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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方法視角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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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逐漸成為一個研究熱點，這既可以從已發表的為數不少的研究文獻得到證明，也可以從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獲得較為強烈的社會反響獲得佐證。但是，由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在方法上的確當性還是一個需要認真清理的問題，這類研究還必須經受方法論上的檢驗，否則研究的有效性就難以保證。
一、方法的孱弱
20世紀以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但是，從梁啟超具有奠基性意義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關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思想內容，就一直被糅合進一般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加以處理。到1949年前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這一提法的正當性還不為學界所承認。后來的泛政治化思維就更是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納入封建主義的范疇，對之進行簡單的否定，而缺乏起碼的理論分析邏輯和歷史清理的嚴謹理性。
近20多年，有三重機緣推動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
其一，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熱潮中，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順帶地成為這一研究熱潮中的構成部分。在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生活的相關反思中，中國傳統政治體系再一次成為“現代”政治體系的對照物，相應成為被批判和拋棄的對象。“走出中世紀”的呼號大體上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中國傳統政治諸方面的歷史積淀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為后來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條件。
其二，在同一時期流行的現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動，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理性分析奠定了基礎。相對于以往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而言，對于新儒家思潮的關注，驅使人們重新檢討過去那種面對傳統文化僅只是批判的不確當姿態，并在此基礎上帶著“同情”與“敬意”進行傳統文化的研究和現代解釋。無疑，這推動人們去慎重檢討傳統政治文化遺產及其現代價值問題。
其三，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已經走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當口。這驅動了政治理論的研究活動，也使得政治理論走到了理論活動的前沿舞臺。其間，先起的西方現代政治哲學著作的出版熱，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學著作出版熱（注：前者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憲政譯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后者如上海三聯書店近期出版的有關斯特勞斯、施密特的著作。），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提供了理論資源。現實的推動與理論的籌備，對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產生了積極作用。
但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并不因為這些機緣本身就具備了自己研究的正當性保證。方法上的缺乏自覺，仍然是制約這類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還是沿循梁啟超的那種描述思路，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拉開為一條歷史演進的線索；要不就是沿循蕭公權的那種在中西簡單的比較中刻畫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風貌的方法道路，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混合起來處理。究竟什么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者還缺乏對于研究對象對應于“中國”的“空間”、對應于“傳統”的“時間”、對應于“政治哲學”的“事件”的三維方法審度。以這種研究的“空間”感而言，在目前的大多數研究成果中，人們很難認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國”的政治哲學。因為多數研究是在自覺或不自覺的西方框架中勾畫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圖景的。同時，以這種研究的“時間”感來講，人們也難以通過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認知“傳統”中國政治哲學的面貌，因為現代化的解讀已經將傳統幾乎遮蔽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學”的學科界限，在這類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學科的嚴格性，它與政治思想、政治學說、政治觀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設計、常識層次的政治生活規則等的邊際界限都比較含混。政治哲學與政治社會學、政治法學、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學、政治文化或政治人類學等現代學科的邊際界限，也沒有得到有效的劃定。這一領域研究之方法的孱弱是顯而易見的。
二、四種取向
不可否認，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對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具有啟發性。在筆者的可及視野中，近期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啟發性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據對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分為四類，而這四類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種研究導向。
1.知識構成的描述，與這種研究方法相伴隨的研究導向是對政治思想史基本問題的概括
