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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年底開始，《經濟學消息報》曾組織過一次關于中國經濟學是否景氣的討論，雖說參加討論者并不眾多，卻是體現了一些經濟學家和關心中國經濟學的人們對此問題的相當注意程度。如果說，當時有一些學人認為中國經濟學并非不景氣，只是需要調整主攻方向，力爭在世界經濟學領域占一席位，那么，今天再來看中國經濟學，則似乎很冷了，根本不能與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熱烈相比，就是與前幾年相比也有相當強烈的反差，從經濟學研究的報刊，從經濟學研究的一些活動信息來判斷，尤其是從有無重要的經濟研究成果面世來看，這是事實。
　　中國經濟學的冷，與中國的經濟學家當然有關。作為職業的經濟學家，好象很難再守住從事職業研究的領地，職業經濟學研究對于中國市場經濟而言，好象不是急迫的需要，而只是可有可無的參考；而非職業的經濟學家，由于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研究，在經濟規則的指導下，研究更重于實際、具體、快捷的個別問題上，經濟理論的意味不濃，也就失去了普遍的關注。一方面是職業性研究與市場經濟的“不和諧”性，另一方面又是非職業性研究的個別性，加上經濟學界內部交流方式不多，個體作戰普遍，對于經濟研究與經濟學的內涵理解不一，中國經濟學的“冷”也就情理盡然了。不少的職業經濟學家正在脫離研究領域，雖然職業研究的職位總是有人填滿，但真正的職業經濟學家則在減少；而非職業的經濟研究隊伍，也有越來越“縮編”的感覺，更重要的是沒有了力氣，沒有了活力。一種學說沒有人去做，它是根本不可能興旺的。
　　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冷與經濟學家們有關，但不應全是經濟學家們的責任。經濟學家們作為一個科學門類的專門家，他們在學說研究方面是有別于其它學說研究者的；他們作為從事理論研究的一類，與一般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人們也是有別的。但是，他們作為人類群體中的一部分，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與社會需要，與其他人是沒有任何不同的。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職業經濟學家也好，非職業經濟學家也好，都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產品贏得社會的承認，得到與付出相應的收益。從經濟學家們得到生存的經濟條件與社會承認兩方面看，在特殊職業精神的旗幟下，真正的經濟學家們對于社會承認的需要遠遠大于較高的生活條件需要。一旦經濟研究的成果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對于大多數經濟學家們來講是不能忍受的。而這種不承認如果延續時間較長，有種社會普遍化的趨勢，經濟學家們就可能開始對研究職位“疑惑”，并設法離開，更多的，是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社會承認”的形式，當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收益成為最可靠（雖不是唯一）的社會承認標準時，經濟學家們也會大步地向價值收益靠拢。經濟研究的成果如果得不到社會承認，多得些價值收益應當是完全可以彌補的。如此一來，一些經濟學家們離開研究領域，直接“下海”，另一些雖然還在研究職位上，也大多有了收益的更多考慮，有些遠離正業，或是以正業為基礎，開創“偏業”，增加價值收益。如此一來，要么是減少經濟學家的數量，要么是減少經濟學研究的實際力量，中國經濟學能不能景氣，答案就是清楚不過的了。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之快是驚人的，新的經濟成分、新的經濟方式、新的經濟要素和經濟觀念無時無刻不在取代舊的一切，毫無疑問，對于任何新創造的經濟學說的承認與肯定也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的，昨天認可的東西，可能今天就不再認可；而今天認為不對的觀點，也許明天會成為主體的思路。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地來看待經濟學的研究，沒有堅持不斷創新的思想，經濟研究就不可能為社會所承認，經濟研究的“冷”就不可能轉向熱，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發展也就容不得樂觀。因此，經濟研究要想得到社會持久的承認，就需要不斷地根據新的社會經濟現實，不斷地創新，不斷地發展。就此而論，中國的經濟學界，具體說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對此負有重大的、歷史的責任。
