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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在中美貿易失衡的背景下創立的一個高層對話機制。對兩國貿易失衡如何進行調解，是當前兩國政府不可回避的議題，從兩國間的貿易依存的非對稱性特征來看，中國在對話機制中不可避免地承受著承担失衡調整的外部壓力。但是，如果從中國制造在全球經濟中是否可替代以及在中美貿易規模擴大的過程中兩國貿易相互依賴的對稱性也在發生量上變化的角度考察，中國在這一高層對話機制中仍具有較強的談判能力。這一看似簡單的結論，我們卻從下列這篇文章中找到了嚴格的經濟學依據。
　　一、問題的提出
　　在全球化時代，各大國面臨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挑戰。大國間通過戰略對話良性互動，就重要的雙邊、多邊乃至全球問題達成共識，可以促進大國關系的成熟，維護世界與地區的穩定與發展。目前，中國已與法國、美國、俄羅斯等主要大國啟動了戰略對話或高級別對話機制，而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2006年啟動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因為，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的步伐進一步加快，經濟持續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為世人矚目，IMF2007年9月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將首次超過美國。對此，必然引起全球的不同反響，其中代表性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來自美國國內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預示著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美國政界必須對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進行深入的了解，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意義恰好為中美之間的這種近距離、集中性地了解中國提供了從未有過的機會，這種了解對主流意識形態全面客觀地分析中國現實和預測未來發展趨勢無疑是有重要作用的，而另一種觀點則延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冷戰思路，即認為中國的崛起不僅影響到了美國現實的經濟利益，同時也會抵消未來美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針對中國經濟崛起對美國的“威脅”，美國必須采取相應的遏制政策，出于這種思維邏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必然將成為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施壓的渠道以及美國政府向美國社會傳遞對中國政府施壓成果的窗口。
　　其次，國際社會則把中美兩國戰略經濟對話視為是發展中大國與發達國家大國之間協調全球重大事務的協調機制，并寄希望于這一協調機制能在調節當前全球經濟失衡方面有所成效。
　　最后，無論對中國政府還是對美國政府而言，中美關系都是復雜而重要的，因為種種原因造成的中美分歧，總是會影響到兩國各方面合作的深化，尤其突出地表現在經貿領域中美貿易平衡以及由此產生的各類問題。雖然，在前兩輪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兩國代表已經找到了共同利益的所在，但是對許多具體問題的探討還處于起步階段。中國談判代表所強調的著重長遠、避免貿易問題政治化和加強合作的原則主張與美國所期望中國在貿易平衡、人民幣升值以及市場準入等方面作出的實質性讓步之間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從上述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出于不同的立場和分析視角，人們對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有著不同認識和判斷。從中國將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立場來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無疑為中美之間增進了解、避免摩擦和沖突提供了創新性的平臺。如果我們進一步把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視為是中美之間的政策協調的一種新機制的話，那么這種新機制的成效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對中美兩國之間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客觀認識。
　　中美經濟關系是復雜的，這種復雜性不僅反映為經濟的共同利益與意識形態差異的沖突，同時，這種復雜性還表現在全球化背景下，隨著中美兩國經濟交往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提高，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關系也呈現出“復合型依賴”的特征。本文試圖運用對中美之間貿易的實證分析數據，從兩國“復合型”相互依賴的一些特征的角度，來闡述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對中美宏觀經濟政策以及未來不可避免的全球經濟的調整所帶來的可能的影響。
　　二、中美經濟相互依存關系中的非對稱性特征
　　相互依賴這一概念在經濟學中的運用最早出現在美國經濟學家W. A.小布朗《國際金本位重新解釋》，而理查德·庫珀(Richard N. Cooper，1986)將這一概念引入到國際經濟學中，在此之后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一書中真正將相互依賴這一概念理論化，并建立了“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他們指出，“相互依賴指的是國家之間或者不同國家中行為體之間相互影響的情形”，“當交往活動產生彼此都付出代價的結果時，就存在相互依賴”。由于不同國家在資源稟賦、經濟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彼此之間的相互依賴往往都是不對稱的。這種不對稱性的存在使得依賴雙方在彼此的經濟交往中產生共同利益的同時，也會使利益分配的天平傾向于強國，并使強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居于政策調整的主動地位。很顯然，在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關系中這種不對稱性始終是存在的。在通常情況下，國家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首先但不僅僅反映為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規模占一國GDP的比重，因此，我們可以從中美之間貿易和資本兩個角度來考察中美之間經濟相互依存非對稱性的一些特征。