就這種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說它目前居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是周桂鈿主編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1]該書的具體內容基本上是對傳統中國思想的社會政治內容的歸納。論述的大致結構是——以天命論作為中國傳統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經學作為中國傳統政治的指導思想，以大一統論刻畫中國傳統政治的格局，以綱常論凸顯中國傳統政治的紐帶，將民本論視為中國傳統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論概括中國傳統政治的特色，以常變論為中國傳統政治改革的理論依據。這些內容，可以說都是以前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反復論述過的問題。出于作者用心的是這樣的編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論意圖。緒論陳述作者研究的方法，作者從“哲學是什么”這樣的問題出發進行討論，以回答“中國有沒有哲學”、“中國有什么樣的哲學”這兩個問題作為論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切入點；進而以“儒學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主干”為思想史內容結構的基本斷定，引發出對于本書具有設論般意義的論斷——“政治哲學是儒學的中心”。為了證得這一設論，作者一方面斷定以往那種認為儒學是倫理學的意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從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學。在回答何以中國傳統哲學是政治哲學時，作者認為，那是因為中國古代的哲學家都以救世濟民為目的，為政治服務的理論意圖決定了這類理論活動的性質。而且，它恰好可以顯現出與西方思辨哲學相區別的中國傳統哲學的特質。以政治哲學為特色的中國傳統哲學的中心，就是具有相當的現代價值的“民本論”。全書圍繞這些設論，將古代中國政治思想家與政治家關乎政治問題的論述集納起來，并將這些論述統稱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
作者選擇的對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論述方法，具有自己的優勢：一是這樣有利于讀者了解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究竟涉及一些什么問題，大致可以對之有一個簡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從容地勾畫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基本輪廓，并以歷史的演進作為支持自己論述的有力理由。這對于普及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思想的常識是有益的。
但是，這種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顯的局限：第一，從研究的出發點講，一種致力于爭辯中國有沒有哲學（政治哲學）的方法，無法保障研究者對于真實思想歷史面目的刻畫，因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種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這種方法立意于交待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所涉及的基本問題，因此陳述問題本身蘊涵的需求超過對于問題之間邏輯關系的清理，它無法幫助人們有機地通觀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第三，它對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內容的刪削，還是單一的以儒家為中心的。誠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國思想結構的中心，但是在勾畫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時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為論述的軸心，就難以照顧到其他各家在傳統政治哲學建構過程中所發揮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這類研究還是以對西方哲學的割裂和簡單歸類為方法支持的。事實上，西方哲學具有自己分門別類發展的歷史結構。我們絕對沒有理由說西方哲學只是思辨哲學，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學一個組成部分的特點——尤其是站在德國古典哲學的視角看問題的時候。無論是古希臘羅馬還是歐陸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學傳統。
2.意識形態的勾畫，與之相伴隨的研究導向是將古典歷史與現代變遷中主導的意識形態作為論述政治哲學問題的中心
這種研究方法以劉惠恕的《中國政治哲學發展史——從儒學到馬克思主義》[2]為代表。作者將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史視為意識形態的演變史，勾畫出一條從古典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學到現代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線索。進行這種勾畫的政治哲學理論依托主要是認定政治哲學主題是“歷史上居于統治地位的國家指導理論”，以之為核心，作者將古典思想——不論是天人關系、人性問題還是政治法律、經濟管理和國民義務，都歸納到政治哲學的主題之中加以審視；并在歷史的推演之中將中國政治哲學發展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古代儒學、宋明儒學、從儒學向馬克思主義轉折。這一研究進路的宏觀描述是具有某種創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對于政治哲學的理論邊界進行了粗略的劃定，因此，具體的論述幾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寫作模式中，而沒有將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的邊界成功地劃分出來，從而缺乏真正的創新性。而且，一部中國政治哲學發展史，能否用意識形態作為軸心來加以勾畫，在理論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歷史的演進本身狀況來看也是值得懷疑的。
3.政治功能的凸顯，與這種研究相伴隨的研究導向乃是“五四”以來對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采取的基本態度——一種不妥協的批判封建主義、王權主義的導向
