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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辛亥百年：鐵屋里的大國突圍》，廖保平著，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3

　　
　　致命的謠言

　　謠言無處不有，大小不一，作用不等，但在末世、亂世謠言會特別多，作用特別大。這反證，謠言特別多而作用特別大的時代，或許正是末世、亂世的征兆。所謂一葉知秋，從謠言這個小小的切口，我們可以洞見一個時代、社會的世態人心，基本面貌和發展趨勢。以謠言觀晚清，大致如此，那是一個謠言紛飛的時代，也正是末世、亂世之將至，隨便掰著指頭就能數出幾起因謠言而引發的大事。

　　1 采生配藥：1870年夏，一條“采生配藥”的傳言在天津廣為流傳，說是外國傳教士跑到中國來是以傳教為名，以建育嬰堂做慈善為幌子，實是綁架殺死中國孩童作為藥材之用。謠言說得有鼻子有眼睛，搞得人心惶惶。天津知縣找來法國駐華領事質問，雙方爭執中發生沖突，法國領事拔槍打死知縣的仆人，激憤的民眾則將法國領事及其隨從打死，事態進一步擴大，10名修女、2名牧師被害，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毀，3個俄國商人在沖突中喪生。直隸總督曾國藩奉旨調查，所謂“采生配藥”純屬無稽之談，在列強壓力之下，中國不得不道歉、賠款、處死帶頭鬧事的人，避免一觸即發的戰火。這就是近代史有名的因謠言引起的“天津教案”。

　　2 挖眼煉銀：1891年，一則謠言傳遍長江流域——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名為傳教，實際上專門挖中國人的眼睛來煉取白銀，以賺取“眼球經濟”。這則同樣無從考證其發源，荒誕不經的謠言，不僅目不識丁的底層民眾相信并口口相傳，越說越像，越像越神，連一些飽讀詩書的“文化人”也相信確有其事。謠言像一個偉大的指揮家，指揮著長江流域的民眾采取近乎一致的反抗行動，揚州、蕪湖、無錫、九江、宜昌等多個地方的民眾紛紛對當地國外教堂進行了一番打砸搶燒，傳教士因此斃命，教堂財物因此遭哄搶。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對此“群眾運動”莫可奈何，歸結為愚民們不辨是非，盲目輕信所致。

　　3 西政西法：義和團鬧事，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出走西安，再次喪權辱國。或是迫于內外壓力，或是自覺唯新政可自強，慈禧太后決定自上而下搞新政。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一個謠言不脛而走，說是大清政府搞新政并不是為了自強，而是得了列強的旨意，要實行徹底洋化中國的西政西法。被洋化的中國還是老祖宗交到我們手里的中國嗎？所以，必須反對這種洋化中國的西政西法。在一些地方，民眾反新政很激烈，“指學堂為洋教，指電線為洋人所設，指統稅為洋稅”；政府要搞人口調查，就傳言政府要以此來“抽丁當兵”和“按人勒稅”，一些地方的民眾在激憤之下，掀起一股打學堂、砍電線桿、毀稅局的風潮。

　　類似的謠言還有很多，比如1909~1910年間，江蘇等地流傳著官府調查戶口時查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人的靈魂抽出來賣給洋人等。在此，特別拿辛亥革命前夕，瘋傳于武漢的“捕殺剪辮者”的謠言，這條謠言說得輕點，引起了社會混亂，說得重點，直接扣動了辛亥革命那支槍的扳機，摧垮了200多年的大清政權，威力真是太大了。

　在武昌起義之前，湖北的兩個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已經在湖北新軍中發展起數千會員，為起義作了較為充分的準備。就在這時，四川保路運動蓬勃發展，清廷為撲滅四川暴亂，派大臣端方率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致使清軍在湖北防御力量減弱，革命黨人決定趁機在武昌發動起義。

　　1911年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同盟會的推動下，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9月24日，兩個革命團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于10月6日發動起義。但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處處提防，再加上同盟會的重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未能趕到武漢，起義延期。

　　10月9日，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配制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國巡捕聞聲趕來，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起義秘密泄露。湖廣總督瑞瀓下令搜捕革命機關，關閉城門，取消士兵請假制度，一時間局勢顯得十分嚴峻。

