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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人物

　　（一）愛國學生也害國

　　當時的學生無疑是具有愛國情懷的，但是愛國情懷僅僅是主觀的東西，具有愛國情懷不等於實際行動都維護了國家。事實上，五四學生的有些行為對國家的危害是很大的。比如說火燒趙家樓就是對國家的極大危害，為什麼？趙家樓是民用建築，燒毀民用建築是歷史上的流寇們最愛幹的事，歷史上的請願者是不幹這種事的。東漢的大學生劉陶、北宋的大學生陳東、晚清的大學生康有為都領導過請願，都沒有幹過打人放火一類的事情。即便是革命，即便是造反奪權，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會放火燒毀民用建築。周武王燒過民用建築嗎？李世民燒過民用建築嗎？華盛頓幹過這種事嗎？托洛斯基幹過嗎？當然，像項羽那樣的偽革命家就喜歡火燒民用建築，認為那樣很過癮，但是，動不動就放火的革命家是不會成功的。為什麼？因為住房一類的建築不僅是房主人的財富，更是社會財富，國家的財富。不管打著什麼旗號，故意燒毀就是浪費資源，就是反社會，就是危害國家。

　　所以，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的行為是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五四時期的學生還燒過商店、商鋪，也是危害社會利益、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

　　五四學生的暴力行為不僅在物質層面上危害了國家，更在精神層面危害了國家。請願者放火是對政治道德的顛覆，是對法治精神的破壞，是對政治科學的破壞，是對民主原理的破壞。

　　所以說，愛國學生也害國。

　　（二）賣國政府未賣國

　　都說五四請願是因政府賣國引起的，都說當時的政府是賣國政府。然而在事實上，五四時期的中國政府並沒有賣國。不僅如此，整個北洋政府其實都沒有賣過國。臺灣是清政府賣掉的，蒙古是蔣介石賣掉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大片國土是毛澤東扔掉的，日本應當向中國支付的巨額戰爭賠款是周恩來做人情拒絕掉的。請問，北洋政府有這樣的賣國行為嗎？

　　五四時期的政府不僅沒有賣國，而且很愛國，不僅愛國，還愛出了成就。政府愛國有兩個表現：一是愛國土，二是愛國民。

　　因為愛國土，而拒絕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這是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

　　敢在不平等條約面前拒絕簽字，是因為政府願意依靠民眾，至少是願意聽取民眾的呼聲。在是否簽署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上與民眾合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6月24日，北京政府通電各省：“如保留實難辦到，只能簽字，……熟權利害，再四思維，如竟不簽字，則嗣後挽救惟難。”①真是難得的政治透明度。

　　有一份資料這樣記載：6月28日，晚8點左右，徐世昌請請願代表進總統府對話。面對代表們的堅定和激情，徐世昌說：“政府當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簽字就是了。你們好好回去安心讀書吧！”代表們立即說：“大總統既然答應拒絕簽字，請立即擬好電文拍發出去。我們回去也好向同胞交待。”“徐世昌萬分無奈，不得不令秘書當場擬好電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拒絕簽署巴黎和約。”②徐世昌總統在為難之中，與請願民眾零距離接觸，傾聽請願民眾的意見，痛下決心答應“不簽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三）反動軍警不反動

　　許多文獻將五四時期的軍警稱為反動軍警。果真反動嗎？請看事實。

　　許德珩回憶說：“隊伍到達趙家樓時，已是下午兩點多鐘。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隊伍不得進去。我們於是變計，向軍警和和氣氣地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裏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我們做了很多說服工作，果然有效，軍警讓我們進了胡同。”③你們說，如此善良的、好說話的軍警是反動軍警嗎？

　　再看發生在武漢的故事：“聞文華于戳傷學生時，當場將四署巡警抓去二人，捆縛校內，經許家棚署長再四要求服禮，始行釋放。文華學生被捕二人，致激動學生公憤，全體將四署圍繞，勒令放回，許署長見勢趕緊釋放，一再賠禮，各生始散。”④這樣的軍警反動嗎？