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劉澤華主編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注：參見劉澤華主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此前，劉澤華在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還出版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傳統政治思維》、《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以及近期帶有總結性質的專著《中國的王權主義》等著作。這些著作的精神脈絡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價值預設——封建王權主義。）劉澤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專注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學術收獲頗豐。他由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清理進入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進路上與其他研究者并沒有太大區別。但是，與一般直接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進入政治哲學研究時對于政治哲學理論問題掉以輕心不同的是，劉澤華注重政治哲學的理論預設。一方面，他認為，從政治諸學科中的地位上講，政治哲學“具有統領全局的意義”；另一方面，從與政治制度安排這類“硬件”相比較的角度講，政治哲學是作用于人們思想與行為規范的“軟件”。再者，他將政治哲學研究問題的范圍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確定政治哲學關注的主要是五個問題：(1)政治思想與觀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論與命題；(2)有關政治“為什么是這樣”的理論與命題；(3)政治價值的理論依據；(4)有關政治范式化的理論與觀念；(5)政治理論的結構與思維方式問題。而且，他特別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學就難以把握中國歷史的總貌和特點”。基于這些預設，劉澤華著力對于天命信仰與王權認同、天序論與社會秩序及整合、道與社會規范、大一統與政治分合、王權至上觀念與權力運動大勢、人為貴與王政、崇圣與社會控制、崇公與抑私、改易更化論與改制變法、革命論與王朝更替等問題進行了論述。可以說，就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基本問題域而言，劉澤華的研究都已涉及了，而且論述的確當性是較高的。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進行研究的理論劃界的辨析還是較為粗放的，具體論述中間使得閱讀者不太容易區分政治理論、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與政治哲學的界限。同時，強烈的批判預設，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結論的效度與信度就有所下降。
4.理論結構的提取，與這種研究相伴隨的研究導向是建立“中國的”政治哲學理論體系
近期的代表作是劉曉的《現代新儒家政治哲學）。[3]相比于前述研究者，劉曉對政治哲學的理論邊界持有較高的警覺。該書用了20多頁的篇幅討論政治哲學的概念、意義與范圍問題。這種討論較引人關注的是，作者給予了西方關于政治哲學學科的論述以學科坐標的地位。這似乎有以西方對政治哲學的界定來構架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危險。其實，這是我們使用政治哲學這樣的概念來整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層次內蘊的一個必然方法“選擇”：因為從概念到范圍的基本規定性來講，政治哲學都不是我們傳統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構的東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內容也許具有類同性。然而，一旦我們試圖對于這些類同的思想內容進行形式化即按照現代學術劃界分門別類研究時，我們就不能不接受“邏各斯”意義系統的形式化分科話語。其實說起來，前述幾類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理論上的限度就是因為對此的理論警覺不高而導致的。
劉曉對此的警覺是值得認同的。他認真清理了現代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關于政治哲學理論規定性問題的論述。從古典政治哲學的贊賞者（如斯特勞斯）到現代政治哲學的捍衛者（如伯林等），從行為主義功能主義的政治科學家（如達爾、伊斯頓）到規范取向的政治學家（如薩拜因），劉曉都對之予以關注，從而將政治哲學的學科特征進行了較為可靠的歸納：政治哲學的對象是人類的觀念與精神，在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框架中它關注的主要是價值評價；它具有較高的抽象性、價值性、規范性，凸顯的是政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它還具有傳統性、意識形態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標，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標準。這些歸納基本上把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學科特性展現出來了。通過這些理論清理，劉曉將政治哲學規定為探討政治價值尤其是合法性、正當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構政治價值范疇及其關系的元理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社會政治批判理論；并以之為方法指引，對現代新儒家關涉政治哲學的心性論、歷史敘事、政治論述、國家論道、與現代民主的關系問題、自由與平等、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想本源等進行了分析研究。
劉曉對于新儒家政治哲學的研究，因為是個案研究，還不足以反映他對整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意見，而且，因為他處理的是中國現代思想史問題，也許給他提供了論述問題的方便。現代中國思想學術的學科分化已經能夠達到學科獨立化的基本狀態。但是，他在討論“中國的”政治哲學問題時表現出的方法自覺，乃是最具有啟發意義的。不在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理論中吸取足夠的理論營養，不對中西方政治思想進行深入比較，要想就中國傳統思想本身進行論述而凸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特質、內涵和問題，這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進路
無疑，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現代的學科劃分為學科存在的形式化條件的，制約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選擇余地。研究者需要對政治哲學研究方法的進路有一種自覺。本來，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個性化的東西，更可以是“無政府的”（注：美國著名的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倡導“反對方法”。他認為論證最成功的科學研究從來不是按照理性主義方法進行的，不應該要求科學家遵奉某一種方法論從事科學活動，而應該以知識論的無政府主義取代理性主義，充分發揮科學家的獨創性，他就此提出一種“怎么都行”的方法論原則。參見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導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為什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者對自己的研究方法進路需要有如此審慎的態度呢？除了前述的學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沒有自覺的方法論選擇的話，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開。一方面，這是由于中國古典思想的陳述不是“邏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們研究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必須首先恰當地處理研究所憑據的原始資料問題。不在自覺的方法指引下，將關乎政治哲學主題的原始資料從古典的非學科化、混一化表達的各種思想的思想史資料中離析出來，那么政治哲學簡直就不曾存在過。研究對象沒有確立起來，研究什么的問題就無法解決。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從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國的”純粹性受到了侵蝕，這種侵蝕簡單地講，可以形容為中國的思想內蘊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來表達。我們如果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必須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對比和特征分辨中進行，否則就無法準確地把握中國傳統思想的脈搏。這一研究境況，迫使我們不得不對方法問題加以重視。