　　10月9日下午，革命黨決定于10月9日晚12時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鳴炮為號，城內外革命黨人一齊舉事。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各標營革命黨人無法取得聯絡，起義計劃落空。打響首義第一槍的程正瀛

　　此時，謀劃起義的領導人傷的傷，逃的逃，走的走，隱的隱，起義力量基本上成了群龍無首，鎮壓革命的陰云正一步步壓過來。沒有人來發號施令，革命黨人人自危，卻又不知何去何從。

　　相信湖北當局一定以如臨大敵的陣勢來應對局面，一定會嚴加防范，何況還贏得了充分的時間，應該說是有能力有機會將起義消滅在萌芽狀態，迅速恢復社會秩序，湖廣總督瑞瀓就是一個豬腦袋，也不會膽敢掉以輕心。

　　然而，對湖北當局和起義者雙方都十分重要的一個東西，即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東西被官方收走了，里面清楚地記錄革命黨人的姓名，其中部分又是湖北新軍中的官兵。據統計，兩個革命團體在新軍中發展的會員加起來有5000人左右，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而上了名單的革命黨人有200多人。這個花名冊落到湖北當局的手里，且不說兩個革命團體的主要領導人已被湖北當局掌握，新軍中某些革命黨人也被當局掌握。這等于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的底細曝了光，企圖搞駝鳥政策，是不可能了。即便沒有上名冊的親革命派軍人也不敢說自己的身份是隱蔽，即便身份暫時沒有暴露，也會將自己視同已經暴露，因為名冊已被搜去，同志已被捕，順藤摸瓜地查到自己是很容易的。

　　再有一點不能不提的是，彭楚藩、劉復基與楊洪勝三人被逮捕，當局對三人進行了嚴刑逼供，然后在當夜就將三人處決了。這實際上給了新軍中的革命黨以雙重的危機感。一方面，花名冊已被當局搜去，在冊的革命黨人已被當局掌握，一方面，誰也不知道三烈士有沒有在嚴刑拷打中供出除花名冊之外更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與湖北當局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態，當局在暗處，而革命黨人暴露在明處，恐慌以及對當局的種種猜測自不能免。

　　此外，炸彈走火而引發抓捕也就罷了，緊接著10月9日晚還準備發動起義，雖然沒有成功，但這不是罪上加罪嗎？被抓到了豈還有生還之理？所以，在危險之時，人往往寧愿信其有，不愿信其無，多信一點仿佛多買一份“保險”，這樣，哪怕是謠言，也很容易被輕信。

　　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一條“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黨人”的謠言，在新軍中流傳開來，經過層層的添油加醋，謠言越來越像是真的一樣，連市面上都在流傳著。沒有人知道真假，但沒有人愿意相信這是假的。因為，從道理、法律上講，謀反是十惡不赦的死罪，何況有同志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

　　此前，革命黨人雖然起義計劃落空，但起義的種種罪狀是推脫不掉的，比如起義用的宣言、告示、旗幟、印信和革命黨人名冊，這些都已被巡捕搜去，他們焉有不遞交給湖北當局的？這些罪狀在官方手里，一旦被抓捕就只有死路一條，而且，總督瑞瀓已經下令關閉四城，不準請假，搜捕革命機關，這正說明當局在采取有力措施。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或是對革命黨有同情傾向的人都害怕被抓起來，死亡的威脅和恐懼籠罩著軍營，已到“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去”的時候了。

　這條謠言還有一個版本，叫“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大約是被處決的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都剪掉辮子的緣故。尤其是10月10日早上，三十標排長張廷輔被捕（他家是武昌機關，嫌疑自然很大），而他也是剪了辮子的人，這更讓人相信當局確實是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而軍中有不少士兵，在年初的剪辮風潮中剪掉了腦袋后那條“豬尾巴”，這時候的恐懼心理很容易想象。

　　其實，不管是有辮沒辮，既然名冊已在當局手里，被捕同志也已被嚴刑逼供，機關被搗毀，沒有哪個與革命有瓜葛的人會放心睡大覺，第二天起來照吃照喝，完全沒事兒樣。生死命運都已不在自己的手里掌握，這個時候救命求生才是人之本能。而謠言越傳越廣，版本越來越多，比如連這樣可笑的傳言都流傳：本地學校里的沒有辮子的人，為安全起見，都裝上了一條假辮子。

