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整個童年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度過。那時所有的工廠都在造武器,物質匱乏,孩子們沒有玩具,所以我在八九歲的年紀,已開始閱讀一般的文學書籍,雖然因知識有限,字也認不全,卻讀興高昂,樂此不疲,閱讀就是我的最好玩具。讀多了就想寫,從初中階段就開始作作家夢。
1949年隨父母到臺灣時,我是高中學生,作家夢越發熾熱,當時臺灣的一切都在開始起步,包括文學。幾家有限的報紙副刊,全是前輩知名作家的作品,作為一個沒有任何文壇淵源的青少年,看不見什么出頭的希望。結果我并沒有走上文學之路。我是一個有完整專業訓練的,領有執照的美術設計師,在歐洲做過一些年的美術設計工作。做得相當得心應手,還得過獎,收入也很豐厚。但是我做得并不快樂。原因是忘不了文學,想從事文學創作的心仍然活躍。
那時的歐洲華人數目極少,既無中文報紙,也無處買中文書籍,要看中文的書報雜志,全靠臺灣寄來。一些有關華人社會的資料,全憑相識者之間互為傳誦。在臺灣寄來的報紙刊物中,我知道一些有關海峽兩岸的消息,譬如大陸緊閉門戶,與外界不相往來。臺灣開始建設水壩和公路,期待經濟起飛。在此同時,美國的臺灣留學生中,已有人以海外華人為題材寫小說。寫留學生活的甘苦,語言和課業的問題,親情、婚姻方面的挫折與無奈,思鄉,經濟艱困等等,都是小說題材的主軸。由于那時出國太難,電視和計算機也還沒出世,海外作家的現身說法,無異是供給國內讀者的一個窗口,由此能夠窺視臺灣外面的世界。所以這類作品非常受到歡迎,海外作家亦愈來愈多,造成一時的文學創作潮流,被稱作為“留學生文藝”。“留學生文學”是后來的名稱。
那時的臺灣青年最大的夢想是到美國留學,到歐洲去的是少之又少,因此所謂“留學生文藝”,其實就是臺灣到美國的留學生,寫他們在美國的生活。當“留學生文藝”在美國和臺灣,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歐洲還是華文文學的沙漠。除了一個叫王鎮國的比利時留學生,常常在臺灣的報章雜志上,發表一些描寫海外生活的散文外,另外的只有我,因旅行的國家不少,把所見所聞寫成游記,寄給臺北《自由談》雜志去發表。倒也還受讀者喜愛,總計約寫了二十萬字。唯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些游記不夠成熟,也算不得文學,便從未有付諸出版的打算。
那時的歐洲不但沒有華文文學,一般歐洲人對中國語言亦興趣缺乏,態度冷漠。譬如瑞士蘇黎世大學的漢學系只有一個學生。德國、法國、英國的幾個大學的漢學系也僅有三兩個學生。值得一提的是,在60年代之前——應該稱做“華文文學的石器時代”的時候,德國就有一位傳教士出身的漢學家,翻譯了數本中國的經典作品:《易經》、《孫子兵法》、《水滸傳》等。據說譯得甚好。
歐洲華人社會在生態上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是近三十多年的事。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臺灣的注意力也不再只集中美國,兩岸都有大批的留學生涌向歐洲。其它方面的交往,譬如經貿、科技、藝術和文化方面,也漸漸地有了接觸。對歐洲人來說,中國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名詞,而是與之有千絲萬縷關系的實體。而歐洲各國華人數目都大量增加,華僑社會的結構,也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在變化中的新僑社里,知識分子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有愛好文學、以寫作為專職的,因此歐洲的華文文學,便自然而然地誕生了。
今天的歐洲,據說華裔居民已近兩百萬,其間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中南半島。他們中很多受過華文教育,亦有人能用華文創作。與臺灣和大陸出來的作家們相互呼應,便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歐洲華文文學的作家群。
由于歐洲的幅員廣大,各人住得分散,加之在異鄉生存不易,都要為生活奮斗、忙碌,這些華文作家很難有機緣相識。真實的情況是,每個人在自己的居住圈,繁忙工作之余,偷閑默默耕耘,寫出洶涌在胸懷中的感情、感想、感覺,和對人生的期許與興嘆。這個寫作的族群,是孤絕而寂寞的。