　　還是在武漢，“私立法政各生被捕至左旗營中，後旋由該七團三營營長賈萬興（河南人）出為接洽。略謂：諸位熱心愛國無不感佩，弊營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之滋事，奉令解散諸位之演講而已，實非敢擅於逮捕。今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當呈報團長，轉請督軍送諸位回校。於是乃一面諭令護兵優禮招待，一面置酒備飯自陪暢敘。各學員等亦將聯合會之宗旨及演講之要義，逐一詳告，飯後複令於樓上安置鋪蓋，請事憩息。各學員又複逢人隨時演講，各軍士多被感動，均各摒息傾聽。”⑤這樣的軍警是反動軍警嗎？

　　6月5日晚，“北大三院方面軍警的帳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走了，當時拘禁在裏面的學生還不肯出來，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員警所卻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還有拘禁在員警所和步兵衙門裏面的，他們請他們出來，而卻不肯，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⑥世界上有這樣的反動軍警嗎？

　　再看看山東，12月，濟南軍警打傷學生，教師宣佈將要罷教，“反動當局迫於形勢，不得不予肇事人員以處分，給學生損失以一定賠償。”⑦快達到現在美國的水準了，也能叫反動當局？

　　再看天津：“在端午節的下午，她們兩人（郭隆真、張若名）到監禁男代表的那邊，一同舉行娛樂和會餐。會餐前，一個代表提出要買酒，看守所長答復說這裏嚴禁任何人飲酒。他們發覺看守正在飲酒，就提出質問：‘不許任何人飲酒，為何允許看守犯所規？’弄得這個所長沒辦法，不一會兒，送來了他們要買的酒。”⑧這樣講道理、通人情的員警也能叫反動員警嗎？

　　（四）帝國主義有仁義

　　“你一拳，我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在打得起勁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人，拼死命地保護著他。你打章的頭，他用身體遮蓋著章的頭；你打章的腳，他用身體遮蓋章的腳，這樣拼命保護章賊，卻一言不發。”⑨

　　“我們打進去的時候，曹汝霖便換了員警的衣服混在員警堆裏，從後牆跳出去。陸宗輿怎樣逃走，我們卻不知道，聽說他也來喊口號，喊打倒賣國賊，混在群眾裏面逃走的，是否確實，卻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較老實，他和那個日本人一道躲在一個小房間裏，群眾跑進去的時候，日本人還掩護著他，於是大家知道他是一個要人。”⑩

　　以上兩份資料講的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者保護其“走狗”——中國“賣國外交官”章宗祥的細節。中國有好多主子，身邊總有好多走狗，但是從未見過主子如此捨命保護走狗的事情。在中國，只有走狗捨命保護主子的道義，而沒有相反的道義。從利益上考慮，這個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必要捨命保護章宗祥，走狗被打死再買一條也就是了，何必拼命保護呢？只有從仁義的角度看問題，才能解釋清楚他為何捨命保護章宗祥。

　　再看上海，有一本書上這樣說：“6月8日，罷工運動繼續高漲。這一天，日商內外棉五廠的工人，衝破日本領事館和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裝包圍，把罷工浪潮很快地擴大到內外棉其他各廠，實現了內外棉各廠一萬五千人的總罷工。他們在罷工的時候，還舉行了示威。”11

　　如果帝國主義者真的實施了武裝包圍，罷工工人能夠沖出去嗎？如果工人真是沖出去的，他們能一個傷亡也沒有嗎？合理的解釋是，無論是日本領事館的武裝人員還是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裝人員，都是在站崗執勤，都沒有包圍罷工工人，都沒有向罷工工人開槍。他們是仁義之師，而不是專制工具。

　　所以說，五四時期，帝國主義有仁義。

　　（五）大學校長不負責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5月8日向教育部遞交辭呈。教育部尚未來得及研究，5月9日晨，他便離京出走。給北大師生留了個便條，說：“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蔡先生去了以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為維持北京大學，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而且不能不聯合旁的學校學生一同鬧下去，於是五四運動又重新緊張起來了。”12

　　在蔡元培的影響下，大概11日，教育總長傅增湘未獲批準辭職離崗。13日，大學校長聯名遞交辭呈。醫專校長湯爾和、工專校長洪熔，未獲批準，在遞交辭呈的當天，即5月13日，正式離京赴津。

　　大學校長當然有權辭職，但是，辭呈尚未得到批準就急急忙忙離校出走，這不合法律原理，不合政治道德，古今中外未見先例。孔子、秦檜、朱熹都當過大學校長，他們幹過這種事情嗎？

　　未經批準就辭職，這是不負責任，這是擅離職守。這樣的大學校長能教出好學生來嗎？五四之後，中國的苦難愈加深重，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原因。