　　謠言攪得滿城風雨，不僅令革命黨人惶惶不可終日，市民議論紛紛，就連當地的媒體也已經注意到，并警告當局要迅速平息謠言，否則后果不堪設想。《漢口中西報》在“本省紀聞”中呼吁：“此時必要之計，應在息謠言以鎮人心，免致滿城倉皇，根本搖動，否則謠言盛而人心亂，人心亂而大局危矣。”然而，當局似乎并沒有對此引起重視，或者，當局正拿謠言來與革命黨打心理戰呢。

　　如果說清政府或湖北當局決心要清算革命黨，開展大規模的報復行動，真的像謠言所說的，對照著花名冊按圖索驥，將包括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一一捉拿問罪，那是相當容易的事。有名冊在手，證據在手，革命黨無可辯駁；城門緊閉，戒備森嚴，革命黨束手就擒。那種殺了三人，又接連抓人的景象似乎已經在給新軍中的人發出殺向一切革命者的信號。

　　這實際上將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置于了“陳勝吳廣式困境”之中，即不起義是死，起義也是死，但起義說不準還能有一絲生的希望，既然如此，那還不如起義。更何況，這場起義還不像陳勝吳廣的起義，是最后被逼無奈的選擇，手里無槍無彈，這場起義，本來就是革命黨人早就有預謀的事，槍彈仍然握在自己手里，現在事已至此，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危急之時，那些被隔離開來的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為了求生路，于是自行聯絡，約定以槍聲為號于10月10日晚發動起義。當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昌起義第一槍，革命由此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在短短的時間內，大清政權竟被這條謠言擊垮了。

　　為什么說“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黨人”是一條謠言，而非事實呢？因為，從種種跡象來分析，我們都看不出清政府或是湖北當局要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清算屠殺運動。首先，湖北新軍中參加或是同情革命黨的人非常多，有數千人之眾，要是這些軍人都被興師問罪，必將在整個新軍中引起巨大震動，對這種拆臺子的事，影響面、打擊面太大的事，當局是不能不十分謹慎的，即便真的要清算，也要秋后再算，慢慢地算，不可能一下子就貿然出手，瑞瀓沒有迅即出手，不是沒有道理。

　　其次，從一些細節可以看出，瑞瀓極有可能想低調處理此事，不想搞大規模清洗：他沒有按照花名冊大規模搜捕革命黨，而是集中搗毀革命社團的窩點；也沒有留下劉復基等三人作順藤摸瓜和對質之用，而是匆忙地殺掉，殺掉三人與留下三人，對革命黨來說威脅是不太一樣的，從口供對質的需要講，留著的威脅要大過不留的威脅；這也符合地方官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理，要是在自己的治下掀起政治風暴，影響政局，這對自己的政治生命必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處理得好，固然名利雙收，處理得不好，烏紗帽掉了是小事，腦袋掉了才是大事。

　　再者，就在10月10日這天，瑞瀓電奏朝廷，報喜不報憂地表功，說是湖北已經波瀾不驚地捉拿了32個“革匪”，此案雖然還沒有完全破獲，但他已心有成竹。這話的意思是說他瑞瀓很快就會不動聲色地平息一場禍亂，請大清皇上放心，他瑞瀓治理的地方太平無事，皇上不要認為我瑞瀓庸碌無能。看到這樣的表功報告，北京方面自然很高興，不過，也就高興了幾小時罷了，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的第一槍就打響了，這一槍槍法真準，直擊大清政權的心臟，哪怕妙手神醫在世，也已經沒有活命的可能。而這致命的一擊，謠言簡直就像是那個扣動扳機的手指。

