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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債，在世界經濟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西方經濟學家頗有爭議。古典學派從反對國債的立場出發，對外債持否認的態度，凱恩斯主義興起后，對外債的看法有明顯變化。西方發展經濟學把外債視為經濟發展的“引擎”。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從新獨立的民族民主國家在發展民族經濟的過程中面臨著資金與技術的短缺為出發點，把目光轉到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從而相繼提出了“貧困的惡性循環理論”、“起飛”理論、“兩缺口理論”等70年代關于債務周期理論的論說，更是有如磁鐵吸引發展中國家。與之同時，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家、“依附論”者等關于債務“桎梏”理論十分引人注目。80年代世界債務危機之后，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外債的作用的認識在深化。本文根據接觸到的一些材料對此作一些介紹。
　　　　　　一、西方經濟學家對外債由否定到肯定的轉變
　　西方外債理論遠遠落后于外債實踐，這與西方早期經濟學家對外債持反對態度和否定立場有關。從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凱恩斯、俄林和馬柯洛普，西方經濟學家完成了對外債由否定到肯定的轉變。
　　西方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國債（包括外債）是持反對態度的。如英國經濟學家大衛·休謨說：“國家如不消滅公債，公債必然消滅國家”。亞當·斯密對當時流行的公債是國家“從一個口袋轉到另一個口袋”的說法提出尖銳的批評，他聲稱：巨大債務“從長遠看可能會毀掉所有歐洲大國”。西方經濟學家的這種立場，是與國債被當時的封建政權運用于戰爭和奢侈消費分不開的。關于這一點，當時的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西斯蒙第曾一語道破天機，他說：公債是政府用來發動戰爭和進行戰爭的，它由統治階級的政治野心激起并為之服務，因而公債是有害無益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與西方早期經濟學家所持的古典主義比較利益學說不無關系。古典主義比較利益學說認為：生產要素在國內完全有移動性，在國家之間則完全無移動性。從這個理論假設出發，西方早期經濟學家對外債問題的不重視是可以想見的。
　　較早的論述外債經濟作用的西方經濟學家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第一次世界大戰后， 凱恩斯作為巴黎和會英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在論證協約國對德索賠時提出：要使德國能夠賠償，協約國就要扶持德國的經濟，其辦法不外是給予德國巨額貸款，使德國具有債務清償能力。凱恩斯的主張當時沒有被會議接受，卻被后來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同時，凱恩斯鑒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滿目瘡痍、資本短缺的情況，首先論證了由美國提供貸款以使歐洲重新振作的必要性，從而開始了西方經濟學家對外債由否定到肯定的轉變。
　　如果說凱恩斯的呼吁是針對當時歐洲現實的需要而發出的，那么，瑞典學派的經濟學家伯爾蒂爾·俄林（Bertil Ohlin）的分析，則主要是針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學派比較利益原則提出的。1993年，俄林出版了《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一書，對古典學派的比較利益學說提出了質疑，闡述了著名的國際貿易理論——生產要素稟賦學說。他認為：生產要素在國內不是完全能夠移動，在國際之間也不是完全不能移動，實際情況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正是根據此點，美國經濟學家雷格那·訥克斯把俄林稱為第一個打算把勞力和資本的流動引入國際經濟學理論的人。〔1〕但在俄林看來，盡管資本能夠在國際上流動， 但流動的結果只是資本流入國發生繁榮，而資本流出國出現蕭條。因而這種理論存在著重大缺陷，它無法解釋資本流動給貸出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特權。當然，古典學派所講的俄林所堅持的資本流出國發生蕭條的情況，在國際資本運動中確實發生過，這就是歷史上威尼斯對荷蘭、荷蘭對英國、英國對美國的貸款。這種情況的共同背景就是貸出國是正在走下坡路，流出國門的資本除了其國內的閑置資本外，還有其國內急需的資本。
　　對外債的經濟作用作較全面肯定的是美國經濟學家弗里茨·馬柯洛普（Fritz Machlup）。1943年， 馬柯洛普出版的《國際貿易與國民收入乘數》一書，將凱恩斯的投資乘數理論運用于國際經濟領域，提出了國際投資乘數理論，論證了國際資本流動（包括外債）對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雙方均有好處。在這一本書中，馬柯洛普通過建立多種不同的模型，去探討國際投資對國民收入的影響。他認為，資本輸出對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兩方都是有利的，資本輸出國可以從資本輸出中得到很大的經濟上的好處，而不會給國內經濟帶來多少麻煩，資本輸入國只要對輸入資本動用得當，對本國經濟也是能起到很大促進作用的。馬柯洛普的這個論證是對俄林局限性的克服，在理論上與實踐上均是有重大價值的。