　　那么，是不是我國的經濟學研究應當完全地跟著現實具體問題走，亦步亦趨呢？我以為不是，我國的經濟學應當結合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現實，但還是應當從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面考慮，建立起真正的經濟理論學說。不然的話，那種完全沉溺于具體經濟問題研究的做法，只能讓經濟學學說成為具體的個別問題的解決答案，沒有普遍性的意義，也就沒有了學說的意義，它也不可能為社會充分地、歷史地承認與肯定。我們并不企望一種經濟學說或是觀點會有永久性的承認與肯定，這也是不可能的，不歷史的。經濟理論觀點、學說應當產生于對現實具體經濟問題的整理、研究、歸納、分析，但決不應當是對個別具體事件的結論。什么叫做理論，什么叫做學說，只有那種內在本質性的、普遍性的、動態性的研究結論，才能稱得上是理論和學說。從這一方面來看，經濟學理論要得到社會的承認，還需要經濟學界內部對于經濟學研究本身作些“研究”，明確經濟學研究的主體目標，提出經濟學研究的方式方法，進行學科本身相當程度的建設性討論，真正創造性地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的重大問題，形成中國獨特的經濟研究對象下科學的理論學說。
　　雖然就研究的范圍而言，經濟學目前還無法界定一個清楚的邊緣，但從研究的對象上來講，經濟學已經基本解決定位問題。所謂經濟學，就是研究經濟資源有限條件下，如何實現最優地運用資源的學科。換一角度看，也就是研究社會財富的創造與分配的學科，因為社會財富的生產就是資源的運用問題，而分配又是再生產的資源運用問題。不論是講資源的運用，還是講社會財富的生產與分配，它們都與確定的社會經濟體制相關，任何經濟學的研究，不能脫離現實的社會制度環境，因此，經濟學的研究總是具有歷史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特點。經濟學界雖然也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但從根本而言是沒有什么分歧的。然而，在用什么樣的方法進行經濟學研究問題上，卻是意見大相徑庭。
　　一是認為經濟學應為經濟哲學，主張經濟學主要運用哲學性的思辯方法，對經濟問題進行邏輯分析與推理，尋找內在本質的聯系，尋找內在的矛盾和對立，并通過抽象到具體的過程，解釋、透視現實經濟現象與問題，啟示社會解決問題的途徑與思路。在這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商品貨幣的理論是最為突出的代表。從商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兩重存在，從這兩重存在之間的矛盾對立，引人到價值與使用價值分離形成的貨幣形態，再由商品貨幣引導到金銀貨幣，進而發展到沒有任何價值的紙幣價值符號，一步一步地從哲學的思辯里走向現實經濟生活，提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矛盾的存在與發展的趨勢，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畫面。在這樣的分析與論證中，說其是哲學一點也不夸張，由于涉及的是社會財富的生產與分配問題，在經濟學研究的圈內，當是經濟哲學無疑了。
　　一是認為經濟學應重于資源配置量的規律性研究，主張經濟學主要運用數量模型，合理地假設一些要素和約束條件，通過投入性配置，加上配置后操作過程中的最優化控制，得到理想化的產出，這便是數量模型經濟學的觀點。如此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將經濟現實的量化突出出來，強調各種經濟要素之間的關系唯有清楚的數量關系才能說明，也只有如此，經濟學也才有對現實真實的操作可能。在這方面，西方經濟學界的發展是相當快速的，大量的經濟學家首先是數學家，大量的經濟學論文首先是高精尖的數學論文。翻開歐美國家的經濟學雜志，通篇都是數學內容的經濟學論文占主要部分，而且許多都是非數學專業人員所讀不懂的。
　　一是認為經濟學應當重在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經驗分析上，經濟學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經驗的集中體現性學說，現實經濟問題以及解決它的辦法，更多的是靠經驗，而不是靠哲學的思辯，也不是靠大量基本要素假設前提下的數量模型。在這種觀點下，經濟學應當是案例性的研究方式，對某個經濟問題解決的方法一旦確定，并經過多次的實踐是有作用的，第二次遇到同樣的問題，就可以運用同樣的解決方法，經濟學就是對這些經驗作必要的總結，從經驗里找到規律性的東西。此種方法有點類似于中國的中醫學說，號脈、望診、經驗判斷，提出醫治方案。應當說，這種方法并沒有人明確地作為一種經濟學方法提出來過，但從大量的實證性研究，經驗性總結研究可以充分地認為，這是一種完全不同于上面兩種研究方法的方法。
