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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岫／文）
　　進入９０年代以來，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西方的經濟衰退以及相伴隨的西方文化及價值觀念的衰落，亞太地區的相對穩定及經濟繁榮，使全球的人文環境呈出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未有過的絢爛多彩的色調和變幻交錯的局面，新的經濟圈和文化群落的構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無比豐富的內容和廣闊的前景。
　　中國和亞太地區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古代不論，自２０世紀初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和周邊地區及國家，尤其和東亞、南亞、東南亞諸國，由于具有大致相同的生產方式和戰爭背景，作為現實生活反映的文化和文學呈現了諸多同一性或同步現象。日本的“白樺派”、“新思潮派”、“新感覺派”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對中國新文學都產生過影響；緬甸文壇在３０年代出現的“試驗文學運動”及戰后的“新文學”運動，對革除文白交雜的舊文學、強調藝術的目的性并提出創作無產階級文學的運動和我國新文學中的關于大眾化的討論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都很雷同；東南亞各國深受華文文學的影響，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藝對華僑社會具有極強的吸引力，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推動了華文文學的發展，華僑社會通過這些進步書籍了解了祖國也大大支持了祖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和民主革命運動。當然，由于各國社會條件、歷史發展的差異，各國的文學發展既有相同點，也有特殊性和不平衡現象。因此，我們早就有必要建立大視野、大規模的跨國研究活動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十多年前，在臺北召開過首屆“亞洲華文作家會議”，后又召開過“中韓作家會議”、“中日韓三國詩人會議”，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日本東京等地召開的比較文學研討會等，無疑對亞太地區的文學發展是極大的助力。
　　中國和東亞國家的文學關系中，中日文學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大批現代著名作家東渡扶桑，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魯迅便是這許多作家中的一個。他對中日文化交流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的讀者包括每一個中學生都知道一個日本醫生的名字——藤野嚴九郎，那是因為魯迅的名篇《藤野先生》。這篇短短的散文是魯迅回憶自己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就讀時的生活的。仙臺，日本北方的文化重鎮，是魯迅青年時代樹立了革命理想，決定棄醫從文用文藝改造社會的始發站。這個城市沒有為我們培養作為醫學家的魯迅，卻為中國和世界培養了作為偉大文學家的魯迅。在魯迅的生活道路上，藤野先生是對他有著深刻影響的一個人物，“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
　　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在本世紀初被派往英國倫敦留學，師從莎士比亞學者克萊客先生，回日后寫了散文《克萊客先生》，記述了他在貧困的留學生活中克萊客先生所給予他的幫助使他終生難忘。
　　東京大學教授平川佑宏在他的專著《夏目漱石——反西洋的苦斗》一書中提出了一種“假說”和“推論”：“魯迅的《藤野先生》很可能是受夏目漱石的《克萊客先生》的觸發而寫成的作品，《藤野先生》很可能是《克萊客先生》的創造性模仿”，“將他們兩個人在倫敦與仙臺的留學生活種種客觀情況加以比照時，讀者肯定會已經覺察出漱石與魯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類似性”，平川把這種影響稱之為“刺激傳遞”。
