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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文明的價值觀
　　1.傳統發展觀（指工業文明的發展觀）是建立在“發展是天然合理的”這樣一個哲學信念之上的。在它看來，只要是發展就比不發展好；發展得快總比發展得慢好。總之，發展天然就是好的；對發展本身沒有必要進行評價和規范。
　　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傳統發展觀所關注的，只是如何發展得更快，而對于“為了什么發展”和“怎樣的發展才是好的發展”這樣一個目的論、價值論的問題卻毫不關心；社會發展理論也僅僅被看成只是研究社會“如何發展”（得更快）的“科學”，卻忽視了關于社會發展的哲學問題。正如美國學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說：“我們唯一最嚴重的危機主要是工業社會意義上的危機。我們在解決‘如何’一類的問題方面相當成功”，“但與此同時，我們對‘為什么’這種具有價值含義的問題，越來越變得糊涂起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誰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們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但我們卻迷失了方向”（注：〔美〕威利斯·哈曼：《未來啟示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頁。）。
　　因此，對發展本身價值問題的排斥，是近代工業文明發展觀的基本特征。但是，我們這樣說并不意味著這種發展觀沒有它的價值觀。把“經濟增長”看成是發展的唯一的終極的目的和根本的價值取向，而不管這種經濟增長對自然界、對人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有什么后果，這本身就是它的價值觀。下面所說的工業文明的價值觀，講的就是在這種價值觀的支配下，它在經濟增長中對自然界的價值問題的基本態度。
　　2.這種價值觀把人看成是一種絕對的主體，而外部自然界則僅僅被看成是一種供人“占有”、“消費”、“使用”的對象。在這種價值觀看來，所謂價值，就是客體（自然）對主體（人）的“意義”或“有用性”。這樣，自然界就僅僅被看成是一種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性價值”。所謂“有用性”，即“可使用性”、“可消費性”，因此，所謂“工具性價值”，實質上就是“消費性價值”（指廣義的消費，即包括生活中的消費，也包括生產中的消費）。例如，野生動物的價值就在于它們能夠為人類提供肉食、皮毛、蛋類或藥材，森林的價值就在于它們能夠為人類提供木材，以供人類作燃料、建房、制作各種家具、器皿、紙張或其他用品的材料。總之，自然界對人來說，無論是作為“物”的有用性，還是作為“精神”的有用性（如人們常說的審美價值）都是被作為能夠滿足人類需要的“消費性價值”來理解的。
　　在這種價值觀的支配下，人們對自然界采取了無節制地征服、支配、掠奪、占有和揮霍的野蠻態度，自然界是僅僅被作為人類的消費對象來對待的。自文藝復興以來，當人類從上帝的權威中解放出來以后，人類又把自己變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人們相信，“知識就是力量”，依靠技術的發展，人類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于是，“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就成了時代性的豪言壯語。人們相信，人類的活動所受到的任何限制都不具有終極的性質，它對我們來說，都是暫時的，最終都是可以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得以解決的，人們相信，自然界永遠是人類的奴仆，我們可以對它任意進行宰割和鞭撻。
　　3.盡管自然界為人類提供了所有的生活資料，但人們對自然界沒有一點感謝之意。因此，在這種價值觀支配下建立起來的傳統經濟學中，自然界的“自然價值”就完全被否定了。在傳統經濟學看來，自然物本身并沒有價值；人類需要的消費價值完全是人類本身創造的，是人類賦予的，是人的主體力量對象化的結果。實際上，傳統經濟學的價值觀只承認人本身的價值，是否定“自然價值”的。因此，商品的價值僅僅被歸結為人的“勞動時間”，這實質上是把商品的價值完全歸結為人的“勞動價值”。當然這種經濟學也講到了“原料的價值”，但最終還是要把原料的價值換算成勞動時間，即把生產原材料時花費的“勞動價值”看作是原料的價值，排除原料本身的“自然價值”。這種價值觀沒有考慮到，人們生產某種產品，不僅需要付出人類勞動，而且還必須包含著一定量的自然資源的耗費。人類的勞動并不能創造物質和能量，而只能通過對自然能量的消費來改變自然物質的存在方式。因此，生產那些“原材料”時耗費的勞動價值并不能代替原料本身的“自然價值”，即不能代替我們常說的“資源價值”。
　　這種否定“資源價值”的觀念，即“資源無價”的觀念，產生于“資源無限”的信念。傳統價值觀實際上是把自然界當做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巨大的“公用倉庫”來看待的。“物以稀為貴”。當自然物多達無限時，其本身的自然價值是可以相對地看成為零的。在生產力不很發展、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大多數還未被開發利用的歷史條件下，因為其數量極大，很容易給人們造成資源可無限供應的假象，因而自然資源向來是被當做“免費商品”來對待的。但是，在當今自然資源日漸匱乏的情況下，這種價值觀就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了。正是這種“資源無價”的觀念，在激勵著人們瘋狂地掠奪和揮霍著自然資源，進一步加劇著資源危機。