有鑒于此,我早就有心組織一個文學會社,讓這些各自孤獨耕耘的人,有以文會友、相互切磋的機會。“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在經過我一年的努力摸索之下,終于于1991年3月在巴黎成立,至今已十五六年,成長迅速,培植了一些新作家,不斷地與當地的主流文化團體,或大學的漢學研究部門,合作舉辦活動。會員來自19個國家,掌握了13種語言。如今的歐洲華文文學,已進入成熟、穩定階段,會員里有名家亦有新秀,前景一片光明。
其實,歐洲對于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和影響,遠遠超過當時的其它地區。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后,一批與歐洲淵源甚深的作家,如徐志摩、老舍、林徽因、蘇雪林、凌叔華、巴金、戴望舒、許地山等等,是活躍于中國文壇,表現得最杰出的一群。他們的思維方向和創作筆觸,多少都受到歐洲的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影響。可惜的是,他們雖然把歐洲的文風帶回到中國的大地上,卻不曾在歐洲灑下中國文學——也就是今天所稱的“海外華文文學”的種子。這里應該一提的是,當時有一群留歐的中國青年,特別是在法國攻讀文法或藝術科的學生,如張道藩、徐悲鴻、謝壽康、邵洵美、蔣碧微、郭有守等人,極想趁著在歐洲的時機,向西方人引介一些中華文化的概念。他們成立了一個文藝團體,名叫“天狗社”,每個月出版一次手抄的單張報,內容全是剛剛萌芽的白話體的文學創作。有新詩、散文、雜文和藝術評論。雖然是由留法學生主辦,也寄往英、德等國,那兒的留學生也熱心地寄文稿來。“天狗社”很是活躍了幾年,可惜后來這些學生學成歸國,“天狗社”的一切也隨之終止。
“天狗社”之后,也曾斷斷續續的,有人想成立文學組織。但七十年來終未成為現實。“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在巴黎成立時,臺下有女會友感慨落淚。我是歐華作協的首任會長,從上任起就培植接班人才,以期這個會能永遠繼續下去,為中華文化在歐洲作點什么。如今歐華作協已上軌道,應該可以一直平穩地走下去。
中國語文和華文文學,對今天的歐洲人來說,已經不再陌生。一些大學的漢學系報名學習者眾多,多到甚至要嚴格篩選或在學習過程中淘汰。在某些國家,譬如法國、德國、瑞典等國的中學里亦設有中文課程,供學生自由學習,算做課外活動的一種。這對旅歐的華文工作者是極大的鼓勵。我們設想著可能有那樣的一天,歐洲不僅有黃發碧眼的華文文學的讀者,也有一批作者。事實上現今的歐華作協就有三位純粹土生土長的歐洲籍會員。
歐洲華文作協成立之后,緊接著,北美、南美、澳洲、非洲、各地區的寫作朋友們,也紛紛地成立了洲際性的組織。至于亞洲,因為華裔數目太多,整個情況特殊,名為“亞洲華文作家協會”的組織是早就存在了。以上這些所有的各地區的作協合起來,就是“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世華成立于1992年,我是參與籌備的原始會員之一,并担任過七年副會長。如今世華共有一百多個分會,會員總數近三千人。但這并不包括所有的海外華文作家,這個組織之外的寫作人,數目也很可觀。
說到此處,我們已可清楚地看出,并不居住在母國,但依然用中文寫作的作家群,數目是如何地龐大。分布的面積是如何地廣,已經發展到不是“留學生文學”或“中國的流放文學”之類的名稱可以涵蓋的了。她已經成為“文學地球村中”的一種新品類,被統稱為“華文文學”。今天的整個世界之上,可以說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文文學,甚至有的與中國并無任何關連的國家,譬如新加坡。更明白一些地說,用中國語言創作出的文學作品,已經超越國境,把各個區域不同文風的,各類華文文學融于一體,匯聚成為一股強大的文學脈流,將成為未來世界文學的一種。
在這群龐大的海外作家群中,專業作家的比例很小。他們之中有藝術家、公教人員、商人或家庭主婦。但不論從事的是什么職業,真正熱愛也愿為之奉獻的都是文學創作。這群分布在海外各地的華文作家,有兩個共同點:其一是都有完整的中華文化背景。再就是因為長居國外,多少受到一些住在國文化特色的熏陶。以致他們的思想和生活面,既不同于母國的本土作家,也不同于僑居國的作家。他們具有一種揉和了中國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質,他們更習慣以這兩種特質的混合觀點來看人生,看世界。
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負作用,諸如因徘徊于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對倫理觀念和個人自由方面認解的差距所引起的矛盾、苦悶、和內心的沖突。但相對的,正因為兩種文化有所差距,使其互容互諒,截長補短,去蕪存精,產生一種新精神的可能性更大,這種新的文化,應該稱之謂“移民文化”或“移民精神”。這種新文化,恰好是我們這些長居海外的華文作家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題材和靈感來源。