　　不僅如此，馬柯洛普還把國際資本運動分為三種：一是自發的資本運動；一是引致資本運動；一是凈資本輸出，并具體考察了每一種形式對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投資和消費的不同影響。他聲稱：這種研究的目的在于選擇一條在最小影響國內收入的前提下最大量輸出資本的正確途徑。馬柯洛普的考察是有意義的，他較早地提出了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選擇問題。
　　　　　　二、利用外債打破貧困的理論
　　貧困的惡性循環，是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判斷之一。其中尤以美國經濟學家訥克斯為典型。1953年他出版了《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提出了貧困的惡性循環理論。訥克斯說，不發達國家之所以貧困，就是因為缺乏資本；因為貧困，投資引誘少，也就更貧困，從而形成貧困的惡性循環。由此，訥克斯認為，貧困的惡性循環是阻礙不發達國家資本積累最主要的循環關系，資本形成問題是不發達國家發展問題的核心。而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的唯一辦法，就是利用外國資本，加快國內資本的形成。訥克斯把外國資本分為兩種，一是外國企業直接投資；一是國際借款與贈與。他強調，國際投資中，不論是借給政府當局和公共事業的外國私人貸款，還是對鐵路等的證券投資，都為債務國的總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基礎，即使是殖民式的外國投資，多半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直接、間接利益，逐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盡管這種發展只是一種副產品。
　　對于債務國如何運用外資，訥克斯也作了一些分析。他提醒債務國要注意二點：
　　1.一定要把外資用于生產性目的。訥克斯担心，由于國際交往的頻繁和國際間的消費示范作用，使消費方面的時髦風尚比生產技術傳播得快，發展中國家片面追求甚至超過發達國家高消費的現象會象流行病一樣流行開來，這不僅會使發展中國家把借來的外債用于高消費上，而且使得利用國內潛在資本來源的愿望受到阻抑，使它們花掉更多的收入，從而成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一大障礙。訥克斯的這種担心是有道理的。在發展中國家其后的借款活動中，這種示范作用導致的外債被用于消費的現象是大量存在的。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證明，一些國家用于消費的外資份額極大。在60—70年代，玻利維亞從外國貸款中得到的每一額外美元中用于增加消費的占88美分，哥倫比亞為99美分。
　　2.必須輔之以國內措施。訥克斯認為，為了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發展中國家應主動指導資本形成過程，干預投資資金的分配，用大規模的資本建設改變國家的現有環境，包括鐵路、公路、電報電話、電力廠、自來水廠、學校、醫院等，從而為利用外資創造一個基本的前提。〔2〕為此，訥克斯認為，為了配合外國資本的輸入， 不發達國家必須用財政或貨幣政策實行強迫儲蓄，以籌集最低限度的社會經營資本，來有效利用外資。訥克斯的這個主張，事實上就是要求發展中國家加強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為順利利用外資創造條件，這一點，到現在仍有價值。
　　　　　　三、外債是“起飛”的社會先行資本的組成部分
　　“起飛理論”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沃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W·Rostow）于1958年提出的。在羅斯托看來，起飛是從國民經濟的某一或幾個產業部門開始，形成為主導產業。這些主導產業一般具有高的增長率。“不僅能帶來新的生產函數，而且能通過回顧和意側聯系對經濟規模發生根本的擴散效應”，〔3〕從而帶動整個國家起飛。
　　要起飛，就需要“社會先行資本”的保障。羅斯托強調，這種社會先行資本的建立，“在時間上具有確定無疑的優先性”，并且還包括培養受過現代技術訓練和具有現代觀念的人。他認為，在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這種社會先行資本有三個來源：改變收入分配，使資金轉移到生產者手中；迅速發展的部門將利潤重新投資；引進外資。
　　對于不發達國家，羅斯托認為，當時亞非拉的不發達國家基本上處在過渡階段，它們的情況與已經實現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的階段和起飛階段的情況，既有類似的地方，也有相對不同的地方。羅斯托注意到，由于總投資中很高的份額必須計入社會先行資本，從而使不發達國家的政府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所要發揮的作用“增添了很重的負担”。〔4〕因而發展中國家更應象重視農業、 發揮知識分子和企業家作用那樣來重視利用外資的工作。〔5〕從這個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利用外資積累社會先行資本以便實行起飛，是發展中國家必須要走的一條路，也是羅斯托“起飛”理論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羅斯托的起飛理論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并引起激烈爭論。英國劍橋大學的經濟學者肯尼基·貝里爾在1960年一次專題討論會中就“外國資本與起飛”作了專題書面發言，對起飛與外債的關系作了闡述。