再者，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是為了什么的問題，也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研究方法問題。中國傳統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盡管追求自己學術活動的社會政治效用，但是，其成功之處多半限于個體心性安頓問題，對社會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這既使得中國傳統思想的哲學性質得到了強化，又使得中國傳統思想的社會效用沒有保證。如果我們僅僅是在還原中國傳統思想的基點上研究它的話，那意義就極為有限了。這驅使我們轉換中國傳統思想主要服務于個體心性需求的定位，將關涉社會政治生活的思想內容納入到社會政治現實需要的范圍之中，進而將其中的政治哲學內容離析出來，使之具有獨立的現代學科價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國傳統的整體歷史面目的基礎上，使之可以凸顯其服務于現代社會政治生活需要的當下價值。
確認了中國傳統政抬哲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對這種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進路進行勾畫。簡單地講，這種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進的研究進路來概述：首先是“歷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煉”，再次是“比較—界定”，最后是“理論—重構”。之所以說這四者之間的關系是四重推進的關系，是因為它們既有一種不能倒置的邏輯遞進關系，又有一種相互支撐與依賴的辯證聯結關系。就前者而言，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首先是一種歷史研究。歷史的敘事必須遵循一種尊重歷史的描述原則，在此基礎上才能將歷史中的思想體系及其蘊涵的獨特思想貢獻提煉出來，并通過中西思想的比較凸顯各自的思想特征，進而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理論結構烘托出來。假如倒置四者的關系，而進行反推，就可能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作為現代研究者預設的某種理念的一個證明材料，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就后者來說，沒有歷史敘事就沒有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思想史基礎，缺乏思想史基礎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就可能墮入隨意的比附，結果就只能是反傳統的。這勢必把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弄得不倫不類，前述的空間感、時間感與學科獨特性都得不到凸顯。
1.“歷史—描述”的環節
歷史是什么的問題是需要回答的。簡單地講，歷史就是過去發生過的事情的總匯。歷史學就是忠實并詳實地記錄歷史事件的學問。歷史學遵循某種描述的方式就是順理成章的。這中間當然有歷史學家對于事實記錄的個人選擇，以至卡爾強調，“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4]。于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中對其歷史基礎就應當懷抱兩點信念：一是尊重歷史事實，二是必須發揮研究者的能動性。前者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得以研究的基礎，后者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據以凸顯學術性的條件。在前者而言，我們就沒有理由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簡單地歸諸儒家政治哲學。對后者來說，我們就必須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主流的學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學）加以足夠的重視。前者的宏觀把握為后者的重點論述奠基，后者的重點論述顯示前者的深度與特質。歷史描述必須在思想史上的諸觀念體系之間保持一種均衡態勢。
2.“思想—提煉”的環節
思想總是個體的，盡管它可能代表著一個社會階層或集團。個體性的思想是活躍的，還不具有公共性。它要融入思想史，還得以其具有思想推進意義的貢獻的凸顯才有可能。從思想史的一般進程來看，并不是每一個思想家的思想都有進入思想史的價值和必要。在形似雜亂的個體思想中離析出具有思想史意義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個基本功。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顯然是廣義上的思想史研究。從思想史的時代劃分上看，從先秦、兩漢、魏晉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現代，有無數的思想家，但是他們未必都思考過中國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問題。從政治哲學的思想主題上看，天人關系、人性善惡、王權觀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個思想家關注的對象。儒家的政治哲學主題確實具有某種主導性，但是儒家與道家的互補結構、儒家與法家的互補結構顯然是不能忽視的。觀念史形態的政治哲學固然值得高度重視，而生活形態的政治哲學未必就可以忽略。這中間又有一個思想提煉的學術功夫問題，也有一個尋找到諸思想流派與諸構成環節的平衡點問題。
3.“比較—界定”的環節
比較可以在思想家之間進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學乃至文化體系中的不同歷史時期之間進行。但是我們在方法檢討意義上的比較，專指中西政治哲學的比較。這種比較之所以必須進行，是由前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方法處境決定的。比較的進行既需要對西方的政治哲學理論與歷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學和現代政治哲學的不同論述背景及理論指向有一個較為清楚的認識，又需要對中國的政治哲學之以古典的學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態與其現代的自覺研究的學術活動加以區分。在此基礎上，對中西方政治哲學的存在情形、問題軸心、架構方式、功能發揮、歷史演變、現代轉型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較研究。這種比較具有對應性，即比較西方政治哲學家對某個問題是怎么處理的，而中國思想家對類似的政治哲學問題又是怎么處理的。但是，這種對應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國就有什么，并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學來重建中國政治哲學。