　　（六）文學巨頭少文采

　　五四時期，文學家佔領了政治舞臺，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領導運動的文學家們其實也沒有什麼文采。

　　胡適的《文學改良之芻議》，實在乾癟的利害，一點文采也沒有。胡適後來發表的《四十自述》更是乏味。鄙人，當代中國的劉大生，文筆很一般，但是，如果與胡適的《四十自述》相比，你會覺得，劉大生的自傳《不惑的代價》（發表於《當代法學》，網上也能找到）簡直是美不勝收。

　　魯迅的文章更是病句多多。舉兩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橫眉冷對千夫指”，這是魯迅的名言，其實是病句。男人的眉毛本來就是橫著的，高興與不高興都是橫著的，不橫著又能咋樣？“橫眉冷對”還不如“閉目冷對”呢。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這也是魯迅的名言，很流行，聽起來很有道理，實際上也是病句，也沒有多少道理。這句話需要改一個字，才不是病句，將“成”改為“有”，即：“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修改過了，不是病句了，仍然不精彩，為什麼？因為，靠眾人走出來的路，僅僅是荒野小路。驛道、馬路、鐵路，還有現在的高速公路，是走不出來的，是要精心設計、精心施工才能搞出來的。

　　文采過多當然也不好，但是一點文采不要，恐怕也不是好事。不講文采的民族必然走向庸俗和墮落。

　　（七）思想領袖少思想

　　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時期發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口號，什麼“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什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什麼“打倒舊文化”，什麼“勞工神聖”，等等，沒有什麼思想，沒有多少理論深度。他們對世界歷史、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根本沒有做認真思考，僅僅從外國人那裏引進一些時髦的口號，就企圖指導中國的社會發展。

　　袁偉時說得好：“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大都是人文學者，既對現代政治理論缺乏全面系統的瞭解，亦缺駕馭實際政治鬥爭的經驗。因此，在他們的‘共同意見’中，把‘民眾運動’的作用估計過高，不適當地貶低了政黨政治的作用。陳獨秀則走得更遠，把立憲、政黨、議員、法律一概否定。”13

　　所以說，思想領袖少思想。

　　（八）貧苦民眾更貧苦

　　有一份資料記載：在山東諸城辛興鎮，“趕集的人把燒日貨的場所圍起來，點上火以後，貨物著了火，烈焰沖天，發出刺鼻的臭味。這些燒日貨的人，不是學生，也不是商人，不知哪里來的一些少年人，他們對勞動人民用血汗生產出來的貨物燒毀毫不動心。那些小販眼看著自己的血本丟進火堆想向前搶出一些，被燒日貨的人，推出場外。”14

　　在同一篇資料中，作者還說：“這家同姓鄰居離我家最近，我小的時候常到他家聽他講青島的火車、汽車、大樓馬路，像聽神話那樣有趣。今天能查他的日貨斷他的生路嗎？正在這時候來了買線的，他不再掩飾拿出一把來劈給顧客一縷。我說：‘多買賣這些不行嗎？’大叔聽見笑了說：‘你們天天查日貨，您知什麼是日貨嗎？帶軲轆的線是日本貨，不帶軲轆的就不是日本貨嗎？實說了罷：這些線也是日本工廠出的，把日貨查淨，我這個小買賣就不用做了，大家的日子也就不好過了。”

　　12月20日下午，天津各界召開國民大會，當場焚燒日貨十余車，包括肥皂盒、臉盆、手巾、東洋鐘等。15將日用品當鴉片燒了，受到直接傷害的恐怕是那些貧苦的小商小販吧！

二、五四精神

　　（一）獸性解放

　　五四時期提倡個性解放，這當然是有意義的。個性束縛太多，肯定不是好事。但是，提倡個性解放不等於實踐了個性解放。實踐了的個性解放，不等於實現了真正的人性解放。從實踐的方面看，五四運動所實現的個性解放，是獸性解放多於人性解放。真正的人性解放應當是人的理性得到充分的張揚，人的尊嚴得到充分的尊重，人的自由得到充分的保護，人的發展全面多樣，等等。但是，五四期間以及五四以後，中國人變得更加暴戾，更不寬容，更加嗜殺，更加野蠻，這些都是獸性解放的表現。