　　從總體上看，貝里爾對外債在起飛中的作用持保留態度。他宣稱：因為我們對起飛的數量方面所知甚少，對外資問題我們必須持常見的審慎態度。在理論分析中，貝里爾對外資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作了較多的肯定。他說，外國投資在一國積累的總資本的份額也許是很少的，但由于外資大都進入新的領域，并帶來新觀念、技術人員和機器，提供與國外市場的聯系和對外國趣味的了解，因而外資所能起的作用超出了它的比例或規模。此其一。
　　其二，外國借款的最常見形式是政府債券或政府担保的公用事業債券，從而使發展中國家能夠“以極方便和無痛苦的方式籌措資金”。
　　在具體的實證分析中，貝里爾對外債在經濟“起飛”中的作用作了較客觀的評價。他把起飛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沒有外資支持的起飛，如英國、法國、德國、芬蘭與日本，“外國資本實際上沒有起到什么作用”；一是得到外資支持的起飛；如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瑞典、挪威、俄國。貝里爾擺出了外資流入這些國家的具體材料和數字。但奇怪的是，每說完一個國家的情況，他又要找出各種理由來否認外資流入對起飛的作用。表面看來，貝里爾的文章模棱兩可甚至充滿著矛盾。但仔細一分析，我們會發現，貝里爾只是否認起飛與外資高度相關，但并不否認外資對經濟發展仍起重要作用。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貝里爾看來，在起飛的問題上，有比外資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從現有的資料看，貝里爾是羅斯托起飛理論的追隨者，所不同的是，他強調對外貿易是起飛的根源。1960年4 月即此次會議前夕，他在《經濟史評論》雜志上發表《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率》一文，進一步強調和發展了他的起飛起源于對外貿易的觀點，獲得了羅斯托及其同行的好評。明白這一點，對于理解貝里爾的觀點是有幫助的。
　　　　　　四、外債可以填補國內投資與儲蓄、進口與出口的缺口
　　外債可以彌補國內投資與儲蓄、進口與出口的缺口，這是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實地考察中提煉出來的。
　　1962年3月，世界銀行發展政策副主席、 美國經濟學家霍利斯·伯利· 錢納里（ H. B. Chenery ）與以色列經濟學家邁克爾·布魯諾（Michael Bruno ）在《經濟學雜志》發表《開放經濟中的發展選擇：以色列實例》一文，最早提出了利用外資可以彌補國內投資與儲蓄、進口與出口的缺口這一問題。　 接著，　 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Mckinnon）于1964年6月在同一雜志上發表《經濟發展中的外匯約束與有效的援助分配》一文，再一次闡述了這個道理。1966年9月，霍利斯·伯利·錢納里（H. B. Chenery ）與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艾倫·M·斯特勞斯（A·M·Strout ）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國外援助和經濟發展》一文，終于明確提出了著名的“兩缺口理論”。兩缺口理論是發展經濟學闡述外資與經濟發展關系問題的極有影響的理論。在這篇文章中，錢納里與斯特勞斯從三個方面闡述了外資（包括外債）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1.關于外援彌補投資與儲蓄、進口與出口的缺口
　　錢納里等認為，不發達國家在沒有國外援助的情況下，其經濟也能有所增長，但這種增長卻“受到一些困難的限制，則很可能使勞力、自然資源和生產能力的特殊模式這樣一些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而通過國外援助可以解除這些約束，使國內資源可能得到較充分的運用從而加速增長。具體說來就是，不發達國家存在著投資（I）與儲蓄（S）之間的缺口、進口（M）與出口（E）之間的缺口，外國援助則可以彌補這兩個缺口，從而“不僅加快增長速度，而且實際上大大加強了動用自己資源以取得持續發展的能力”。為了論證這一點，錢納里二人借助大量的數理模型進行了推理，同時，他們還通過對每年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資凈值的估計和12個最重要的接受美援國家詳細材料的分析，對前面的假說作了進一步的應證。
　　　　2.關于利用外國援助的數量分析
　　錢納里二人認為，經濟增長在不同的階段所受到的限制不同，對利用外資的需要程度也不盡相同。在他們看來，經濟增長可分為三個階段：在階段Ⅰ中，投資增長率的合理目標是10—12％。這時經濟增長主要受投資能力的限制，為使國民生產總值達到“目標增長率”，必須使投資按一定的速度每年不斷增長。這一階段利用外資主要是為了彌補投資能力的不足。在階段Ⅱ中，由于在第一階段利用了外資，國民生產總值和投資均以不變的比率上升（一般不超過6—7％）。這時，經濟增長主要受儲蓄限制，所以為了使資本輸入率下降，邊際儲蓄率必須超過增長目標所需要的投資率。在階段Ⅲ中，利用外資主要是為了彌補進口和出口的缺口，為了使資本輸入減少，出口增長必須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目標比率，或者邊際進口比率必須在實際上低于最初的平均數。因而，“第三階段是非常重要的”。根據以上的分析，錢納里二人認為：對外資的總需求量，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每一階段所需資本的總數”，它起初主要是由投資——儲蓄缺口決定，隨著經濟的發展，后來主要是由進口——出口缺口決定。“一個比較好的協調政策，應致力于用投資代替進口的辦法減少所需的資本流入——反之亦然——從而使長時期內事前兩個缺口相等”。〔6〕
