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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嚴復和康有為等人論及群學以來，中國社會學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深入考察中國社會學的初創形成與歷史演化，會發現中國社會學雖然同西方社會學有十分密切的聯系，但是因為中國社會學在思想淵源、現實基礎和面對問題等方面的特殊性，所以在價值追求、學術胸懷和理論視野等方面都同西方社會學有很大區別，明晰這些區別的根據和必然性，不僅可以把握中國社會學的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而且也可以為中國社會學的當代建構汲取有益的啟示。
　　一、民族復興的價值追求
　　無論西方社會學還是中國社會學，都是直面社會危機而誕生的。西方社會學誕生時面對的社會危機主要是階級斗爭而引發的社會秩序紊亂，所以孔德為實證社會學提出的根本任務是重建社會秩序；中國社會學誕生時面對的社會危機主要是列強入侵而導致中華民族危亡，因此嚴復、康有為等人為中國社會學提出的根本任務是呼喚國民團結自強，實現民族復興。
　　毫無疑問，重建社會秩序和實現民族復興都是明確的價值追求。就此而言，不僅西方社會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是價值中立，而且中國社會學也更是表現出強烈的價值追求。在西方社會學和中國社會學后來的發展歷史中，也找不到哪一個學術流派或哪一位社會學家是以價值中立的立場對待自己身處其中的現實社會或社會問題，所以韋伯主張的社會學研究的價值中立不過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學術幻想。
　　價值追求本來是主體原則的伸張，然而在孔德那里卻被認為是對客體規律的服從。因為孔德認為，社會秩序是像星體運行規律一樣的鐵的必然性[1](P1)，所以追求社會秩序的重建，其實質乃是認識客觀規律、服從客觀規律。盡管孔德也承認社會秩序中有人為秩序的成分[1] (P41)，但是他最終還是以物理學家的科學眼光確定實證社會學的任務。嚴復引入的西方社會學是比孔德追求的具有更加嚴格的客觀性或科學性的斯賓塞生物社會學，受斯賓塞的影響，嚴復也用客觀規律解釋中國應當變革圖強的價值理想。[2](P341)
　　然而，不僅民族危亡的災難而且民族危亡面前無動于衷的國民意識讓中國社會學家感到最嚴峻的事實是國民遲鈍甚至麻木的主觀性。所以包括嚴復在內的早期中國社會學家很快從注重客觀規律的科學精神中產生了注重主觀教化的人文精神。與此相關，社會學一開始被嚴復翻譯為群學在中國學術界傳播。這不僅因為荀子論及群學，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中國社會學家期望國人團結自強的主張。因此，嚴復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傳播和研究群學的方式與斯賓塞不同，其主要注意力不在于對群體結構的分析，而在于呼喚國人合成群體、發揮群力，團結抗敵、復興中華。
　　團結合群，是中國社會學發端之初對中華民族發出的強烈的時代呼喚，是中國社會學剛剛嶄露頭角便表現出的強烈的人文精神。中國社會學的人文精神同西方社會學的科學精神不是像在近現代西方學術中那樣的對立關系，而是以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經世致用精神為中介實現的一種融合關系。或者換句話說，中國社會學以經世致用的中國學術傳統融合了西方社會學中的科學精神與植根于中國本土的人文精神。
　　中國學術傳統中的經世致用精神起于明末清初，中經乾嘉考據學派到了晚清今文經學發揚光大。龔自珍、廖平和康有為等人，承繼了乾嘉考據學返回古典、注重客觀實證的學術追求，將之與莊存與、劉逢祿的今文經學傳統結合，形成了晚清今文經學。而晚清今文經學可以看作中國現代學術的直接源泉之一，盡管其尚未達到現代學術學科化的程度，亦即它還沒有明確地分化為文史哲、政經法等學科，但是其中已經明確地包含了現代學科中的一些基本原則。就社會學而言，在晚清今文經學中能夠發現很多與社會學明確相同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諸如龔自珍等人提倡的客觀求實、歸納推理、注重實用等等方法原則，同實證社會學的方法原則都是一致的。不過，晚清今文經學中的經世致用原則，又與單純崇拜科學精神的實證原則不同，它同時也包含了對人文精神的肯定。從龔自珍和魏源開啟今文經學，到康有為集今文經學之大成，今文經學中表現出的實證精神都不僅僅是一種科學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種政治精神或民族精神。王國維曾批評龔自珍和魏源不惟學術而學術，以致用政治要求沖淡學術追求。[3] 梁啟超對晚清學術政治化傾向持肯定態度，他明確指出，康有為的貢獻不僅在于提倡求真務實，更重要的在于把今文經學的學術研究同民族危亡與復興直接統一起來，這不僅是中國社會現實矛盾對中國學術的要求，是中國學術不可推卸的使命，而且也是中國學術超越空疏、走向進步的標志。[4](P102—104)