　　由于中國資本項下的管制正處在逐步放松的過程中，因此，中美之間資本的相互依賴的非對稱性主要表現為一種以直接投資為主的單項資本流動，所以，在此，我們不對資本流動的相互依存作詳細的分析，而將中美之間的貿易依存作為經濟相互依存的重點來進行考察。
　　中美之間貿易依存關系的非對稱性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反映出來：
　　1.中美貿易依存度上的非對稱性
　　巴爾比瑞(Barbieri，1996)曾用雙邊出口額占本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以及雙邊貿易額占本國貿易總額的比重來衡量兩國經濟在貿易領域的相互依存。為了更為細致地考察中美雙邊貿易在兩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們分別計算了中美雙邊貿易中出口占總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以及進口占總進口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結果見表1。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996-2006年之間，中國對美國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大部分年份都在20％以上，遠大于與之相對應的美國從中國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這一非對稱依賴關系表明，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商品出口市場，而中國只是美國諸多的進口伙伴之一，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依賴大于美國對中國的進口依賴。
　　另外，從中美進出口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中美經濟非對稱依賴的特點更加明顯。1996年，中國對美進、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為1.81％和2.99％，2006年上升到了2.22％和7.64％，而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最高的2006年也只有2.32％，對中國的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更是一直在0.5％以下。
　　
　　2.中美兩國的貿易結構的非對稱性
　　為了更為具體地考察中美兩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的非對稱特征，我們在對貿易規模考察的基礎上，進一步對中美兩國的貿易結構進行考察。表2中我們分類計算了中美之間不同商品的貿易依存指標以及相應的貿易互補性指數。
　　
　　注：以上產品是按國際貿易標準(STTC)第三版分類原則進行分類，單元格中第一行的數字代表中國對美出口的此類產品占對美出口總額的比重，第二行的數字代表美國對中國出口的此類產品占對華出口總額的比重，括號中的數字為此類產品的貿易互補性指數。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聯合國統計司數據庫(UNCOMTRADE)的數據整理計算。
　　從表2可以看出中美兩國的貿易結構所反映出來的兩國相互依賴關系的非對稱性。
　　從貿易商品的構成上看，除去在機械和運輸設備產品上，中美兩國向對方的出口在總出口中均占有較大的比重，且貿易互補性指數逐年上升，表現出很強的產業內貿易特征之外，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雜項制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上；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主要集中在非食用原料和以化學相關產品為主的資本密集型產品上。這一方面說明了中美兩國的出口商品結構符合兩國的比較優勢，反映了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存在。但與此同時，它也反映出中美在貿易商品構成上的非對稱性特征。因為，經濟相互依賴的第二個考察指標是中斷經濟交往關系的經濟成本。根據理查德·庫珀的觀點，國際貿易交往的規模并不完全決定中斷經濟交往時的調整成本，關鍵是進口商品的替代程度，進口商品的替代程度越小，則中斷經濟交往時所引起的國民收入水平的損失越大，同時對國民經濟的調節余地也越小，這說明進口國對出口國的依賴越大。反之，如果進口替代程度高的話，無論進口規模的大小如何，進口國都不會對出口國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依賴。而在國際市場上，由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高于資源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因此，后者的進口替代小于前者，這也就決定了中國對美國商品的依賴遠大于美國對中國商品的依賴。
　　3.中美貿易對兩國國民經濟貢獻的途徑差異
　　中美貿易結構的互補性保證了中美兩國共同貿易利益的產生，但中美貿易對兩國國民經濟產生影響的作用機制卻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中國國內消費需求增長有限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是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大量出口不僅是中國比較優勢的外在體現，也是大量勞動力充分就業的內在要求。而美國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在當前美國的對外貿易中，進口需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通過大量中間產品的進口，可以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于最終產品或附加值含量較高的生產環節的生產，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變，最終提高產品的生產效率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另一方面，大量廉價產品的進口有利于穩定美國國內物價，保證資本積累和企業利潤，實現低通脹情況下經濟的快速增長。