同時，這種比較又具有不對稱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學從研究主題到問題架構方式，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主題及問題架構方式，幾乎都是兩樣。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礎，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為后者所體現的差異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較的價值體現。再者，這種比較是在西方政治哲學之作為強勢話語的情景下展開的。西方政治哲學的強勢之為強勢，不是因為它借助西方的強權邏輯從而得以推廣自己，而是因為它揭示了人類現代政治處境的價值底蘊。于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又不得不劃分出現代轉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學問題域、與傳統的理論形態不同的現代理論構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會形態所驅使人們思考的政治哲學功用的界限。
4.“理論—重構”的環節
這里的理論是指足以構架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諸學派、諸流派的問題興趣、陳述方式、理論的所指與能指，進而刻畫出“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的諸特征。這一理論是傳統本身沒有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它是當下的研究者所必須提供給讀者的。因此，它是一種重構的產物。這種重構當然不是研究者對歷史隨意的鋪排，而是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之作為分散性論述、朝代式演進、含混性存在的一個分解。它是“中國的”，因此不與“西方的”政治哲學混同。它是“傳統的”，因此不與“現代的”政治哲學一致。它是“政治哲學的”，因此不與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這些邊際界限的清晰劃分，是建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正當性基礎的前提。否則，這種研究今天可以命名為政治哲學研究，明天也許稱之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無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說，這一研究的學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學提供的，而內容構成要素則是由傳統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門“現代”中國學術研究：邏輯的整理功夫是顯然的，而進入傳統的扎實理解能力是必須的。只有兩種能力的相對具備，提供名之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種簡單地敘說一下哲學是什么，政治哲學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國思想史上，敘說一下中國哲學是什么，再敘說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簡單地以儒家思想深層主題來替代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路徑，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檢討的。
四、方法的功用
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而言，方法問題是極端重要的問題。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體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說這種反思不是本體性的，是因為研究方法的存在與作用從來不能離開研究的具體實踐。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方法只能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聯結在一起才是有意義的。方法是不能獨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體性的。離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自身演變，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離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諸問題的研究，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方法就是純粹玄想而沒有針對性的。從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為自己尋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來看，這是一個順推的過程。從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為自己確定理性的研究進路來講，這是一個逆推的過程。不論從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存在推向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再推向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方法，還是從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方法反推向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再推向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自身演變，二者都構成相關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獨立自存的根據。
之所以說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絕對服務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活動需要的。在研究的具體實踐中，它始終是第二性的、從屬性的。在確認這種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之下，我們需要對其可能發生的功用有一個輪廓式的刻畫。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進路盡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邏輯演進關系支持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是必須守持的方法原則。其二，方法的四個環節，是具有功能差異的，前兩者主要采取的是歸納的具體方法，后兩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繹的方法；前兩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兩者主要采取的是綜合的方法；前兩者面向的是歷史，后兩者面向的則是理論；前兩者負責的對象是理論理性，后兩者負責的對象是實踐理性。其三，方法與研究之間的關系聯結點或契合點在哪里的問題必須弄清楚。顯然，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要與現代中國政治發展與變革的精神需求相貫通。因此，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方法的選擇必須具有明確而強烈的“現代”意識。這當然不是要將古典的政治哲學扭曲為現代的政治哲學，而是要將古典的政治哲學中蘊涵的現代性因素激發出來，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夠服務于現代政治生活的深層精神需要。
