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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復，1941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具有國際影響的當代中國著名文藝理論家、思想家、作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院所所長、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評論》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先后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與臺灣中央大學、東海大學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榮譽教授、講座教授和訪問學者。其代表作《性格組合論》、《文學的反思》、《論中國文學》、《放逐諸神》、《共鑒五四》、《人論二十五種》、《思想者十八題》、《漂流手記》（共十卷）與《告別革命》（與李澤厚合著）《紅樓四書》、《雙典批判》、《傳統與中國人》、《罪與文學》（與林崗合著）等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巨大。

內容提要

• 我是一個永遠的思想者，又是一個永遠的漂泊者。思想者與作家，從本質上說，都是精神流浪漢。我聲明過，中國護照是我的“最后一片國土”，不能放棄。

• 一九八九年漂流到海外的知識分子，有些的確思想發生了大轉變，但李澤厚和我則仍然按照原來的思想邏輯前行，雖然不斷走向深處，但沒有“大裂變”。一個人最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

• 作為人，最可怕的是沒有任何心靈渴求，沒有任何文化向往，處于麻木狀態而不自知，把“心”真的空掉了。當下世界，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在發生“肉人化”與“空心化”的現象。

• 無論是講課、對話還是講演、寫文章，我都意識到，自由完全在自己手中心中，即自由全在于自身對自由的覺悟中。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東也不媚西，既不媚左也不媚右。

去國25年，劉再復在生活上成為名副其實的漂泊者，在理想與思想上卻始終情系祖國，心懷天下。與同時期漂泊海外的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相比，他不愿加入美國國籍，只接受美國“杰出人才”綠卡，始終守持中國護照，“這是‘文化心理’需要，也是一片故國情懷”。

“我到過許多國家或地區演講，特別是常到香港‘客座’，我感到大陸的人文熱情還是很高，比香港高，所以并不悲觀。”20多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革，發展的清晰，環境的轉變，劉再復與祖國的交往日漸頻繁，中國青年人對他的熱愛也日臻回歸。

近兩年，劉再復每年秋天都會回中國香港，担任高校客座教授和客席高級研究員工作，為期5個月，今年也不例外。

盡管每次踏訪、學術交流以及演講，都帶有獨到的觀點，但劉再復心里明白，無論是講課、對話，還是講演、寫文章，“都意識到自由完全在自己手中心中，即自由全在于自身對自由的覺悟中，該說的話就說，不情愿說的話就不說，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東也不媚西，既不媚左也不媚右”。

而此時，這位把中國護照視為自己“最后一片國土”的孤獨的思想漂泊者，正在美國落基山下的Colorado（科羅拉多）家中，一邊讀書寫作，一邊割草種菜。他熱愛體力勞動，每天都流一身大汗。“現在我與野兔、松鼠的關系已大于人際的關系。生活很好，一切思索都帶著這里黎明的清氣。”劉再復對重慶青年報記者說。

趕在他今年啟程前，本報記者有幸專訪了這位年逾古稀的老學者，聽他談青年、聊老友、把脈社會，娓娓道來，深入淺出，無不是件愜意的事。

強大物質潮流使人類發生集體變質

重慶青年報：面對當下社會的壓力，我們似乎一直活在過去，活在記憶中，尤其是大家普遍認同的八十年代。那個年代對于青年人來說是童年記憶，對于中老年人來說是一段“文化熱”歲月。從其中我看到當下中國人對精神無處寄托的焦慮，一種“空心人”狀態。從本質看，到底是那時候的人們對文化饑渴過度，還是現在？這種饑渴是否也有新時代的外殼和內涵？

劉再復：當下世界，物質潮流覆蓋一切，也可以說，俗氣的潮流覆蓋一切。在此潮流中能夠在意識層面或潛意識層面，仍然保持一種對于文化的渴望，甚至還有一種“精神無處寄托”即心靈無處存放的焦慮，這本身正是“有心人”的明證。

