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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來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全球迅速發展，已經成為全球貿易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全球的外國直接投資數量急速增加。傳統理論主要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而關于區域一體化對生產、投資的影響的研究則不足。隨著一體化程度加深，區域經濟一體化通過降低關稅壁壘、促進競爭、市場規模的擴張和技術擴散效應來提高成員國的區位優勢，促進FDI流入。 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將吸引FDI作為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目標。
　　區域經濟一體化投資效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北北型自由貿易區和南北型自由貿易區的分析。南南型一體化的成員國主要是引資國，如目前中國和東盟各國都是全球FDI流入的熱點地區，各國由于經濟結構發展水平相似，都具有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在吸引FDI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競爭關系，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該區域總體上吸引FDI的水平是否會有促進作用？FDI的流向在區域內將如何變化？這是本文關注的問題。區域經濟一體化可以影響區域外對區域內的投資，也可以影響區域內的相互投資，本文分析前者。文章第二部分是文獻評述，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了回顧和評論。第三部分是模型分析，研究南南型一體化對跨國公司投資動機的影響，從不完全競爭假設出發，以古諾數量競爭模型為基礎構建了包括三個國家的模型。第四部分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引資效果進行實證分析，對中國和東盟各國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內部市場開放度差異對吸引FDI影響進行檢驗，預測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引資效果。第五部分是結論。
　　二、文獻評述
　　早期的研究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出發，在國家層面上分析一體化協定對成員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關注一體化協定所導致的成員國相對于非成員國區位優勢的變化和成員國間區位優勢的相對變化。Kindleberger（1966）在傳統區域一體化理論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的靜態效應框架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和投資創造。投資創造是對貿易轉移的競爭性反應，由于區域內自由貿易導致外部廠商相對成本增加，提高了對外的相對保護水平，導致貿易由原來低成本的外部國家轉到區域內國家，影響外部企業的競爭優勢，外部國家廠商為了取得失去的區內市場而轉向在區域內生產，區域內FDI流入增加。投資轉移是對貿易創造的反應，當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導致貿易創造時，一些成員國區域內FDI將上升，以應對與區域內的生產結構變化，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與靜態效應相比，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動態效應對區內FDI流入更明顯，動態效應主要指一體化協定對生產結構產生的影響，包括規模經濟、促進競爭、技術擴散（Balassa,1961），區域經濟一體化通過影響成員國的市場結構，使該區域更有吸引力，促進廠商在更有效率的市場上尋求投資機會，FDI流入增加。
　　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可以較好地分析成員國區位優勢的變化，但該理論由于沒有對本地生產中生產者的國籍進行細分，無法將跨國公司作為獨立的變量分離出來進行分析。一些學者將此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引入國際生產理論中對跨國公司投資動因的分析，研究跨國公司對一體化協定產生的各國區位優勢變化所作出的戰略性反應。廠商對一體化的反應程度主要取決于其投資動機（Yanopoulos, 1990; UNCTAD,1990）。跳過關稅型投資導致外部國家對成員國進行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資（defensive export substituting investment）（Yanopoulos, 1990），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資是對貿易轉移效應的戰略性反應。一體化協定消除了內部關稅，但同時各國保持了共同的對外關稅，貿易轉移效應存在，區外廠商担心一體化協定導致保護上升或者對未來可能的貿易保護的担憂，使外部廠商在區域內FDI的動機增加，以跳過關稅及其他類型的貿易壁壘（Blomstrom and kokko, 1997）。區域經濟一體化導致區域內中長期生產成本下降，區域內市場將成為國際采購的目的地，市場擴大、競爭的加強使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廠商對成員國市場效率提高的反應導致合理化投資（rationalized investment），一體化的動態效應引起此類投資。 