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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人提出：我國雖然是貿易“大國”，但卻不是一個貿易強國；世界前八大貿易國出口商品高科技含量為40％，我國只有6％； 結論是我國應當調整出口商品結構，即逐步放棄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高新技術產品；建議政策鼓勵、財政支持、人才培養、配額優惠等；目標是到2010年，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與發達國家基本相同。這個戰略作為長遠目標無可非議，但是，對于這個戰略一定要辯證地看。
　　　　　　相對概念不能成為絕對標準
　　首先，貿易國家大小與強弱并非一成不變。
　　亞洲金融危機前，我國出口額占世界的2.6％，日本7％，德國9 ％，美國占12％。似乎只有美國才是貿易“強國”。從人均出口額來看，中國只有140美元，而日本是3714美元，德國7367美元，美國3167 美元。哪個國家都比中國高出20多倍，因此它們似乎都是貿易“強國”。其中，德國比美國高出1倍以上，仿佛是貿易超“強國”，相比之下， 我國就成了貿易“小國”和“弱國”。
　　如果使用貿易額占GDP比例指標去區別貿易國的“大”與“小”，那么，1996年我國是40％，日本17％，德國46％，美國24％。我國與德國似乎是不相上下的貿易“大國”，而美日卻成了貿易“小國”。比如，泰國是83％，菲律賓94％，馬來西亞183％，而新加坡則高達356％。實際上，出口占GDP比例超過100％的國家與地區少說也有20個，它們究竟是貿易“大國”，還是貿易“小國”呢？
　　換個角度，情況又發生了變化：據世界銀行資料，1993年發達國家高技術產品占出口比例是：美國37.3％，日本36.7％，德國21.4％，美日是貿易“強國”。但是，愛爾蘭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卻高達43.6％。難道愛爾蘭是貿易“強國”嗎？它1996年的商品和服務出口額540 億美元，約相當于中國的1／3，日本的1／9，德國的1／12，美國的1／15。
　　事實說明：在貿易上不論是大國小國、強國弱國，也不論是高技術低技術，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要因人、因國、因時、因事、因標準而異。如果我們錯把相對的、變動的東西當作絕對的東西來看待，必然誤入歧途。
　　其次，技術高低與含量的多少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去年，英國《經濟學家》在“數字經濟言過其實”的文章中指出：“許多人都認為，高技術企業目前在社會經濟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實際上，事實并非如此。”比如原先美國商務部把企業購買軟件的費用都算做成本，現在則算做投資。結果，“這樣一來，既增大了信息技術投資的表面規模又提高了美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速度。”OECD（經合組織）的估計：1985年在發達國家的經濟中，知識經濟的比重占企業總產值的45％，現在則占51％。原來，它的統計范圍“除了計算機和電信業以外，還包括了汽車、化工、保健、教育等許多行業。”
　　因此，只要“稍微”修改一下統計“口徑”，就會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去年美國商務部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只把計算機硬件與軟件產業、以及電信業作為統計對象的話，那么數字經濟在美國國民總產值中的比例僅占8％。 戈德曼一薩克斯公司兩位專家分析認為：如果把電信服務行業中多年前就存在的電視、廣播以及消費電子業等除外的話，那么，計算機與電信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只略高于5％。 高技術產業最發達的美國都如此，那么，“從整個世界來說，信息技術產業可能在各國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4％。”
　　由此可見，高技術產業或信息技術在發達國家出口產品中究竟占多少比例，并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回答的問題。既然如此，我們要求調整出口產品結構時提出的有力論據——高技術含量占發達國家出口產品的40％，而我們只有6％又有多少可靠性與可信度呢？
　　國家的發展戰略、政策措施是對投資方向、產業結構、技術含量等進行調整和改變的重要依據，必須持認真嚴肅的態度，否則，必然會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損失。
　　　　　　出口結構與國民經濟結構的關系
　　不發達的經濟結構導致不發達的貿易和出口結構。國民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而貿易和出口結構如何與發達國家“基本相同”呢？另外，發達的經濟結構也未必導致發達的貿易和出口結構。我國經濟結構在一二十年內，“跳躍”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貿易和出口結構達到“與發達國家基本相同”的目標，難度也是相當大的。
　　因為：一個不發達的經濟結構固然不會導致發達的貿易和出口結構；一個發達的經濟結構也不一定會導致發達的貿易和出口結構。前者是基本常識，后者人們卻未必能理解。
