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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是典型的發展中大國，各地區自然、經濟、社會、人文條件差異極大，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這決定了區域經濟研究在我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研究出現較旺的發展勢頭，研究的深度、廣度、理論和方法均有較大的進展。本文將我國區域經濟的有關理論問題進行歸納、總結，并就如何構建閩粵贛邊經濟區，以促進中國經濟大發展這一新課題提出一點對策思路。
　　　　　　一、經濟區劃
　　經濟區是經濟發展中逐步形成的經濟地域空間單元；經濟區劃是根據經濟區形成與發展的規律，結合一定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而對國土進行的劃分。
　　五十年代，為謀求沿海和內地的平衡發展，我們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將全國經濟分為華北、東北、華東、西北、中南、西南六大區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由于我國與蘇聯關系惡化，加之西方國家對我實施經濟封鎖，基于戰備需要和國防考慮，在區域經濟發展和布局上將全國劃分為一線、二線和三線地區。一線地區包括新疆、內蒙、黑龍江、遼寧、吉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區；三線地區包括四川、貴州、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廣西、湖北、湖南、山西等省；其余地區為二線地區。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又依據各大軍區，將全國劃分為西南、西北、中原、華北、華東、東北、華南、閩贛、山東、新疆十大片。上述地區經濟區劃，主要以行政區劃為基礎，未考慮市場因素，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
　　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學者從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促進資源配置和橫向經濟聯合角度，進行經濟區劃的研究。
　　早在1985年，陳棟生就將全國經濟劃為“六大經濟區”，即建立東北、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南方、新疆、西藏六大經濟區。
　　1987年國家“七五”計劃提出了三大經濟地帶的劃分，即將全國經濟劃分為東、中、西三種不同地帶經濟區域。東部沿海經濟帶包括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廣西等12個省市；中部地區指黑龍江、吉林、內蒙、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9個省區；西部地區指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川、云南、貴州、西藏等9個省區。
　　顧朝林提出“九大城市經濟區”，認為區域經濟是以中心城市為軸心進行輻射發展的，他根據全國城市綜合實力和地區特點，提出以沈陽、京津、西安、上海、武漢、重慶、廣州、烏魯木齊、拉薩等中心城市為軸心，帶動其周圍地區發展，形成九大城市經濟區。
　　九十年代以后，地區經濟差距日益加大的問題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如何實現區域經濟的優勢互補，成為區域經濟研究的重點。經濟區劃上強調落后地區與發展地區的融合。國家計委提出了“七大片經濟區”的設想，即長江沿岸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環渤海灣地區、東北地區、西北地區、西南和華南地區、中部地區等。徐逢賢等提出了“七大流域經濟區”，即長江流域經濟區，以上海為龍頭，江蘇、浙江為兩翼，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為龍身，四川為龍尾；黃河流域區，以環渤海經濟圈為龍頭，山東、遼寧為兩翼，帶動河北、山西、內蒙、河南、陜西等省；西北五省經濟聯合開發區，包括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區，包括珠江流域各省、海南省，輻射至廣西、云南、貴州等，閩南三角地帶經濟區，主要是福建南部一帶；東北經濟區，包括東三省；瀾滄江流域經濟區，包括西南五省。
　　改革開放前，將經濟區與行政區統一起來的劃分方法，對于加強領導、統一部署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初，三大地帶的劃分，對于分階段、分地區逐步推進改革開放，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九十年代后，地區經濟差距問題引起各界關注，區域間的互補合作受到重視。經濟區劃上強調打破行政區、三大地帶，按“流域”或“片”進行區劃，有利于緩解地區差距和全面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但是，建國以來，無論是經濟理論界還是政府部門在作經濟區劃時，均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區域——“閩粵贛邊經濟區”，至今在國家計委九五規劃的七大片重點發展區域中，均找不到該區域的蹤跡。該區域位于閩、粵、贛三省交界處，包括十三個城市：福建省的廈門、泉州、漳州、三明、龍巖，江西省的贛州、鷹潭、撫州，廣東省的梅州、潮州、揭陽、汕頭、汕尾等。該區人口約4745.8萬人，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1685.8億元，占三省總和的24%。該區域各地市既未被歸入長江三角州經濟區或珠江三角州經濟區，又未能作為獨立的經濟區域獲得學術界或政府部門的普遍認同，而長期處于區域規劃的真空地帶或其他區域，如珠三角、長三角的夾縫地帶，這種狀況與該區域在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地位、作用極不相稱，應引起高度的重視。