市場導向型投資以尋求大的需求市場為目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規模經濟發生的可能，市場擴展、需求增加和技術進步引發新的投資機會，廠商采用進攻性出口替代投資（offensive export substitution investment），通過對成員國市場的投資搶占先機，取得先動優勢。競爭性資產導向型投資主要是為了接近技術、研發設備和其他無形資產。區域經濟一體化引起經濟聚集，促進技術溢出效應的發揮，導致利用外部效應型投資的發生，該類投資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組成集團的投資。區域經濟一體化導致區域內成員國區位優勢的相對變化，廠商在區域內調整投資結構產生重組化投資（re-organization investment），當廠商已經在成員國從事生產活動時，該效應發生，促使廠商根據集團內東道國的不同區位優勢對生產過程進行重組，此類投資影響生產的地理分布和產業結構，可能產生幾個生產中心。
　　Motta和Norman（1996 ）采用寡頭壟斷模型分析了一體化對外部國家跳過關稅型投資的影響，共三個國家三個廠商，其中兩個國家組成貿易集團，另一國是 FDI來源國。他們區分了降低內部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引發的市場準入的影響和單個國家規模的影響，結果表明市場準入增加導致出口平臺型FDI， 促進外部廠商對區域內投資，降低了產品價格，降低了集團內公司的利潤水平，此時貿易和投資是互補的關系。由于采用了三國完全相同的假設，該模型沒有分析區域內外勞動力成本差異對FDI流入的影響。Montout和Zitouna（2005）將Motta和Norman（1996）模型擴展到對南北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分析，其模型中區內發達國家可以選擇在本國生產和在低成本的成員國生產，區外國家采取在本國生產或在區內兩國分別生產的情況，結果表明南北型一體化協定有利于南方國家吸引FDI。 該模型沒有考慮區內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需求情況。
　　實證研究多數是針對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檢驗，如Baldwin、 Forslid和Haaland（1995），Dunning（1997），Sekkat和Galgau（2002），Yeyati、Stein和Daude（2003）等，關于南南一體化投資效應的文章較少。Blomstrom和Kokko（1997）對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投資效果進行了分析，南方共同市場成立于1991年，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四國，區域內FDI流入不平衡，阿根廷和巴西區位優勢強，自然資源豐富，具有發達的工業部門和大的國內市場，因此兩國吸引的FDI較多， 但整體上來說南方共同市場吸引FDI的作用較小。Bende-Nabende（1999）對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投資效果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東盟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較發達國家有利，而對不發達國家不利，計量結果顯示對印尼和菲律賓影響為負，而對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的影響為正，說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由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組成時對較發達國家有利。
　　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投資效果的檢驗，而對投資效果預測的研究較少。Yeyati、Stein和Daude（2003）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投資效果進行了預測，采用的方法是先選取1982—1999年間20個OECD國家對60個國家的投資樣本進行回歸，回歸變量包括代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的虛擬變量、代表市場規模擴張的變量等，然后將取得的系數用于對10個美洲自由貿易區國家的預測。此方法不適用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分析，因為FTAA的10國已經加入了多個自由貿易協定，其數據包括在最初的樣本中，因此用得出的系數進行的預測有一定針對性。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參與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用其他國家參與一體化協定效果的歷史數據來預測并不準確。Han、Yeo Yoon和Yoo（2004）對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對韓國吸引FDI可能的影響進行了預測，采用韓國1980—2003年的數據對FDI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市場規模擴張和貿易量增加對韓國吸引FDI有促進作用，然后指出中、日、韓一體化協定可以促進這兩個因素。其研究的主要缺陷是僅考慮韓國本身的數據，這種分析可以適用于韓國加入的所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分析，而如果要考慮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對韓國的影響則還要對中國、日本與韓國貿易和投資聯系的情況進行分析。
　　三、模型
