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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先談談什么是民族志。這么多年的教學和思考中，感覺到很多人還是不太清楚這一概念。英文“ethnography”由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ethno-”，在中文中譯為“民族”，這實際上是不恰當的，比較貼切的譯法應該是“文化群”。相應的，ethnology翻譯為“民族學”也不十分妥當，其另一種譯法“人類文化學”——研究不同人類文化的學問，倒是比較貼切。后一部分“graphy”的基本含義翻譯為“志”，還可以。所以，ethnography的直接翻譯應該是“不同文化群的志”。“文化群之志”是我們講的“民族志”的一個更真實的含義。我們都在不同的文化群體里，文化群的志當然包括不同民族、種族、各種族群的志；也包括了一個部落、村寨、公司甚至城市的志，因為他們都有不同的文化。“民族”志如果要取代所有這些文化群的志，這就有問題。當然，也有人講用“田野志”，但“田野志”只強調了田野，或者還不如叫“文化志”。其實，叫什么名稱也許并不重要，那只是一個中文翻譯，但是，我們應該明白它在說什么。1949年后，民族學在中國變成了少數民族學，研究漢族還不行，這是個奇怪的現象。這和對這個詞根的誤解有關。
　　格爾茲曾經講過一句話，“我們不是研究村落，而是在村落中進行研究”，大家可以體會這句話。我的田野研究是在福建的一個村子，林耀華先生、莊孔韶老師的田野也是福建的一個村子，我們不是研究村落，那我們研究什么呢？雖然很多人類學詞典里都這樣定義民族志，說民族志是科學地展開文化現象的基本說明，但基本上不可能圍繞一個民族去“志”。當然這個習慣用法很難改變。如果我們把它當成一個文化群的志，我們必須明白這里邊的含義。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既然講文化群的志，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一群人的文化？這變成了一個大問題，這個我就不展開說了，這是個很麻煩的事。如果文化都不明白，那還去“志”，志來志去就亂套了。民族志現在的基本狀況其實就是這樣。
　　二、談談田野、方法、理論。這就是我說的民族志的三足鼎立。首先，大家往往習慣將民族志與田野研究畫上等號，其實這是誤解。所以民俗學準備出三千卷的民俗志，但恐怕民族志連三百本甚至三十本也出不來。道理很簡單，民族志不是一個簡單的田野研究，下去弄回來一堆資料（我說的不是民俗志），拼在一塊說這就是民族志，沒那么簡單。我為什么講三足鼎立？田野、方法和理論在一個完整的民族志中缺一不可。像莊孔韶的《銀翅》，田野是一部分，但在理論和方法上，它與林先生的《金翼》有一個對照。林先生用的是功能主義方法，這一點他在最后一章里特別強調了。莊先生用的是直覺主義的方法。這兩本書在敘事方式、理論關懷以及使用的方法上都有差異，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感覺也不一樣。任何一個完整的民族志這三個方面缺一不可。
　　就田野來說，格爾茲的那句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你種田的不一定是農民，你在田野的也不一定都是人類學家。不少學者已經顯示了對后現代人類學的担憂，當代的田野工作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產生了許多危機，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涉及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所有的人都說我能做田野，包括傳媒、新聞記者，下去做田野，回來就做篇報道，說這是田野研究。這里我為什么強調三足鼎立呢？實際上是說，你在田野種田的不一定是農民，農民是會種田的，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人類學家就是會做田野的，但應該是這樣的，受過人類學訓練的應該是會做田野的，而在田野的不一定都是人類學者。現在田野也是一個被濫用的地方，說我去過田野了，其實他根本不明白人類學的田野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對田野的資料怎樣去“志”？沒有理論和方法的資料堆砌不是民族志，這一點很重要。大家可以去慢慢思索，人類學的田野最核心的東西是什么？為什么不能用統計的方法去算幾個數？這里有一個對經驗的理解的問題。
　　第二，方法的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章，因為已經發了，所以我在這里也不多重復了。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強調的是民族志方法上的互補性。通過一個表格，列舉了20個基本對立的范疇，包括功能主義的民族志與現象學的民族志，民族志的科學化與文學化，他者和本土，客位與主位，描述性的和解釋性等，當然你還可以列得更多。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方法上的互補。我們可能會去討論描述和解釋哪一個對，這個其實是比較幼稚的問題。就像物理學里討論光是波還是粒子一樣，現在這個討論是沒有意義的。但怎樣去互補共存，這是個方法的問題，在大量的田野實踐中會遇到的問題。
　　最后，談談理論的問題。理論在民族志里是比較要命的。大家可以想象，下去田野，拿回資料，然后把它寫成民族志，人家問你理論在哪兒？這是大問題。按格爾茲的想法，你要看這個學科是干什么的。民族志出來了，所有的理論都包含在里面，你讀人類學所有經典的東西，里面都包含理論，是人類學的生命，那這些理論怎么寫進去的呢？所以我們不要想象說民族志挺好玩的，下去弄點資料湊起來就完事，沒那么簡單。這個現在沒有時間去詳細地說，這個比較復雜，它有一套學科的訓練，要求在理論的脈絡中有所創新。
　　我跟鐵梁說了，我不懂民俗志，但一聽“三千卷”，就大致明白了，我理解民俗志是很重要的，它與民族志可以互補。它比較忠實地記錄大量的現象和事件，這在民族志中是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換句話說，你民族志又是田野，又是方法，又是理論，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寫出來？也很難面面俱到。但民俗志就比較方便了，如果三千卷可以做出來，那當然很重要。像泰勒、列維—斯特勞斯、弗雷澤的很多作品，都有對民俗的記載。這個太重要了，甚至比我們民族志還重要，因為我們寫不出好的民族志，但你們能寫出好的民俗志。所以，應該肯定民俗志的貢獻，它應該與人類學的民族志形成一個互補。

民間文化論壇京23～48G0文化研究張小軍20072007
張小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 100084）
作者：民間文化論壇京23～48G0文化研究張小軍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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