文學即人學,文學作品的內容離不開時代和社會,今天海外華文作家的創作題材,與六七十年代的“留學生文學”的題材完全迥異。他們很少寫因身在異鄉所產生的無奈和落寞,或新土與舊土之間認同的猶疑與抉擇。今天的海外華文文學,是非常全面性的,一種落地生根的,屬于當地少數民族的文學。這種轉變說明了一個現象,就是曾經風糜一時的“留學生文學”,并沒因為大環境的變遷而被淘汰,相反的,它又回到新的起跑點,做番整頓,走上更寬廣的道路。
六七十年代海外作家的文章,鮮少出現大陸出來的人物。而今天,大陸的新移民每天在增加,據統計,紐約的華裔移民70%來自中國大陸。僑社的結構整個改變。大陸出來的作家,數目比臺灣的多,海外就地出版的報章雜志琳瑯滿目,其中多設有文藝園地。以前海外作家的作品,不寄到臺灣、香港或大陸就無處發表,現在則不然,作者可以在當地發表作品。為文的內容亦無那么重的悲情與鄉愁,著眼處固然脫不了個人生活小圈子中的喜怒哀樂,更多的題材是取自整個華人世界里的種種現象,譬如下一代的教育,華人與住在國主流社會的關系,華裔老齡生存的問題,甚至移民的心理問題,都是海外華文文學主題的新焦點。
從60年代走到今天,海外華文文壇變化甚大,三十多年前的海外華文文學具代表性的寫作主力,多半已經停筆,就是寫,也是偶爾為之。在這里我引用一段2004年7月16日《中國圖書商報》上面的文章,內容如此:臺灣作家與內地讀者“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始于1980年代初期一批旅居海外的臺灣作家如聶華苓、于梨華、趙淑俠、陳若曦被相繼介紹到內地他們充盈著思鄉之愁和藝術之美的文學作品為經歷了長時間封閉和禁錮的內地文壇吹來了一股清新的風,猶如一片神奇的新內地,深深吸引了從文壇宿耄到普通讀者的熱切的目光。作為內地最早引進臺灣作家作品的出版人之一,現任南海出版公司副總編輯的張桐,在回憶起當年臺灣作品在首次進入內地引發巨大的轟動效應時依然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他說:“當年臺灣作家在內地的盛況真真可以用‘相見恨晚’來形容。”
然而事隔三十幾年,文壇風云又是另番情景。我這里再念一段大陸留美的評論家陳瑞琳的話:“世紀之初,由海內外聯手合編的一部《名家散文精選》,開篇是說選錄了20世紀50年代至今來美定居的華文作家的散文作品。打開目錄,與國內出版界所出版的無數海外作品集一樣,所收集的作家依舊是以白先勇、陳若曦、聶華苓、琦君、王鼎鈞、于梨華、趙淑俠等為主,雖然間或也選錄了一批像喻麗清、紀弦、簡宛、非馬、蓬丹、曉亞、吳玲瑤、程寶林、張攘、戴文彩等中生代作家的作品,但看得出,編選者基本上還是沿襲著多年來固有的臺灣背景海外作家群的架構,而沒有作出任何突破性的開拓。”她還說:“這些早年成名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近十年來沒有甚么創作。唯一仍在寫的是于梨華,可是她已不是主流了。”
從以上這兩段話可以看出,海外華文文學的生態在變。事實上一種文學型式走了四十年,不可能沒有變化。今天的海外華文文學的寫作主力已換了另一批人是實情,而以前為華文文學開疆拓土的老將,仍受到尊敬也是實情。我認為這種情形是非常健康,也非常有建設性的。我這樣想,因為我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看法比較宏觀,我看的是整體,并不去分哪個作家來自大陸或是臺灣。今天的海外文壇,作家群在不斷成長,人眾筆多,是一股強大的文學洪流。這個現象,是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過的。更明白地說,今天的海外華文文學,是中國文學越過國境,板塊被沖散后的重新組合,是世界性的一種新文類。我們希望她發展得更壯大,立足點更穩固,不必去計較枝節問題。更不必著眼于誰來自臺灣,誰來自大陸。我們應該讓走出國境的,用中文創作的文學,像一只蛻變后的美麗蝴蝶,扇著多彩的翅膀任意翩飛,沒有界限。
海外華人稱自己所寄身的社會為“僑社”,僑社文化是中華文化在20世紀下半段所衍生出的。她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支流,與母體文化脈脈相連。由這個脈流產生出的文學,是中國文學史的延長與新篇。海外華文文學走到這一步,發展得如此寬闊、廣義,代表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其一是對內,也就是對我們中華文化本身的。其二是對外,也就是對全個世界,對人類文化整體的。
