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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選擇與審美理念 ——關于“日常生活審美論”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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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爭鳴》2003年第6期發表了王德勝、金元浦、陶東風等教授的一組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文章，拜讀之后，頗有些抵觸情緒，便一反常態地主動發難，寫了一篇萬把字的文章，寄給了《文藝爭鳴》編輯部，這就是發表在2004年第3期上的《評所謂“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一文。
這標題很有些“霸氣”，文章登出后，把我自己嚇了一跳。
文章寄出時，我使用的標題原本是“日常生活審美化與審美日常生活化”，后來，編輯部來電話說過于平穩、平淡了些，我接受了建議，將標題更改為《拒絕妥協——兼談日常生活審美論的價值取向》。至于“妥協”還是不“妥協”，那只是自己的一種姿態，不至于傷害了討論的對方。文章發表后最終使用的標題，卻是我沒有想到的。況且，那口氣與以往文壇猛烈批判我的朋友孫紹振先生時極為相似，這使我很窩心、懊惱，當即便給金元浦、陶東風、王德勝三位教授寫信道歉，我不愿意除了對問題的討論之外，在感情上對對方造成任何傷害。這里，就文章的標題，我再次公開請求三位教授諒解。回頭再想一想，辦刊物也不容易，尤其是辦一份學術性的爭鳴刊物，希望爭辯雙方能夠“火爆”地捉對廝殺起來，多幾分看點，其用心良苦也是應該得到理解的吧。
東風、元浦、德勝在各自的學術領域都已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雖然比我年輕一些，卻為我素所敬重。近日看到他們發表的一些“反批評”的文章，尤其是德勝教授的《為“新的美學原則”辯護》一文，我也在反問自己：莫非我已經老了？我想起，早年我那白發外婆從鄉下來到城里看女兒，在我們那個四合院里怎么也住不慣，住不到三天，就要返回她那貧寒、簡陋的黃泥茅屋；而幾天前，我到深圳女兒家，在這對“藝術白領”精致的現代公寓里，其生活節奏、生活方式卻讓我一天也難以忍受。我想，我真的已經老了。當代的一個流行口號是：“與時俱進”，一家報紙上的標題更形象：“坐在汽車里，奔向現代化”。而我近年來寫下的那些東西，從海德格爾到舍勒、齊美爾、到莊子、老子，差不多總是向后看，像一個“倒騎在毛驢上的張果老”，實在不合時宜。
坦而言之，我的那篇文章，與其說是與三位學者爭論，毋寧說是我自己的一個交代，并以此消解一下自己心中的塊壘。然而我仍然不能說服自己順從時代的大潮，不能完全贊同德勝們提出的“新的美學原則”中許多觀點。
在“美學”領域，德勝們是真正的專家，我自知思辨能力為先天性缺失，對于“美學”一貫心存敬畏，更少有深入的研究。現在既然自己逞能“鴨子上架”，便不得不再“理論”幾句，進一步袒露一下自己內心的一些想法。
一、關于新的審美原則與技術力量
從德勝教授的文章中不難看出，其新的審美原則的主要支撐是新時代的“技術力量”。是的，技術不但可以是新的審美原則的支撐力量，也可以是一個新的社會、新的時代的支撐力量，比如，從石斧到鐵斧，從畜力到電力，從齒輪、螺絲釘到激光、因特網。新的技術還會創造出新的審美文化，如電影、電視、卡拉OK、電子游戲。盡管如此，我以為技術的進步仍然并不等于社會的進步與文化的進步，在審美的領域更是如此。
眼下正值中秋節，如今月餅的制作、包裝、營銷技術比起曹雪芹時代不知高明多少倍，然而，月餅中的文化內涵恐怕要比大觀園里稀少多了。（原諒我概念思維能力太差，總是要說些“油條”、“月餅”之類。）
再以教育為例。近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教育處處呈現出一片新氣象：新校區里的新樓鋪天蓋地，新院系里的新專業層出不窮，新學期里新的學生在成幾何倍數地增加，甚至新的管理制度還在不斷翻新，然而，較之以往，我們的教育質量是否取得了同樣的進步呢？只能說，有些方面進步了，有些方面沒有進步，尤其是人文精神方面。于是，教育界的有識之士時常還會深情地懷念起蔡元培時代的“老北大”、戰火之中顛沛流離的“西南聯大”。