　　4.“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是這種價值觀的哲學基礎。這種價值觀是建立在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基礎上的。當然，我們不能一般地否定主客體區分的理論意義和實踐上的積極意義。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能動的存在物，他只有靠對自然界的能動改造才能生存。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人看成是動物界的“普通一員”。只有在理論上堅持這一點，我們才能合理地把人同動物區別開來。主客體的區分在實踐上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勞動手段的不斷更新，仿佛魔術般地呼喚出來的生產力的發展，都與人類的主體意識有關。但是，這種價值觀畢竟是建立在對人和自然關系的片面理解基礎上的。由于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片面地處理了人同自然的關系，因而造成人類當今的困境和危機就具有必然性了。
　　在人與自然的全面關系中，不僅包含主客體關系，而且還包含整體與局部、系統和要素之間的關系。在這個關系中，自然界是系統的整體，而人不過是系統整體之中的一個局部的要素而已。人與自然之間的主客體關系僅僅是全面關系中的一個方面，但我們卻僅僅立足于這一個方面的關系去處理一切理論和實踐的問題。我們過去常說的“人與自然之間的主客體關系”，僅僅就人與“外部局部自然物”的關系而言才是正確的：人是主體，與人發生現實關系的外部局部自然物是客體。這里的客體具有三種性質：一是對人來說是“外部的”，人同這些自然物是一種外在關系；二是這種自然物不是自然界整體，而只是自然界整體的部分；三是這些自然客體是同人發生“現實關系”的自然物，人與自然界系統整體之間并不構成主客體關系。從邏輯上說，系統整體之中的局部要素不可能成為系統整體的主體。人不可能把自然界系統整體作為它的實踐對象。因此，從人與自然的第二種關系來看，人只能作為自然界系統整體之中的一個要素在系統整體規律的決定下參與整體的運動。在人與自然界整體的關系中，自然界整體是決定者，作為局部要素的人是被決定者；自然界整體的規律性和動態結構的閾限構成了人類實踐活動的絕對限度。在這個關系中，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就不適用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自然界不僅僅是人的“環境”。把自然界完全看成人的“環境”，也是以“人是主體、自然是人的外部的對象”為前提的，即以主客二分為前提的。只有從人的立場來看，自然界才是我們實踐活動的外部環境。因此，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完全看成是“人與環境”的關系，也只是就人與自然關系的第一個方面而言才是正確的。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第二種含義上說，局部要素是在整體規律的決定下運動的，二者的關系不是主客體關系，當然也不是“人與環境”的關系。我們常說的“環境污染”、“保護環境”的“環境”，實際上都是立足于“人與自然界互相外在”的觀點來看待人和自然界的關系的，都只是在人與自然關系的第一種意義上說的。如果我們從第二種意義來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就是整體與局部要素之間的關系。當我們從人與自然的第二種關系去看自然界的價值時，就會形成一種新的價值觀。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正是立足于人與自然的第二種關系確立起來的。
　　　　　　二、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
　　1.本世紀30年代形成并發展起來的生態倫理學，針對傳統價值觀的片面性，從人與自然關系的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員）出發，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價值概念——“生態價值”概念。盡管不同的人對于什么是“生態價值”的問題有不同的說法，但它們至少包含以下含義：
　　第一，地球上的任何物種和生物個體，在生存競爭中都既實現著自身的生存利益，同時也創造著其他物種和生命個體生存條件，在這個意義上說，物種和生命個體對其他物種和生命個體具有價值，對生態系統整體功能的完善也具有價值。人們把它叫做“生態價值”。
　　第二，在地球生物圈的生態系統中，整體系統具有自我維持、自我調空、自我組織的機能，它使整個生態系統呈現出穩定、平衡與協調性。這種生物機能本身也是有價值的，是生態價值。
　　2.“生態價值”概念是一個全新的價值概念。它同傳統價值觀對價值的理解至少有以下不同：