我很快就要進入73周歲了，回顧過去數十年，我引以自慰的是始終沒有擺脫過“文化饑渴”狀態，過去饑渴，現在還饑渴，在中國饑渴，在美國也饑渴。這種狀態不以時代的變遷和年齡的變化為轉移。也沒有“過度”的問題。我堅信，一切都取決于自己，或者說，是自己的心靈狀態決定一切。作為人，最可怕的是沒有任何心靈渴求，沒有任何文化向往，處于麻木狀態而不自知，把“心”真的空掉了。二十年前，我寫作《人論二十五種》（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種叫做“肉人”，這是只有肉體、沒有靈魂的人，也就是你說的“空心人”。當下世界，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在發生“肉人化”與“空心化”的現象。文化饑渴乃是對肉人化與空心化的反抗，我愿意和你一起反抗。

重慶青年報：可是當下經濟騰飛，各項建設日新月異，物質豐富，人們的內心與外在卻嚴重背離。“空心人”現象的社會根源是什么，一般會有哪些影響？

劉再復：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很復雜。我只能較簡單地回答兩點：一是“心”（內心）與物（外在）的背離（矛盾沖突），自古皆然，所以才產生兩千三百年前我國思想家莊子“不為物役”的偉大思想。他所說的“物”，不僅是物件、物品等，而且是身外的一切物質性存在和社會性存在。不為物役，包括不為財富所役，不為權力所役，不為功名所役，不為概念所役等等。能擺脫物的奴役才能贏得心的自在。二是產生背離現象的社會根源恰恰是社會的物質文明迅速發展的結果（代價）。這就是李澤厚先生在《告別革命》（與我的對話錄）中強調的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即歷史在前行中物質生產與消費大規模地發展，與此同時人也日益被自己所制造的財富、權勢和花花世界所統治所主宰，這就叫做異化。人制造的外在物質變成巨大的異已力量反過來支配控制我們的身心。你所說的“空心人”，就是異化人，就是“心”被“物”席卷而走的人。物質的強大潮流可以席卷一切，包括席卷一切心靈原則、道德原則。這個時候，一些清醒的人，就會感到焦慮，就會發生反異化的聲音。

我們且不說兩千多年前那么遠，就說一百年前，魯迅先生在青年時代所寫的《文化偏至論》（1908），就發出反異化的聲音。那時，他就天才地發現西方工業文明發展之后帶來的時代性偏執，即只重物質不重“靈明”（心靈）的偏頗。這篇文章是對十九世紀后期社會失衡的批評。他認為十九世紀后期的問題是“凡事物化”，是“靈明日以虧食，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也就是重“物”不重“人”，重“外”不重“內”（心靈），這兩三年，我常說，當下的地球向物質傾斜了，也是這個意思。

這種現象會有哪些影響呢？可以說，影響巨大又涉及無數方面。在訪談中，不可能一一說清。我只能就個體存在的身心問題，說一句話：強大的物質潮流正在使人類發生集體變質。輕一些講，人類正在變成機器的奴隸、廣告的傀儡、電腦的附體；重一些講，人類正在變成另一種生物，這就是金錢動物。這種生物的特點是神經全部被物質所抓住，把金錢邏輯視為唯一的生活邏輯，為了金錢，可以越過一切道德底線與良心底線，可以不顧羞恥地為所欲為，做什么壞事都覺得天經地義。“空心人”的嚴重問題是做什么壞事都沒有心理障礙和心理不安。

生存就是困境，人生就是困局

重慶青年報：轉型期的中國青年人普遍遭遇一種尷尬現實，進不了的城，回不去的鄉村，有點知青當年“呆不下的農村，回不了的城”的影子。正因為如此，在和平年代，這種現象似乎被遮蔽成一種常態。是不是我們依然很麻木？仍將成為時代的縮影？

劉再復：“進不了城，回不了村”，這種困局，就叫做“彷徨無地”。魯迅當年寫的小說集，命名為《彷徨》，他本身也處于“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的困局之中。其實，生存就是困境，人生就是困局，只是困局的時代內涵有所不同而已。現在“中國青年人”的困境是處于中國千年之裂變時期，即中國從鄉村時代進入城市時代的轉型期。在此大裂變中，從國家到個人，都準備不足，包括缺少足夠的精神準備、文化準備、倫理準備、心理準備等，因此一定會感受到許多大苦悶。