　　從個人的觀點看，我認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應當是哲學性的，我同意哲學經濟學的觀點，主張經濟研究的哲學思辯方式。
　　撇開社會經濟制度的因素，人類生存與繁衍的前提是有食品、水、御寒衣物等基本生活資料，這些要求有勞動能力的人去運用自然界存在的一些資源進行生產活動，在沒有剝削與被剝削關系的情況下，人人都無一例外地從事創造社會財富的活動，也就是進行經濟活動。人類社會的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發達，參加社會財富創造的人們分成了這樣或是那樣不同的專門性活動集體，如不同產業的經濟活動者等，同時，也就產生了經濟學家一類的特殊的經濟活動家，一種創造精神財富的集體。相對于其他專門的創造物質財富經濟活動集體而言，經濟家們遠離物質財富創造的現實，他們根本不可能具體地了解不同的物質財富的創造過程，根本不可能有這些方面足夠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因此，他們根本不可能提出比專門化的集體更為有效率和效益地運用特殊資源的方略，試想想，哪個職業的經濟學家又能象職業的投資人那樣設計得出最佳的投資方案呢？社會有如此多門類的專門性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部門，再聰明的經濟學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經濟門類的知識，就是掌握，也遠不及創造物質財富的專門家們。可見，經濟學家們根本沒有可能去從事具體的經濟活動實踐的基礎，他們也就不可能有高于專門活動于某一領域里人們的技巧與經驗，他們所做的，應當是高于具體的、專門的經濟活動之上的綜合性的理性思考成果，這就決定了經濟學家們的“飯碗”。其實，這也是一種帶有濃厚天然分工意味的規律性要求，經濟學家們似乎只有哲學性的思維成果，才有它社會承認與肯定的可能，因此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物質財富創造的專門集體，都需要有高效率、高效益運用資源的普遍化規則，都需要深刻理解現實經濟問題的智慧與方法，由此天然地形成了經濟學研究的社會基礎。
　　誰都承認經濟學不是數學，雖然經濟學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運用一些數學公式及模型來完善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理解，來理清不同經濟要素之間的關系，但將經濟學完全數學化，則是偏頗了。在西方國家大量的經濟學雜志與著作里，那些完全數學化的論文，大多只在專門的經濟學學科內有“市場”，大體有些“自我循環、自我欣賞”的意思，對于現實的經濟活動而言，這些模型實在意義不大。就連這些國家的經濟學家們，對此也大有不滿之詞。美國出版的一本稱為《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的論文集里，就有專論認為一些經濟學家們過于濫用數學了，經濟學的內容則完全不再存在。批評者運用1936年凱恩斯對濫用數學的批評表現了對現實西方經濟學里過多數學化研究的明確態度：“目前過多的數理經濟學只是一種大雜燴，和它所依賴的初始假設一樣不精確，它使作者在矯揉造作的、無用的符號的迷宮中喪失了對現實世界的復雜性相互關系的洞察力”。我想，將經濟學融化于數學里，應當有充分理由證明這樣做是根本不合理的。令人不解的是，西方的經濟學家們一方面不斷地批評這樣的做法，但另一方面，數學的經濟學，或者說是完全數學形式的經濟學還是占居了經濟學專門書刊雜志主要篇幅。
　　經濟學必須要研究現實經濟問題，否則經濟學就是空中樓閣，社會也就不可能肯定與承認。但是，靠經驗總結來代表深刻的內在關系的思考與研究不是經濟學研究的正確方法。問題的關鍵在于，一方面，任何經驗的總結都是個別性的、強條件性的，它們對于新的經濟問題的普適性是弱對應性的；另一方面，任何經驗的總結常常由于重于經驗的表現特征而忽略了經濟問題的內在實質規定性，運用經驗總結來解決類似問題，結果總不得要領，甚至于可能遠離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正是基于此，我不贊同經濟學以經驗的總結來存在和發展。
　　將經濟學作為經濟哲學來對待，我們可以對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作些分析。