　　本文采用了Yanopoulos（1990）、UNCTAD（1990）的分析方法，即將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與國際生產理論結合，研究跨國公司針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引起的區內區位優勢的變化所作出的戰略性反應。在模型構建方法上，參考了Motta和Norman（1996），Montout和Zitouna（2005）的思路，構建了古諾數量競爭模型，本文與Montout和Zitouna（2005）模型的主要差異在于：他們的模型是針對南北型一體化如NAFTA所設計的， 南北一體化引資效應主要分析南方國家與一個具有很大市場的北方國家一體化后對區內國家的影響，一體化中兩國不對稱，因此他們只考慮了區內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而忽略了相對較小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需求。而本文結合南南一體化，特別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情況來構建模型，同時考慮了一體化后兩個市場的需求情況，這就可以進一步分析我們所關注的問題，即一體化后區內兩方是否存在引資上的競爭關系，雙方在勞動力成本和市場規模方面的差異將如何影響各國的區位優勢。
　　（一）基本假設
　　
　　
　　根據Brander和Krugman（1983）的相互傾銷模型，假定不同國家的市場完全分割，每個廠商將每個國家視為獨立的市場，在不同市場上分別選擇最優生產數量，廠商遵循古諾數量競爭模式。在每個市場上，廠商在其他廠商生產數量給定情況下最大化其利潤，所有廠商同時決定產量。
　　（二）區外廠商不同生產決策的利潤水平②
　　假定區內國家廠商a，b僅在本國生產并僅供給本國市場，區外廠商c 采用出口或投資的方式來供給A、B市場。如圖1所示，廠商有三種決策。
　　
　　圖1 區外廠商對區內供給的三種生產決策
　　
　　隨著區外關稅水平的增加，區外廠商的利潤水平減少。
　　第二，區域外廠商在區內A、B投資，分別供給當地市場，此時廠商c 可以避免區內的關稅，但需要支付設立成本，假定F[,A]＝F[,B]＝F[,0]
　　
　　第三，區外廠商僅在區內的一國投資，以供給區內A、B兩國市場，在設立成本方面，廠商c只需要支付在一國的設立成本。但需要支付區內關稅以供給另一國市場。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廠商決策的影響③
　　1.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資
　　區域一體化協定降低了內部關稅t[0]，但同時A、B保持了共同的對外關稅t[e]，可能發生貿易轉移效應，廠商c 担心一體化協定導致保護上升或者對未來可能的貿易保護的担憂而對區域內FDI的動機增加。
　　
　　2.重組化投資
　　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可以使廠商對已經存在的區內投資進行重組，利用區內貿易壁壘降低的優勢，由在兩國分別投資而改為在一個國家生產，供給整個區域，以發揮規模經濟的效應。
　　
　　當內部關稅小于時，廠商進行重組性投資。圖2 顯示了內外部關稅水平的相互作用對區外廠商的投資決策的影響。在假定各國工資水平、設立成本既定的情況下，區外廠商的投資決策取決于內外關稅壁壘的情況。外部關稅水平小于時，廠商最初選擇以出口方式供給A、B，區域經濟一體化引致的內部關稅壁壘下降使外部廠商由對區內出口轉向在區內一國投資，以供給整個區域。當關稅水平大于時，區內關稅壁壘的降低使廠商產生重組性投資，由原來在兩地分別投資轉向在一國投資。
　　其中內部關稅壁壘的下降對跳過關稅型投資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當內部關稅水平較高時，跳過關稅型投資外部關稅的臨界點固定，而隨著內部關稅水平的下降，跳過關稅型投資外部關稅的臨界點沿下降：
　　
　　圖2 區域內外關稅水平與區外廠商生產決策選擇
　　
　　（四）相對工資率、設立成本對外部廠商決策的影響④
　　區內外相對工資率和外部廠商設立成本的變化可以導致不同決策臨界值的變動。主要分析在區域內部完全消除關稅壁壘時的情況，此時t[0]＝0。
　　假定存在規模經濟，則＞0，第三種情況總是優于第二種情況。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廠商c 在分別出口與在區內一國進行投資的兩種決策間進行選擇。廠商兩種選擇的臨界值
　　
　　圖3 區內外工資水平差異增加對外部廠商決策的影響
　　外部工資水平增加使t[c[*]]降低，區內工資水平降低使t[c[*]]降低（見圖3），內外部工資水平差異增加可以推動t[c[*]]點左移，說明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區內外工資水平差異的增加使由出口轉向投資的動機增強。設立成本降低可以使t[c[*]]降低，推動t[c[*]]點左移，說明區內投資壁壘的降低可以促進由出口向投資轉移，效果同圖3所示。
　　（五）區內A、B兩國不對稱模型⑤
　　下面對第三種情況進行詳細分析，比較當區域內兩國不對稱時，廠商c會如何進行投資區位選擇。
　　1.區內雙方市場規模差異
　　
　　
　　當其他條件不變，區域內市場規模有差異時廠商選擇在區域內規模較大的國家投資。
　　2.區內雙方工資水平差異
　　
　　低的A國投資時的利潤高于在工資水平較高的B國投資時的利潤。
　　上述模型的分析表明廠商的生產決策取決于內外關稅水平、區域內外工資水平和設立成本的相互作用，區內關稅壁壘的下降可以促進外部廠商跳過關稅型投資和重組性投資，區內相對工資水平降低和設立成本下降可以增強一體化條件下外部廠商的投資動機。此外，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投資轉移現象，外部廠商選擇區內市場規模大，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生產以供給整個市場。
　　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引資效果的實證分析
　　（一）中國、東盟各國吸引外資的基本情況
