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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美建交20周年。20年來，中美關系時好時壞，美國現代黨斗爭也沖擊了中美經貿關系。但是，兩國經貿一直持續發展。受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同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普遍減少。據中國海關統計，1998年中國同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額比上年下降了6.1 ％，其中同東盟國家的貿易額減少6.2％， 同韓國和日本的貿易額分別下降11.6％和4.8％，而中美貿易額則增長12.1％，雙邊貿易額達549.4億美元，已接近中日貿易額579億美元， 美國已經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截至1998年底，美國已成為在華投資最多的國家。
　　中國總理朱ｒóｎｇ＠①基今年4月對美國的正式訪問， 這無疑是中美關系又一次面臨改善和發展的機遇。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市場，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潛在市場。兩經貿關系互補性強、潛力大。中國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排除阻力和障礙，把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帶入21世紀，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
　　　　　　中美經貿關系的現狀和特點
　　中美經貿關系從70年代初開始恢復，但直到1978年，中美貿易額僅9.91億美元。中美建交大大推動了兩國經貿關系的發展。據中國海關統計，從1979年到1998年，中美雙邊貿易額由24.5億美元增加到549.4 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近19％，與此同時，雙方相互投資也迅速發展。美國對華投資始于1980年。但是，從1979年到1982年，美商在華協議和實際投資累計額持續增加。1991年美商在華協議和實際投資額分別達5.48億美元和3.23億美元。受金融危機影響，1998年亞洲國家和地區在華投資減少，但美商繼續增加在華投資。
　　中美經貿關系的主要特點是互補性和互利性強。
　　從雙邊貿易看，中國從美國進口的主要商品有小麥、玉米、化肥、飛機、化工產品和醫療器械等；中國向美國出口的主要產品有紡織品、服裝鞋類、箱包和機電產品等。中美雙邊貿易結構清楚地表明，兩國貿易的互補性很強、前景非常廣闊。中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需要大量進口美國的機電產品。例如，到2000年，中國將新建公路11萬公里，新建高速公路6500公里，新建和改造40個骨干機場。隨著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中國需要進口更多的汽車和飛機等交通工具。據波音公司公布的數字，在過去五年里，波音公司生產的商用飛機的10％出售到中國，年均銷售額達20億美元。據統計，到1997年為止，中國從美國訂購了387 架波音和麥道飛機，價值達183億美元，平均每架4728.7萬美元。 江澤民主席1997年訪美期間，中國訂購50架波音飛機，價值超過30億美元。波音公司預測，在今后20年內，中國僅購買民用飛機就將花費1250億美元。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耕地僅占世界耕地的7％。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依靠科學技術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中國人能夠依靠自己養活自己。但是，為了互通有無，滿足城市需求和增加儲備，中國仍從美國進口大量糧食。中國消費市場廣闊，潛力很大。美國肯德基自1987年在北京開業以來，銷售利潤達18％，大大高于美國國內銷售利潤的1％。預計在近幾年內該公司在中國各地的分店將發展到100家。麥當勞在中國很多城市生意興隆、發展迅速。
　　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類、玩具、家用電器和旅行箱包等。由于成本太高，美國國內已經減少這些產品的生產，從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進口物美價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節省了消費者的開支，降低了國內通貨膨脹。據美國《商業日報》提供的數字，1997年美國零售商共進口15億雙鞋，價值共134億美元， 其中從中國進口10億雙鞋，價值為74億美元。這就是說，美國每進口10雙鞋中有6雙是中國供應的。據中國海關統計，中國向美國出口的鞋類， 平均每雙7.1美元，不到意大利鞋平均每雙23.8美元的1／3，僅此一項， 美國消費者就節省了大量開支，如果同美國飛機相比，1997年中國訂購的美國波音公司平均每架6000萬美元，中國需要向美國出口845 萬雙鞋才能購買美國一架波音飛機。這一事例充分說明中美兩國貿易的互補性的和互利性。
　　從雙向投資的角度看，也反映中美兩經貿關系的互補性。美國對華投資涉及的行業有機械、冶金、石油、電子、通訊、化工、紡織、輕工、食品、農業、醫藥、房地產以及金融、保險、外貿、會計、貨運代理等試點開放的行業。中國在美國開設的公司涉及的行業有工業、科技、承包、服裝、農業、餐館、食品、旅游、金融、保險和運輸等。投資問題主要是美國對中國投資的領域廣闊、潛力巨大。美國在華投資的主要領域：
　　第一，農田水利建設需要吸引大量外資。中國引進外資結構中流向農業領域的最少，而這個領域需要引進大量外資。澳大利亞有位專家曾在1995年提出，中國人多地少，澳大利亞可以提供中國需求糧食的10％。中美經貿問題專家周世儉教授指出，這10％意味著5000萬噸小麥，是世界糧食市場的一半。就是把世界糧食市場的糧食都供應給中國，包括作為飼料的玉米以及高梁、大豆等，也僅能滿足中國糧食需求的20％。如果真發生這種情況，將導致全球糧食市場供應危機。因此，即使中國人口不斷增加仍需中國人養活自己，這就需要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為此，中國需要增加引進在這個領域的投資。如三峽等建設需要的投資也是很多的。