　　二戰后，美國成了世界頭號經濟強國，據常識判斷，似乎出口產品結構應當是資本密集型的，而進口產品結構應當是勞動密集型的。但是，經濟學家列昂惕夫卻發現了相反的答案：“美國參與國際分工是以勞動力集約度高、而不是以資本集約度高的主產專門化為基礎的。換句話說，這個國家進行對外貿易是為了節約它的資本并解決它的過剩勞動問題，而不是相反。”因此，盡管“許多人都認為，同世界其他國家比較，美國經濟的特點是資本的相對過剩和勞力的相對不足，現在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經濟發達的美國尚且擁有“不發達”的貿易和出口結構，那么，對我國而言，其貿易和出口結構難道不值得我們進行冷靜的思考與謹慎的判斷嗎？
　　出口的首要目標是增加就業。有人提出調整出口產品結構的建議，重要原因是為了減少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擴大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實現以質取勝、以少換多、增加外匯的目的。這是無可非議的。但對發展中國家，更重要的是為了增加就業、特別是增加農村勞動力在非農業部門的就業機會，而增加外匯不過是擴大出口的“副產品”。我國農業勞動者有3億多人， 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惟一出路是進入非農業部門，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特別是出口，是其脫貧致富的出路。
　　鼓勵和扶植高新技術產業出口，使我國出口結構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本身沒有錯誤，但是，實現其目標，改變現有的資源配置、經濟和產業結構，就會減少就業機會。這未必對整個國民經濟有利，對縮小工農、城鄉和貧富差別也將產生不利的因素。
　　從最有效地利用資本、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的角度來看，至少在今后50年內，外貿和出口戰略的基本目標應當是進一步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只要能夠擴大就業，即使我們只能在來料加工中賺取一點“辛苦錢”，用1 億件服裝或鞋子換取一架大型飛機，也是值得的。這不說明我們軟弱無力，其實恰恰證明了強大和有力：因為，較少的資本換取了較多的資本、較低級的技術換取了較高級的技術、較陳舊的知識換取了較新鮮的知識、較多的就業換取了較少的失業——這恰好說明我們做到了揚長避短、以長攻短、以弱勝強。由此可見，吃虧與賺錢、強大與軟弱、長處與短處等等，也完全是相對的和變動的概念。
　　　　　　注重目標的科學性
　　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史證明：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脫離客觀實際的、各式各樣的“超前”意識、觀點、建議、政策、計劃等等，總是層出不窮、屢禁不止。而且，大約20年出現一個“周期”。雖然收到轟轟烈烈、激動人心、“大干快上”的短期效果，但是由于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受到了人為的強行“扭曲”，好景不長，就會導致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
　　我們又仿佛進入了一個新周期：知識經濟。如果我們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強調科教興國的重要性，為了重視知識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為了說明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那么，有關知識經濟的大量宣傳還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但是，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為了實施所謂“跨越”或“跳躍”式的發展戰略、為了把有限的資源從工農業轉移到高新技術產業、為了減少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出口與就業的話，那么，它的結果可能與我們的初衷恰恰相反。
　　經濟、產業和貿易結構的變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而不是依靠人為的“拔高”就可以迅速改變的。我們只有實事求是，提出符合國情的對策，才能避免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維持對外貿易的穩定擴張，為增加就業機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貢獻。
　　
　　
　　
中國改革報0京⑤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賈保華20002000賈保華，對外經貿大學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 作者：中國改革報0京⑤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賈保華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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