　　中國和東盟各國都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由圖4所示， 近十年來中國的FDI流入增長較快，1997年金融危機后略有下降，但影響不大，入世后FDI的流入速度加快，中國2002年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創紀錄地達到527.43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成為當年世界上最大的外資流入國。2003年上升至535億美元，2004 年外資流入為606億美元，在全球范圍內僅次于美國（960億美元）和英國（780億美元），繼續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外資流入國；1992—2004年，中國FDI流入占世界FDI的8.19％。中國高速經濟增長、開放的經濟政策、強大的市場潛力和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根據美國科爾尼管理咨詢公司的研究報告，2002—2005年中國連續四年名列“外國直接投資信心指數榜”首位，從而成為世界上最具外資吸引力的國家。
　　東盟各國采取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一直是FDI的主要流入地，1997 年金融危機后東盟各國的FDI流入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到2002年后，FDI流入恢復為增長態勢。1992—2004年，東盟國家FDI流入占世界FDI的4.92％，目前東盟仍是世界投資的最熱點地區之一，2004年外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額為257億美元，同比增長約39％，高于全球投資增長水平。
　　
　　圖4 中國、東盟FDI流入情況（1992—2004）
　　
　　圖5 中國、東盟FDI流入額占世界FDI的比例（1992—2004）
　　兩項研究（Chantasasawat, Fung, Lizake and Siu，2003； 周毓萍和拉爾，2005）表明中國和東盟吸引外資總體上是互補關系，中國沒有占據其他國家吸引外資的空間，相反刺激了在其他國家的互補性投資，這種互補性來于該區域內外資流入主要是對各國經濟增長和自由化的反應，同時東亞的生產網絡促進了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分布生產環節。在總體互補的條件下，雙方引資也存在一定的競爭性，特別是金融危機后，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東盟間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移，東盟國家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之自身經濟結構的缺陷、政局的不穩定以及投資環境的不盡完善等因素，導致一些跨國公司將生產基地和事務、統籌基地從東盟轉移到中國，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對在亞洲開業的日本企業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在東盟各國開工生產并準備轉移生產基地的日本企業中有60％準備移往中國。美國商會2002年6月公布的一項商業調查顯示，東南亞國家的貪污腐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正在驅使該地區的美國公司轉向中國尋求發展，計劃搬遷的美國公司中超過一半的公司把中國作為目標，計劃在本地區擴大發展的美國公司有64％選擇中國。
　　（二）實證模型
　　1.模型和方法
　　根據第三部分模型的分析，構建計量模型，采用歷史數據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各國吸引FDI的決定因素，主要分析市場規模、進口水平、 勞動力成本及對區內各國市場開放程度等因素對區內各國吸引FDI的影響程度。由于無法取得微觀數據，因此本部分采用與第二部分模型變量相應的宏觀加總數據來進行初步的分析。
　　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解釋變量的理論分析如下：
　　（1）市場規模。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與FDI流入呈正相關，潛在的大的需求市場可以促進廠商投資，在相同的設立成本情況下，產量的增加可以降低平均設立成本。特別是存在規模經濟時，較大的市場需求可以使廠商將產量擴展至能取得規模收益的水平，降低廠商的生產成本，以取得更大的利潤，用GDP來衡量，預期符號為正。
　　（2）進口總額。較高的對外進口關稅水平使廠商出口成本增加， 為了避免關稅，跨國公司通過選擇對該國投資的方式來供給當地，此時投資和貿易具有替代關系，用進口總額來表示，預期符號為負。
　　（3）勞動力成本。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對吸引FDI起重要作用，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可以降低廠商的生產成本，提高利潤水平。當FDI投向勞動密集型產業時， 低勞動力成本的吸引力更強。實證中對勞動力成本影響作用無統一的結論，如果廠商對外投資主要是為了利用當地低成本勞動力要素，則影響較大。如果是為了跳過關稅，則影響較小，用制造業的月平均工資水平表示，預期符號為負。
　　（4）對區內其他國家市場開放程度。該變量是本文重點關注的變量， 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相關聯程度對區內FDI流入的影響。FDI流入除了為供給當地市場外，還可能將東道國作為出口平臺，來供給區內其他國家的市場，如果該變量對FDI影響程度較大，說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的廠商重組性投資的可能性加強，廠商選擇在一國投資以供給整個區內市場。用該國與區內他國進出口總額除以該國的GDP表示，預期符號為正。
　　2.樣本和數據
　　中國在政策推動下從1992年起FDI增加較快。因此樣本時間為1992年至2004 年共13年。由于數據的限制，選取中國、東盟十一國中的七個國家的FDI數據進行回歸，包括柬埔寨、中國、馬來西亞、馬尼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其中“對區內其他國家市場開放程度”變量的數值中仍包括本國外的其他區內十個國家，以保證本文關注的主要變量數據的準確性；工資水平的數據缺失較多，部分采用了內插法進入處理。實際取得79個觀測值，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
