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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癥結在于農業人口過多
　　中國農業落后的癥結何在？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從現代農業的本質特征入手，從農業轉型（即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一般規律入手。
　　什么是現代農業？以往的學者多從生產手段變革的角度加以定義。如權威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卷》把現代農業解釋為“建立起廣泛采用現代生產工具、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濟管理方法的農業生產體系。”作者認為，這樣的認識，顯然僅僅只是看到了現代農業的外在表現，而沒有抓住它的本質特征。
　　我們知道，傳統農業是建立在自給自足基礎上的一種封閉式的生產體系，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各種投入要素完全是由農業系統內部提供的，農業生產的產出也主要用于滿足農戶自身消費的需要。與之相反，在現代農業體系下，其生產流程不再表現為農業內部的封閉式自我循環，而是和外部系統間存在著大規模的物質、能量及信息轉換。這種轉換的實質和核心，就是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包括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講，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科學化是以農業生產的商品化為前提和基礎的，并從屬于農業生產商品化發展的需要的。同時，越是現代化的農業，其和外部系統進行物質、能量及信息轉換的規模和強度越大，農業的商品化程度也越高。
　　以美國農業為例。隨著農業社會分工的日趨深化，不僅農業生產的基本投入要素（如機械、化肥、農藥、籽種等）。已完全實現了商品化，而且農業生產過程中的許多作業項目，如耕地、播種、施肥、植保、灌溉、收獲、儲藏、運輸等，也是以外購勞務的方式來完成。1986年，美國農場勞動投入的90%是由農場外為農服務的企業提供的。而在農業產出的商品化方面，1979年，在農場的全部產品中，只有1.1%是直接在農場內消費的。
　　既然農業商品化是現代農業的本質和核心，那么，農業商品化又是如何不斷提高的呢？答案只有一個，而且是唯一的一個，這就是不斷地減少農業人口，從而不斷地擴大農戶的經營規模。因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農民才能夠在滿足自身消費需要之后，為社會提供越來越多的商品農產品，同時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農民才能夠在消費之外積累起足夠的剩余，用于購買各種現代投入要素，從而推動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
　　從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經驗事實看，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業勞動力不斷減少，可以說是一個普遍規律。從各國的資料比較看（見表1），越是經濟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水平越高，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也越低。同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的學者把勞動人口的就業結構作為判斷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基本標志（見表2）。
　　附圖
　　（注：農業勞動力比重為1990年數據，人均GNP為1994年數據。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附表。）
　　附圖
　　（資料來源：袁志剛：《農業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5頁。）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12億多人口，9億在農村，農業勞動力比重高達72%，農民人均耕地僅3.2畝，戶均耕地不足8畝，而且隨著耕地資源的不斷流失和農村人口的不斷增加，農業經營規模存在著進一步縮小的趨勢。另一方面，由于均田到戶的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推行，一家農戶承包經營的數畝土地，往往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幾塊甚至十幾塊，而且隨著農戶內部子女成年后的分家分業，原本極為零碎的塊地進一步趨向分散。
　　中國農業資源稟賦的如此結構，造成了農業部門要素配置嚴重失調，農業勞動力大量剩余這不僅直接阻礙著節省勞動的農用機械的廣泛采用，而且由于農戶經營規模狹小，農業產出的商品化程度和農民人均貨幣化收入較低，難以形成足夠的消費剩余來擴大對現代投入要素和社會化服務的需求，最終只能是使農業生產落后的局面長期無法改變。
　　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不斷減少農業人口，擴大農戶經營規模。據中國農科院和南京農業大學等單位的專家研究，中等規模農業比小規模農業的經濟效益和農業現代化程度都將提高一倍左右。另一位學者的研究則表明，在我國目前生產力水平下，土地經營規模每降低0.5畝，農業生產效益將降低10～15%，反之，若擴大0.5畝，效益提高17-22%。顯然，不減少農業人口，就不可能發展農業。9億農民在人均一畝二分地的基礎上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而要減少農業人口，出路只有一個，就是推動宏觀經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
　　　　　　二、根源在于工業、城市的落后
　　依作者的觀點，農業現代化是一個依附性的、非自主的過程。換句話說，農業不能依靠其自身內部的力量實現現代化。一方面，對傳統農業的技術改造有賴于城市工業部門提供的各種現代要素，另一方面，農業分工的深化和商品化的發展有賴于城市工業部門對其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的農業發展水平最終是由其工業化水平所決定的。