　　　　3.關于利用外資的政策選擇
　　錢納里二人認為：“外部資源對增長的貢獻可大可小，視接受國家的響應而定”。因而政策選擇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事情。當然政策選擇有兩個方面，一是指發展中國家，一是指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利用外資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從依靠援助的增長轉變為自我保持的增長”，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的中心“必須按照對增長的主要限制而變化”。在錢納里看來，在增長率低于合理目標率的第一階段，政策中心必須是增加產值，這意味著既提高實物資本輸入又增加人力資源輸入的質和量，同時，還必須先從提高稅收和儲蓄入手，以保證國際社會提供的資金在完成上有保證。當第一階段完成時，投資增長率可維持在6—7％的水平，此時經濟增長政策的中心必須逐漸轉向：（a ）實現所需的生產結構改變以防止支付平衡赤字的進一步增長；（b ）將收入增加中的足夠部分引向儲蓄。為了實現這種轉變，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第一點“實行起來更加困難”和更加迫切。為此，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手段也必須隨之改變。一是要采取堅決手段“下降”援助的流量，防止外資流入的顯著上升；一是使出口增長至少等于國民生產總值的目標增長率。反之，就會影響國內的結構改革，“反而使第三階段更難成功”。〔7〕
　　兩缺口理論抓住了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兩個主要因素，影響十分深遠，它在相當程度上成了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發展民族經濟的理論范本。這之后，三缺口、四缺口等理論相繼產生，顯示了其存在的生命力。
　　　　　　五、債務周期理論的提出和論證
　　債務周期理論，是西方經濟學家論證一個國家從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所必須的條件、必經的演變階段的理論。錢納里等人的兩缺口理論，勾畫了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由依靠外援的增長轉變為自我持續的增長”的經濟增長三階段。盡管錢納里等人是從利用外資的大角度來闡述問題的，也沒有明確提出債務周期的概念，但他們的債務周期的三個階段仍是清晰可見的。
　　債務周期的提出和論證是本世紀70年代由美國經濟學家費舍爾（ S.Fischer）和福蘭克（J.Frenkel）完成的。 費舍爾與福蘭克認為：一國的借貸地位會隨著經濟發展和國際收支狀況的變化而發生動態變化，即由不成熟的債務人、成熟的債務人，經過債務減少者階段，最后演變為不成熟的債權人、成熟的債權人。費舍爾、福蘭克對每一階段的特點作了設想，他們說，在債務周期的第一階段的特點是，貿易逆差，利息支付凈流出，凈資本流入，債務上升；第二階段的特點是，貿易逆差下降，開始有順差，利息支付的凈流出，凈資本流入下降，債務按遞減速度上升；第三階段的特點是，貿易順差上升，利息支付的凈流出減少，凈資本流出，凈外債下降；第四階段的特點是，貿易順差下降，再轉為逆差，利息支付的凈流出減少，轉為流入，資本按遞減率流出，外國資產的凈積累；第五階段的特點是，貿易逆差，利息支付的凈流入，凈流本流量減少，凈外國資產的頭寸緩慢增長或穩定不變。
　　對于債務周期理論，我認為需要注意的有四點：
　　第一，債務周期理論，是第一個以外債為專門研究對象的理論，這與前面考察問題從外資的角度是不一樣的。因此，這本身就是一個大發展，說明外債問題開始引人注目。
　　第二，債務周期理論，適應70年代私人債務特別是石油美元興起的需要，在客觀上為石油美元的重新循環作了廣告。
　　第三，債務周期確實存在，在世界經濟史上，英國和美國是兩個典型，他們都順利地實現了從債務國向債權國的轉變。最近，南朝鮮宣布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再一次向人們展示了其由債務國向債權國過渡的足跡。
　　第四，債務周期理論只講到順利轉變的情況，而沒有注意到不能順利轉變的情況。這無疑是它一個重大的理論缺陷。因為事實上往往存在著這樣一種情況，舉借外債不僅沒有實現轉化，反而發生了嚴重的債務危機。80年代初，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很大一部分非洲國家和亞洲的菲律賓，就是這種情況的典型。債務危機使這些國家在80年代度過了“失去的十年”，人民生活水平降到了60年代的水平，并引發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
　　債務周期有好幾種，我在這里所列舉的僅以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的內容為限。
　　　　　　六、債務“桎梏”理論
　　債務“桎梏”理論，是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家與西方“依附論”經濟學家等的共同主張。
　　　　1.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家的觀點