　　3.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如表2，各變量的符號與預期值相同，其中GDP、IntraOpen 兩變量符合1％的顯著性水平，Import符合5％的顯著性水平，W的影響不顯著，主要原因是由于數據選取所限，沒有采用相對工資水平來衡量勞動力成本優勢。結果表明中國、東盟總體來說市場規模對FDI流入有正的影響，進口與FDI呈替代關系，較低的工資水平對吸引FDI有促進作用，區域內進出口貿易的緊密關系有利于吸引FDI。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實證分析不完善，如存在需要找到更合適的變量來代表市場規模等問題，雖然在現有的數據條件下我們沒有辦法進行更準確的分析，但各重要變量回歸系數的符號與理論模型的各項假說一致，實證分析的結果說明理論與現實是相容的，后續研究有待于進一步的數據支持和實證檢驗。
　　（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引資效果
　　1.市場規模的擴張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使該地區市場規模擴張，促進FDI流入。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國土面積為14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20億，2004年GDP總額為24488億美元，其巨大的市場可以促進區外廠商投資，在該市場上實現規模效應與競爭效應的結合。規模效應指大的市場可以使企業實現規模經濟，享受低成本的投入，促進專業化生產特定的產品。競爭效應指降低貿易壁壘使成員國市場競爭程度加深，提高生產效率。市場的擴大可以使企業充分地利用規模經濟的好處。在一個既定規模的市場上，規模經濟和競爭之間存在一個均衡點：如果企業過于龐大，企業數量就會較少，市場競爭程度就弱。擴大市場就會改變這個均衡，因為它會使大企業和競爭加強并存的局面成為可能，解決了既定市場規模下規模經濟和壟斷的矛盾（Schiff and Winters, 2003）。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投資到該區域的廠商面臨的需求由一國擴張到整個區域，同時市場擴張、規模經濟、生產效率的提高將促進創新活動、研發投資增加。在中長期內區內生產成本下降，區域內市場將成為國際采購的目的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由于中國在人口總量和經濟總規模上都超過了東盟十國之和，根據第三部分模型的結論，中國比東盟各國在吸引FDI方面更具有優勢，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使一部分對東盟的投資轉移到中國，通過在中國設立企業來供給區內的市場。
　　2.區內外關稅水平差異的影響
　　實證研究表明該地區的進口貿易和投資存在替代關系，一國貿易壁壘的增加促進外部廠商在該國投資，以跳過關稅。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區內貿易將享受0～5％的特惠關稅，而對外關稅水平保持不變，相當于提高了對外關稅的相對水平，增加了區外生產的成本，產生貿易轉移現象，即成員國由區外進口轉向由區內成員國進口。外部廠商担心一體化協定導致保護上升或者對未來可能的貿易保護的担憂，使外部廠商在區域內FDI的動機增加，以跳過關稅及其他類型的貿易壁壘。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資是對貿易轉移效應的戰略性反應。隨著區內關稅水平的逐漸下降，防御性出口替代的動機增強，但這種效應不是動態的，當廠商對一體化的政策進行生產調整后該效應將不再持續。
　　3.相對工資水平的影響
　　中國、東盟各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一直是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 根據第三部分的模型，FDI來源國和東道國間工資水平差異較大， 更有利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后出口轉向投資。此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工資水平的差異產生重組性投資，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FDI流向區內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 以供給整個區域。區內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勞動力成本較高，中國的區內勞動力成本優勢仍存在。
　　4.對區內市場的開放程度
　　中國和東盟的經貿聯系緊密，2005年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為554億美元， 占其出口總額的7.27％，中國從東盟的進口額為750億美元，占其進口總額的11.36％，根據實證分析結果，區內貿易的相關聯程度對區內各國吸引FDI有促進作用， 說明外部廠商在該區域已經采取在一國投資，然后通過區內貿易以供給區域他國的策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進一步增強區內市場的聯系，降低區域內貿易的成本，利于廠商對生產進行重組，由在區內幾個國家生產轉向在區內一國生產，以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的收益，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一體化程度的加深，重組性投資增多。