技術的進步是直線的，社會的進步、文化的進步卻不是那么單純，某些方面可能前進了，某些方面也可能沒有進步，甚至退化了、衰敗了，那并不都是歷史的必然，也許是由于人類選擇的貽誤帶來的缺憾與無奈。
就審美文化而言，人類以往在某些領域取得的成就甚至就是一座峰巔，作為一種精神創造的極致，不能重復、不可逾越，似乎它只能被后人“膜拜”。比如，蒲松齡先生在他那間陋室里以毛筆草紙撰寫下的《聊齋志異》，你可以把它印刷成精美的“連環畫”，可以把它制作成精巧的“卡通光碟”，在我看來，無論是印刷圖像或電子圖像都依然無法逾越蒲松齡先生那些漢語言文字中蘊涵的審美精神。
我并不否認新的技術條件下會創生出一些新的審美理念、新的藝術樣式。如美國動畫片《怪物史瑞克》、日本卡通片《千與千尋》，受到了千百萬觀眾的欣賞，我自己也看得興致盎然。但細心品味，這些由現代技術精心制作的電子產品中，真正感人的力量似乎又是一種人性中古老、悠遠的東西，那是人類幾十萬年、幾百萬年進化過程中積淀下來的東西，甚至是地球生物界幾千萬年演化生成的東西。對于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審美文化來說，技術是一種力量，但終非決定性的力量，況且，也并非總是發揮積極作用的力量。現代工業社會把技術的力量抬高到倫理、信仰、哲學的思考之上，即舍勒所說的“價值的顛覆”。這一顛覆，在我看來是導致現代社會諸多病癥的根源；在德勝教授看來，則是“客觀的”、“必然的”、因而“也是必要的”。這大約就是我與德勝教授的分歧所在，德勝教授的“新美學”，也許該稱作一種“技術美學”，即技術力量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學。
說到這里，反思德勝教授指稱我為“勞動美學觀”，我覺得那是他的誤讀。我在前文中張揚的“炸油條美學”，并非指炸油條的勞作或技術，而是指炸油條行為之上那種內在的、自足的情緒活動與精神活動。說我“唯心”，庶幾無差，勞動和技術是靠不上的。
二、關于市場消費與審美快樂
記得在我的那篇文章中曾表示了對“過度消費”即“冗余消費”的担憂。在我的另外一些文字中，我也曾多次表示了對“消費社會”的担憂乃至譴責：當下都市生活中的這種超出實際需要的“購買”與“消費”，一是耗費了地球的有限的資源，二是加劇了已經泛濫的垃圾災難。此外，過度的消費即奢侈，還可能侵蝕了人們清潔健康的精神生態。我的這種理念當然是可以討論的。
然而，德勝教授在《為“新的美學原則”辯護》一文中對此作出的辯護卻讓我產生了新的詫異。
他先是說：“如果僅僅出于‘實際的需要’，審美就不可能發生。人類審美本身就是一種超出了‘實際需要’的快樂追求。”這話當然不錯，我們以往非常熟悉的許多美學教科書中就是這樣講的，這也是為日常生活中大量審美現象證實了的。但接下來他又說：“因此，當代社會生活中，超出‘實際需要’的‘購買’行為本身成為審美的快樂孳生地，也不是非法的——這不是一個倫理事實，而是構成為一種審美的事實。”緊接著他又援引他在《視像與快感》一文中的一段話說：“原本作為日常生活的實際消費活動其實已從整個過程中退出，而轉向了眼睛的快樂、視覺的流暢，以及由此產生的日常生活的滿足感。人們留戀忘返于這樣的場所，由于既不需要任何實際的理由，也無須任何實際的經濟支出，因而可以‘無目的’而‘合’享樂目的。”于是，審美與消費便因此建立一種良好的互動關系，“過度消費”不僅不是反倫理的，“而且成為一種新的日常生活倫理、新的美學現實”。
德勝教授的這段論述不能不使我產生以下疑點：“冗余消費”或曰“過度消費”具有怎樣的合法性。我以為這要看是什么“法”，是作為公民行為準則的憲法還是商業運營中的“銷售法”，對于前者來說是允許的，因為你花的是你自己的錢；對于后者來說是受到鼓勵乃至獎勵的，隨便到哪條商業街上都可以感受到。對于“生態法”來說，過度的消費卻是應該受到監控和制止的。遺憾的是，這樣的“生態法”目前尚不存在。