　　有一份資料說：某日，北京大學的學生到女師大串聯發動，要和女校代表各坐會客室兩頭，由學監坐在中間加以監視。談話聲大了，違反學校規則，聲音小了又聽不到，結果聯絡沒有成功。16這說明什麼問題？這說明，五四之前女孩子可以上大學了，這是一個重要標誌，表明已經開始實施女性解放了，不然怎麼能夠上大學？林黛玉上過大學嗎？。同時還說明，五四之前的女性解放運動並不放縱女性的獸性解放，個性解放與修身養性並重，要求女子成為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有品位、有修養、不吼叫、受人尊重的人。如果不是五四運動打破了這一教育傳統，後來，像北師大女子附中的學生將本校校長拳打腳踢直至死亡的慘劇就不會發生。五四之後，這種規矩當然不復存在了。現在好了，現在的中國婦女都會吼叫了，都成了吼叫大王了。

　　再舉一個例子，有資料記載：大概是7、8月分，成都的某一天，“被捉去的七個商人，被綁著，反戴著瓜皮帽，有的背上掛著‘賣國賊’、‘亡國奴’這類紙牌，左右有人扶著，這些人是嚇得面無人色，像綁赴刑場的囚犯似的。”17這是人性解放嗎？不是，人性解放與侮辱人格怎能畫等號？這是文革的榜樣，是獸性解放的典型表現。

　　（二）流氓政治

　　請看許德珩的回憶：“‘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裏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果然有效，軍警讓我們進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門禁閉，怎麼辦呢？我們還是用說服軍警的辦法，包圍他們。我們進一步用三四個人包圍一個軍警的方式，向他們說服，幾乎等於繳械。”18

　　許德珩被捕後作詩曰：“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除奸不惜死，來把中國救。”19從這首詩裏可以看出，學生的打砸燒行為是有點計劃性的，而不是臨時衝動所致，“交換意見”之說毫無誠意。

　　從羅章龍的回憶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暴力行為是事前說好的。羅章龍說：“我們事先已經約定，不要打死人，因為打死人就不好辦了；不準侵犯婦女；不準乘機搶掠財物，這些群眾都自覺做到了。”20

　　他們用美麗的、崇高的言辭欺騙了善良的軍警，然後用打砸燒之暴行履行了所謂“交換意見”的諾言。首開中國現代流氓政治之先河，為此後的各種流氓政治播下了罪惡的火種。許德珩說“趙家樓火，燒盡腐惡”。21但在劉大生看來，趙家樓火，不是燒盡腐惡，而是撒向人間皆邪惡。拙作《火燒趙家樓的再思考》對此有詳細論證，這裏不再細說。

　　（三）法律上耍無賴

　　梁敬錞回憶說：“5月10日，許德珩等32人，全體同到地檢廳投案，檢察官開訊，先問何人主使，許答‘良心趨使。’檢察官問何人動手毆人，何人縱火焚屋，學生同答‘不知。’檢廳未能指出動手行兇之人，只得退庭，未予拘押。13日，各校學生，以全體3000人名義，具狀自行檢舉，承認公憤肇事，靜候法庭處分，檢廳無以應之。我經手之保釋工作，乃告段落。”22

　　32人也好，3000人也好，沒有一個真正敢於負責人的人，假自首，真起哄，面對法律責任，其精神狀態不僅無賴，而且卑猥。看看戊戌六君子，看看人家譚嗣同，那種光明磊落、大義凜然、敢於負責、慷慨赴死的精神，簡直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一個是天上的太陽，一個是沼澤地裏的磷火。

　　（四）法西斯傾向貫串始終

　　“在五四那天，曾經開了一個會，大家本來要推傅斯年做臨時主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學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幹，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係了。因為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23為什麼要拳打傅斯年呢？無非是有不同意見嘛，有不同意見就動拳頭，與軍閥有何區別？如果說這就是法西斯，那當然還不夠格。但是，說這暴露了學生身上的法西斯基因，也是說得通的。

　　下面的栽贓陷害就離法西斯不遠了，據記載：“當時章宗祥的病還沒有脫離危險期，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間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傭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之弔祭，和挽章哀詞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眾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為走路過多，身體過勞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確實的，這是我們應該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國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點滑稽。”24

　　豈止是滑稽，這是栽贓陷害，是公開的栽贓陷害，是集體栽贓，集團性栽贓，與國會縱火案差不了多少。還差一點，如果郭欽光是被學生打死的，再賴在政府官員頭上，那就完全是國會縱火案了。