　　同樣，今村與志雄在《魯迅與傳統》一書中也持有和平川同樣的觀點。他說，“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是孤立本國留學生之外的。當他單身在仙臺學醫的時候，受到了日本學生的輕視和侮辱。他那時的生活當然是不會舒暢的。在這種情況下，藤野嚴九朗先生以充滿人情的態度對待了他。他的這篇作品中藤野先生的形象，帶有倫伯郎畫筆下的斑斕色彩。曾經使正岡子規說過‘據說漱石在倫敦，正受著公寓老太婆的欺侮’，漱石每天在私營公寓簡陋的房間里過著‘百無聊賴、凄凄涼涼的生活’，每周到愛爾蘭出生的一個叫做克萊客的莎士比亞學者家里去上一次課。魯迅對漱石所感受到的溫暖恐怕不會是痛癢無關的……魯迅對于漱石，大概具有同病相憐的真切共鳴。”
　　以上兩位學者的話不無道理。眾所周知，魯迅對夏目漱石是很推崇的。他在東京就住在夏目住的寓所后起名叫“伍舍”的地方，《克萊客先生》是魯迅把它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的，曾收入《魯迅全集十一·現代日本小說選》［①］，魯迅在譯后的“關于作者的說明”中指出：“夏目的著作以想象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志《子規》上的《哥兒》、《我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于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掛幅》與《克萊客先生》并見《漱石近十四篇》中，系《永日小品》的兩篇。”周作人認為，魯迅譯的《克萊客先生》是魯迅的譯文中最好的一篇，最早曾收入１９２３年出版的以周作人名義編選的《日本小說集》中。周作人說：“由于夏目漱石的俳諧小說《我是貓》很有名，豫才每逢漱石的作品單行本一出版，總要接二連三地買了來讀。他也曾認真地閱讀過連載在《朝日新聞》上的《虞美人草》……以后豫才寫的小說，雖不同于漱石的風格，但那種寓諷刺與嘲笑于輕妙筆致之中的風格，實際相當受有漱石的影響。”［②］周作人的話為魯迅與夏目漱石之間的影響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佐證。
　　當然，我們不能武斷地說，《藤野先生》就是借鑒了《克萊客先生》而寫的，我們只能指出，人類有許多共通的感情，如友誼、惜別等等，文學作為這種感情的反映，滲透和影響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中日文學之間。《藤野先生》和《克萊客先生》的類似處是很多的。
　　首先是作者的處境與心境相同。魯迅到日本和夏目到倫敦，都屬于落后國的留學生到先進國留學，在異國它鄉備受歧視。魯迅去日本時，清政府已腐敗不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淪為各帝國主義欺凌宰割的對象。魯迅是帶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戰斗誓言東渡扶桑去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的。那時的“仙臺是一個市鎮，冬天冷得厲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魯迅先是住在監獄旁的一個客棧里，蚊蟲饕餮，菜湯難咽，更因為“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一些同胞毫無愛國心，竟為殺戮自己人的影片鼓掌，這給予魯迅很深的刺激。在這種孤憤的心境中，藤野先生向他伸出了愛護的友誼的雙手，魯迅說：“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也沒有想到這個普普通通的學生就是日后享名世界的文學家魯迅，而他的名字也因魯迅一篇短短的散文而傳遍中國。
　　生活在日本明治時期的夏目，面對社會的矛盾和丑惡而感到絕望，小說《心》的主人公的思想很能代表夏目的思想：“明治天皇在盛暑中駕崩了。那時我覺得似乎明治精神始于明治天皇，也終于明治天皇。我痛切地感到，受明治的影響最為深刻的我們這些人，今后還活下去，畢竟是不合時宜的。”有人說，夏目的偉大人格是由他的苦惱形成的，他以為能從先進的英國及其文學中得到啟示，結果，兩年的留英生活令他失望和痛苦。他在《文學論》序中寫道：“住在倫敦的兩年，是最不愉快的兩年。”克萊客先生的女仆對他的蔑視，生活的清貧，使他對英國所謂古老的文明產生了憎惡和批判的思想，他抱著“沒有坐牢的思想準備，是當不了文學家的”信念開始了文學生涯。就是在這種無助的生活里，克萊客先生幫助了他，在譴責了“英吉利人是不會懂詩的國民”之后，把他歸入“真正能夠體會得詩的你和我”中的一個，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從而奠定了他從事英國文學研究的信念并從英國文學中吸取營養豐富了自己的創作。