　　第一，生態價值的“內在性”。在生態倫理學看來，生態價值是自然物之間相互的需要和利益的滿足關系，如草對于羊來說具有價值，羊對于狼來說也具有價值。在整個生態系統中一切自然物都是相互依賴的，這種相互依賴的功能性就是一種價值性，即生態價值。它與人類的需要無關，與人類的評價無關。是自然界的內在價值。
　　第二，生態價值的“固有性”。在生態倫理學看來，自然界的生態價值不是人類創造的，也不是人類賦予的，而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人類不能去規定它，只能去認識它、利用它。在人類利用它之前，它的價值對于人類并非無。”（注：劉湘溶：《生態倫理學》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頁。）塞維爾以“美”為例說明了生態價值的固有性。他說：“美不僅僅是人類主觀的事物。美比人的存在更早。蝴蝶和鮮花以及蜜蜂之間的配合都使我們注意到美的特征，但是這些特征不是我們造出來的，不管我們看到還是沒有看到，都是美的。我們也注意到一些動物對美也是有感覺的。恩斯特·海克爾認為，蜂鳥的色彩斑斕的羽毛是與母鳥的敏感和高雅的審美力有關的。愛情使這些鳥身上裝飾著無與倫比的羽裳。”（注：〔奧〕弗·馮·維塞爾：《自然的價值》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58～59頁。）
　　第三，生態價值的“存在性”。在生態倫理學看來，生態價值的根據就在于它們的存在本身。“自然之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們的價值，自然之物的價值就在于它們存在本身。”“自然之物的存在與自然之物的價值先天統一，不可分割，破壞了它們的存在，也就破壞了它們的價值。”（注：劉湘溶：《生態倫理學》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頁。）
　　3.這種價值觀有著明顯的局限性：
　　第一，它同傳統的工業文明的價值觀一樣，也是建立在片面地理解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觀念之上的。如果說，工業文明的價值觀片面地強調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第一個方面（人與自然之間的主客體關系）而排除了第二個方面的話，那么，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則是僅僅看到了關系的第二個方面（人與自然之間的部分與整體的關系），而排除了關系的第一個方面。這種價值觀雖然正確地看到了人和自然之間的整體同部分的關系，但是，卻完全否定了人的主體性，把人僅僅看成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員”。這樣，它就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同傳統的價值觀一樣，都片面地處理了人和自然的關系。
　　第二，它無法解決如何從“是”中推導出“應當”的問題。“是”是一個存在論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事實、事物固有的客觀屬性和客觀規律性；“應當”則是一個目的論、價值論、倫理的概念。一物的存在和規律（“是”）只是一個中立的事實，它只能決定事物未來“能是什么”，而不能決定事物“應當是什么”，不能單獨充當價值的根據和尺度。要從事物的存在中推導出應當，就必須以主體的選擇為前提。如“花是紅的”只是對客觀事實的陳述而不是價值判斷，“花是美的”才是一個價值判斷。這個價值判斷雖然必須以客觀陳述（花是紅的）為前提，但是，只有當人們喜歡紅色時（人們的價值選擇），紅色的花才是美麗的，才有價值判斷。離開了主體的價值選擇，我們就無法判定紅色的花是美麗的，還是令人討厭的。即推導不出“應當”。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完全在存在論中找尋價值的根據和尺度，否定主體選擇的必要性，就必然混淆存在論和價值論的區別，其后果就是取消了價值論存在的必要性。事實上，如果“自然之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們的價值，自然之物的價值就在于它們存在本身”的話，那么，任何存在就都是價值，只有“無”才是非價值的，因為任何“存在”都是存在的，任何“無”都是不存在的。這樣，“價值論”與“存在論”就完全同一了。
　　4.雖然生態價值觀有以上局限性，但是，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積極意義卻是不能抹殺的。從理論上說，它對于克服傳統哲學價值觀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片面理解（即僅僅把自然理解為人類改造、占有和消費的對象，否定人和自然之間的整體同局部的關系）具有積極的意義。雖然說它同傳統價值觀一樣，也是片面地強調了人與自然關系的一個方面，但矯枉必須過正，它本身雖然是片面的，但它卻為立足于人與自然全面關系的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前提。我們可以說，沒有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前提，就不會有我們現在的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從實踐上說，它對于我們克服當今人類面臨的困境和危機、保護自然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5.