　　從上述角度出發來思考問題，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農業落后，并非由于農業本身的原因，根源在于工業、城市的落后。雖然從微觀經濟來看，城市工業一般來講技術上較為先進，工人文化素質較高，但是從宏觀經濟來看，從運行體制來看，則城市工業自我積累、自我擴張的能力嚴重不足，遠不能滿足從農業國到工業國過程中，對其提出的大規模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為農業部門提供先進適用、質優價低的各種現代生產要素的要求。換句話說，我國的城市工業，是在政府運用國家機器大規模抽取農業剩余予以補貼，同時又嚴格限制農業人口流入城市工業部門，這樣一種對于農業和農民而言極不公平的高強度保護背景下生存和發展的（即占總人口80%的農民保護著總人口20%的市民），由此形成了工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巨大反差。
　　工業發展嚴重滯后，未能有效地帶動農業發展，特別是未能有效地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這可由工業化、城市化的結構偏差得到印證。根據錢納里等人對全球101個國家相關資料的分析研究，在低收入區內，城市化率已超過工業化率，但差異不是很大。在人均GNP為200～300美元（1964年美元，下同）區間，是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變動最顯著階段，前者的數值由14.9%，幾乎都增長了一倍。當人均GNP超過500美元時，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而在總人口中占主導地位。此后，變動速度趨于減慢。當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的75%時，人口的鄉城流動趨于穩定。
　　從我國建國后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遠遠偏離了上述錢納里的正常模式。195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總人口）為11.2%，工業化率（工業附加值／GNP）為14.1%，城市化偏差系數（城市化率—工業化率）為-2.9%。1978年上述兩個指標分別為16.6%、46.8%，城市化偏差系數擴大到-30.2%。此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我國的城市化偏差系數有所縮小，但到1994年，仍高達-19.46%。
　　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這種結構性偏差表明，長期以來，中國的工業發展基本上走的是一條脫離了轉移農村勞動力的城市工業化道路，同時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長，農業人口及農業勞動力的絕對數量大幅上升，以至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經營的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從而形成了對農業現代化的巨大抑制。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止此。事實上，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我國農業的落后，主要體現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民開始了自己解放自己的“二次工業革命”，即農民通過自己的力量，大力發展農村工業和建設小城鎮，而極大地推動了當地農業的現代化進程，涌現了一批像江蘇華西村、天津大邱莊這樣的典型。
　　對于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而言，由于社會、經濟、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區域內工業基礎本來就極端落后，和東部發達地區相比存在著巨大差距，而且由于其工業運行結構仍以重工業（能源及原材料等）及國有企業為主，經濟運行效率低下，當前其自身內部富余工人都無力安排，更別說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
　　另一方面，就鄉鎮企業發展而言，東部鄉鎮企業是我國工業產品特別是日用消費品極度匱乏的背景下啟動的。而就今天的宏觀經濟形勢看，工業品市場已全面走向飽和。這就使中、西部地區依靠發展鄉鎮企業，來加速農村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并由此帶動區域內農業發展，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
　　　　　　三、出路在于加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從全國來看，要實現農業現代化，使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比重下降到15%左右的水平，在目前條件下，意味著還要將24000萬左右的農業勞動力轉入非農部門，加上其撫養的人口，意味著還要將近5億人口轉入城市，相當于還要興建近60個上海市。按照近20年來的平均城市化速度和1%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要實現上述15%的農業就業人口目標，還須經過70年左右的時間。這表明，從全國范圍來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仍然需要經過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
　　正如在前文中已經指出的那樣，中國農業的發展問題，本質上不是農業內部自身的問題，而是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的問題。因此，如何加速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就成為從宏觀上決定中國農業能否實現現代化。何時能夠實現現代化的關鍵。簡而言之，如果我國的城市工業特別是國有工業企業運行效率低下的局面不改變，城市化進程不能得到實質性的有效提高，那么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只是一句空話。
發展研究福州10～12F2農業經濟程厚思20002000程厚思　作者單位：云南省社科院經濟學所 作者：發展研究福州10～12F2農業經濟程厚思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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