先說對中華文化本身的。前面提過:海外華文文學的成長,表示用中國語文創作的文學已經跨越國界,越走越遠,枝干縱橫。但千流萬脈總有原始的源頭。如果我們順著當前“海外華文文學”,從荒涼的初期到今天,從時空上的強度和廣度,做番整體的回顧與分析的話,便會清楚地看出來。一切的,各型各式的海外華文文學都是子,中國文學是母,海外華文文學是中國文學繁殖出的后代,兩者是母子關系。海外華文文學縱然不能直接稱為中國文學,但歸于中國文學史是名正言順的。
西方有句名言:“移民便是文化的擴張”。我不想亦不敢說如此具侵略性的話,可是真正的情形確實是如此的。20世紀的下半期,中華文化隨著中國國情的變動,呈現全面性的向外擴張。這應該是非常可喜的現象。要認識一個民族,首先要認識她的文化。中華民族,一向被西方視為古老、神秘、落后,我們有必要把自己介紹出去。這種文化移植,蛻變后的,由中國文學衍生出的華文文學易地生根,對整個的中華文化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以上的一段,說的是海外華文文學發展至今,對我們本身的意義。現在再說對外,也就是對人類文化整體性的影響。
目前有一批用華文從事文化工作的東西方學者,呼吁要建立“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或“文化的地球村”。譬如印度裔的德國哲學教授Ram Adhar Mall就提出文化交疊論[Kultur Uebelappungen]。主張在不同的、或多種的文化之間,尋求一個共同的交疊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創造出一種客觀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思想和行為及道德模式。
另有奧地利籍的哲學教授Franz Wimmer,所提創的“多元對話”概念。他主張各類文化都要敞開心胸,真誠而理性地接納他種文化,共創人類文化中的客觀真理。總之,這些西方的思想家都意識到,在今天的地球上,一種文化的發展,僅靠自身的文化背景是不夠完備的。要進步完美必得吸取多元文化,至少是不能忽視他種文化。在這樣的時代潮流的需求下,海外華文文學的蓬勃發展,可以說是恰逢其時地做了貢獻。
道理已經擺得很明白,所謂文化交疊和多元對話,追求的都是文化交融。事實上,文化交融的現象早就存在了。譬如美國的文化是由歐洲文化演變出來的。但是歐洲文化是來自何處呢?當我們仔細探索的時候便會發現,歐洲的文化思想,并非全奠基于歐洲本土。根據歐洲學者的考據,是源自小亞西亞。像度量衡、煉金術、字母、戰爭用謀略,都不是歐洲本身的產物。
我曾到河南新鄭去看古物,看到墓葬中挖出的七孔笛。笛子是用駝鳥的腿骨做的。七孔精準五音俱全,外貌和制造原理,與今天的笛子極為相似。但那是七八千年以前的東西,應該是世界上最早的樂器,能說現代西方樂器中的笛子與那無關嗎?所以說,文化交融是早已存在的現象,可惜的是中間停頓了許多年。而今天,全球各處一些有遠見的學者和思想家,已看出了21世紀的文化走勢,是趨向于交流與融合,是尋求人類的共同的文化精華的交聚點,俾使不同族群之間更了解,更能包容,讓世界更能美好和平,都能享受到最豐富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生活空間。今天的人類文明,已不習慣于以前的閉關自守,或在小環境里過日子。人與人,國與國之間,都喜歡去認識自身以外的事物。
在此我要談一點對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看法。歐美各國,大陸,臺灣,港澳各地的學者,都認識到海外華文文學的遠大前景和重要性,也都在從事研究。但是我要非常誠懇地贊美一句:中國大陸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無論是深度,廣度,公平度,都遠遠地超過其它地區。譬如大陸各省的社會科學院和很多的大學里都設有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所。整個學術界投下這樣大的人力物力,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相較于有的地區,至今還由幾個個人,循著幾十年前的觀念來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情形,實在進步太多。
汕頭大學有位陳賢茂教授,他在1999年就帶領著一個班子,用好幾年的時間,編寫了一部兩百幾十萬字的《海外華文文學史》。這自然是文學史上的浩大工程,而且也被公認,這是為海外華文文學寫史的最全面的一部。在海外,談《海外華文文學》時,常常不可避免地要談到這本巨著。