因此，傳統的工業文明的價值觀和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都有其合理性的方面，因為它們確實都反映了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一個方面。但是，由于它們都只是反映了人與自然關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而從總體上看，這兩種價值觀又都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僅僅立足于關系的第一個方面確立起來的傳統價值觀，必然把自然界的價值僅僅看成滿足人類欲求的“消費性價值”，必然否定自然界的生態價值；生態倫理學則完全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第二個方面出發來確立自己價值論基礎。從這一方面出發，自然界的價值完全被看成是“內在的”，即同人類評價者無關的、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并完全否定人的主體地位，完全把人等同于“自然界的普通一員”。
　　因此，可持續發展觀的價值觀應超越這兩種片面的價值觀，在吸收它們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形成適合于當代發展需要的全面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新價值觀。
　　　　　　三、可持續發展觀的價值觀
　　可持續發展觀的價值觀立足于人與自然的全面關系來看自然界的價值。這樣，它不僅承認自然界的“消費性價值”，而且承認自然界的生態價值。
　　1.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上述兩個方面（即主客體關系和整體、部分的關系）在現實中是統一的，不存在兩種關系各自獨立存在的狀況。當人作為自然界系統中的要素被系統整體決定時，他仍然不同于一般的動物，不僅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員”；而當人作為主體能動地改造著外部局部自然物時，他也不能擺脫掉自然界整體對他的決定作用。我們只能在思維中才能把這兩種關系分開。
　　但是，在性質上，這兩種關系卻是對立的：第一種關系說的是人對自然界的能動性，第二種關系說的是人在自然界中的受動性。與兩種性質對立的關系相適應，建立在這兩種關系基礎上的兩種價值觀也存在著對立的性質，它們的價值概念也是不同的。
　　2.自然界的生態價值同消費性價值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第一，生態價值不是人類實踐活動創造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第二，相對于傳統價值觀理解的“消費價值”來說，生態價值是一種“存在性價值”。消費價值只有在人們的消費中（即對自然物的毀滅中）才能實現出來，而生態價值卻只有在自然物不被消費（即存在）時才能實現，如果我們把它作為消費價值消費了，生態價值也便消失了。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找到當今世界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價值論根源。我們在實踐中消費的，實際上不僅是自然物的消費性價值（使用價值），我們在消費其消費性價值時，連同它的生態價值也一起毀掉了，如果我們不節制我們的改造活動，當我們的改造活動的破壞性后果超過了自然界的“生態閾限”時，整個生態系統就將遭到徹底的破壞。我們目前面對的環境破壞，同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只承認自然界的消費價值、不承認生態價值是直接相關的。
　　3.當然，我在這里講的“生態價值”同生態倫理學立足于完全的自然中心主義立場上講的生態價值概念是有區別的。當我們立足于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來理解生態價值時，生態價值概念應當包括以下特征：
　　（1 ）我們從全面地理解人與自然關系兩個方面的立場出發來理解生態價值的根據。從這一立場出發，“生態價值”應當包含兩個方面的根據：第一，它根源于自然生態系統整體的動態平衡規律。正是根據自然物在生態系統中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生態性質，我們才認識到自然物在調節生態系統平衡中的功能。沒有生態科學關于生態系統規律的解釋，就不會有生態價值概念。第二，它根源于人類對可持續生存與發展的價值選擇。由于自然生態系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支持系統，因此，保護環境、節約資源，是人類長遠的生存和發展利益之所在，因而自然界的生態功能對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是有價值的。
　　在這里，生態學的根據只是確立生態價值的前提，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利益是確立生態價值的終極尺度和主體選擇。當然，可持續發展觀的價值觀的“主體選擇”，不同于傳統發展觀的價值觀只追求消費價值的主體選擇。為了全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利益，我們不僅需要對自然界的消費，而且需要對自然界的保護，以維持自然界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穩定。為此，我們必須把人類消費自然界的活動限制在自然界的生態閾限之內，節制我們的無限欲求和對自然資源的浪費。