　　晚清今文經學中的民族精神和政治精神，就是一種具體的、真實的人文精神。晚清今文經學重視人的生存價值并不遜于人文主義者，但是他們面對的中國人的問題不是普遍本體對個性的壓抑，而是外族大舉入侵導致中華民族的滅頂之災。簡言之，19世紀后期中國人的問題首先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包容所有國人于一體的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問題。所以，關心中國人、拯救中國人，就必須首先關心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這就是在19世紀后期中國大地上的真實而具體的人文精神。
　　人性是個性與社會性的統一。文藝復興運動呼喚的人性是個性，而中國晚清今文經學乃至中國早期社會學中呼喚的人性是群性、民族性亦即人的社會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晚清今文經學和中國早期社會學的人文精神同文藝復興中興起的人文精神具有互補性。實際上，僅僅強調個性同僅僅強調社會性都是片面的，這個道理在中國社會學有了進一步發展后便得到了認識，梁啟超從呼喚合群到后來提出改造國民性、化育新民的主張，便十分明顯地說明他對人的社會性和個性有了統一的認識。
　　晚清今文經學自龔自珍、魏源起就是一種開放的學術傳統，所以西方學術中處于統治地位的科學精神不能不對晚清今文經學產生強烈影響。龔自珍重視歸納求證，康有為學習數學、物理、化學，效仿幾何學撰寫《實理公法全書》。[5](P3—9) 但是無論他們怎樣重視和學習西方科學，民族危亡都不能不成為他們必須首先正視的嚴峻事實。只有首先救國保種，然后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才對中華民族有實際意義，因此，在晚清今文經學中，救國保種、復興中華是第一要義，注重實證、學習科學不過是為了實現這一要義的途徑和手段。
　　康有為代表的晚清今文經學，把關于社會制度、社會行動和社會結構的思考，都融入其維新變法的政治綱領之中，對社會生活開展的豐富研究，目的都在于支持其社會改良主義政治理想的實現。因此，晚清今文經學為中國社會學輸入的，是植根于中國社會重大變遷的明確的政治目的和強烈的價值要求，而這種政治目的和價值要求，正是中國社會學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能夠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熱切關注的新學術的根本原因。清末民初，譚嗣同、梁啟超、章炳麟、王國維、李大釗、瞿秋白、李達、潘光旦、周谷城、梁漱溟等一大批杰出的知識分子積極投入社會學研究中，與他們對社會學研究給予的價值期望是分不開的。試想，如果社會學研究不具有與當時社會生活密切聯系的政治目標和價值理想，怎能在民族危難之際吸引一大批熱血知識分子參與呢？
　　二、匯集百川的學術胸懷
　　中國社會學具有匯集百川的學術胸懷，而這種廣闊的胸懷在其開創之初就通過嚴復和康有為得到了展開。關于誰是中國社會學的開創者，人們說法不一。有人認為嚴復最先引入西方社會學，所以嚴復是中國社會學的開創者，還有人認為康有為曾于1891年在廣州萬木草堂講授群學，因此中國社會學的開創者應是康有為。可見，兩種說法都有根據。事實上，嚴復和康有為都是中國社會學的開創者，但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開創了中國社會學。康有為主要是憑依中國學術傳統開展社會學研究，而嚴復則主要是通過引入西方社會學推進社會學思想理論的傳播，前者代表了中國社會學的內源性，而后者則代表了中國社會學的外引性。
　　內源外引的學術開端，說明中國社會學的創立不僅僅是對西方社會學的簡單引入，而且還表明中國社會學在其發端之初就承繼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的學術精華。中國社會學這種雙向性開端，要求人們研究中國社會學形成與演化的歷史時，既要考慮到西方社會學的思想和方法對中國社會學的影響，同時又要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的演化變遷中考察中國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
　　承認中國社會學這種雙向性開端十分重要。這首先說明中國社會學不僅僅是舶來品，中國社會學有中國學術的本土根源，不應像現在大部分論及中國社會學的著述那樣，片面地在譯介或引入西方社會學方面考察中國社會學的起點，而應同時在中國近現代學術的變遷演化中探索中國社會學形成與發展的本土根據；其次，中國社會學的雙向性開端還說明，不應僅僅用西方社會學的概念構架來評價和解釋中國社會學，而應當同時注意發現中國學者用植根于中國社會現實、淵源于學術傳統的非西方概念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提問與回答，應當在同中國文化傳統、學術傳統以及社會現實的聯系中，評價那些在西方社會學概念體系中不曾出現的中國思想家的社會學思想。