“審美的事實”與“倫理的事實”并非無關，在生態領域更是如此。一件美麗的裘皮大衣，如果它是從一些猞猁或雪豹身體上活活剝制下來的，那么，對于一個有良知的審美者來說，它的“眼睛的快樂”、“視覺的流暢”以及“日常生活的滿足感”就會大大地打一個折扣。德勝教授也許會解釋說，這里的所謂“過度消費”并非“實際的消費”，比如，在超市里我可以“只逛不買”，只飽眼福而不掏錢包，只要“審美的快樂”而不做任何“實際的經濟支出”。這似乎是可行的，因為我們這些窮教授以及窮教授的太太們都有過這方面的“審美體驗”，超市的老板也不會因為你一次、兩次沒有購買他的貨品而將你驅逐出境，因為他寄望于“您下次再來”。不過，這些“超市”決不是老板們為了你的“審美快樂”開辦的，如果人人、次次都不付諸”實際的經濟支出”，那么，不管多么有愛心的老板也都將關上那“超市”的大門，審美與消費的“互動”也就到此為止。在“超市”里，“審美快樂的孽生地”終究不是白吃的午餐。德勝教授的康德美學在商業社會的大老板那里，還顯得過于天真、直率了些。
對于“審美的事實”來說，我以為倒也還有“白吃的午餐”。那便是“高天的浮云”、“幽谷的流水”、“松間的清風”、“秋夜的朗月”，那便是“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可惜的是這些審美的天然資源，已經被現代工業技術的“負面效應”和市場經濟的無度開發污染殆盡、流失殆盡。沉醉于“現世生活快樂”的當代人對于這些“隔世”的“審美事實”，也已經越來越疏遠、越來越隔膜了。然而，我還在憧憬、還在祈禱能夠有一種“低物質損耗的高品味生活”普降人間。
三、關于理性的霸權與感性的擴張
所謂“理性”，在我看來嚴格意義上只能是一個西方哲學中的術語，它根植于柏拉圖的”絕對理念”和前柏拉圖的“邏各斯”，在牛頓、笛卡兒的哲學體系中得到完備的闡釋，并由此成為西方工業社會300年來興旺發達的主要思想依據。在漢語言文化中似乎還沒有一個與此完全同義的字眼，即使宋明理學中的“理”，也與這個“理性”有著重大的區別。
這里，我們不妨丟開學理的考據，姑且來一番就事論事。
德勝教授為新的審美原則設定的一個重要的學術背景，是擺脫“理性的霸權”，尋求感性的滿足。即他在文章中所說的：許多人常常陷于理性至上的觀念，不愿同時顧及人類感性利益的滿足、快樂欲望的滿足。
且不說這一判斷多少也還有些理性與感性二元對立的意味，僅從我們國家實際發生的社會現象看，問題也還要復雜得多。
從邏輯的設置上看，在“新的審美原則”誕生之前，我們國家應該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理性壓抑”或“理性霸權”時代。在這一點上，我也可以說是有所同感的，如：沒完沒了的“思想改造”、持續不斷的“政治批判”、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以及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等，這些霸權式的理性的確壓抑了人們感性利益的滿足，壓抑了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但一旦社會生活中又接踵鬧騰出紅衛兵、紅寶書、語錄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架飛機、戴高帽時，究竟是理性的壓抑還是感性的眩惑，恐怕就很難分辨得清了。
至于當前，其實不用德勝教授太費氣力地為日常社會生活確立“追求感性享樂”的合法性，對于“感性快樂享受”的追求已經成為絕大多數人群心神向往的奮斗目標。其中，有貧困的鄉村農民為爭取基本生存條件的“雪中送炭”；也有大都市中的富裕階層為迫慕更加豪富生活的“錦上添花”。與20年前相比，中國的社會生活的確已經發生了天地懸殊的變化。這一變化，用德勝教授的話說便是“人的感性生存權利的實現”，是“抵御過往的制度化理性權力”的結果。
這一結論仍然有些似是而非。因為在我看來，抵御了“過往的”制度化理性權力，并非抵御了所有“制度化的理性權力”。因為，當下的人們在領取這份或多或少的“感性享受”時，終不得不接受當代“市場經濟”與“貨幣體制”的管束和制約，而當代公司里的外籍領班，其手段威武嚴苛決不比當年街道居委會里的小腳主任們稍有遜色。我讀齊美爾的書的一個最大的收獲，就是明白了市場是理性的、貨幣是理性的，現代的“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貨幣組織”都不是普救眾生的浪漫故事，而是一些人高度理性化算計、運籌的產物。君不見，所謂“經濟實力”，已經成了當代世界的最高霸權。“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提出的讓“跨國公司”取代“民族國家”的設想，不過是讓一種“理性權力”替換另一種“理性權力”而已。
