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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戴著鋼絲邊眼鏡、衣服上盡是塵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著一座浮橋,大車、卡車、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正涌過橋去。騾車從橋邊蹣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幫著推動輪軸。卡車嘎嘎地駛上斜坡就開遠了,把一切拋在后面,而農夫們還在齊到腳踝的塵土中沉重地走著。但那個老人卻坐在那里,一動也不動;他太累,走不動了。我的任務是過橋去偵察對岸的橋頭堡,查明敵人究竟推進到了什么地點。完成任務后,我又從橋上回到原處。這時車輛已經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個老人還在那里。
“你從哪兒來?”我問他。
“從圣卡洛斯來,”他說著,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鄉,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興起來,微笑了。
“那時我在看管動物。”
他對我解釋。
“喔。”
我說,并沒有完全聽懂。
“唔,”他又說,“你知道,我待在那兒照顧動物;我是最后一個離開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著他滿是灰塵的黑衣服,盡是塵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鋼絲邊眼鏡,于是我問他,“什么動物?”
“各式各樣,”他搖著頭說,“唉,只得把它們撇下了。”
我凝視著浮橋,眺望著充滿非洲色彩的埃布羅河三角洲地區,尋思著究竟要過多久才能看到敵人,同時一直傾聽著,期待著第一陣響聲,它將是一個信號,表示那神秘莫測的遭遇戰的爆發,而老人始終坐在那里。
“什么動物?”我又問道。
“一共三種,”他說,“兩只山羊,一只貓,還有四對鴿子。”
“你只得撇下它們了?”我問?“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個上尉叫我走,他說炮火不饒人哪。”
“你沒家?”我一邊問,一邊注視著浮橋的另一頭,那兒最后幾輛大車在匆忙地駛下河邊的斜坡。
“沒家,”老人說,“只有剛才提過的那些動物。貓當然不要緊。貓會照顧自己的,可是,另外幾只東西怎么辦呢?我簡直不敢想。”
“你對政治有什么看法?”我問?“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說,“我七十六歲了。我已經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動了。”
“這里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說,“如果你勉強還走得動,那邊通向托爾托薩的岔路上有卡車。”
“我要待一會,然后再走,”他說,“卡車往哪里開?”
“巴塞隆那。”
我告訴他。
“那邊我沒有熟人,”他說,“不過我還是非常感謝你。”
他疲憊不堪地茫然瞅著我,過了一會又開口,為了要別人分担他的憂慮,“貓是不要緊的,我拿得穩。不用為它担心。可是,另外幾只呢,你說它們會怎么樣?”
“喔,它們大概捱得過的。”
“你這樣想嗎?”
“當然。”
我邊說邊注視著遠處的河岸,那里已經看不見大車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們怎么辦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為要開炮了。”
“鴿籠沒鎖上吧?”我問道。
“沒有。”
“那它們會飛出去的。”
“嗯,當然會飛。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罷。”
他說。
“要是你歇夠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來,走走看。”
“謝謝你。”
他說著撐起來,搖晃了幾步,向后一仰,終于又在路旁的塵土中坐了下去。
“那時我在照管動物,”他木然地說,可不再是對著我講了,“我只是在看動物。”
對他毫無辦法。那天是復活節的禮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羅挺進。可是天色陰沉,烏云密布,法西斯飛機沒能起飛。這一點,再加上貓會照看自己,大概就是這位老人僅有的幸運吧。
網載 2013-08-27 10: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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