簡單地講，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方法問題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進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作為一門具有現代獨立學科意義的學問的誕生，就是要促進中國現代政治哲學的健康發展，就是要推進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這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種預期。
作為一門具有獨立學科意義存在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在學科定位上的三個要素是必須予以同時關注的。就政治哲學的學科定位而言，其實不用過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關于何謂政治哲學的個性化爭論上面，僅就西方關于政治哲學的辭典定義就可以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提供一個最基本的學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學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價值、政治現實的實質及與政治分析的知識假定有關的觀念的學科。作為規范理論，它力圖闡明政治的價值，確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當政治哲學關注現實怎么樣的時候，關注的也是現實的實質和根本性質，而不關注特殊的經驗事實。當政治哲學提供分析工具的時候，它注重詞匯和概念的含義、論證的邏輯、發現真理的途徑以及命題的根據。[5]這中間當然需要對政治哲學、政治理論、政治思想、政治科學之間的邊際界限予以重視。[6]
作為中國現代政治哲學研究一個組成部分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是要為中國現代政治哲學的建構服務的。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必須避免為傳統辯護的傳統主義走向，當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種以批判甚至詆毀傳統為導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來籌劃既關注傳統又展望未來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也許最有利于我們建構中國現代政治哲學。
作為服務于中國現代社會政治轉型精神需要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首先應當確立其作為學術研究的特質，而不應當扭曲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來僵化地服務于現實政治的要求，那樣勢必因為蔑視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術尊嚴而敗壞研究的聲譽，影響研究的前途。其次應當以提升中國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質為鵠的，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問題。傳統的與現代的，畢竟屬于具有對峙性的二元假設。注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歷史面目是這種研究的底線要求，而注重這種研究健康地影響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是這種研究的必然升華。
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具體實踐來看，研究方法的陳述自身常常只是對于即將展開的研究的一個預期，而方法的力量只會顯示于研究展開的具體進程之中。因此，作為一種方法的陳述，也許會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中，究竟能否實現上述方法預期，還是一個在研究實踐中需要逐步檢驗的問題。就此而言，任何與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都是有其存在價值和意義體現的。畢竟，方法不是妨礙研究而是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71～78D0政治學任劍濤20042004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逐漸成為一個研究熱點，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孱弱的。反思目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中知識構成的描述、意識形態的勾畫、政治功能的凸顯、理論結構的提取這四類方法及其分別引申出的四種研究導向，我們看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可以采取四重推進式方法進路：首先是“歷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煉”，再次是“比較—界定”，最后是“理論—重構”。對研究方法進行反思，目的在于凸顯和實現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功用性。政治哲學/中國傳統/方法論本文是教育部資助的《轉軌時期的珠江三角洲發展》的重大課題中的一部分。畢小青
畢小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譯審。
LV Wei-zhou
Inst.of Marxism and Lenin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 32,China任劍濤，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政治哲學、政治轉型、行政倫理等。（廣東 廣州 510275）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71～78D0政治學任劍濤20042004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逐漸成為一個研究熱點，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孱弱的。反思目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中知識構成的描述、意識形態的勾畫、政治功能的凸顯、理論結構的提取這四類方法及其分別引申出的四種研究導向，我們看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可以采取四重推進式方法進路：首先是“歷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煉”，再次是“比較—界定”，最后是“理論—重構”。對研究方法進行反思，目的在于凸顯和實現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功用性。政治哲學/中國傳統/方法論本文是教育部資助的《轉軌時期的珠江三角洲發展》的重大課題中的一部分。畢小青
畢小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譯審。
網載 2013-09-10 21: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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