　　中美兩國在貿易領域的利益獲取途徑上的差異，反映出以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為主要目的。美國在利益實現的成本以及利益實現的可持續性上都要大大優于中國。這固然是當前中美兩國在金融發展、產業結構、技術水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的必然體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兩國經濟的非對稱依賴特征，即相互依賴程度較小的一方一定是利益分配占據優勢的一方。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美經濟依存關系的非對稱性的特征對中國經濟發展及全球經濟的意義主要在于：第一，中國在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中國經濟的總體比較優勢，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當今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也存在著多重不確定性，特別是全球經濟失衡以及未來不可避免的調整過程，必然也會給中國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從中美之間經濟相互依存的非對稱角度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宏觀經濟的調整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來自美國政策和市場變動壓力的影響。第二，中國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顯現的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度提高不等于中國對全球經濟已具有主導性的影響，主導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中心國家依然是美國。因此，在美國的市場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方向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的前提情況下，中國單方面的政策調整，無論對中美貿易差額，還是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影響效應都會是十分有限的。
　　三、近年來中美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對稱性變化
　　中美之間經濟相互依存的不對稱性決定了在全球經濟失衡的現實經濟中，中國經濟的外部特征中的美國因素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中國對外部經濟失衡調整的政策選擇來源于美國的壓力。但是，我們認為，中國在與美國進行戰略經濟對話的過程中，其話語權也在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加而逐步增長，這一判斷主要基于在全球經濟失衡的大背景下，中美相互依存關系有向相對意義上的對稱性發展的跡象。這種跡象的主要表現是：
　　1.中美之間貿易相互依存關系的總量變化正在趨于對稱
　　如上面表1中的數據所示，在1996-2006年之間，中國對美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率的絕對值遠大于與之對應的美國從中國進口占美國進口商品總量的比率，但是，如果我們從增量角度考察，十年來中國的這一比率一直穩定在20％左右，而美國相應的比率則從1996年的6.65％一直上升到了2006年的15.93％。
　　增量非對稱性變化的這一趨勢同樣也反映在中國從美國進口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總額的比率的逐漸下降以及與此對應的美國相關比率的上升中反映出來。中國的這一指標從1996年的11.64％下降到了2006年的7.49％；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重卻從1996年的1.92％上升到了2006年的5.33％。又例如，在1996-2006年之間，中國對美國進口和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上升了1.56和0.23倍，而美國對中國出口和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分別上升了1.8和2.29倍。從這些數據中我們不難看出中美經濟依存關系中增量變動的非對稱性正使得總量變化趨于對稱趨勢。
　　2.中國因素的不可替代與中美相互依存關系的對稱性
　　從中美兩國經濟貿易規模占國民收入的比率來看，兩國經濟相互依賴的非對稱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從兩國貿易的互補性情況分析，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遠比從規模角度所反映的依存程度要高。表2已對中美貿易品的互補指數做了分類的時間序列的考察，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對2006年美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互補性指數的截面數據進行了計算(見表3)。結合這兩張表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對美國而言，中國因素的不可替代的特征。
　　
　　注：以上產品按國際貿易標準(SITC)第三版分類原則進行分類，貿易互補性指數以美國的貿易伙伴國對美國的出口進行計算。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聯合國統計司數據庫(UNCOMTRADE)的數據整理計算。
　　從表3可以看出，不同的國家與美國的貿易互補性在不同的產業間差異明顯，在初級產品上與美國貿易互補性最強的國家主要包括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與美國貿易互補性強的國家主要包括中國、德國和法國；而在資本密集型產品上與美國貿易互補性強的國家主要包括德國、日本和法國。
　　具體分析中國與美國的貿易互補性，我們發現2006年中國與美國貿易互補性較強的產品主要集中在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雜項制品、機械和運輸設備等工業制成品上，特別是，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與美國的貿易互補性要遠遠大于其他國家，這說明中美兩國在這些產業上蘊含著較大的貿易利益，兩國在這些產業上的貿易中斷被其他國家替代的機會成本將會是巨大的。同時結合表2，我們還可以看出，中美兩國在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貿易，特別是在機械和運輸設備上的貿易互補性在逐漸地增加，由2000年的0.87逐漸上升到了2006年的1.20，與之相對應，中美兩國在機械和運輸設備上的貿易規模也在迅速地增加。2000年中國對美出口的機械和運輸設備總額為183億美元，僅占當年美國第一進口國——日本出口額的16.7％。2003年，中國在此產品上的對美出口額為429億美元，成為美國此類產品的第五大進口國。而到了2006年，中國對美出口的機械和運輸設備總額為1012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了4.5倍，僅比當年美國的第一進口國——墨西哥少了不到82億美元。因此，假若這一發展趨勢能夠加以維持的話，中美兩國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的貿易利益也不是其他國家所能夠替代的。
