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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山東大學歷史系等單位聯合舉辦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第九次學術討論會”，最近在湖北通山縣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全國各高校、黨校、科研機構和新聞單位的40余位學者、專家。現將討論會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關于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理論和通論問題
　　1.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周期性出現的原因。有的論者對此作了深入研究后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封建社會總是不斷地周期性地出現封建王朝的自我調節能力無法解決的政治和經濟危機。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剝削階級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被剝削階級的人口增長速度。在封建社會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下，剝削階級過量的人口增長必然造成被剝削階級供養的人口超負荷地增長，使其生產和生活條件不斷惡化，最終導致農民起義。第二，官僚隊伍的增長速度超過總人口尤其是被剝削階級人口增長的速度。為了支持封建帝國不斷膨脹的官僚機器的運轉，必然不斷加重被剝削階級的賦役負担；當這種剝削使社會的簡單再生產無法維持的時候，農民造反就成為必然。第三，剝削階級享樂欲望的增長超過社會生產的增長。這必然加劇封建國家與勞動人民的矛盾，把農民逼上“犯上作亂”的道路。第四，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必然超出封建國家自我調節能力發揮作用的界限。盡管中國封建皇朝的自我調節能力世罕其匹，但各種矛盾積累激化超出界限時，社會的發展就只能訴諸暴力進行一次大的調節，農民起義則應運而生。最終的結果是，使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經歷一次新的螺旋式的上升。
　　2.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階段性和分期。有的論者提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的發展規律是同中國封建社會自身的發展規律相一致的。它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秦漢至魏晉為第一階段，南北朝至唐末為第二階段，遼金元明清為第三階段。中國封建社會的規律是曲折性、反復性和長期性，而長期性即體現為曲折性和反復性。這一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循環，是一種循回上升的過程。與此相應的中國農民戰爭也不是直線發展的，而是逐級循環式前進的，每一階段的農民戰爭都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3.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根本原因和歷史作用。有的論者不同意以賦役、口號或王朝更替作為分析農民戰爭問題的基本線索，認為農民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土地問題，應以土地問題作為研究農民戰爭的基本依據和出發點。論者指出，盡管每一次農民戰爭都是在特定封建制度和社會環境中產生，因而都有其具體要求和所要解決的問題，或反對繁重賦役，或反對官府奴役，或反對貧富不均，但歸根結底還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始終是農民斗爭的目標。中國封建社會土地關系發展的階段性制約以至規定了農民戰爭發展的階段性。農民戰爭的結局往往是勞動者和土地的重新結合。因此，中國農民戰爭的作用就不僅僅是打擊并改造了封建統治，更主要的是改造了封建社會的土地關系和階級關系，從而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中國封建社會由低級向高級階段曲折發展。據此才可以說，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4.對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如何評價。有的論者批評了對農民戰爭評價問題中的“認識誤區”，認為：第一，不應以農民戰爭領導人的階級出身作為依據。農民起義隊伍中領導層的內訌是司空見慣的歷史現象，這是由農民階級作為小生產者固有的落后、自私、短見、狹隘、散漫、缺乏必要的階級凝聚力所致。第二，不應把農民起義和全民起義相混淆。隨著農民起義的擴展導致全民或曰全社會大起義，是中國農民戰爭的帶有規律性的歷史現象。第三，不應否認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有暫時合作的存在。由于農民戰爭的打擊，迫使后來的封建統治者不得不調整封建生產關系，緩和階級矛盾，從而緩解了對生產力的束縛，相對減輕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這就成了地主和農民兩大對抗群體實現合作的物質利益基礎。把階級斗爭看作一成不變、無處不有，無時無刻都在激烈進行的觀點，既有背于歷史事實，也有悖于階級斗爭的規律。還有論者研究了農民起義領袖稱王稱帝的問題，認為歷史上有三種類型：一是起義之初即稱王稱帝，二是起義勢力發展壯大后稱王稱帝，三是推翻舊王朝后蛻變為新王朝的帝王。論者認為，第三種類型是歷史規律使然；第一、二種類型則是農民階級覺悟水平和斗爭藝術的體現，是一種進步的歷史現象。
　　5.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最后終結。有的論者在分析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斗爭后指出：太平天國起義只是舊式農民戰爭性質發生變化及終結的開始；義和團運動不是農民戰爭而是民族戰爭，表明舊式農民戰爭從形式到內容的逐漸終結；20世紀初的農民自發反抗斗爭仍屬于舊式農民戰爭的范疇，但已不代表農民階級斗爭的方向和主流；1912年爆發的白朗起義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只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式農民戰爭”，具體地說就是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才是中國舊式農民戰爭完全終結的標志。
　　 二、關于歷代農民起義領袖的研究問題
　　劉福通。有的論者對劉福通的各個方面作了深入考證，認為：劉福通是今安徽界首人，并于界首起義；他所利用的宗教是白蓮教與明教的混合或雜揉；他的起義口號是“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帶有極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同元朝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腐朽統治有著直接的關系；劉福通最終被害死，背后的主謀是想當皇帝的朱元璋。論者指出，劉福通為推翻元朝的腐朽統治作出了杰出的貢獻，為明王朝的建立開創了道路，是一位值得后人永遠紀念的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
　　張士誠。有的論者對完全否定張士誠是元末農民起義領袖的觀點提出異議，指出應對其作一分為二的分析。論者薩在銜）357年8月張士誠正式降元為界分為兩個階段：1353年1月至1357年7月為第一階段，從其出身、起義動機、元朝官府與地主階級對其態度、斗爭實踐、具體作為等方面分析，應該承認張士誠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功大于過；1357年8月至1367年9月為第二階段，從其投降并支持元朝、變宿敵為盟友、發動攻襲安豐戰役、政權腐化變質等方面分析，應該肯定張士誠是農民起義的叛徒，過大于功。
　　李自成。有的論者對李自成在1644年兵臨北京城下時派人與明崇禎帝議和一事作了研究，指出：李自成自起義后，曾經多次有過“詐降”，求和之舉，此次議和本身確有其事。認為李自成生活在保守、封閉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其思想也必然不能超出社會和歷史的局限，會向自身階級以外的社會力量中去尋找平衡的支點，即尋求和接受當朝最高統治者的招安。綜觀李自成一生的思想言行，應當承認存在著蛻化的現象，他的身上一直徘徊著朱元璋的幽靈。這樣說并不是要否定李自成，而正是企圖通過此事總結中國古代農民戰爭的規律。論者還探討了李自成大順政權最終失敗的具體原因，指出在于他的兩次戰略失誤：其一是“關中——北京”的進軍戰略，其二是山海關戰役失利后匆匆撤出北京。這些失誤的根源在于中國封建社會里農民階級普遍存在的小農意識和鄉土觀念。還有論者對李自成最終殉難于湖北通山作了充分的論證，批駁了李自成在湖南石門夾山寺出家當和尚的說法，認為“夾山說”于史無據，也不合乎李自成這一人物性格的邏輯。
　　 三、余論
　　與會者提出，農民戰爭史研究作為中國歷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中的一朵，在建國后曾經紅極一時；但真可謂“來是空言去絕蹤”，現在已經冷落到了門可羅雀的地步。這不能說是一種正常的情況。究其原因，除了客觀的歷史時代等因素之外，從主觀方面來講，我們史學工作者也應自我反省和檢討，并從中總結出學術研究的得失和規律。我們應該充滿信心，端正態度，努力工作，去創造和迎接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新的繁榮。
理論前沿京28-29K1歷史學丁云19971997作者單位：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 作者：理論前沿京28-29K1歷史學丁云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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