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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經濟學向何處去？
　　答：有的同志提出“經濟學向何處去”這樣凄涼的問題，類似“哲學的貧困”，似乎經濟學也已到了窮途末日。實際上，現在不是經濟學向何處去的問題，而是經濟學如何發展的問題。迷茫困惑之日正是經濟學發展大有希望之時。
　　問：中國經濟學家面臨的任務是什么？
　　答：中國經濟學家面臨的任務是十分艱巨的，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是復雜的。這種復雜性，在于目前中國的經濟既不是傳統的計劃經濟，也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而是從計劃經濟正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型經濟。這種轉軌型經濟有自己的特點。以宏觀管理為例。傳統的計劃體制已被削弱，而市場經濟體制很不成熟。兩個體制交叉處存在不少漏洞。例如，金融體系中存在信貸資金雙軌運行；財政體系中存在預算外資金，甚至存在行政事業單位辦企業，財政資金轉化為信貸資金等現象。這就使得宏觀管理格外復雜、艱巨。這些問題在計劃經濟中不存在，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也不會存在，而是轉軌型經濟所特有的。中國經濟問題難就難在轉軌時期或轉軌型，自己要搞市場經濟，又要堅持公有制；既要改革，又要穩定；既要經濟增長，又要持續發展。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任務，不能寄希望于外國學者替我們來解決。外國學者熟悉市場經濟那套，他們有不少有用的東西可供我們學習和借鑒，但他們對中國轉軌型經濟所特有的東西并不熟悉。搞全盤私有化，像俄羅斯那樣，并不很難，西方有現成的樣板；搞全盤計劃化，更不難，我們過去搞了幾十年。困難的就是要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建立起市場經濟。這是從30年代社會主義論戰（密塞斯·哈耶克和蘭格之間）以來一直爭論而未能解決的問題，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大課題。看來，這一偉大任務已歷史地落在中國經濟學家身上，也可說是中國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得天獨厚的機遇。因此，我認為，中國經濟學應該而且能夠承担起建立“中國的轉軌經濟學”的重任。我看誰能完成這一任務，誰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轉軌時期的經濟問題解決以后，還要解決轉軌以后的經濟問題。中國經濟學家任重道遠，前景燦爛。
　　問：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有何根本區別？
　　答：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根本區別之一是，市場經濟的決策主體是企業，計劃經濟的決策主體是政府。目前中國的現狀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社會主義國家除了是政治實體外，還是經濟實體。土地是國家所有，企業是國家所有，國家是很大的經濟實體。政治實體講究非補償性原則，經濟實體強調補償性原則。我國的體制改革關鍵在于將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與作為經濟實體的國家分開。各級政府乃是國家作為政治實體的組織形式，其主要職責是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而不應是投資決策。由于通脹剛剛過去，目前是推進改革的最好時機。
　　問：請您談談經濟與道德的關系？
　　答：這是個有意義的大問題。道德觀念與經濟生活是分不開的。一定類型的經濟，總會要求有一定道德觀念與之相適應。就拿消費和儲蓄觀念來講。古典經濟學講節儉是美德。但凱恩斯就認為節儉是不道德。這因為，在30年代大危機條件下，生產過剩成災，造成大批失業。凱恩斯把這歸咎于人們“消費不足”，矛頭指向人“節儉”美德。凱恩斯在“通論”所引用的“蜜蜂寓言”，乃是“通論”的核心思想。它講的是：蜜蜂王國國王奢侈時，工蜂就積極工作，社會昌盛；一旦國王提倡節儉，生產就凋散，也就是說，節儉使需求縮減，使生產下降，使失業上升，所以，節儉是不道德的。因為它是造成別人失業的“罪魁”。薩繆爾遜在《經濟學》一書中有一小節討論“節儉是非觀”，要貫徹的就是這種“節儉是不道德”的是非觀。戰后西方國家流行的“消費主義”、“福利主義”，就是這種觀念的濫觥。我想，西方經濟學中有不少有用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但這種道德觀屬于現代“西方文明”，不值得我們學。不僅現在不能學，就是我國將來發達了，大家生活富裕了，也不該學，因為這跟我國的傳統文化背道而馳。我們要培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聽說杭州大學金融與經貿學院在道德問題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和探討，這很有意義。建議蔣自強教授翻譯的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出版時，不妨專門開一個研討會。
　　問：對青年經濟學者有何期望？
　　答：青年人看準的東西，研究下去，持之以恒，必有所成。于光遠說，腦袋里經常要問個為什么，而且要連續問幾個為什么。出現A 是因為B，出現B是因為C，出現C是因為D，能找到D就能寫出一篇文章來。“？”是個勾子，勾子是用來釣魚的，有勾子就可以不斷釣到魚。總而言之，要理論聯系實際，在聯系中冥思苦想，必有火花；百思不懈，豁然開朗。不要失望，不要悲觀；充滿信心，充滿希望。
　　問：有的人認為，市場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你如何看？
　　答：改革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涉及很多利益關系。現在有些老工人意見很大，就是因為沒有保護他們的利益。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仍停留在企業內部，我認為市場化改革要順利進行，社會保障體系必須社會化，既不能停留在企業內部，也不能限制在地區內部。要盡快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該有的會有。前提還是要深化體制改革。現在不是企業不愿轉變機制，而是政府尚未轉變職能，企業也就無法轉變機制，企業的手腳被捆住了，“解鈴還得系鈴人”。
　　問：在國外，納稅光榮，而我國人們的納稅意識淡漠。您看是不是這樣？