由此看來，要將理性與感性清晰地剝離開來，不管是我還是德勝教授，都難。比如德勝教授文章中說起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自階級社會以來，無論是理性占上風還是感性占上風，都早已經實現過。困難的是“讓所有人都富起來”，全都獲得“享樂的生活”，那恐怕光憑“感性”還不行，還必須引進一種強有力的觀念或理念，或資本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或其他什么主義的。在“理性”與“感性”的歷史性對峙之后，如果說還有一種整合二者為一體的更高的境界，在我看來那也許就是一種圓融了人類與自然的“生態精神”。
四、關于強大的現實與理想主義
德勝教授在他這篇文章結尾時對我發出的一段勸慰，可謂語重心長，卻令我無限感傷。他說：
面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現象及其問題，美學需要的是能夠解釋問題的現實立場和態度，而不是某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自慰。否則，“一個審美化了的生態烏托邦”，在強大的現實面前，也只能是“一個多么脆弱與渺茫的夢幻”。
在當前我們的這個社會里，難道連美學、文學藝術也都不得不變得如此“現實”了嗎？即使在審美和藝術創造領域，也已經不肯為“理想主義”留下一塊容身之地了嗎？
是的，“客觀現實”的確是強大的。
在大學的課堂上，我講弗洛伊德、講海德格爾、講榮格、講格式塔，講人性的底蘊，講精神的結構，講詩意的棲居，講大音希聲、大象希形，講言有盡而意無窮……近年來便時常會受到青年學子的質問：學這些有什么用呢？我差不多總是無言以對，因為我既不能為他們將來的職業選擇提供可靠的承諾，更不能為他們現實的“感性利益的滿足”增添些許的保障。更有趣的是，在一次“生態文藝學”的啟始課上，我坦白地對選修這門課的學生說，你們聽了這門課程之后，有可能削弱你們掙錢的欲望并因而減少你們過富裕生活的機會，你們不妨予以慎重考慮。結果，第二次上課時果然便少了十多個學生。對此，我并不喪氣，我知道你不能讓所有人都去追求那種飄渺的詩意和結不出客觀現實成果的理想。令我感傷的是，在“強大的客觀現實”面前，我們的美學教授也變得如此客觀起來、現實起來。
我至今仍然不明白，文學界為何如此厭惡、警惕、排斥“理想主義”和“烏托邦”，為什么非要把它和一個時期的政治捆綁在一起，甚至認定那是災難的魁首、罪惡的淵藪。前些年，我曾經撰寫過一篇題為《烏托邦之思》的長文，這里就不再絮叨了。
我持有疑問的還有，美學、詩學、文藝學究竟能夠解決多少人類社會中的“客觀實際問題”，不能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的美學就注定沒有意義嗎。盧梭“回歸自然”的呼吁，絲毫也未能勸阻100年來人們背離自然、攻掠自然的步伐；里爾克“尋根故鄉”的詩歌更阻擋不了如火如荼的移民熱潮；泰戈爾對現代工業社會發表的近乎刻毒的詛咒，也沒有能夠削減他的國家、他的人民奔向現代化的熱情。無論是他們的論說還是謳歌，期盼或是抗爭，對于“強大的客觀現實”來說，似乎都是脆弱的、無力的。文學，對于他們來說也許不過就是一種軟弱無力的“精神自慰”，一種虛渺的夢幻。然而，50年過去了，100年過去了，甚至1000年過去了，多少現實的、感性的、消費的、享樂的東西都成了過眼云煙，而那些原本柔弱的、飄渺的個人“夢幻”卻代代傳遞下來，至今依然繚繞、彌敝在許多人的心頭。從這一點看來，這種脆弱和渺茫則又是宏大與柔韌的，我曾經把它命名為“恢弘的弱效應”，這大約也正是人類精神的一種屬性。一輩子剛強勇猛的日本導演黑澤明，老了老了又一口氣拍攝了柔腸百結的《八個夢》，深情地追憶起兒時故鄉漸入渺茫的狐貍和桃花、水車和彩虹，那也許正是“精神的回歸”。
在世界的文學史上，盧梭、里爾克、泰戈爾、黑澤明們畢竟還算是一些成功者；現實生活中“精神追求的失敗者”不知要比成功者多上多少倍，歷史上并沒有留下他們的姓名，他們默默地活著又悄無聲息地消失，但他們也應該是人類精神長河中的傳承者。在人類精神的天平上，更是不好以成敗論英雄的。“知其不可而不為”，是現實智者的態度；“知其不可而為之”才是精神使徒們的行徑。