　　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中新發展的一個學派，從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巴蘭開始。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羅伯特·布倫納與謝里爾·佩耶等。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制度持批判的立場，不同意發展經濟學家關于外債是發展中國家引擎的觀點，提出了債務“桎梏”理論。
　　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家認為，第三世界國家遠遠沒有從國際資本流動中獲得好處，它們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因為它們的大部分經濟剩余被轉移到國外，從而使經濟遭到嚴重的損害。其理由是：
　　其一，外援是“握在施援國手中的對外政策的武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跨國公司和國際資本的代理人，它“謹慎而有意識地運用它的金融實力助長私人資本和國際資本的利益向‘不發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擴張”，從而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債務陷井”，讓他們“受資本主義強國和它們的機構操縱”；
　　其二，外債是富國榨取窮國本來可以促進內部積累的剩余的一種強有力的手段，這從長期以來第三世界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支付的利息和分期付款超過它們所得到的貸款中可以證明；
　　其三，多數外援沒有最終用于提高資本積累率和經濟增長率，而是用于私人消費或者經常性公共支出（包括軍費支出）或者低效益的投資項目上，因而“外援對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率的實際影響是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是消極的”。〔8〕
　　　　2.依附論者的主張
　　在這個問題上，依附論經濟學家的立場與之差不多。依附論是在批判正統的西方資產階級現代化理論的缺陷和結構主義發展理論的某些局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巴西學者多斯桑托斯、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等。他們對外國資本的消極作用論述得比較多。
　　薩米爾·阿明把資本輸出分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流向新的中心類型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俄國、日本、澳大利亞等，一種是流向外圍地區如拉丁美洲、亞洲等。阿明認為，“這兩種投資不論在職能或動力上都不一樣”。對前者而言，外資“只起一個輔助作用，數量上也是次要的，而且重要性也日益縮小”。因此，在這些國家中，國內外所有的投資推動了經濟增長，利潤流出的問題變得次要了。這些國家開始時是債務國，后來自己成了債權國。對后者而言，局面就不是這樣的了，它們從來沒有達到輸出資本的階段，而只是從“新借戶”（資本流入超過利潤流出）變為“老借戶”（利潤流出超過資本流入），從而形成了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性，并且這種對依附“往往成為永久性現象”。由此，阿明得出結論：資本和技術轉移到窮國的歷史結果只是在非常迅速增長的短暫時期之后，出現“……發展受阻、停滯、甚至退步的時期；沒有任何前途的奇跡和已經失敗的起飛”。〔9〕
　　　　3.債務陷井說
　　另外，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副總裁R. Lombardi 在《債務陷井》（Debt Trap）一書中，也提出：東亞奇跡等是試管環境的產物， 根本不可能推廣，等待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只能是高額外債，即陷入債務陷井而形成對發達國家的依賴。
　　80年代席卷全球的債務危機，對國際社會尤如投下了一顆原子彈，人們談債色變，“債務：第三世界的桎梏”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七、西方經濟學家對外債兩面性的初步認識
　　債務危機引發了人們對債務問題的重視，一時間關于外債的文獻急劇增加，外債概念、外債戰略、償債指標等均提出來了。在外債與經濟的關系上，開始出現了對外債兩面性的初步認識，即在肯定外債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的同時，又指出了運用不好的危害。
　　　　1.世界銀行的處方：貢獻？災難？
　　世界銀行在這方面走在前面。1985年，世界銀行發表了《1985年世界發展報告》。《報告》針對人們對外債的懷疑甚至否認態度，“集中闡明國際資本對于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報告》認為，資本的國際性流動能促進全球經濟效益的提高，能使有赤字的國家在減少和彌補赤字之間取得平衡。同時，《報告》又強調道，獲得國際資本也承受著風險，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外債是一張造成災難的處方”。〔10〕因此，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國外資金所起的恰當作用是補充國內儲蓄，而不應該取而代之并應該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加以防范。至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消極影響，《報告》也列舉了兩個方面，它認為工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兩個政策領域所發生的情況：實際利率和保護主義。