　　正是因為把中國社會學的開端與發展僅僅同西方社會學的引入聯系在一起，一些著述才單純用西方社會學的概念來考察和編輯中國社會學史，與西方社會學觀點和方法缺乏直接聯系的、由中國學術傳統傳承而來的關于中國社會的研究成果則被排斥在中國社會學史之外，以致人們看到的中國社會學史就是一部對西方社會學引入和傳播的學術運輸史。時下在中國社會學界經常遇到的一個現象是：但凡要提到一個新的或比較重要的社會學概念，就一定要追尋它的西學來源，并且要表明它的西語詞匯，否則其學術合法性就會遭到懷疑，似乎中國學者離開了西方語言就不會說話甚至不應該說話了。
　　歷史既是過去經歷的選擇性記憶，也是未來圖景的限制性展開。一個學科就像一個民族一樣，它怎樣選擇、記載和編寫自己的歷史，不僅僅是對自己經歷過大量事件的認同與否定，而且還意味著它將用肯定下來的某些人物、事件、范例去設計和展開自己的未來。因為，從來沒有像蘭克所說的那種純客觀的歷史，人們所能見到的歷史文本和歷史傳說，確如柯林伍德所言，不過是后人對前人的理解，而這種理解中包含了理解者的價值原則。[6](P194) 因此，歷史不是單純的陳述，而是對過去、現實甚至是對未來的評價。
　　由于用一種被簡單化了的實證主義原則去選擇、理解和評價中國社會學史，因此很多本來是中國社會學家對中國社會做出十分豐富認識、解釋和批判的社會學思想卻被限制在中國社會學史之外。例如，康有為“去界求同”的制度社會學思想，梁啟超的“史跡集團論”和“化育新民論”等等，都是直接對中國社會制度、社會組織和社會現代化問題的深入思考和深刻論述，可是這些植根中國本土的社會學思想或社會學理論，在關于中國社會學歷史的研究文獻中卻看不到對他們的記述與評介。
　　中國社會學對中國社會學史的解釋原則同它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認識原則是一致的，而其一致的根據在于中國社會學界的社會學觀。黑格爾曾經指出，有什么樣的哲學觀就能編寫出什么樣的哲學史。這個論斷同樣適用于社會學。中國社會學正是以有限的西方社會學觀念編寫被簡化了的中國社會學史，并且也同樣以有限的西方社會學觀念面對當今中國社會現實。如果不去回顧中國社會學家在歷史中怎樣研究和回答中國社會問題，僅僅觀察中國社會學用有限實證概念與方法研究中國現實，難以發現這種視野的局限；如果正視中國社會學實際的歷史演化，將會清楚地發現這種視野的弊端。
　　由嚴復、康有為開端并經梁啟超奠基的中國早期社會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學術中的顯學，是對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產生重大影響、具有公共話語權的領導中國學術乃至整個時代精神的主導學科。早期中國社會學之所以有如此重要地位和重大影響，既有嚴復對達爾文、赫胥黎和斯賓塞等人進化論思想引入的作用，也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對中國近代以來啟蒙精神進一步發揮的作用。正是在西學思想與中學傳統并舉，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并重的多元統一中，早期中國社會學以各種形式、通過各種途徑滲透到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對當時中國社會改革與重建起到了推波助瀾和引領航程的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社會學進入了多元化發展時期，實證社會學、文化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幾乎同時在中國學術界生機勃勃地表現自己的風采，中國社會學以更加廣闊的學術胸懷展開了自己。20世紀20年代，嚴恩椿、易家鉞、潘光旦、陳長蘅等人按照實證社會學的方法原則開展了家庭人口問題研究，李景漢、陶孟和、陳翰笙等人開展了實地社會調查研究，這些都是較早的實證社會學研究。不過，這些實證研究亦有不同的特點。嚴恩椿和易家鉞的家庭問題研究，是一種類似于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對中國家族制度開展批判的研究；潘光旦則從生理學或優生學視角對人口生育問題開展了具有調查基礎的實證研究；李景漢、陶孟和、陳翰笙等人不僅深入街頭巷尾開展實地調查，而且通過問卷了解更具體的情況，并進行量化統計。