　　第二，中國交通運輸業建設規模龐大，繼續需要大量外資。中國不僅公路、鐵路、機場、碼頭建設需要外資，城市交通運輸，如地鐵建設也需大量外資。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地鐵建設才剛剛開始，而一個大城市地鐵建設需要幾億甚至幾十億美元，在這個領域美國投資還遠遠落在歐洲國家的后面。又如擬議中的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鐵路建設，需要高額投資，日本等國家都有濃厚的興趣，美國也具有實力。
　　第三，中國是世界上最有潛力的通信和信息服務貿易大市場，投資潛力仍很大。美國摩托羅拉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等著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已經取得良好效益。截至1997年底，摩托羅拉公司在華投資累計額已達12億美元，該公司在亞洲和歐洲的銷售額分別占其銷售總額的26％和19％，1997年摩托羅拉公司在中國的銷售額就占其銷售額的11％。
　　第四，中美在中國開發能源領域的合作， 前景廣闊。 江澤民主席1997年訪美期間，雙方就《中美兩國政府關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達成一致，擱淺長達13年之久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已從1998年3月20日正式實施。同年3月23日在北京開幕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核工業展覽會上，連續三次參加展覽會的美國ABB 公司核能系統副總裁麥偉基表示，作為全球最大的核電設備制造商之一，美國ABB 公司將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尋求在中國市場上更為廣闊而深入的合作。
　　中國發展核電工業潛力大。據統計，美國、法國、日本和韓國分別有109座、56座、54座和12座核電站。1997年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5倍、法國人口的22倍、日本人口的9.7倍和韓國人口的27倍， 但中國僅有兩座核電站。建設一座核電站需要投資幾十億美元，如果中國到2020年建設40座核電站，或者從更長遠時間看，中國要建設上百座核電站，就需要幾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的投資。美國西屋公司、GE和ABB 等大公司掌握先進核技術和核電站設備等，擁有強大的競爭實力。正如ABB 公司核能系統副總裁所說，中美在核能領域進行合作的潛力巨大、前景非常廣闊。
　　在華很多美資金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并追加投資。美國《財富》雜志1997年排名的美國最大30家公司中，已有20家在華投資項目達175個，其中半數已開始了大規模、系統化投資。按照1996年度銷售額，中國外經貿部和國家統計局評出的最大500家外商企業中，有50家美國企業，這些企業的銷售收入收益率（利潤／銷售額）達11％，資產收益率（利潤／資歷產）為13.7％，明顯高于全國500 家最大的外商投資企業的平均銷售收入收益率（7.3％）和資產收益率（7.0％）。調查表明，3／4的美國著名跨國公司在華經營效益好，已經開始回收投資，其中投資于信息等高技術產業的美資企業經營業績尤為突出，并紛紛擴大投資。
　　　　　　存在的問題和如何解決
　　經貿關系一直是中美關系中十分重要和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然而，除一些技術性問題外，中美經貿合作在某些非貿易因素的干擾下，還受到一些不應有的限制。這種情況與兩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總方向是不相稱的。中美經貿關系中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和爭議。
　　　　一、要客觀的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
　　十多年來，中美爭議的問題之一是兩國貿易不平衡問題。據中國海關統計，從1978年到1992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連年出現逆差，從1993年到1997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從62.8億美元增加到163.97億美元。但是，據美方統計，美國對中國貿易自1982年以來連年出現逆差，美國貿易逆差從3億美元擴大到497億美元。雙方統計差距為什么如此之大呢？
　　第一、中美貿易的主要特點之一是轉口貿易。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國出口的60％是經第三方轉口的，據美方統計，中國對美國出口的80％是經過第三方進行的。中國內地經過香港轉口到美國的產品在香港平均增值率達40.7％，玩具和服裝在港增值率達100％。1992年和1993 年經香港轉口中國內地產品在港的增值部分分別為52.3億美元和63億美元。美方將這部分統計在從中國進口額中，而美國對中國出口額卻沒有包括美國產品在港增值部分。僅此兩項，在美方統計，中1992年1993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分別高約70億美元和86億美元，即高估了60％以上。如果減去86億美元，美方統計的1993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就不是227.7 億美元，而是141.7億美元。
　　第二、中國引進外資的約70％來自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引起了“貿易移轉效應”。據美國商務部統計，從1987年到1995年，美國對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的貿易逆差從340億美元降至77.7億美元， 在同期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卻從28.1億美元增加到338.1億美元。 美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總的貿易逆差從368.1億美元增加到415.8億美元。美國財政部長魯賓，1997年6月5日在美中全國貿易委員會講話中分析這種變化時指出：“從1991年到1996年，我們對中國的出口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長，而同期內美國對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增長11％，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增長率為7％。”他說：“近幾年來， 我們對華貿易逆差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它成為有關最惠國待遇辯論中的一個重要的爭論問題。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一時期我們對亞洲貿易逆差總額大致沒有變化。貿易逆差構成之所以向中國傾斜，大體上是因為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把它們的生產活動轉移到中國的緣故。”
