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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家》，喚醒了一代人。無數年輕人因為這本書，離開家去尋找新生活。

一部《隨想錄》，在“文革”悲愴的回望后，他希望人們能記住三個字：講真話。

有人說，他是二十世紀的良心。

現代文學史上的巨匠一個個逝去，留下他一個人。

他曾經為冰心寫過一句話，“有你在，燈亮著，我們不在黑暗中，我們放心了”。冰心也走了，他成了最后一盞燈。

當他無法執筆寫作，長壽成了一種懲罚。他說，從今以后，我為你們活下去。他活了一百零一年。

巴金是中國文學史上無法忽略的存在。

今天是巴金誕辰110周年紀念日。

巴金點起懺悔理性的火種

文 | 李萬剛

本文原刊于2005年10月23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巴金留給我們的不僅是文學遺產，他關于說真話、“揪出示眾的首先是自己”的懺悔勇氣和品格，更首次點燃了懺悔理性和懺悔文化的火種，這種通過《隨想錄》進行的自我與民族拷問，將建立巴金超越文學家之外的在民族精神史上的尊嚴。這正是我們的人文傳統中所缺乏的，在科技發展與經濟騰飛的今天，曾經災難深重的中國人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就無法真正走出歷史，邁向未來。

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缺乏懺悔意識，所謂的天地良心，更多是一廂情愿、自欺欺人的道德標榜和道德口實。懺悔精神也與歷史上的“罪己詔”不同，后者不過是表演，以致變成了帝王特權文化的一部分，罪己的漢武帝、光緒帝們不過是在演戲而已。我們這個民族擁有那么多的災難和悲劇，卻少有人來具體負責和懺悔道歉，只是揪出幾個人物或者在歷史書上丑化、西湖邊上唾罵，或者判幾人罪了事。悲劇過后，我們也反思，反思的結果是“他們世風日下”（魯迅語），因此相似的歷史悲劇總是不斷發生。

“文革”作為整個民族的悲劇，不僅是政治、經濟的災難，也是文化的精神的扭曲，后者的撥亂反正雖然基本完成：“文革”悲劇的罪與罚，卻遠未結束。它通過耄耋老人顫巍巍的筆寫了出來：“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起初把假話當作真理，后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后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后來真話當假話說。”（巴金《隨想錄》）巴金本來是受害者，但毫不掩飾地暴露自己精神上的缺陷，主動懺悔。從解剖自己開始，首先進行自我審判，這正是一種懺悔理性。只有當我們意識到罪惡同樣內在于我們自身，了解到自己面對罪惡的懦弱，我們才會表現出抵抗罪惡的道德勇氣。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巴金的無情的自我審判和主動懺悔既是個人的，更是民族的———在民族正義的歷史審判前，他是替所有中國人懺悔。

懺悔理性的另一面是寬容，人孰無過。我們互相諒解自己和對方曾經的愚行。這首先需要真誠的懺悔。無論是對個體還是集體，無條件的寬容勢必制造更大的痛苦，意味著一切罪惡將可能會重復。懺悔與寬容一起才能讓人類走出悲劇與罪惡，這因此也是一種文化解放。

就像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圖圖和他的委員們，選擇一條懺悔與寬容的道路：在種族壓迫制度下犯罪的人，只要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誠地請求寬恕，他們將得到赦免。南非人不僅保持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更逐漸從歷史包袱中走出，得到了擁有新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內涵的“新南非”。

懺悔是給個體與集體帶來尊嚴榮光的文化。面對無知與怯懦帶來的悲劇，我們的恥辱不僅是曾經的所為，更是我們不能懺悔；而懺悔則具有理性和道德上的深度，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理性的有限性和我們道德上的責任，這是一種榮光。當巴金“說真話”自我解剖審判，他就在民族的歷史上建立了超越文學家的榮耀和偉大。

對待歷史悲劇和罪惡的懺悔理性，是一個現代國家和民族理性成熟的標志。巴金已經把這把理性火炬點燃；我們紀念巴金，就是要讓這懺悔理性薪火相傳，添柴助火。我們應該清楚，在曾經災難深重、悲劇重重的中國，只有建立起懺悔文化和理性，歷史悲劇才能夠真正躺進博物館。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