正像二十五年前，我突然來到西方，那時離開祖國也有點像離開鄉村，也充滿進不了城（西方）、回不了村（中國）的大苦悶、大寂寞與大彷徨。后來我終于明白，存在本身就是困境，我們每個人只能勇敢地面對困境，努力創造新境，一切全靠自己。不可能期待有一天上帝會來幫忙，也不可能期待有一天困境會自動消解。人生就是面對永遠的困境所作的拼搏。拼搏時需要勇氣，需要智慧，特別需要有一種積極的立身態度。出國之前，我就讀過康德的《何為啟蒙？》（也有另一些譯法）但沒有讀懂。出國后我讀懂了，他說的啟蒙，主要是啟迪勇氣，喚醒勇敢。我終于啟蒙自己：不要消沉，不要彷徨，不要怯懦，要勇敢地面對西方一切新的溝壑新的困難，勇敢地繼續你的工作和你的思索。

唯經曲折才可能有豐富的思想活水

重慶青年報：今年五月，李澤厚先生在華東師范大學開講，他本人對中國的思考和關注一如既往，令人驚奇的是，國內青年人對他的熱愛也是一如既往。李澤厚先生的經歷和命運艱難曲折，赴這次邀請也頗費周折。從老友的角度看，他的思想和境況是否有所轉變？他的回歸說明了什么，將會產生有哪些積極意義？

劉再復：你說李澤厚先生“命運艱難曲折”，相當準確。我的命運也是如此。但我們都不被任何艱難的命運所擊倒，何況，曲折挫折也是一種巨大的財富。唯經曲折，才可能有豐富的思想活水。

從老友角度看，我覺得李澤厚的思想一直在往前走，出國之后，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他的思想更為成熟。其“巫史傳統”、“歷史本體論”、“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倫理學綱要”、“一個世界文化與兩個世界文化”、“情本體”、“度范疇”等著作與命題，都是最后這十幾年來的成果。我就住在他的邊上（兩家只有步行三五分鐘的路程），可以和他一起散步，可以不斷傾聽到他的講述，受益極大。我感到他進入八十高齡之后，思想仍像以前那樣活潑，膽與識都更為強健。至于他的思想，其大框架大思路并沒有轉變。

香港中文大學有一位教師寫過兩篇短文批評李澤厚和我合著的《告別革命》，一篇叫做《吃飯哲學》，另一篇叫做《大師真面目》。說讀了《告別革命》才知道這兩位原來還是沒有離開馬克思。不錯。李澤厚先生和我對馬克思主義既不是教條式地對待，也不是顛覆式地對待，而是學理式地對待，即理性地對待。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說馬克思的兩大思想貢獻，其中一點是說人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有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等，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李澤厚對于這一原理堅守不移。他的“吃飯哲學”正是對這一原理生動通俗的表述。直到去年，他還和我為章小東（章靳以之女）的小說《吃飯》作序，認定“吃飯哲學”沒有錯。他的“歷史本體論”表達得愈來愈精細。但大思路原來就有，而且一以貫之。他的歷史積淀說、自然人化說等等，都是歷史本體論的前奏。李澤厚是個無神論哲學家，他把康德的“認識如何可能”這一總題目改變成“人類如何可能”，然后又吸收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成果（不是辨證唯物論）。所以他在回答“人類如何可能”時，就揚棄了西方的兩個基本答案：一是上帝造人（宗教）；二是猴子變人（進化論），而自立一個人類（通過歷史實踐）使人類成為可能的總答案。這就是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答案。這一答案，不是照搬馬克思主義，但又是沿著馬克思邏輯思索的結果。

一九八九年漂流到海外的知識分子，有些的確思想發生了大轉變，但李澤厚和我則仍然按照原來的思想邏輯前行，雖然不斷走向深處，但沒有“大裂變”。 如果做點研究，一定會發現我們的思想還是有一條邏輯線索可尋的。