　　答：這涉及觀念培養。我在美國進修結束時，福特基金會安排我去旅游，但我決定去華盛頓。美國房東說他每次去華盛頓，必去國會旁聽，并建議我去聽國會辯論，我問：“普通老百姓能進得去嗎？”美國朋友回答：“Why not? I'm taxpayer.”意思是說，我是納稅者，政府是我們的仆人，為什么我不能去聽國會辯論。美國人對納稅有種自豪感。
　　問：俄羅斯的“休克療法”與中國的“漸進療法”成效如何？
　　答：葉利欽總統的顧問塞克斯曾對我說：“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還沒有取得成功，中國的漸進療法已開始取得成功。從短期看，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代價是很高的；從長期來看，我還不知道。”他的話既沒有對休克療法完全喪失信心，也沒有對漸進療法給以完全肯定。我也担心，中國的改革拖長了會怎么樣，有些問題（如既得利益，權錢交易，腐敗等）時間愈長愈不易解決。我想到一定時候是不是中國改革需要快刀斬亂麻，量變到一定時候需要“飛躍”。
　　問：您怎么看兩個轉變？
　　答：增長方式不轉變，就不可能實現趕超。不要說比不上美國，也比不上“四小龍”，連東盟也比不上。開工項目這么多，完工項目這么少。這怎么行？但增長方式的轉變必然要求體制轉變。可是不能等到體制轉變好了以后再轉變增長方式。增長方式轉變對體制轉變增加壓力，體制轉變為增長方式轉變創造條件，兩個轉變相輔相成，市場化轉變的要求對全國來講是統一的，增長方式轉變則要因地制宜。
　　問：你為什么反對“中華經濟圈”的提法
　　答：因為日本東盟右翼散布“中國威脅論”，中國窮不得，也富不得，因為窮也威脅，富也威脅，危言聳聽地宣揚中國要利用移居在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工商業者作“第五縱隊”建立什么“中國經濟帝國”。這些宣傳，把一些東亞國家弄得很緊張，所以在戰略上、外交上不宜提“中華經濟圈”。況且，“中華經濟圈”不可能成立，正如以色列不可能建立“猶太經濟帝國”一樣。關于這問題，請參閱最近我和日本學者合作出版的《東亞經濟白皮書》（中國計劃出版社最近出版）中日本三井物產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弘中先生寫的“前言”。
　　問：你認為明年我國的外貿形勢是好呢還是壞呢？
　　答：今年外貿赤字的主要因素是：①退稅政策變化；②1995年預期退稅率降低導致去年末出口大增，1996年上半年銳減。但這是暫時因素，長期影響主要是企業效益太差，出口成本太高，因而關鍵還是要推進兩個轉變，提高企業效益和人員素質。1997年香港回歸，若中國1996年的外貿影響到香港，那么1997年外貿的嚴峻性要有足夠的準備。
　　問：請問當前世界經濟有哪些新現象？
　　答：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個人認為，以下幾個方面值得研究。第一“失業——復蘇并存”現象。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停滯膨脹，“停滯——膨脹”二者按經濟學原理講本不應并存的，但70年代卻發生了，理論上無法解釋，導致凱恩斯主義破產。這次歐洲經歷了危機，復蘇階段失業率并沒有下降，仍達兩位數字。本來，復蘇——高失業不應并存的，現在卻同時發生和存在，有點像70年代有“滯脹”的悖理性差不多了。第二，西方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很突出。美國、德國、日本三個經濟大國經濟力量的對比，近幾年來發生了一個令人矚目的變化：過去看來每況愈下的美國，其經濟實力正在增強；而日、德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經濟活力，步履艱難。美國經濟為什么會有“中興”？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美國宏觀經濟管理80年代以來比過去更成熟了，增長速度寧可慢些，但要更平穩些，更持久些，80年代里爭取到8年的持續增長。 二是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條件下進行了結構調整，用高新技術來武裝傳統產業和開發新產業。過去日本一度很神氣，在美國大購房地產、債券及某些大公司，出現“日本在購買美國”，有的日本人聲稱“日本宰美國，毋須用刀，只須停止購買其公債”，聲稱日本已強大到可以對美國說“不”，并出版了一本“要一個能說‘不’字的日本”的著作，美國保守的傳統基金也針鋒相對地出版了一本名叫《還是要一個只說‘是’字的日本》。緊接著，日本的泡沫經濟垮了，銀行體系垮了，日本的氣勢稍有收斂了。現在，只有美國一國集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經濟大國、金融大國、科技大國于一身，在冷戰后時期，美國有時可以表現得比過去更加咄咄逼人，無所顧忌。第三，新型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舊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是發展中國家保護自身的國內市場，手段是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新型的貿易保護主義是先進的國家保護自己國內市場，手段是配額制、原產地法、環境標準、質量標準等。第四，東亞經濟奇跡。表現有二：一是經濟持續十多年發展，二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衰退時仍然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原來是西方感冒，東亞非打噴嚏不可。但近十幾年來東亞經濟已取得很強的支撐力量，西方經濟對東亞經濟的影響已不像過去那么大了。為什么？這與東亞地區內部相互提供外資、相互提供市場具有重要關系。當然也有人警告（如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不要相信東亞經濟奇跡的神話。因為東亞經濟增長方式是靠不斷增加有形資本的投入而取得的，即不是靠全要素生產率TFP， 因而東亞經濟不是“奇跡”而是“紙老虎”。他們的說法是明顯有意識形態的偏見的，但可把他的觀點作為一記警鐘，加速推進中國的增長方式的轉變。
　　 （作者單位：杭州大學）
　　 責任編輯：陳立旭＊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杭州31-34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沈滿洪/李建琴19971997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杭州31-34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沈滿洪/李建琴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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