　　兩個月後發生在山東的《倡言報》事件，就完全屬於法西斯行徑了。有資料記載：山東《倡言報》唱反調，批評學生“狂熱”，7月21日上午9時，“濟南學、商、工、農及市民共約千餘人，在省議會召開各界聯合救國大會。會後，群眾齊奔《倡言報》館，將其主編、經理等一一縛住，背插亡命旗，上書‘倡言報館賣國賊×××’，遊街示眾。此後，濟南戒嚴司令馬良捕殺了山東回民外交後援會馬雲亭等三人。”25

　　他們不是提倡科學民主嗎？為什麼一聽到批評意見就暴跳如雷、大打出手？這不是民主，這是法西斯。我有一個不成熟的觀點：任何時候、任何人，不管有多少理由，只要去砸報館，哪怕砸的是法西斯報館，都屬於法西斯行為。《倡言報》報館被砸，是中國現代法西斯政治的開端。濟南戒嚴司令馬良的捕殺行為同樣也屬法西斯性質。我還有一個不成熟的觀點：在任何情況下，未經審判，捕而殺之，哪怕殺的是法西斯分子，都是法西斯行為。

　　為什麼五四時期高舉民主大旗的學生和民眾會幹出若干反民主的法西斯勾當？這與五四運動的領袖集團（即《新青年》集團）有極大關係。《新青年》集團其實是一個具有法西斯性質的文化集團。這有王敬軒事件為證。請聽下面三段資料：

　　“王敬軒，實無其人，是錢玄同的化名。1918年初，‘新青年’編輯部為了挑起關於文學革命的論戰，由錢玄同以王敬軒的名義寫了一封給‘新青年’編者的信（即這篇《文學革命之反響》），提出種種理由，反對白話文，擁護文言文。由劉半農復信，加以痛斥。當時人們把這兩封信稱為‘雙黃信’，是五四運動時期新舊文學政論中的著名事件。”26這是三聯書店的編者為“王敬軒”寫的注釋。

　　“劉半農（1891—1934），名複，江蘇江陰人。1917年任北京大學預科教授，並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他在五四時期積極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這方面最特出的作品是他代表《新青年》編輯部所寫的《答王敬軒》一文。”27這是三聯書店為“劉半農”寫的注釋。

　　“這一場故意製造的‘論戰’，打得十分漂亮，成為‘五四’新聞化運動中一個膾炙人口的生動插曲，也充分表現了錢玄同的機智靈活的鬥爭策略。對此，魯迅曾經予以充分肯定的評價，認為在那單是提倡標點符號就有人如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候，這‘的確是’一場‘大仗’。”28這是河北人民出版社提供的資料。

　　這三段資料說明什麼？說明當時並沒有人拼命反對白話文，拼命反對文學改良。但是，《新青年》集團為了取得領袖地位，故意製造相當於國會縱火案的事件，栽贓陷害對《新青年》集團不熱心的各派勢力、各界人士，借機顛覆傳統文化，實行文化專制。希特勒是靠製造國會縱火案，栽贓德國共產黨實現並鞏固政治專制的，《新青年》集團是靠製造王敬軒事件，栽贓保守勢力和真正的民主力量實現並鞏固其領袖地位的，兩者的性質是一樣的。

　　三、五四的教訓與憲政道路

　　如果沒有五四，各派勢力鬥爭的結果必然是民主憲政。翻一翻北洋時期的政治資料，我們會發現，儘管當時政治衝突和軍事衝突比較頻繁，但是，參與這些衝突的各派勢力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爭法統，爭合法性，爭合憲性。因為當時沒有違憲審查制度，沒有憲法訴訟制度，人們遇到憲法上的衝突不知道如何處理，這樣一來，政治衝突就容易演變為軍事衝突。如果假以時日，人們一定會找到解決政治衝突的憲法路徑。我想，這個時間少則10年，多則20年。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五四，中國大約在30年代就可以實現憲政。

　　如果五四是追求憲政的，中國當時就有可能實現憲政。當時的政府對民眾是很溫和的，是願意傾聽民眾意見的。軍隊中一些將領對民眾也是開明的，吳佩浮還發表通電，主張對學生要寬大處理。中外“反動勢力”根本就沒有鎮壓民主訴求的意向和行動。更重要的是，當時已經確立了言論、出版自由，遊行、示威自由，集會、結社以至組織政黨的自由，如果五四運動的領袖集團和骨幹力量真心誠意地要求實現民主憲政，是會取得極大成果的。