中國哲學已經在世界上登場

重慶青年報：有評論認為，“思想者李澤厚此度歸來，在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的期待里，是‘標志性事件’”。您怎么理解這個評論？到底標志了什么？

劉再復：李澤厚此次到華東師范大學討論哲學，是以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他的倫理學正在世界各處走熱）為“假想敵”，也就是說，他選擇的是當下哲學界最強的對手，這標志著，中國哲學已經在世界上登場了。桑德爾在世界上到處流行，但沒有一個中國學人可與他對話，李澤厚此次對話，意義非常。

還有，一個人最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李澤厚已進入八十四歲高齡，但還“歸來”，（其實他每年都“歸來”），還心系故國，這也標志著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不管經歷了多少艱難困苦，其心靈總是放不下對祖國的一片牽掛。李澤厚和我一樣，都守持中國護照。我們不愿意加入美國國籍，只接受美國的“杰出人才”綠卡，這是“文化心理”的需要，也是一片故國情懷。

李澤厚到上海，肯定是個文化大事件，但它還標志著什么，請容我再想想。也許它還標志著，真理總是要被認識的，真才實學總是要被珍惜的。我們的人民多數總是善良和通情達理的，他們總是愿意傾聽天才的赤子那些發自肺腑的聲音。

“錢學森之問”是國家教育實踐問題

重慶青年報：盡管青年人對李澤厚先生的歡迎是熱烈的，可實際上現在的青年人大多羞于談理想，甚至平時很少看書。據統計，國民年度人均紙質圖書的閱讀量大概為4.8本，對這一現狀您怎么看？您是否也在期待“錢學森之問”的破解？

劉再復：魯迅早已把“年青人”分為不同陣壘，你說的“年青人”也分屬不同階層。有些年青人愛讀書，知道李澤厚的價值，熱烈歡迎李澤厚，這是青年精英。但有些青年人還不知道李澤厚為何物，也不看李澤厚的書，這也不奇怪。我不大了解年度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大概為4.8本是什么概念，不過中國未來的棟梁之才可能多半出自這些看書的人之中。我到過許多國家或地區演講，特別是常到香港“客座”，我感到大陸的人文熱情還是很高，比香港高，所以并不悲觀。

“錢學森之問”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即教育實踐問題，尤其是國家教育實踐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我和女兒劉劍梅合著的《教育論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作了一些思考。我認為，教育問題，關鍵是中小學教育。教育是要讓學生愈學愈聰明而不是愈學愈傻，但我們的教育體制讓學生負担過度，太重“分數”，不重培養“興趣”，結果把孩子們都嚇壞了，壓傻了。這怎能培養出杰出人才呢？一個杰出人才的產生，一定是從小（包括少年時代與青年時代）就對某個專業具有濃厚的興趣（甚至信仰）、火熱的情感、獻身的決心以及攀登此專業巔峰的抱負。沒有這一切，只知“分數”這種門面功夫，怎能“杰出”？

重慶青年報：此前有媒體調查評出“十大死活讀不下去的書”，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中國四大名著”全部躺槍，而剩余的也全是世界名著，這簡直是我們這個文化古國的一個大笑話。于是去年繼“常回家看看”之后，全民閱讀也被提上了立法層面，說白了，大家不急政府有點急了。對此您怎么看？在生活中，是否需要法辦一切？

劉再復：我向來不太相信“媒體調查”，倘若真的有些人“死活讀不下”四大名著，這也不奇怪。大學期間我就死活讀不完《資本論》，后來才慢慢讀下了。至今我還死活讀不下一些最偉大的哲學著作，如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是看了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此書我至少讀過二十遍）之后才慢慢有所領悟。

不過，我從來沒有因為“死活讀不下”而感到理直氣壯，而是感到不安，感到羞恥；因此總想在生前能讀進去。這種態度我倒是真的擁有。所以我也不希望年青朋友為死活讀不下四大名著而心安理得，甚至引以自豪。我能與年青朋友共勉的只有一點：我們永遠不要把“無知”當作旗幟。