謠言是一種反權力武器

　　謠言的傳播有放大和變形的效應，這個過程，其實美國心理學家早就用實驗印證過：“先向一個被試者演示一個幻燈片，內容是一輛老式的無軌電車，電車上畫有一幅風景畫；然后，讓該被試者向一個沒有看過幻燈片的被試者盡可能逼真地描述風景畫，然后再讓后面這個被試者向另一個人描述，這樣一直傳下去。結果，最后那個人把一個原來很逼真的描述變成了：‘這幅畫上有一輛有軌電車，它身邊有兩個男人正在爭論。其中一個是黑人。就這些。’”因為，在這個傳播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參與到對謠言的“加工處理”之中，起著添油加醋的作用，使傳言在口耳相傳中不斷被放大和走形，偏離最初的原樣。

　　因此，謠言某種意義上確實是個貶義之詞，散布謠言者是無知的，可疑的，沒有根據的，反常的。但是通過考察以上列舉的謠言及其傳播可以看出，謠言產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比如“采生配藥”、“挖眼煉銀”、“西政西法”，含有張之洞所說的盲目輕信的原因，為什么是盲目輕信所致呢？就是因為無知、盲目排外的中國人不能理解西方以及西方文明，所以說，謠言止于智者，就是這個道理。

　　然而人們之所以無知，又往往與清廷鉗制思想言論，實行愚民政策有關，既是如此，當局必然對民眾實行十分有限的信息公開，導致信息傳播渠道不暢，無知加渠道堵塞，謠言就像漫出大堤的水四處流動，無孔不入。當如水的謠言越來越高漲，就形成謠言之災，成為巨大的社會破壞力，反過來沖擊鉗制民眾的這個制度大壩，力量強大之時，甚至可以將制度大壩沖垮。

　　通過考察上面列舉的謠言，我們還會發現，一些影響大、傳播廣的謠言，不只是無知愚昧那么簡單，它往往是有很堅實的社會基礎，或是契合了某種社會要求的。比如“采生配藥”、“挖眼煉銀”、“西政西法”這樣的謠言，很荒唐，但它之所以被廣泛流傳，是因為確實有一些洋人、傳教士憑借領事裁判權，驕橫已久，包庇華人教徒，把教士、教徒搞得像優等人，民間滋長了一股反洋人、反洋教的心理，只要是適合于用來反洋人、反洋教的，不管是真是假，是謠言還是事實，都會被民眾相信，被利用，哪怕是以假當真。

　　謠言被信以為真，而當局的辟謠鮮有人相信，這說明當局的公信力已瀕臨破產。這是因為，民間對洋人、洋教的反抗經常得不到政府的呼應，其權威已嚴重下降，信任度急驟下滑。事實正是這樣，此時的清政府對洋人基本上言聽計從，對傳教士的霸道行為一味姑息，洋人、洋教的權力越來越大，晚清雖然還維系著皇權統治，但公信力岌岌可危。當一個政權的公信力岌岌可危之時，同時意味著由這個政權維系的社會秩序也在一點點被打破，社會開始處于一種無序狀態。晚清時期，這種無序表現為社會轉型，重大變遷，列強侵略，政治衰弱，矛盾突出，社會動蕩，綱紀敗壞，人們普遍處于一種焦慮、躁動不安的心理狀態，對現實不滿，對未來恐懼，奇談怪論層出不窮，這正是謠言滋生的絕好溫床，這下十分吻合美國謠言控制學說的代表人物羅伯特．納普，對戰爭中流行的謠言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謠言是社會失序的一個結果。

　　謠言既是社會失序的結果，同時謠言也會成為重構社會秩序的推手。這樣，謠言從一個結果變成一個原因，即謠言是社會無序的結果，可謠言會導致更大的無序，并以更大的無序來重構有序。當局對于謠言的處理就顯得十分重要，處理得當，會為當局的公信力加分，而稍有不慎，則引發嚴重的政治后果，直接摧毀舊政權，建立一個新政權來重構新的秩序，這樣，謠言又將減少。

　　在這個過程中，謠言變成了一種反權力“話語”，它是反權力者有意或無意地用一種似是而非的話語來反對官方的話語，官方支持的，它就反對；官方反對的，它就支持；官方沒有說沒有做的，它說官方既說又做，這就是制造謠言。這樣的謠言因為獲得很多人的信任而變成一種反權力力量，而這正是革命造反者最需要的。比如我們知道，革命黨在反清的過程中往往不惜制造、傳播謠言來反政府，革命黨辦的報紙為了“制造利于革命之電報新聞”，甚至公然變成造謠機器。