　　遺憾的是，五四運動的主力僅僅空喊民主口號，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民主訴求，比如改善民生，元首直選，改選國會，擴大選舉權範圍，公正選舉，裁減軍隊，軍隊國家化，保障司法獨立，行政公開，嚴格財政程式，等等，一個也沒有提出。不僅如此，他們的民主口號也僅僅裝在手電筒裏，只用來批判別人，不用來要求自己，在自己內部沒有任何民主表率行為。

　　更有甚者，他們歪曲事實，栽贓陷害，挑撥是非，煽動暴力，這樣，運動的發展就與他們高喊的民主口號南轅北轍，相去十萬八千里了。

　　帝國主義以及中國政府明明願意傾聽民眾的意見，陳獨秀卻根本否定巴黎和會和國內的南北和談，說“兩個和會都無用”，29並於5月26日在《每週評論》第23號上發表文章（即《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號召“用強力”“打倒”當時的軍閥政府。30在五四運動的全過程中，中央政府一槍未發，一人未殺，你陳獨秀有什麼理由要“用強力”打倒政府？是的，人民有暴力革命的權利。但是，在政府願意妥協、願意改革的條件下，人民就自然失去了暴力革命的權利。陳獨秀是何等聰明之人，這樣的道理也不懂嗎？是假裝不懂還是利令智昏？

　　歷史沒有辦法倒退回去重來一遍。但是，實現民主憲政的歷史進程沒有完結，面對未來，我們必須記取五四運動沉痛的歷史教訓。

　　有哪些教訓需要記取呢？

　　第一，文學家不能領導政治運動。文學家的特點是想像力豐富，缺點是容易用想像代替事實。文學家參與群眾運動，可以活躍氣氛，激勵士氣，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文學家領導群眾運動則會用想像代替事實，制定出不合事實的目標、綱領以及計畫，導致運動失敗甚至完全走向反面。

　　當時明明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有辦報紙和組建政黨的自由，魯迅卻說當時的社會是“鐵屋子不透氣”。明明沒有王敬軒這個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卻能捏造出一個王敬軒，並煞有介事地聲討批判反動文人王敬軒。你們說，這樣的文學家怎能領到群眾運動嗎？

　　第二，必須杜絕手電筒主義。意圖推進民主憲政的人，自己必須首先按照民主憲政的規矩辦事，要求政府做到的，自己必須首先做到。比如，你要求政府不要以言治罪，那麼你自己首先要能寬容不同意見，不要一聽到批評就罵娘甚至動拳頭；你要求政府不要腐敗，你自己首先就不能搞腐敗；你要求政府依法辦事，你自己首先要依法辦事；你要求政府向民眾妥協，那你自己首先應當學會妥協；你要求政府不要搞冤假錯案，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不搞冤假錯案，不冤枉任何人（包括政府）；你要求政府實行民主變革，那麼在你的小圈子裏，你就應當實行民主變革，不搞個人獨裁。也就是說，不能將民主憲政裝在手電筒裏，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只有反對派以及各種在野力量比政府更進步了，政府才會進步。只有我們大家都放棄手電筒主義，社會才會進步，民主才能上軌道。所以，手電筒主義要不得。

　　第三，遇到開明的、願意向民眾妥協的政府，應當盡力保護，不要拆臺。

　　1989年，楊尚昆、鄧小平如果也像徐世昌、段祺瑞一樣，那該多好。不過，楊尚昆、鄧小平如果真的學習徐世昌、段祺瑞，學生們能給他們以足夠支持和保護嗎？徐世昌、段祺瑞向學生妥協了，然而學生並未給徐世昌、段祺瑞以足夠的支持和保護，五四之後，他們紛紛投靠國民黨，徐段政府在國民黨和直奉軍閥的雙重壓迫下而倒臺。對於領導人來說，真個是前車之鑒！前車之鑒！五四以後，沒有了合法的請願，更沒有了政府向請願民眾的妥協，有的只是暴力，除了暴力還是暴力。悲哀啊！

　　當然，楊尚昆大總統和鄧小平總長沒有向國家主席徐世昌和軍委主席段祺瑞學習，我們也就沒法猜測各種結果。但是，今後如果遇到願意妥協的政府呢？我們還應當重複五四運動的老路嗎？不，千萬不能。