　　（2）我們把生態價值叫做“存在性價值”， 僅僅是在同傳統價值觀理解的“消費性價值”相區別的意義上說的。傳統價值觀認為自然物只具有“消費價值”。而消費價值對人的消費來說是一種價值，但對自然界來說，這只不過是“價值”的毀滅。生態價值與此相反，它一方面是人類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支持系統，另一方面，它也是維持自然生態系統平衡與穩定的機能。因而它無論對人類還是對自然界都是一種積極的價值。自然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觀把生態價值叫做“存在性價值”的理由，是認為生態價值的根據只在于它的存在，否定它同人類利益和人類評價的聯系；而我們把生態價值叫做“存在性價值”，只是說，只有保持自然物自身的“存在”（不被消費），生態價值才有實現和存在的可能。因此，我們把生態價值也叫做“存在性價值”，同生態倫理學理解的“存在性價值”的概念是不同的。我們是立足于人與自然的全面關系來理解自然界的價值的。
　　　　　　四、可持續發展觀的價值取向
　　從總體上看，可持續發展觀的價值取向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1.全球意識：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生態價值概念的提出，為認識個人行為的“全人類性”提供了價值論的根據。生態價值不同于消費性價值：消費總是個體的消費，因而消費性價值總是同個人聯系在一起的。所謂“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就是對（廣義的）消費價值（即“財富”）而言的。所謂“財富”，實際上僅僅是指那些具有消費價值的東西。但是，生態價值卻不具有個體性，而是具有全人類性，它不屬于任何個人所有，對環境的破壞的后果也不僅僅危及個別人的生存，因為它是全人類持續生存的必要條件。因此，對生態價值的毀滅，就是對全人類可持續生存利益的侵害。我們現在面臨的危機是生態危機，也是全人類的可持續生存的危機，因而任何個人影響生態環境的行為都不是純粹的個人行為，因為它不只是影響局部哪一個人的利益，而是危害了全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利益。
　　不僅個人行為都影響到人類的存在，而且個人的生存命運也同全人類的生存命運直接相關。人類的生存是個人生存的基礎和前提，個人的生存利益只有通過全人類的生存利益的實現才能實現。僅就作為消費價值的個人財富來說，只具有個人性，人們可以靠掠奪他人的財富使自己致富，也可以把自己的災禍轉嫁給他人，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他人貧困的基礎上。但是，對生態價值卻不能如此。誰都不能在自己的行為破壞了生態環境時，只使別人受害而不秧及自己。個人不能把自己的行為后果轉嫁給他人而使自己免受懲罚，因為破壞了全人類的生存利益，也就是破壞自己的生存利益。
　　因此，在我們的個人、民族、國家的行為中，應當把全人類的利益看成為最高利益。保護全人類的利益，應當成為我們的最高價值尺度。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商品經濟社會是一個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的行為都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個人利益被看成是最高的利益；個人利益的實現是行為的最高價值尺度。因此，這樣的社會排斥自覺維護全人類利益的行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是“類本位”的社會。每個人都必須以全人類的利益為重，以全人類的利益為最高尺度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省和矯正，在實現全人類利益的行為中，也同時實現個人的合理利益。
　　2.生存意識：人類生存利益高于一切。近代工業文明的經濟增長已經背離了人類的生存利益。主要表現是：第一，它的生產和消費都不是從有利于人類的健康生存需要出發的。在這種發展模式中，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利潤和積累更多的財富，而不是人類健康生存的需要。從這個目的出發，生產經營者通過廣告刺激消費者的同樣是背離生存需要的無限“欲求”；以便把他們的“銷售意志”轉變為消費者的“消費意志”；消費者的欲求又進一步刺激了生產經營者獲得更多財富的欲望，進一步擴大生產。這就形成了一個無止境的循環，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經濟增長離開了需要的目的，獲得了無限增長的可能性（注：參見拙作《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消費觀批判》《哲學動態》1998年第2期。）。生產經營者的貪欲和消費者的揮霍的后果就是大量的“無意義生產”和“無意義消費”的產生，這不僅浪費了大量的資源，而且加重了對環境的破壞。第二，大量“有害生產”和“有害消費”的存在，已經危及了人類的健康生存；由機械化和自動化的普及引起的體力活動的減少也造成了人的生命質量和活力的降低。現代社會的許多疾病（即所謂文明病）都與我們津津樂道的“生活水平提高”直接相關。