　　1921年，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這本著作可以看作中國文化社會學的開端。① 孫本文于1927年至1929年間先后出版了《社會學之上文化論》、《文化與社會》、《社會學的文化基礎》、《社會變遷》等一系列從社會學視角開展文化研究的著作。梁漱溟的文化社會學研究具有濃厚的本土特點，不僅強調了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的區別，而且對中國文化的存在根據、展開形式和特殊功能都進行了深入探討；孫本文的文化社會學研究注重學理探究，運用西方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概念與方法對中國文化現象做出理論概括，表現了濃厚的西學風格。
　　1920年前后，李大釗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等文章，掀起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熱潮。時隔幾年，瞿秋白出版了《現代社會學》（1924）和《社會科學概論》（1924），李達出版了《現代社會學》（1926），毛澤東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1926），《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這些著作不僅對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們也直接指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踐，并且對剛剛興起的實證社會學和文化社會學也有十分深入的影響。
　　時至20世紀30年代，又興起了以吳文藻和費孝通等人為代表的社區學派。社區學派融合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社會結構、社會制度和社會分層與變遷等方面的問題開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費孝通于30年代中期在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開展實地調查，后來撰寫了論文《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后來更名為《江村經濟》）。30年代后期，費孝通又在云南陸豐縣開展實地調查，后來撰寫了《祿村農田》。社區學派同孫本文等人為代表的學院派一樣，雖然對社會的影響不及嚴復、康有為、梁啟超，也不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文化社會學或鄉村建設學派，但是由于注重深入細致的社區調查和系統的理論闡述，所以他們在社會學的學術史上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這里陳述這些歷史事實的目的在于說明，中國社會學在發端和初興時期，展開了中西文化交融、各種學術流派并起的百花齊放、充滿生機的局面。早期中國社會學繁榮活躍的局面，是中國學者以其深厚學術底蘊和寬闊學術胸懷，承繼傳統、放眼世界，博采眾長、融會百川的結果。在早期中國社會學的各種文獻中，既能發現立于不同傳統的學者們相互間的尖銳批評，也能看到他們相互間的寬和容納與豐富借鑒。雖然早期社會學也有派別之分、傳統之別，但是早期社會學沒有出現正統與非正統的對立和認同，各種學術派別在同一個時代對中國社會給出不同的解釋，顯示了社會學對現實問題理解的豐富性和視野的廣闊性。這些都是早期社會學能夠站立中國學術中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發揮顯著作用的基本條件。
　　三、反思重構的理論視野
　　早期中國社會學的學術中心地位，從20世紀40年代起逐漸滑落，社會學邊緣化現象悄然形成。費孝通對當時出現的社會學邊緣化問題做出了深入思考，在他看來，“社會學能不能成為一門特殊的社會科學其實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這里牽涉到了社會科學領域的劃分。如果我們承認政治學、經濟學有它們特殊的領域，我們也就承認了社會科學可以以社會制度加以劃分：政治學研究政治制度，經濟學研究經濟制度等。社會現象能分出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門社會科學。現在的社會學，從這種立場上說來，只是一個沒有長成的老家。一旦長成了，羽毛豐滿，就可以鬧分家，獨立門戶去了。這個譬喻確實說明了現代社會學中的一個趨勢”[7](P89)。
　　費孝通的這些論述確實反映了社會學發展中的一個普遍性問題，不僅西方社會學如此，中國社會學也存在這種現象。在嚴復、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的文獻中，社會學同政治學、經濟學乃至哲學、史學等相近學科沒有明確界限，他們的很多論述，如康有為對等級制度、種族制度、性別制度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梁啟超對合群、治群、群體進化、民族發展和化育新民的論述，梁漱溟對文化路向、倫理社會和社會制度的論述，都是在多種學科的綜合性視野展開的。并且，也正是這種綜合性視野，使他們的論述對中國各種層面的問題做出了豐富具體而影響廣泛的探索。