　　2007年8月輯錄（原載2007年9月6日《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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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8頁。

　　②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242頁。

　　③許德珩：《回憶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9頁。

　　④張影輝、孔祥征：《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頁。

　　⑤張影輝、孔祥征：《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頁。

　　⑥羅家倫：《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1頁。

　　⑦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頁。

　　⑧姚維鬥主編：《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頁。

　　⑨餘勁：《我對火燒找家樓的一點回憶》。《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12—113頁。

　　⑩羅家倫：《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頁。

　　11莊星：《五四運動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1頁。

　　12羅家倫：《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0頁。

　　13袁偉時：《新文化運動與“激進主義”》。《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郝斌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頁。

　　14陶鈍：《“五四”在山東農村》。《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15頁。

　　15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8頁。

　　16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5頁。

　　17范樸齋：《五四時代的成都》。《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48頁。

　　18許德珩：《回憶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調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

　　19許德珩：《回憶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調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

　　20羅章龍：《五四運動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調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頁。

　　21許德珩在《五四群英》一書扉頁上的題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2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調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5頁。

　　23羅家倫：《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7頁。

　　24羅家倫：《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9頁。

　　25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5-416頁。

　　26《五四運動文選》，三聯書店1959年7月版，第114頁。

　　27《五四運動文選》，三聯書店1959年7月版，第98頁。

　　28 姚維鬥主編：《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頁。

　　29 見1919年5月4日《每週評論》。轉引自《五四運動文選》，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259頁。

　　30《五四運動文選》，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303頁。

有一份資料記載：在山東諸城辛興鎮，“趕集的人把燒日貨的場所圍起來，點上火以後，貨物著了火，烈焰沖天，發出刺鼻的臭味。這些燒日貨的人，不是學生，也不是商人，不知哪里來的一些少年人，他們對勞動人民用血汗生產出來的貨物燒毀毫不動心。那些小販眼看著自己的血本丟進火堆想向前搶出一些，被燒日貨的人，推出場外。”14
　　在同一篇資料中，作者還說：“這家同姓鄰居離我家最近，我小的時候常到他家聽他講青島的火車、汽車、大樓馬路，像聽神話那樣有趣。今天能查他的日貨斷他的生路嗎？正在這時候來了買線的，他不再掩飾拿出一把來劈給顧客一縷。我說：‘多買賣這些不行嗎？’大叔聽見笑了說：‘你們天天查日貨，您知什麼是日貨嗎？帶軲轆的線是日本貨，不帶軲轆的就不是日本貨嗎？實說了罷：這些線也是日本工廠出的，把日貨查淨，我這個小買賣就不用做了，大家的日子也就不好過了。”
　　12月20日下午，天津各界召開國民大會，當場焚燒日貨十余車，包括肥皂盒、臉盆、手巾、東洋鐘等。15將日用品當鴉片燒了，受到直接傷害的恐怕是那些貧苦的小商小販吧！


 近百年來，那些唱高調的、自以為很正義、很愛國的，大都是對貧苦人民沒有同情心的，自以為為了所謂崇高的目標就可以隨意踏弱者。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愿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實際問題并不在這里。但人的無知程度卻有高低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美德和邪惡的分野，而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殺人兇犯的靈魂是盲目的，如果沒有真知灼見，也就沒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
                                                                                                                                      ——《鼠疫》

評論

草鞋沒樣，邊打邊像

鄙人雖未曾經過五四，卻相信劉先生所言是真!以鄙人茍延殘喘數十年的人生閱歷相信國人只有此素質！但憲政民主仍需加緊，讓官民雙方在游泳中學會游

這么說來，辛亥革命，以及任何……完全也可以被否定，不是嗎？這樣的“人道主義”也許不是“獸道”，而且以“貧苦人民”為旗號，但不過是現實中永遠戴著纖塵不染的白手套的貴族們的恩賜，或者把貧苦人民永遠鎖定在其原因被置于“神秘”之中的絕望狀態中而已。

好文留名，慢讀之

其實，社會是由各色人等組合而成。問題的關鍵在引導的正確。

讀書日的好文

今天是讀書日,此文讀過不虛此日。

中國人如果不拋棄“極端”思維，不建立“共贏”思維，那么中國不會有希望。

劉大生 2011-02-22 20:0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