革命黨人辦的《蘇報》可稱“造謠先鋒”，時不時造滿清的謠。曾担任該報主編的章士釗在后來寫的《疏“皇帝魂”》一文中承認：《蘇報》曾偽造電訊和“上諭”，“要之當時凡可以挑撥滿漢感情，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既然“無所不用其極”，那么，“京陷帝崩”有之，“袁世凱已被俠士刺死”有之……更離譜的是，《民立報》曾在1911年11月21日的報道中說：有人看見張勛手持人心，在豆腐店買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樂。北洋軍閥雖然面目可憎，但還不至于可憎到明目張膽地以吃人心下酒的離譜地步，如此大膽地造謠傳謠實屬驚人，已經有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了。對這種造謠傳謠的事，革命黨人不認為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而認為是“英雄處事，目的貴堅，手段貴活，目的貴一，手段貴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變其手段”。他們把造謠和傳謠當成一種反權力的手段，當成革命的“美談”。

　　客觀來說，這些謠言有利于煽動民眾起來反清，但這畢竟是用一種不文明的手段來反對不文明，是以弄虛作假來達成自己的目的，透露出嚴重的急功近利心態，反映出革命黨缺乏深入民眾做思想啟蒙的耐心，希望用一次革命來成就政治理想，這就已經決定了革命的手段是“不妨百變”的，但社會最堅實的專制土壤并沒有得到改變，這些手段或可收一時之功，終究會貽害無窮，事實證明，由于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革命勝利的果實終究守不住，后來被袁世凱拿走，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

　　即便這樣，我們又不能不承認，謠言確實是一種反權力——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謠言直接對掌握、裁決信息的當局發出挑戰，用一種非真實的話語要求當局開口說話，用一種強有力的傳播來挑戰當局的話語公信力和權力合法性，這樣就構成對權力的某種制衡，即你不能想沉默就沉默，想發話就發話，信息也需要進行公平的競爭，你在信息的競爭中失敗，也會成為輸者。這種現象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處處可見，當當局對某一事件（如地震、傳染病）諱莫如深，謠言反而紛起，它逼使政府回應事件，公布真相，某種程度上是要打破當局對信息的壟斷，否則，民眾就只有沉默無聲了。

　　拿辛亥革命中“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來說，如果當局像《漢口中西報》所說的那樣，站出來表明態度，說是只抓捕懲罚起義領導者，其他人既往不咎，應該可以息謠言以鎮人心，而不是悶聲不響，跟革命黨玩謠言攻心戰，謠言或許不會產生，即便產生，也不會致滿城倉皇，根本搖動。正是當局隱瞞了信息，小小的謠言的功用才被放大到足以推翻政權的地步。

　　但是，在一個專制社會，專制政府怎么可能做得到保障民眾的思想言論自由，怎么可能暢通信息傳播渠道呢？那樣一來的話，豈不是要將“皇帝的新裝”大白于天下？自己那一套鞏固政權，愚弄民眾的把戲就玩不下去了，它必然會處處阻扼謠言的生產和傳播，要求民眾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這又因為民眾的無知和信息渠道不暢而無法做到。這樣，在專制之下，謠言永遠無可消除，謠言作為一種反權力的武器永遠存在，并在適當的時候發揮其巨大威力來。

　　如何盡最大可能消除謠言，鏟除謠言滋生的土壤，不讓謠言變成巨大的社會破壞力？光靠“謠言止于智者”是不夠的，因為智者總是社會的少數，大多數人不能準確地靠自己的智慧來辨析真相，唯有靠民主與科學才能止息謠言，因為民主對癥專制，科學對癥愚昧。專制制造愚昧的事實告訴我們，唯有實行民主，權力得到約束，思想言論自由，信息渠道暢通，社會透明公開，才可能讓科學和知識普及民眾，而被科學和知識普及的民眾才會更加堅定地追求和保護民主。這樣，謠言無處藏身，也就走出了謠言如毒瘤一般長在社會身上的怪圈。  

人民網-文史頻道 2012-03-30 21:2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