　　就近現代社會科學的一般發展歷史而言，社會科學研究的學科化程度越高，這門學科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也越高，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等學科莫不如此。然而社會學的情況卻與眾不同，中外社會學一百多年的歷史表明，隨著社會學的學科化程度持續提高，社會學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不但沒有隨之提高，反而隨之降低。西方社會學自迪爾凱姆之后，學術中心由歐洲轉入美國，美國社會學自20年代開始了強調規范性的學科化過程，與此同時，社會學的地位卻逐漸失去了馬克思、孔德、迪爾凱姆、韋伯等古典社會學家往日在歐洲的光輝，除了被稱為宏大話語的帕森斯理論還能產生比較大的影響以外，其他那些本學科認為比較精致的理論，如符號互動論、交換行為論、以及芝加哥學派開展的街角社區和車間班組研究等等，都屬于局限性很強的社會學研究，不僅在社會上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在社會學的發展史上也只能說占據有限的地位。
　　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等學科的學科化，是研究對象進一步明確、研究方法更加規范和研究內容更加深入與豐富的深化過程，而社會學的學科化卻是一個某些重要研究內容被分化出去、研究方法經驗化、技術化和研究內容表層化的邊緣化過程。甚至可以說，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等學科開展學科化的同時，便發生了社會學的邊緣化。因為誠如費孝通所論，社會學一開始是作為母體學科存在的，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的很多研究直接包含在社會學之中，而當這些學科開始學科化時，就意味著社會學原來的一些重要內容要從自己的學科范疇中被分化出去。
　　中國社會學發生學科分化的同時，也是中國社會學學習美國社會學特別是芝加哥學派強調經驗化、計量化的過程。社會學研究的經驗化，很容易把社會學限制在社會生活的某些層面、區域甚至某種角落，容易忽視對社會生活普遍性問題的關注和思考，并且輕視從思想理論上對社會問題做出概括；社會學研究的計量化，盡管能使社會學研究方法變得精致一些，使社會學研究具有了量化指標和數學模式，進而表現了較強的規范性，但是，社會學研究計量化也是社會學縮小視野、淡化思想影響的開始。由此看來，社會學的經驗化和計量化勢必引起社會學研究的邊緣化。
　　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化、經驗化和計量化，同時還要引起對科學精神的過度崇拜和對人文精神的簡單排斥。這種情況不僅在20世紀40年代就有所表現，而且在80年代中國社會學重建后有更加明顯的表現。這與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社會學遭到的政治禁閉有關，80年代初中國社會學重獲新生之始，大部分中國社會學研究人員便以開展實證科學研究自居，強調經驗研究和量化統計，努力張揚科學精神，淡化早期中國社會學關注政治問題、追求價值理想的人文精神，試圖以此回避政治風險。
　　這種重經驗和重計量的研究方式，確實使社會學表現了較強的科學精神，但同時也淹沒了中國社會學發端之初的強烈的人文精神。中國社會學因科學精神而實，因人文精神而興，兩種精神都應當得到發揚光大。無論是甲午戰爭時期的舊中國，還是改革開放時期的新中國，中國社會的歷史狀況都決定它不能僅僅依靠科學精神而淡化人文精神。與改革開放同時展開的重建后的中國社會學，面臨著僅憑科學原則和科學方法理解與解釋不清楚的社會矛盾，在社會結構深刻變遷中引發出來的大量社會矛盾，只有同時懷著深厚的人文關懷，以明確的價值準則才能做出清楚解釋、評價甚至批判。
　　面對中國社會學80年代以來單純強調科學原則、片面追求經驗化和計量化的傾向，費孝通晚年一再倡導社會學研究要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并舉，既要看到社會生活的客觀性，開展實證性研究，又要注意社會生活的主觀性，開展評價性和解釋性研究。費孝通反思中西社會學研究的經驗教訓，立足中國社會現實，承繼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對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視野和方法原則做出了突破性探索。[8]