　　第三，中美貿易的另一個特點是加工貿易占很大比重。199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中加工貿易額占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的71.4％，高于加工貿易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54.5％的比重。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藤1999年1月16 日在華盛頓舉行的慶祝中美建交20周年的學術座談會上再次呼吁美國不應過分夸大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他指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被過分夸大，理由有三：一是兩國海關統計的差距太大，中方低估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美方則由于計算了經香港轉運的金額，一年高估了約100億至150億美元的對華貿易逆差，因此實際逆差額并不像美方統計的那么大；二是從中國和世界各國貿易的情況分析，中國不像日本存在“慢性龐大順差”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不像日本和各國長期以來都享有龐大順差，問題不如日本嚴重；三是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中90％是取代其他地區的對美國出口，也就是所謂“貿易轉移效應”，即中國臺灣和香港、東南亞、日本以及韓國等在中國內地投資后，所產商品轉出口到美國，都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伯格斯藤認為，中美不應過分強調貿易逆差問題，應該把眼光放在發展“全球經濟”上來。中美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主要是統計計算方法問題，是技術性問題，雙方通過實事求是地客觀討論加以解決。
　　　　二、美方應大幅度放寬高技術和高技術產品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自90年代初以來，高技術出口占美國在海外全部銷售的比重增長兩倍以上，目前高技術產品出口已占美國出口總額的25％。但是，美國高技術出口也遇到其他國家越來越激烈的競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1998年6月8日一期載文指出，技術發展非常快，一度受到管制的產品，例如，高速計算機現在通過把先進的臺式個人計算機串連在一起就能接近于達到高速成度。文章援引美國商務部負責出口的副部長威廉·賴因施的話說，“如果我們認為光靠出口管制就有阻止高技術的傳播，那么我們是欺騙自己。”
　　自80年代初起共和黨執政期間，美國政府曾大幅度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里根政府自1983年布什担任總統后，宣布進一步放寬對中國出口高技術的限制，在原有的基礎上又增加13類。但是，由于美國政府自80年代末對中國實行制裁，特別是以高技術出口實行限制，這一措施未能落實，致使美國一些大企業的大批定單沒有落實，這也是導致美國對中國貿易由順差轉達為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周刊1998年6月8日一期載文分析認為，在電信革命的推動下，全世界的商業衛星的需求正大量激增。文章說，在今后10年里世界發射商業衛星將從過去10年的近300顆增加到1200顆，由于美國根本沒有能力來滿足這一需求，美國公司需要中國、法國和俄羅斯完成這一使命，其中中國的發射費用比較低廉，克林頓總統于1998年2月特批勞拉公司使用中國火箭發射美國的商業衛星。 美國國會部分議員指責勞拉公司同中國合作泄露了導彈制造技術，損害了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同年5月21日美國國務院的一位發言人說， 一些國會議員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5月22日白宮公布了有關文件， 以表明政府的決定是認真負責和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勞拉公司總裁施瓦茨5月24 日也在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中斷然否認向中國轉讓了敏感技術。《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最近一期援引讀過國會長達700 頁報告的幾位眾議員的話說，報告中關于中國從美國“竊取”導彈和核技術的指揮沒有什么證據，這份報告是一枚“啞彈”。朱ｒóｎｇ＠①基總理1999年3月15 日在中外記者招待會答美國記者問時指出，中國人是很聰明、很勤奮的，中國獨立自主地開發“兩彈一星”也證明了這點。中國完全有能力開發任何的軍事技術，這僅僅是個時間問題。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伯杰1998年5月24 日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個節目中說，克林頓總統對同中國開展衛星發射合作予以特批沒有政治考試，是政府根據國家利益作出的“最佳決定”。伯杰指出，特批的作法可以追溯到里根和布什政府時期。其他發達國家已相繼取消歧視性的對中國出口限制，只要美國政府繼續排除非經濟因素的干擾，放寬對中國出口限制，特別是放寬對高技術出口的限制，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將隨之大幅度減少。
　　　　三、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于中美和世界貿易發展