最后談一點我個人的創作路程。到目前為止大概出版過三十余本書,寫長短篇小說也寫散文,是大家都看到的。我長期在歐洲,能說德語,出過三本德語翻譯小說:《夢痕》《悲翠戒指》和《我們的歌》。《賽金花》也翻譯過,因譯得不好沒有出版。我也曾經是幾個西方文學社團的成員,譬如是瑞士作家協會、筆會、和德國作家協會的會員。
坦白地說,我的文學路,生命和生活的路,走得相當地顛簸崎嶇費力,算不得很順暢。1974年開始,我停止美術設計師的工作,成為專職作家,其實更專職的事是家庭主婦、母親。那時我的孩子還很小,所以日子過得辛苦已極,通常一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每天清晨五點起床,喝杯咖啡就埋頭大寫,白天要管孩子料理家務,晚上家人睡了再寫到深夜。那樣的日子過了十幾年,接下來慢慢地放松下來。最近十年幾乎沒寫。曾經得過兩個小說獎。長篇小說《賽金花》及《落第》被拍成電視連續劇。近年來德語國家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很流行以《趙淑俠及其作品》做為博士論文的題目。
中國大陸上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學者專門研究我的著作,專門的評傳有兩本,一本是吉林大學教授,在他的女作家傳記叢書中的《海外文星——趙淑俠的路》,另外一本是以前汕頭大學海外華文研究所劉俊峰所寫的《趙淑俠的文學世界》。兩本書都是二十萬字。此外個別的評論文章中也很多提到趙淑俠,一般認為“趙淑俠的文風自成一格”,“從頭到尾就沒有小女人心態”,還說“她的小說讓人看頭猜不到結尾”。陳賢茂教授在《海外華文文學史》上說:《我們的歌》的出現,標志著舊的留學生文學的終結,也標志著新的留學生文學的形成。對他的這個說法,我愿意很不避嫌地,勇敢地承當。因為我的小說中主人翁的苦悶,不是漂泊,無根,或是因為經濟困難,失戀失婚,念不出學位等等以前的留學生文學討論的題材。我的那些主人翁的苦悶,很多是因為身在異國報效無門,加上知識分子的良知對時代的責任感,而產生的壓力和沉重。在我的小說《我們的歌》出現之前,仿佛確實沒人寫過這類題材。我也不是在所謂的“主題先行”,這確是我真正的感情。我沒那么重的漂泊和無根之感,是因為我從沒把自己和我的根,也就是我的生身民族分開過。這一點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立足點也很穩固。
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海口1~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趙淑俠20082008
歐洲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儒家思想/基督文明
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歐洲各國華人數目在大量增加,華僑社會的結構也起了根本性的變化,知識分子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有愛好文學、以寫作為專職的,因此歐洲的華文文學,便自然而然地誕生了。“歐洲華文作家協會”于1991年3月在巴黎成立,如今的歐洲華文文學,已進入成熟、穩定階段,前景一片光明。“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于1992年,今天的整個世界之上,可以說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文文學。分布在海外各地的華文作家,有兩個共同點:其一是都有完整的中華文化背景。再就是因為長居國外,多少受到一些住在國文化特色的熏陶。他們具有一種揉和了中國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質,他們更習慣以這兩種特質的混合觀點來看人生,看世界。海外華文文學代表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其一是對內,也就是對我們中華文化本身的。其二是對外,也就是對全個世界,對人類文化整體的。
作者: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海口1~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趙淑俠20082008
歐洲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儒家思想/基督文明
網載 2013-09-10 21:2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