論文初稿得到王逸舟、俞正liáng@①、蔡拓 、李少軍、張睿壯、門洪華以及與會其他學者的評論,在此表示感謝。文中觀點概由我 個人負責。沈Niall Ferguson邱丹陽 暨南大學社科部國際關系室主任、教授 作者:國際問題研究京19~22D6中國外交邱丹陽20042004中國—東盟貿易區從構想到現實,帶動了本地區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亞洲的政治經濟面貌,開創了雙贏互利的新局面,將對雙邊、區域與東亞整體的發展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極大地增強中國和東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量,提高國際地位,并有利于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意義本文為2004年4月提交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主辦的“國際關系主 流理論及其批判”研討會發言論文。論文初稿得到王逸舟、俞正liáng@①、蔡拓 、李少軍、張睿壯、門洪華以及與會其他學者的評論,在此表示感謝。文中觀點概由我 個人負責。
網載 2013-09-10 21:2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