　　　　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認識：福兮？禍兮？
　　1992 年3 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開發和審查部副部長美國人Susan Schadler發表了《資本流入劇增：福兮，禍兮？》一文。這篇文章事實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智利、哥倫比亞、埃及、墨西哥、西班牙和泰國等六個國家在1989—1992年期間的一份調查研究報告。文章說，最近，若干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迅猛增加，這為它們進行更多的投資和實現更快的增長帶來了希望。但好事過了頭就會出問題。在資本流量倒流風險高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突然而至的巨額資本流入會加劇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如消費快速增加，通貨膨脹加劇或居高不下，實際匯率升值，以及經常帳戶的赤字增加。〔11〕
　　從西方債務理論看，鼓吹債務為引擎的經濟學家，大都從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的外資立論的，一些具體的結論也是可信的。這些鼓吹，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大膽利用外債是有好處的。但這些經濟學家在認識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問題時，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錯誤，即他們只是從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內部因素看不發達社會的不發達問題，而沒有深入到西方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控制和不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中解釋這些不發達國家的不發達現象。因而他們在論述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時，只講發展中國家的客觀需要，對發達國家通過資本輸出加強對發展中國家控制的本質避而不談。這樣，就決定他們對外債的消極方面注意不夠或視而不見，沒有看到外債資本的驅利性，也沒有看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債權國在貸出資本時隱藏在其背后的骯臟的政治動機和控制企圖。就債務桎梏理論而言，它對于認清外債資本的本質是有幫助的，但他們忘記斗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總有一點把骯水和孩子一塊倒掉的味道，給人以悲觀無助的凄涼感。債務危機后，西方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有了較大的進步，看到了外債的積極方面和消極因素，但還不夠，即還沒有深入到外債的本質和債權國的動機與企圖上。
　　注釋：
　　〔1〕陳岱孫、厲以寧《國際金融學說史》，第330、336頁， 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2〕陳岱孫、厲以寧《國際金融學說史》，第330、336頁， 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3〕（美）W.W羅斯托：《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　第10、16、18、326—341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同上。
　　〔5〕楊建文：《20世紀外國經濟學名著概覽》第72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八輯，商務印書館1984 年版。
　　〔7〕同上。
　　〔8 〕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論外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第155、211、219頁，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9〕《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十五輯，第165—167、247—248頁，商務印書館1984 年版。
　　〔10〕世界銀行：《1985年世界發展報告》，第64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
　　〔11〕Susan Schadler《資本流入劇增：福兮，禍兮？》，《金融與發展》，1992年第3期。
投資研究京38～45F61財政與稅務隆武華19981998（作者工作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作者：投資研究京38～45F61財政與稅務隆武華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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