　　五、結論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可以提高整個區域的區位優勢，促進區外FDI 的流入。市場規模的增加可以使廠商充分利用規模經濟的收益，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市場尋求型FDI增加。區內外關稅水平的差異使外部廠商針對貿易轉移做出防御性進口替代投資。區內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出口向投資的轉移。此外區內貿易成本的下降促進重組化投資的發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區內各國引資效果的影響程度不同，中國由于市場規模大于東盟各國的總和，在區內勞動力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因此可以吸引外資將中國作為區內的出口平臺，通過在中國設廠來供給整個區域。
　　應該指出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引資效應的發揮要取決于一體化協定具體合作范圍及深度，集團內成員國的政治經濟情況等因素，中國—東盟各國在利用區域經濟一體化來吸引投資時應首先通過國內的政治經濟改革來提高本國的吸引力，一體化協定可以作為外在保障來降低投資者的風險預期水平，然后通過本文所分析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靜態、動態效應進一步提高本地的區位優勢，促進FDI流入。
　　附錄A：廠商c不同生產決策的利潤水平
　　1.第一種情況，各廠商的利潤函數為：
　　
　　利潤最大化的均衡產量和價格為：
　　
　　利潤為：
　　
　　2.第二種情況，各廠商的利潤函數為：
　　
　　利潤最大化的均衡產量和價格為：
　　
　　最大化利潤為：
　　
　　3.第三種情況
　　1）廠商c在A國設廠，各廠商的利潤函數為：
　　
　　利潤最大化的均衡產量和價格為：
　　
　　最大化利潤為：
　　
　　2）廠商c僅在B投資，以供給區內A、B兩國市場，由于假定A、B對稱，所以此時廠商c的收益與第三種情況相同。
　　
　　附錄B：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廠商決策的影響
　　1.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資
　　
　　
　　
　　2.重組性投資
　　
　　附錄C：相對工資率和設立成本對外部廠商決策的影響
　　
　　
　　
　　3.相對工資變動對t[c[*]]的影響：
　　
　　4.設立成本增加對t[c[*]]的影響：
　　
　　附錄D：區內不對稱模型
　　1.雙方需求差異
　　（1）廠商c在A國投資，以供給A、B，各廠商的利潤函數為：
　　
　　利潤最大化的均衡產量和價格為：
　　
　　利潤為：
　　
　　（2）廠商c在B國投資，供給A、B時：
　　
　　2.區內雙方工資水平差異
　　（1）廠商c在A國投資，以供給A、B，各廠商的利潤函數為：
　　
　　利潤最大化的均衡產量和價格為：
　　
　　利潤為：
　　
　　（2）廠商c在B國投資，供給A、B時：
　　
　　
　　廠商c在工資水平較低的A國投資時的利潤高于在工資水平較高的B國投資時的利潤。
　　注釋：
　　① 如果將下文中C國面臨的區內國家對外關稅t[c]理解為C國對區內國家的交易成本（包括關稅和運輸成本），則推導結論不變，另外區內一體化國家間距離較近，所以為簡便起見，忽視運輸成本。
　　② 具體推導過程見附錄A。
　　③ 具體推導過程見附錄B。
　　④ 具體推導過程見附錄C。
　　⑤ 具體推導過程見附錄D。
南開經濟研究津70～88F8世界經濟導刊東艷20072007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FDI/南南一體化
　　China-Asean FTA/FDI/South-South Integration
Does South-South Integration Causes FDI Inflows? The Investment Effect of China-Asean FTA
There is widespread evidence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want to form regional unions with“Deep Integration”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 3-country, Cournot-oligopoly model in which the investment effec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can be readily analyzed. We test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 and Asean FDI inflow, and conclude that China-Asean FTA FDI will have investment effect.
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發展中國家逐漸將吸引FDI 作為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目標。本文以古諾數量競爭模型為基礎構建了一個三國模型，指出區內貿易壁壘下降可以促進跳過關稅型投資和重組性平臺投資。通過對中國、東盟地區1992年—2004年FDI影響因素進行檢驗，指出市場規模、進口額、工資水平、對區內市場的開放程度等因素對FDI流入有影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通過影響上述因素而提高區位優勢，促進區內FDI流入的整體水平， 同時中國相對于東盟國家的優勢可以使一體化條件下廠商增加在中國的重組性投資。
作者：南開經濟研究津70～88F8世界經濟導刊東艷20072007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FDI/南南一體化
　　China-Asean FTA/FDI/South-South Integration

網載 2013-09-10 21: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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