　　費孝通把自己的主張概括為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而這個傳統界限就是經驗化、客觀化和科學化的界限，是試圖把社會現象當作物去研究的界限，說到底是把由人構成的社會當作非人的社會去觀察和描述的研究方式，是被簡單化了的實證主義學術傳統。如費孝通所論，社會生活有物的一面，但是社會生活更重要的是區別于物的屬人的一面，也就是說，社會生活是物性與人性的統一。因此，過度強調用科學的客觀性原則、物理學的眼光來研究社會，只能對社會生活開展一種片面性的研究，甚至還可能得出肢解社會、閹割社會的結論。
　　對于中國社會學研究而言，注重社會生活的主觀性，對社會問題開展道德評價、意義闡釋和心理體驗等方面的教化性、解釋性和內在性研究，張揚社會學研究的人文精神，不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因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以親情為紐帶結成的差序格局的社會[7](P26)，是“重情理”而非“重物理”的倫理社會[9](P214)；中國人交往溝通的方式主要不是憑借客觀性的科學認識，而是不可言傳的“意會”和“將心比心”的理解；中國社會結構幾千年長期穩定，靠的不是概念化和邏輯化的法律原則，而是在經驗與傳統中傳承下來的禮俗秩序。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中國社會有不同于西方社會的存在結構和運行機制，都要求用不同于西方社會學的方法原則來理解中國社會。這些道理都是費孝通在晚年一再論述的。
　　中國社會學不僅要立足當代中國實際，而且還要思考中國歷史，在對中國現實社會變遷與歷史文化傳統發展演化的總體視野中，以植根中國經驗現實的思想理論去研究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而要實現這種學術追求，不僅需要學習，而且還需要創造。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經歷了對西方社會學如饑似渴的學習過程，這對于封閉了20多年的中國社會學來說是必要的，但是不應當是始終如一的。學習是模仿，不知創新的學習只能是重復。中國社會學在學習西方先進學術的同時，更應當追求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創新。
　　總之，無論從中國老一代社會學家的學術反思和學術展望看，還是從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的發展要求看，中國社會學都應當突破單純追求科學化、經驗化和計量化的限制，在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并舉的旗幟下，展開更加廣闊的學術胸懷和理論視野，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歷史演化、現實發展和未來趨勢，給出更深刻、更符合實際的創造性回答。
　　注釋：
　　① 人們通常把梁漱溟稱為中國鄉村建設學派的代表，把他的社會學理論稱為鄉村建設理論，這種稱謂沒有恰當地概括梁漱溟的社會學思想。應當說，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活動是他的立足中國本土的文化社會學理論的實踐。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僅僅是其視野廣闊的文化社會學的一部分內容。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66～72C4社會學劉少杰20072007
中國社會學/價值追求/人文精神/科學精神
為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價值追求，中國社會學在發端之初融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為一體，既接受了西方社會學的影響，也承繼了中國學術傳統之精華，展開了廣闊的學術視野，建構了具有豐富內容的社會學理論，為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顯著貢獻。中國社會學應當認真總結因人文精神而興、借科學精神而實的歷史經驗，突破單純經驗化和技術化的狹隘傾向，擺脫由此而產生的表層化和邊緣化困境。
作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66～72C4社會學劉少杰20072007
中國社會學/價值追求/人文精神/科學精神

網載 2013-09-10 21: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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