　　他們同是到先進國去，在異邦，在貧困、苦難、孤獨、憂憤的心境中得到了異國老師的幫助，這種幫助是那樣難能可貴，魯迅和夏目都敏感到這一點，因此在他們回到自己的祖國以后，對這種師生情誼難以忘懷，甚至帶著感傷，終生保持著不盡的思念。魯迅說，藤野先生“所改正的講義，我曾訂成三厚本，收藏著，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他的照片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直至魯迅逝世后將近半個世紀的今天，藤野先生題有“惜別”二字的照片仍然掛在魯迅故居的書房里。夏目亦然，克萊客先生待他如家人，甚至“以為我是一個小孩子”，克萊客曾想到日本的大學里任教，“臉上現出感動”，而夏目并未為他辦成此事，直至看到先生的死訊，感到終生抱憾，克萊客先生以他清貧的生活幫助了同是清貧的夏目，從不嫌棄他，在他留學倫敦期間被孤兒意識和憂患意識冷卻了的心里注入了幾分溫暖。
　　其次，藤野先生和克萊客先生都是平民化的教授，一個是日本福井縣的鄉下佬出身，一個是愛爾蘭的鄉下佬出身，鄉音、土氣、不修邊幅，缺乏貴族的頭銜和地位，使他們易于對落后國的留學生產生同情和愛護之心。藤野先生“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疊不大不小的書”，他穿衣服太隨便，“有時竟會忘記結領結”，“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　扒手，叫車里的客人大家小心點。”克萊客先生“是燕子似的在四層樓上做巢的”，屋里沒有裝飾，書很凌亂，經常找不著要用的書，“至于須髯之類，則實在黑白亂生到令人悲憫”，他的面目“亂七八糟的總似乎有些野趣”，“覺得很像一個忘了鞭子的馬夫”。一個像東洋的扒手，一個像西洋的馬夫，這樣對老師大不敬的寫法增添了文筆的幽默和風趣，有些細節描寫都很相似，魯迅幾次提到藤野先生“抑揚頓挫的聲調”，夏目幾次提到克萊客先生“消極的手”，師生間如果沒有深厚的情誼，兩個作家也不敢大膽到如此挖苦他們敬愛的老師。
　　挖苦是善意的，內心里卻是敬重，因為藤野先生和克萊客先生教學認真、治學嚴謹、學識淵博、又極重感情。藤野先生除給魯迅改正解剖學講義，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克萊客先生積累莎翁研究資料“仿佛慳吝人積累那有孔的銅錢一般，將那一點一點的增加起來，作為一生的娛樂”，這種做學問鍥而不舍的精神使夏目“全然驚服了”。兩個老師對學生的一生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同樣是緬懷恩師的回憶性散文，夏目的《克萊客先生》讓人感到平和、安祥，憶舊而已，對于已經成名的夏目沒有什么沉重的壓力。而魯迅的《藤野先生》卻讓人感到不僅僅是“舊事重提”，不僅僅是“朝花夕拾”，在憶舊之外還有一個更沉重的主題，那就是如何拯救災難深重的中國，對祖國前途的憂慮，《藤野先生》是應當和《吶喊》自序相輔地閱讀才能讀懂的。
　　就中國的現代文學而言，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海峽兩岸的文學在相隔４０年的漫長歲月里，在兩岸迥異的社會制度下，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軌跡，展開了不同的歷史命運。但由于地緣、史緣、親緣、語緣，剪不斷的鄉情，斬不斷的根本，４０年后的重新“登陸”，一見如故，本是同根生，只是分別得太久而已，這就是臺灣評論界常常提到“中國結”與“臺灣結”問題。
　　臺灣，美麗而富饒，充滿了近現代的諸多矛盾與痛苦，是我們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和大陸、北和日本、東和美國、南和菲律賓、星馬、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歷史文化，都有密切的關系，尤其是海峽之隔的大陸，從古至今，無論是在怎樣的時空結構下，臺灣的文化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臺灣文學與大陸文學息息相通。在文學意識上“大陸結”與“臺灣結”的交戰產生了非常復雜的文化心態：詹宏志的《兩種文學心靈》表現了一種沒有根據的憂慮。詹文說：“三百年后，一個大陸上文學史傳統下史學家所寫的中國文學史，與一個在臺灣的文學史傳統下的史學家所寫的文學史，一定會有很大甚或完全不同的看法。……臺灣文學，如果它必須要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話，極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它會受到某種程度的犧牲。”［③］我們認為，臺灣文學本來就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不存在什么“必須要成為”的問題，就象老舍筆下的京味兒文學、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文學，都各有自身的鄉土特色，但都不失為中國優秀文學的一部分。