　　從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是哲學思辯性的，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研究入手，圍繞建立社會主義新的經濟制度進行研究。歷史的存在就一定有它歷史的合理性，在新的政權建立到經濟建設開始替代軍事行動，經濟研究主要重在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分析，以及經濟制度優越性如何發揮之上。就經濟研究的方法而言，這一段時期里研究主流方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那段時期的經濟學研究，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完全應當是一種新學說的創新，然而，大量的研究者還沒有真實地找到合適的研究內容和方法，過多地從已有的經濟經典著作里去找答案了，也就有了相當程度的遠離現實的缺陷與不足。有些過于偏激的評論認為，那時的經濟學實際上只是“一本政經”（即只有一本“政治經濟學”），這種看法雖然不完全真實，但卻是表現了主要的經濟研究方面的問題。事實上，許多的研究著作與論文主要內容是詮釋經典作家的論述，有的甚至于基于對經典作家論述的不同理解而引發“理解性的商榷”，經濟學的研究遠離了經濟現實。只有為數不多的一些著作，研究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問題，研究社會主義的再生產問題等，含有重要的歷史的價值與對社會的卓越貢獻。說起這段時期里的經濟學研究，過于從經典作家的言論里找答案，不高度地關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現實，恐怕是普遍性的看法。
　　與此同時，和過多地詮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概念，以及過多地從經典作家觀點里找答案相對應，是對現代的西方經濟學的嚴厲批判，無論各種不同的西方經濟學的流派與觀點是不是涉及到經濟制度的內容，大多以“階級論”和“主義論”的基本觀點來給予批判，認為西方經濟學里無一流派不是從維護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中心的，經濟學的內容有無借鑒價值不在討論之中，大抵只能作為批判的資料一類，整個西方經濟學被無一例外地冠上“庸裕經濟學”的名稱。這樣，一些經濟學的優秀的成分與理論觀點也就排斥在研究的范圍之外了，更不用說借鑒和運用了。這使得這一時期內的經濟研究過于“單一化”，也使得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出現一個對西方理論研究與認識的空白地段，有些在經濟制度以外的那些屬于人類共同性的優秀研究成果，也連同真正的庸裕經濟學說一起拋棄了，洗澡水與嬰兒同樣歸于了一類。這也是真實的歷史。
　　不過，就這段時期里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而論，哲學性思辯方法得到了充分地運用，由于它被使用的普遍性，贏得了社會對這一方法的相對承認，同時，也培養了一批以哲學思辯方法為主的經濟學家們，奠定了中國經濟學研究的一種基本特色，從理論學說歷史的發展角度看，這一點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思辯方法的發展，對經濟學研究的貢獻是巨大的，中國經濟學發展至今還有著這種思辯方法的基礎，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經濟學發展光輝的前景；另一方面，這種思辯的方法與過于依賴于經典作家的論述聯系較為緊密，使人們對經濟學研究容易產生誤解，認為思辯的方法就是脫離實際的方法，不研究現實問題的方法，這在后來思辯方法的生存與發展造成了障礙，思辯方法的經濟學研究受到相當程度的冷落。就后者而言，不少的經濟學研究者們從文化革命前的思辯方法對于現實的不關注，選擇了丟棄思辯研究方法的決策，它埋下了中國經濟學發展史的一種隱慮。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后，中國的經濟學從書齋里走了出來。對外開放不光是外資、外國技術和管理方法的引入，不光是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而是與此相伴隨，大量西方的學說理論也隨之進入了中國的版圖。作為改革開放最為直接的理論學說，中國的經濟學一時間成了引進學說理論的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的新的內容，新的研究方法，甚至于新的詞語概念，大量地出現在我們的研究論文與著作里。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們面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運用不再有明確“階級”界限的各種各樣的學說與理論，來解釋、描繪中國經濟的現實，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的結構與改革方向，提出如此如彼的種種方案與思路。