說到這里，已經該盡快打住了。
關于“審美理念”的種種爭辯，也許還可以論證下去。不過，話說到這里，大約人們都已經明白，分歧的根源恐怕還在于生存價值的選擇，正如懷特海說過的：“所有最終的理由都是根據價值的目的說出的。”
價值的選擇，并非由今日始，更不會因今日止。
真實的生活總是有缺陷的生活，任何選擇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選擇，并不總是選取，同時也意味著擱置與放棄。人不能什么都要，明智的選擇還應當是主動的放棄。“茅草屋”雖然簡陋寒傖，但是“節約能源”；“四合院”雖然陳舊過時，但是“親合鄰里”；現代的“豪宅、別墅”盡管已經成為現世人們渴求、仰望的“感性生活目標”，怕也不是無可挑剔的。至于200年后人類將怎樣生活，也許由于科學技術的發達，那時已經把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送上了另一個星球；也許由于生態危機的擠迫，人們在曼哈頓大街上又重新吆喝起牛車、馬車來。
當然，所謂選擇，并不是人們隨意的，那必然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一定生存背景之中的選擇。現在說不準的，未來都具備一定的可能性，我們首先還是應當選擇一種謹慎的態度。
最后，我想再說明一點：這里我對“新的美學原則”所作出批評，我不敢說就是對王德勝教授以及其他學者的“原意”的批評，我批評的只能是我對其原意的讀解，其中仍然避免不了摻雜一些我的誤瀆、誤解。況且，這篇東西寫定于旅途之中，材料的征引上更會留下一些錯漏之處。我只是希望，我的這些所謂的批評文字，能夠為諸位學者建樹他們的“新的美學原則”提供一些或正或文藝爭鳴長春6～10B7美學魯樞元20052005西方美學體系的歷史演變，以相應哲學范式的歷史演變為基礎。古代西方哲學關注實體本體論，具有客體性特征，古代西方美學因而表現為客體性；近代西方哲學關注認識論，近代西方美學表現為主體性；現代西方哲學關注生存論，現代西方美學表現為主體間性。從客體性到主體性再到主體間性的范式轉變，勾勒出西方美學體系的發展脈絡，是今天建設中國現代美學的重要思想資源。基金項目：廣東省高校人文社科規劃項目(03SJA72005)，華南理工大學高水平大學建設苗子項目(D76020)趙聲良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冢繁體
＠②原字山下加豆右加頁繁體
＠③原字般下加木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Western Aesthetics
YANG Chun-shi
(Dept.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魯樞元 蘇州大學文學院 作者：文藝爭鳴長春6～10B7美學魯樞元20052005西方美學體系的歷史演變，以相應哲學范式的歷史演變為基礎。古代西方哲學關注實體本體論，具有客體性特征，古代西方美學因而表現為客體性；近代西方哲學關注認識論，近代西方美學表現為主體性；現代西方哲學關注生存論，現代西方美學表現為主體間性。從客體性到主體性再到主體間性的范式轉變，勾勒出西方美學體系的發展脈絡，是今天建設中國現代美學的重要思想資源。基金項目：廣東省高校人文社科規劃項目(03SJA72005)，華南理工大學高水平大學建設苗子項目(D76020)趙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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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字山下加豆右加頁繁體
＠③原字般下加木
網載 2013-09-10 21: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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