　　閩粵贛邊經濟區具有與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經濟區同等重要的政治經濟地位。
　　第一、該區地理位置優越，“臺”、“僑”特征突出，具有開展對臺和參與國際經貿合作的優勢，在實現大陸與臺灣和平統一的偉業中和使我國經濟更大規模地走向國際市場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該區從山區向平原沿海延伸，處于北回歸線上，氣候宜人，并扼居臺灣海峽西部，與臺灣省隔海相望，還與西太平洋國際主航道為鄰，是西北太平洋區域及我國中北部的船只進入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必經之地。該區也是著名的僑鄉，尤其是潮州、汕頭、梅州和泉州是全國重點僑鄉，區內的海外華人約占全國海外華人的三分之一，還是臺灣同胞的祖居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華人素有尋根訪祖、報效家鄉的傳統，他們對推動該區域經濟發展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發揮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第二、該區具有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結構層面，對探索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如何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繁榮，縮小地區經濟差距，緩解地區發展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一區域是全國性的包括老區、山區、邊緣區、貧困區、特區等多種經濟類型的區域，具有多層次的生產力，經濟發展很不平衡，而歷史上有濃厚的地緣、人緣關系，經濟往來密切，各有優勢和特點，經濟協作基礎雄厚，互補性強。該區域的快速發展對盡快發展其他老少邊窮地區經濟，緩解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二、區域經濟研究方法
　　我國區域經濟研究的方法和途徑大體有兩種：一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入手，根據各地區的資源條件、產業優勢、技術基礎及相互間的經濟聯系，分析研究地區間如何揚長避短，統籌規劃，實現優勢互補。該方法認為“區域經濟是以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的，其目的是保障地區間經濟優勢的發揮”，“指導地區間經濟聯合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工學說，特別是有關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理論”，“要根據勞動地域分工狀況組織經濟協作區”，“地區間的商品交換是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動力。”該研究方法對政府部門制定有關區域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組織不同層次、不同內容、不同形式的經濟協作區，充分發揮各區域在國民經濟中的積極作用，具有重要意義。但該分析方法將區域合作局限在“地域分工”、“優勢互補”等宏觀層面上，以此為指導，各地區域合作的內容大多屬短期的合作項目，而未使市場經濟的細胞——不同地區的企業在組織上建立有機的聯系。區域合作的組織也是松散的。如閩粵贛邊經濟區，雖設有辦事機構，但其主要職能是“聯絡”和“協商”，缺乏權威性，協作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第二種研究方法是從微觀角度入手，研究區域經濟的基本組成單元——企業行為及其相互關系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和作用。著重探討“企業組織的性質及其對區域經濟運行的作用和影響，以揭示企業組織類型與經濟運行過程之間的內在聯系。”該方法的優點是充分重視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企業組織的培育和塑造，能較切合實際，其缺陷是忽視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如地區產業結構、基礎設施等的協調配套等。
　　筆者以為區域經濟的研究應從宏、微觀兩方面同時入手展開。區域經濟研究的中心是找準經濟增長極。宏觀上的增長極即為中心城市，微觀上的增長極就是大型企業集團。兩種增長極是相輔相承共同發展的。從經濟發展史上看，工業化以前，由于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企業布局表現為分散的彼此聯系甚少的狀態，企業擴張以資本積累為主，企業集中底低，因而地區間聯系極少，沒有經濟中心或中心城市。工業化后，企業借助股份制、收購、兼并等方式實現企業組織擴張，加速企業的集中和積聚，逐步形成一批增長極企業。所謂增長極企業就是企業群體中的核心企業，企業規模大、效益好，需要協作的企業多，其周圍有一大批業務相關的企業構成企業群體。這些企業聚集在一起會產生很高的親合力和外部經濟效益，對周圍地區形成較強的吸引力和輻射效應，使發展極企業所在地成為發展極城市。發展極城市發揮功能作用的結果，使區域經濟凝聚力進一步加強，并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又進一步促進區域企業及其組織結構的合理化。總之，增長極城市和增長極企業，從宏、微觀兩個層面構成區域經濟發展的兩大支柱。