經濟學研究從書本走向現實，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是真實地進了一大步。更為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樣面對現實而運用引進的國外經濟學說與理論中，有了一個對于外加經濟理論學說的新的基本態度，這就是不再斷然地拒絕西方經濟學里的合理成分，雖然還說不上是完全地有分析地接受，有批判地發展，有選擇地運用，但對人類文化中優秀成果的一種客觀的、正確的態度已經形成。與此同時，在引進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不少經濟學家也開始了中國自己經濟學說的探索，也有了新的面對現實的理論觀點，應當說，目前這種探索已經初有基礎。
　　既有以前經濟研究中過于將哲學性的思辯與經典作家論述相聯系的原因，也有現實一些經濟問題根本無法從已有的經濟理論學說里找到答案的困難，就經濟研究的方法而言，哲學思辯性的經濟研究開始弱化，數量性的研究，實證性研究迅速占居了主要地位。這些研究從最現實的經濟問題入手，從直觀的經驗得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與思路，引起過短期性的轟動效應，使經濟學有了些新的面貌，言經濟學必言量化關系，必言實證效果和經驗，一時成為時尚，好象規律就產生于這樣的研究之中了。但實際上，如此的研究具有明顯的短期化特點，一種研究成果不但不可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就連短期內的生存力也是很弱的，最終還是沒有被社會所充分地承認與肯定。如此的格局對于中國經濟學的繁榮與發展，實在是件值得高度注意的大事，從一定意義上講，研究方法上的不確定或是游離，會使經濟學的研究缺乏基本的走向，很容易走入歧途，甚至于還有遠離真正經濟學的危險，研究出來的東西恐怕只會為社會所冷落。
　　實際上，在國外經濟學研究更多地講究數學要求的情況下，一些經濟學家或是關心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人士，大有主張走西方經濟學研究之路的考慮，但苦于整個中國經濟學研究者隊伍的現實，大多不是從數學起家，這就決定了經濟學數學化道路在中國的行程不可能輕松，也就使這些關心中國經濟學發展者提出了“重要的還是學習”的呼吁。顯然，在現代經濟學體系中，不學習他人經濟研究成果，不學習他人的經濟研究方法而試圖建立新的經濟學理論學說，實際上是不可能的，至少也不可能出完善的理論學說。但是，數學學起來對于當代受過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學者而言，是有困難的，為數不多的學者有雄厚的數學知識基礎，也不大可能完成那些具有純數學意義的數學模型的制造。更何況，不論經濟學家們如何學習，根植于中國經濟學牢固基礎的，還是哲學思辯性的研究方法，“本性難移”是可以描繪中國經濟學家們的狀況的。如果我們堅持認為，唯有尖深的數學模型式經濟學才是現代真正的經濟科學，那么，中國經濟學也就只能等待到新的大量的數學人才的出現，這大概不是幾年、十幾年所能看到的事實。
　　因此，我們還是需要進一步地重申，經濟學不是數學，更不是數學模型的集合體，簡單地認為經濟學的優秀成分一定在西方，我們應當不遺余力地去學習、去靠近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走經濟學研究數學化的道路，我認為是不正確的，真正的經濟學還是應當為經濟哲學。這是個原則問題，它關系到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關系到中國經濟學研究對于世界經濟學的貢獻問題。尤其是在目前，社會對于經濟學的認識基本上是思路加方案，而經濟學界也對此沒有明確認識時，對經濟學本身和研究方法加以認真的思考和討論就是完全必要也是深具意義的。
　　對于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明確定位，以及在此基礎上對經濟學研究的定位，是經濟學理論學說發展的基本前提。毫無疑問，當經濟學定位于經濟哲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運用哲學的思辯性方式時，經濟學家們的研究任務也就相應明確了。作為經濟哲學的經濟學，經濟學家們應當做些什么呢？
　　我認為，經濟學可以從三個層面上展開研究。