　　第三，我們無節制地對自然界的掠奪性開發，也是對人類的可持續生存的威脅。這就決定了，在資源危機和生態環境危機日益嚴重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價值取向，拋棄那種背離人類生存利益、只追求非生存利益的價值取向，改變那種追求享樂的人生態度。在解決生存利益與非生存利益的關系中，應當把生存利益作為最高利益，以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保證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
　　3.未來意識：人類可持續生存利益高于一切。可持續發展觀不僅把“類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類的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把人類的“可持續生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這種價值取向改變了人類歷史的時間向度，在時間觀念上發生了一個根本性變革。農業文明的時間概念，是“過去”高于一切。農業和手工業技術是建立在過去千百年來形成的經驗基礎上的。祖先們留下來的生活經驗、秘方、秘訣是人們賴以維持生存的基礎。因此，這種文化是一種“向回看”的文化。一切都以即定的、已有的模式為準繩，什么都要用過去的尺子來衡量。一切古人的生活秩序和準則，都被看成是最好的，是現實應當效仿的榜樣。這樣，“過去”就被看成是具有最高價值的，是我們的人生目標和社會變化的歸宿。這種文化沒有給未來和現實以應有的地位。因此，這種文明的發展是及其緩慢的。建立在近代工業文明基礎上的時間觀念是只注重現實，不問過去和未來。商品經濟價值觀是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它只注重實惠和實效。因此，它只關心有限的、看得見的東西，不關心無限的終極的東西，不關心未來。它的人生哲學是：“不求天長地久，只要曾經擁有”、“過把癮就死”、“人生短暫，不要留下遺憾，過去和未來，重要是現在”。在這種社會中，許多人只顧“大把掙錢，大把花錢”不顧行為后果，造成了當代人類面臨的困境和危機。
　　可持續發展觀的時間觀是面向未來的時間觀。生態環境的破壞直接危及人類的生存，而人類的生死存亡，在時間上是不可逆的。人類滅亡了，再也無法補救了。這是一個終極問題，對這個問題是不容許試錯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以人類的可持續生存為最高目標，來確立我們的價值取向，在人類可持續生存（未來）目標的導引下，來決定我們現在的行為策略。我們不僅關注當代人的利益，而且更關注未來子孫后代的生存利益。不僅我們當代人自己要生存，而且也要使我們的子孫后代能夠繼續生存。未來是關系到我們人類生死存亡的問題，是關系到人類這個物種能否在地球上繼續存在的問題，因此它應當成為我們的最高價值取向。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58～65B8倫理學劉福森/宋文新19991999傳統價值觀僅僅把自然界的價值理解為消費性價值，否定生態價值的存在；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則完全否定自然界的生態價值同人類的聯系，把自然界的存在本身看作是價值論的唯一根據和尺度。這兩種價值觀都是以片面地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前提的。可持續發展觀立足于全面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確立它的價值觀。它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人類的生存利益高于一切；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利益高于一切。消費性價值/存在性價值/生態價值作者劉福森，1943年生，現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宋文新，1969年生，現系吉林省委黨校講師。 作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58～65B8倫理學劉福森/宋文新19991999傳統價值觀僅僅把自然界的價值理解為消費性價值，否定生態價值的存在；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則完全否定自然界的生態價值同人類的聯系，把自然界的存在本身看作是價值論的唯一根據和尺度。這兩種價值觀都是以片面地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前提的。可持續發展觀立足于全面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確立它的價值觀。它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人類的生存利益高于一切；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利益高于一切。消費性價值/存在性價值/生態價值

網載 2013-09-10 21: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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