另外，我還要說，閱讀我國文學經典極品《紅樓夢》與《西游記》（不包括《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不僅會走向善良，而且是人生極大的享受，它會帶給我們最大的快樂與幸福。不知道這一點，死活讀不進去，乃是一種不幸。至于把閱讀放入立法的舉措，我從未聽說過，今天聽說，只覺得古怪，不好評論。

揭露現實會使作家才華“固化”

重慶青年報：這些舉措都緣于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讓人不得不在任何事情上作出選擇，難道只有這樣就可以創造建設性的精神財富嗎？在這方面，而對于中國的作家來說，似乎不揭露現實就不是好作家，就會受到譴責。

劉再復：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確實會影響創造性的精神價值創造。這是因為這種思維方式乃是一種“固化”思維，也可稱“僵化思維”。我不支持作家從政，這不是担心作家會“犯錯誤”，而是担心政治會“固化”作家的活潑心靈和審美趣味。

近幾年，我一再提醒作家不要把批判揭露現實作為創作出發點，也不是担心作家會“犯規”，而是担心作家會因此而把自己的才華“固化”于社會的表層，從而進入不了人性的深處，即只會停留在晚清的譴責小說水平上而不能向《紅樓夢》的水準線靠近。好作家當然需要有一種最基本的導引人類向真向善向美的倫理態度，但不能設置政治法庭與道德法庭，不能陷入政治說教與道德說教，當然也不能被困死于泛道德化與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之中。

一切思索都帶著黎明的清氣

重慶青年報：作為一個思想者，國內還流傳著您的故事，作為一個漂泊者，您的視角似乎從沒離開過祖國，請講講您目前的生活和思考狀況？

劉再復：我是一個永遠的思想者，又是一個永遠的漂泊者。思想者與作家，從本質上說，都是精神流浪漢。他們不可能活在一個固定點上（只能活在自由點上），我的視角也不可能固定在“祖國”之上。出國二十五年，我一直心系祖國，一直保持著故國情懷。所以一直不愿意加入美國國籍而保留中國護照。我聲明過，中國護照是我的“最后一片國土”，不能放棄。所以我至今只有美國的杰出人才綠卡和中國護照這兩種通行證。

我的文化心理確實一直沒有離開過祖國，我已游覽過四十幾個國家，無論走到哪里，我總是想到長江黃河和那片養育過我的黃土地。但我的文化視野卻遠遠地超越了祖國。我解讀感悟《紅樓夢》和《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用的并非中國視角，而是普世視野，即全球視野。去年十月初，我在韓國“世界作家節”的開幕式上作主題發言，對“一味消費”、“一味發展”的世界性大思路提出質疑，還對世界性的思想危機（包括歐美）提出告誡，也都是超越中國視角的。

重慶青年報：今年9月份到香港有哪些行程和工作安排？

劉再復：今年九月一日我還要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和高等研究院分別担任客座教授與客席高級研究員，為期五個月（去年也是如此）。這項工作的義務是一個星期講一節課，我開的《文學常識》課，已講了十二講，今年再講十講。講完后將由香港三聯出書。現先在《明報月刊》連載，已刊出第七講了，這本書把我的基本文學理念作了一次簡明的表述，與流行的《文學概論》不太相同。

在科技大學執教期間，我將會請好友高行健和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索因卡到校演講，我還會與高行健一起在香港大學作一場對話。無論是講課、對話還是講演、寫文章，我都意識到，自由完全在自己手中心中，即自由全在于自身對自由的覺悟中。該說的話就說，不情愿說的話就不說，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東也不媚西，既不媚左也不媚右。

此時我仍在美國落基山下的Colorado，一邊讀書寫作，一邊割草種菜。我愛體力勞動，每天都流一身大汗。現在我與野兔、松鼠的關系已大于人際的關系。生活得很好，一切思索都帶著這里黎明的清氣。

本文已在《重慶青年報》2014年7月17日發表，發表時有刪減。

網載 2015-08-23 08:4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