　　第一個層面是經濟學研究的最基本方面，即面對現實的經濟問題進行研究，運用已有的經濟概念、規律、理論觀點，來解釋、分析現實經濟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它可以稱之為經濟理論下的經濟政策研究。當然，又以這一層面的研究來驗證已有理論的正確與否，精確與否，反過來對理論進行修正、補充和完善。在這里，有量化的研究，也有經驗的研究，但這些，并不是完全理論推導性的數學模型，也不是實際的經驗總結，而是與經濟學的理論學說相關的分析與探索，看出一篇經濟文章是不是經濟學的研究文章，只要看它有無經濟學的理論含意在內就可以判斷，工作總結與理論探索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個層面是對現實經濟生活與經濟運行的規律性研究，即是從占有大量的現實經濟資料，占有大量的關于經濟矛盾的資料，去分析和探索經濟規律，它可以稱為經濟理論下的經濟規律研究。它與第一個層面不同的，是它得到的研究成果的普遍意義性，而且包含了對新理論學說的支持方面。規律的結論本身就是新的理論，或者至少是原有理論的新發展。從我國經濟學家們研究的內容來看，這一方面所作的工作是最多的。也是最普遍的。
　　第三個層面是最高的，即是提出新經濟理論與學說，這些理論學說是源于現實經濟生活而來的經濟政策、經濟規律的最高的綜合概括，它以大量新的容易為人們接受的經濟學概念為基礎，建立起一種理論學說體系。對于現實經濟生活與經濟運行來說，這一層面上的成果還需要具體化才能用于指導現實的經濟決策與經濟活動。顯然，這應是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境地，也應是經濟學家們最高的追求，但卻不是輕易能實現的。
　　從上述三個層面來看，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需要從最基本的層面上做大量的工作，積累資料與成果，一步一步地向最高層面進軍。更為重要的是，發展和繁榮中國的經濟學，是中國經濟學家們的歷史責任，經濟學家們的集體合作精神與交流學習，是絕對不可或缺的。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應當有相當的研究方式與途徑，在一個核心性的研究中心下，集合起最優秀的研究力量。
　　中國正面臨著經濟的歷史性轉換過程，中國經濟學家們實在是處于一個優勢巨大的研究歷史環境里，不論是哪個層面上進行研究，要么是歷史上已經出現的經濟現象的重現，要么是完全新型的歷史現象，經濟學家們都能相對輕松地找到研究的標志與資料，這對于另外一些國家的研究者來說，真是太難得了。怪不得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們帶有些羨慕的色彩稱，如果誰說清楚了中國的經濟問題，誰就可以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在《經濟學消息報》對美國的十幾位諾獎得主進行采訪中，我們得知，美國的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經濟問題是何等地感興趣，只是苦于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他們不可能對中國的經濟問題有深入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因此也就無法正確判斷與分析，他們對中國經濟學家們的羨慕是完全真實的。而當我們處于這樣的歷史環境下時，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認真地加以研究和討論，又有什么理由不拼得如此如彼的力量，以試圖得到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果一樣令世人震驚的理論學說呢？
　　中國經濟的歷史性轉換給予了中國經濟學家們研究的歷史優勢，而如何將這種優勢變為現實的研究成果，則更多地需要中國經濟學家們的歷史使命感，因為現實并沒有也不可能給予經濟學家們優厚完善的研究條件與手段，這些都需要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自己去創造。在今天的市場經濟社會里，經濟學家們作為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可能得到的價格收益根本不能與其付出的勞動相比。因此，強調和呼喚中國經濟學家們的歷史責任感，實際上是呼喚經濟學家們不畏困難、甘受清苦的精神。也只有真正地具備了這樣的精神，現代的中國經濟學家們才能確實地担負起歷史賦予的構造轉換時期中國經濟學的重大使命。
　　　　　　　　　　　　　（作者單位：中國建設銀行總行國際部）
　　　　　　　　　　　　　　　　　　　　　（責任編輯：劉艷）＊
　　
　　
　　
財經問題研究大連11-16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陳彩虹19961996 作者：財經問題研究大連11-16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陳彩虹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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