　　事實上，中國在工業制成品貿易中，這種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是與在國際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有優勢密不可分的。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美國新經濟的興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發達國家主動進行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紛紛將傳統產業特別是加工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而中國則成為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與之相對應，中國的加工制造業水平也迅速提升，并逐漸成為了世界的制造業中心。究其緣由，這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有優勢是密不可分的。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這不但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且為制造業產品的銷售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消費市場，這構成了制造業發展的基本推動力量。同時，大國經濟所獨有的對制造業產業的前向及后向支持能力為制造業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配套能力，這既有利于吸引制造業產業的移入，同時制造業的發展也會帶動相關配套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進一步增強制造業的產業競爭力。最為重要的是，以直接投資為主要載體的國際產業轉移具有很強的地理集聚的特點，即直接投資向少數國家和地區或者一國內部某一地區集中流入。這種某一產業的地理集聚可以通過規模經濟、技術外溢、信息共享等多種渠道來降低成本，提高制造業的競爭力。而且這種地理集聚優勢一旦形成，便極易與新來投資產生互動效應，很難被模仿和復制。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吸引直接投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且已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形成了一定規模的企業集群，地理集聚優勢明顯。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在近期內中國全球經濟制造業中心的地位也很難被其他國家動搖，中美兩國在制造業領域的貿易往來將會愈加密切，其他國家想要進行替代的成本也會越來越高。
　　3.中國外匯儲備的流向對中美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影響
　　我們還可以從中國貿易順差所積累的外匯儲備的流向來看中美之間對稱性關系的加強。相對于美國的其他貿易伙伴而言，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貿易利益，而且隨著中國以美元資產為主體的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中美之間的貿易利益還會繼續向金融領域進行滲透和延伸。也就是說，中國是在雙重意義上對美國經濟發展提供補貼：一方面，中美貿易為美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廉價的制造品，在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為美國的低通脹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提供了動力；另一方面，中國出口的大量產品所換回的大量的低收益率的美元金融資產，實質上就是向美國提供的低利率的資本信貸。這些美元資產在美國通過金融市場進行重新配置后，轉化為高收益率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即便不考慮這些投資對美國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所產生的間接作用，單以收益率來看，也有接近10個百分點的收益率差異。而且隨著中國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和資本補貼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
　　四、小結
　　從中美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上述分析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相關聯的如下政策性結論。
　　第一，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因此，中國在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必然會面對來自美國的越來越大的市場沖擊和政策沖擊，這種沖擊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平臺中通常會表現為一種美國對中國要求進行單方面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外部壓力。
　　第二，從全球經濟的格局來看，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在顯著提高，但是這一現象并沒有改變目前全球經濟的中心—外圍的格局，在這種格局中美國仍然起著主導全球經濟動態調整的主導作用。因此，在這種格局中，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無論其承担全球經濟失衡調整的成本能力如何，其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短期手段內外部效應都將會是十分有限的，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貿易增長推動下的中國經濟增長，是由于1996年以來，中國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同時承接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轉移的必然結果，這是全球分工深化的體現，而非“重商主義”的政策產物。
　　第三，隨著中國經濟總體規模的進一步提高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的加強，中美之間經濟依存關系也在發生量的變化，即規模指標所反映的非對稱性與結構及增量變化所致的對稱性并存的變化特征，這種變化無論對改變全球經濟失衡調整中美國的單邊主義模式，還是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增加中方的策略籌碼，無疑都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國際經濟論壇京29～33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雷達/趙勇20082008
雷達，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系；趙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系。北京 100872
作者：國際經濟論壇京29～33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雷達/趙勇20082008

網載 2013-09-10 21: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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