　　中國是1948年1月1日起生效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23個創始締約方之一，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在關貿總協定的活動中止了30多年。中國自1986年正式提出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的創始締約國地位，并參加了從1986年9到1993年12月15 日結束的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全球貿易談判，與其他參加方一道，共同為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協議作出了貢獻。但是，經過8年談判中國沒有恢復關貿總協定創始締約國地位。 自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WTO）建立從而取代關貿總協定后， 又開始了中國加入WTO談判，經過4年談判迄今，中國尚未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已增加到133個，世界貿易的90％以上是在WTO成員之間進行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10位貿易大國，把中國拒之于WTO 大門之外是不公正的，很不正常的。
　　按照權利與義務平衡和發展中國國家地位的基本原則，從恢復在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到加入世貿組織，13年來中國作出了巨大努力。在關稅問題上，中國平均關稅到1997年已降至17％，接近對發展中國要求的13％—15％的水平，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主要障礙是美國。除在相當程度上已被“政治化”外，美國等少數談判方對中國承担的義務提出了一些中國難以接受或暫時還無法接受的條件。美國一方面不得不承認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又強調中國的經濟實力超過了發展中國家，把中國放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找平衡點。經過漫長的艱苦談判，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程上，中美兩國已就貿易權、司法審查、非歧視性和透明度等方面取得了積極的進展。
　　中國政府已嚴正表明，中國將矢志不渝地繼續為加入世貿組織而努力，這是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相一致的，是任何困難不可阻擋的，在中國同其他貿易伙伴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美國是將貿易問題同國內的黨派政治斗爭結合起來，肆意抬高要價，致使談判久拖不決，還是如同美國所表示的采取靈活務實的態度，作出讓步，這是對美國的重大考驗。
　　從關貿總協定到世貿組織的一條基本原則是普遍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性。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同年7月7日兩國政府簽訂的“中美貿易關系協定”規定：“為了使兩國貿易關系建立在非歧視基礎上，締結雙方對來自或輸出至對方產品應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從1980年2月1日“中美貿易關系協定”正式生效到1989年，美國政府和國會因中國在移民方面沒有問題而作為“例行公事”年復一年地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但是，自90年代初以來，美國一年一度審議最惠國待遇問題，影響了兩國間正常的經貿交往，制約了兩國經貿關系的穩定發展。美國商務部長戴利1998年6月15 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中關系研討會上提出，美國應該結束每年一度的關于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的爭論，給予中國以永久性最惠國待遇。戴利強調，美國的國家安全取決于經濟安全，追求商業利益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補充，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有利于中美和世界貿易的發展。
　　　　　　撥正航向　加強合作
　　盡管中美關系經歷風風雨雨，兩國經貿關系一直不斷發展。美國商務部長戴利在談到中美兩國關系時說：“美國的國家安全是建立在經濟安全基礎之上的，疏遠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大國和人口最多的中國是不可取的，兩國應消除誤解，撥正航向。”克林頓總統1999年1月19 日晚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在談到美國外交政策時強調，美國決不能尋求孤立中國。
　　20年來，中美經貿合作領域不斷拓寬，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自90年代初以來，兩國經貿關系更呈加速發展。1997年江澤民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領導人就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達成共識，并強調擴大中美經貿關系，符合雙方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促進全球經濟增長。1998年克林頓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進行了有效的磋商。雙方決定互不將各自控制下的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戰略對話，為促進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良性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20年來的歷史也表明，中美關系不是一帆風順的。美國兩黨在總統選舉期間，都把中美關系作為爭奪總統寶座的一個籌碼，在野黨利用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來攻擊執政黨，特別是每當中美關系出現較大改善和發展后，美國國內的保守者和輿論界制造了一系列損害中美關系的順利發展。近幾個月來，美國政府、國會和輿論界制造了一系列損害中美關系的事端，如國防部關于《中國未來軍事能力和戰略》報告、美國計劃在日本和中國臺灣等地區部署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國會關于所謂中國竊取美國高新技術的報告，等等。美國政府以不符合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利益為借口決定拒絕發放亞太移動通信衛星出口許可證，已對中美間正常的商業往來和經貿關系造成損害。