　　閩粵贛邊經濟區應以汕頭和廈門為增長極城市，兩市均屬經濟特區，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經濟輻射和帶動能力較強，在區域內居核心地位；應以機械、電子、化工類企業集團為增長極企業。機械、電子、化工是閩粵贛經濟區各地市工業發展的支柱產業，也是整個經濟區目前最強的工業部門和主要經濟增長點。當前應組建跨省市的企業集團，包括：機械工業集團，以廈門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龍巖龍馬集團公司等企業為核心組建集團；電子工業集團，以汕頭超聲電子，廈門廈華電子、廈新電子、信達股份有限公司為核心組建企業集團；化學工業集團，以名優企業和名牌產品為中心組建企業集團，包括汕頭的海洋集團、三明的三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逐步形成以泉州的乙烯系列、廈門的芳涇系列、汕頭的聚苯乙烯、漳州的片仔癀、撫州的人血白蛋白、鷹潭的青龍蛇藥片等為主導產品組建企業集團。
　　　　　　三、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一）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前，我國為改變因殖民化造成的經濟基礎高度偏集于沿海少數城市的工業布局和備戰需要，實行了向中西部地區傾斜投入的均衡發展戰略。五十年代原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中，內地和東北占到三分之一，國家安排的649個大中型工業項目中，有472個在內地開工興建。六十年代的“三線建設”，三線地區投資占當時全國基建總投資的49.4%，三線地區先后建成大中型骨干企業和科研單位2000多個和各具特色的新興工業城市30多個。
　　這種均衡發展戰略拓展了生產力發展的空間，對于加快我國西部經濟發展、縮小地區差距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生產部局向西部推進速度過快、比重過大，降低了投資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全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延緩了我國現代化進程。
　　（二）梯度推進戰略。該戰略產生于八十年代初。其主要思路是：我國經濟發展呈現著“以東部、中部、西部為順序的梯度態勢，即發達的東部地帶、欠發達的中部地帶、不發達的西部地帶，這種三級梯度的形成是由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歷史、自然、社會等多種原因決定的，是區域生產力不平衡規律的表現。應因勢利導，充分發揮梯度差的經濟功能，首先發展東部地帶，再帶動中西部地帶開發。
　　梯度推進戰略首次把經濟效率放在區域發展和生產力布局的首位，第一次對傳統的以“公平”為追求對象的均衡戰略提出了挑戰，這是區域經濟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突破。這種戰略符合區域發展規律，讓一些有條件的地區得到優先發展，增強了區域經濟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發展能力，從而使整個國民經濟富有效率。但這種戰略由于單純注重“效率”，忽略了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條件和發展能力的差距，結果使區域經濟發展陷入嚴重失衡狀態，使國民經濟面臨一系列的區域經濟矛盾和問題。
　　（三）區域經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這種戰略產生于九十年代初。其主要思路是：我國各地區的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社會經濟特點和投資環境相差甚大，各地投入產生效果不盡相同，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國家必須集中力量，采取重點開發形式，并在資源分配和政策上對重點開發地區實行傾斜；同時，國民經濟是個有機的整體，在這一有機體中，各地區間存在一定有機聯系和相互依存關系，各地區發展要保持協調，就要求國家實行的傾斜政策必須適度，必須以保持地區間的協調發展為前提。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有多種模式，較有影響的有“點軸發展模式”和“菱形發展模式”。這兩種模式都是利用西方發展極理論，進行區域經濟戰略研究。“點軸模式”選擇沿海、沿江、隴海及黃河中上游地區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軸線，分期分批重點開發，逐步形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具有高度生產力水平的點線面區域經濟發展網絡，使整體經濟均衡發展。“菱形模式”認為應以京津為我國北部增長極；以上海為全國增長極；以成渝為西部增長極；以武漢為中部增長極；以深穗為南部增長極；將上述五個極點聯接起來，在地理空間位置上呈現出菱形狀的發展格局。
　　區域經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開始將“公平”與“效率”結合起來，提出了“邊增長、邊協調”的戰略思想。并且從探索市場機制與區域資源配置的關系入手，在分析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發展的內在規律的基礎上認識到非均衡是經濟發展的常態，而均衡和協調是一種方向和目標。該理論的缺陷是可操作性弱，在實踐中“公平”和“效率”是一對永恒的矛盾，顧此必然失彼，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似乎很難實現。閩粵贛邊經濟區將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融合在一起，共同發展，不失為一種探索非均衡協調發展的一種新模式。
福建經濟福州33～36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黃燕19981998（黃燕　作者單位：汕頭大學經濟系企業管理教研室） 作者：福建經濟福州33～36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黃燕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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