如果中國文學是一株枝葉扶疏的大樹，各地區的文學便是這大樹的枝干和常青的綠葉，盡管枝葉可以千姿百態，但永遠是離不開主干的；如果中國文學是一座高大的峰巒，各地區的文學就是這峰巒的支脈，盡管各支脈可以逶迤綿延，卻總是這主峰的延續。因此，担心臺灣文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做出某種“犧牲”，這么沉重的十字架是大可不必背上的。可以相信，用不了三百年，嚴正的文學史定將證明，凡是表達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代表歷史發展趨勢的文學將永遠留在歷史上，不僅不存在誰排斥誰、誰為誰犧牲的問題，而且將互相推動文學史的發展，豐富文學史的內容。與詹文相反，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以大量翔實的史料論證了臺灣文學與大陸文學唇齒相依不可分離的歷史淵源，遙遠的古代不論，自五四運動發軔，臺灣文學無不受到大陸文學的影響。《史綱》指出：“臺灣新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所以臺灣作家都因臺灣文學是構成中國文學的主要環節而覺得驕傲，在臺灣文學里看到的是中國文學不滅的延續。”［④］這樣說，并不排斥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它的“本土化”和“自主化”，在傳統上，臺灣文學也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斗的共通記錄，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愿的任何作品。”所以，正如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樣，臺灣文學也是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極富特色的一部分。
　　隨著兩岸關系及政策的陸續開放，兩岸學者都不再把對岸的文學作品當成“匪情研究”的資料，而成為溝通人際心靈的橋梁。臺灣的作家表示要“打破狹窄的島國心態，立足臺灣，心懷大中國，放眼全世界。對于大陸文學作品所造成的可能之影響，冷靜的評估，以平常之心，將它們納入整個中國新文學的傳統體系去分析去研究。”［⑤］大陸的作家更應如此，讓兩岸的文學情結更加密切，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深入研究臺灣文學的優良傳統與大陸文學的關系，對中國及亞太地區新文學的建立必將起到推動作用。
　　勿庸質疑，亞太地區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是一個相互合作、開發、補充、發展的經濟區域，而且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淵源又有廣闊前景的文化圈。目前，這一地區的經濟合作組織層出不窮，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太平洋貿易和發展會議、南太平洋論壇、環日本海經濟圈、環黃海經濟圈等等；相應的研究刊物，如《東南亞研究》、《南洋問題研究》《東南亞縱橫》、《臺灣研究集刊》、《日本文學集刊》等也多起來了，文化交流呈現了最活躍的時期。這一局面令世界矚目，具有無限的前瞻性，西方評論家因此而把這一地區形容為“一把打開的扇子”。我們中國是亞太地區的大國，改革開放的中國將迎來海峽兩岸的統一，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我們理應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讓這把打開的扇子更加燦爛光彩。
　　注釋：
　　①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②周作人：《關于魯迅之二》。
　　③轉引自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４０年》，自立晚報社出版部，１９９１年３月。
　　④《臺灣文學史綱》，臺灣文學界雜志社出版，１９８８年。下同。
　　⑤李瑞騰：《臺灣文學風貌》，三民書局，１９９１年。
　　
　　
　　
社會科學探索長春023-0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岫19951995 作者：社會科學探索長春023-0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岫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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