　　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美經濟仍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仍將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和互利性。以戰略眼光看待和處理中美經貿關系，要有歷史感，理智地看待雙方的國情，以相互尊重、相互諒解、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的原則處理雙邊經貿關系中的問題和糾紛。
　　第一，要平等協商。雙方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如果站在建立中美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高度審視中美經貿關系。有些障礙和分歧是可以克服和解決的。在中美經貿關系和合作中應排除非經濟因素的干擾。美國國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年度審議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有悖于時代潮流。審時度勢，永久性解決這個問題，有利于兩國經貿關系的正常發展。在雙邊經貿合作中出現分歧或爭議，應通過平等協商，合情合理地加以解決，那種動輒以貿易報復或制裁相威脅的做法是有害的，不可取的。
　　第二，要互諒互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有利于中美兩國，而且有利于世界經貿的發展。中國政府對于加入世貿組織歷來持積極的態度，在開放國內市場問題上已經多次做了不少努力，還準備繼續作出最大的讓步。1999年3月初， 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和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訪華，雙方的磋商是建設性的，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在市場準入，議定書和農產品協議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雙方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分歧主要是在一些領域的要價過高，超過了中國的實際能力。美國應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發揮積極作用。只要雙方從大局出發，都作一點讓步，那么達成協議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要互惠互利。兩國進行經貿合作應是互惠互利的。長期以來，中美兩國有關在民用衛星貿易和發射服務的過程中，嚴格按照國際通行的做法運作，這是正常的國際間商業往來，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美國學者理查德·鮑姆指出，美國一些人以安全問題為借口反華，旨在打擊克林頓總統。美國政府拒發亞太移動通信衛星，不僅會影響中美經貿關系，而且使美國公司損失4.5億美元的生意， 美國應當重新審慎地對待這個決定。美國限制高新技術進入中國，實際上是對美國公司的限制，中國市場是開放的，美國公司不進入，其他國家的企業就會進入，這將使美國企業失掉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第四，要面向未來。克林頓總統最近一再重申，美國將奉行對華接觸政策。但是，美國國內一些勢力總想遏制中國，同中國對抗。美國《紐約時報》1999年3月14 日援引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話說：“現在只要一翻閱報紙就會讀到攻擊中國的文章，這是對抗的一種戀舊心態。”中國的發展是任何國家的勢力都遏制不住的。在中美關系中還存在一個臺灣問題，這始終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值得注意的問題。只要雙方都能嚴格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中美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特別是遵循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等重要原則，中美關系就有可能平穩發展，并為兩國經貿合作開拓更廣闊的天地。
　　中國是個人口12.5億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潛力大。中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很大，市場巨大舉世矚目。未來10年，中國將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資8000億美元。中國既需要發展高技術產業，又要對農業和傳統工業進行技術改造，更需要引進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人才。美國對華投資規模同日本差不多，歐盟國家正在增加對華投資。美國對中國的高技術出口在其高技術出口中僅占第14位，低于歐盟對華的技術出口。中美經貿合作的潛力巨大，前景廣闊，繼續擴大中美經貿合作，不僅造福兩國人民，而且有利于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發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鐵的左半部右加容
　　
　　
　　
中外交流重慶26～27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李長久19991999 作者：中外交流重慶26～27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李長久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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