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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亞太的崛起，是20世紀后半期世界格局變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東亞模式”至今仍是一個可以從多角度來辨識、探討和認知的概念。筆者認為，“東亞模式”包括下述幾個主要構成因素：
　　1.具有現代發展取向與較強的政治權威和公共行政能力的領導集團（政府）；
　　2.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市場規律的誘導與政府較廣泛的干預相結合，較和諧的政企關系；
　　3.與世界經濟結合為一體的開放經濟系統與外向型政治經濟體制；
　　4.從屬和服務于經濟高速增長、趕超美歐的目標的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社會政策；
　　5.具有本國（地區）特色的制度性調適方式與現代發展機制。
　　對“東亞模式”不可作簡單化、絕對化的理解。例如，我國政府實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其經濟開放與自由化程度之高，超過了亞洲其它各經濟體，甚至超過西方發達國家。臺灣省的政府與企業、市場的關系相對地說比較接近于“美國模式”。
　　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東亞模式”是一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簡而言之，它只可能出在“二戰”后的亞洲，也只可能出在日本和“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
　　　　　　二
　　“東亞模式”和一切事物一樣具有兩重性。大致說來，在80年代以前，“東亞模式”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相對地是較大的，其優長之處比較明顯。在東亞發展變化的內部原因中，“東亞模式”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撇開外部因素不談，“二戰”后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遠遠落后于“四小龍”的原因正在這里。
　　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日、韓等國的政府發揮了啟動、領飛、護航的作用，突出的表現是：走“有指導的資本主義”與“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的道路，國家保護、扶持和推動資本主義發展，大力創造一個與國家政權協調合作的資產階級，政府、企業兩個積極性得到有效的結合和發揮。
　　　　　　三
　　“東亞模式”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把雙刃劍，優點、長處與弱點、短處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實際上早已萌發，醞釀久矣，只是“東亞奇跡”的巨大成果和聲譽暫時掩蓋或沖淡了“東亞模式”的缺陷與弊端。
　　與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體制配套、聯動的一整套制度性調適方式與現代發展機制，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是通過與封建主義和殖民統治時代留下可供現代經濟發展“借用”的設施、規則、方法“混裝”、“嫁接”的途徑而形成的。
　　“有指導的資本主義”、“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的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在于，控制著稀缺性資源（包括生產要素、制度安排等）的政府必然要過多地介入經濟生活，“經濟發展第一”路線決定了政府不可能放棄或弱化對經濟的干預與控制；急欲獲取稀缺性資源的企業必然要竭力爭取政府的優惠和扶持。“官民協同”的非經濟因素對于現代化發展的機器既起了某種“潤滑”作用，又起了長久的“銹蝕”作用。以韓國為例，政府控制著貿易、銀行、外國貸款、農業補貼與大量的公營企業，國內又沒有相互競爭的銀行系統，政府官員所作的貸款、特惠、補貼等決定是根據“公”的原則，還是出于私人情緣，經濟上的合理性究竟如何，是不易講清楚的。這就為權錢交易、“黑金政治”準備了土壤和條件。
　　日韓式“政府與民間相互關聯體制”對于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和經濟主體的自我發展起了極大的阻礙作用。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小關哲成批評這種體制把政治權力變成“最大的經濟資源”，“權力所有者恣意支配經濟利益”。在“不以市場原理為準則的變相資本主義”之下，市場功能至少是部分地被行政權力所取代，相對價格信號被扭曲，不合理的壟斷現象被人為地造成，經濟運行的活力和彈性逐漸弱化。被選定優先發展的產業、企業受到過分的保護與愛護。企業主發現直接作用于某項權力是導致利潤增長的便捷、高效的方式，莫不熱衷于尋租、行賄。就日本的情況而言，自民黨—財團—官僚與政府—企業—銀行這兩個大的“鐵三角”給許多財團、企業作了雙重保險。財團、企業在幾乎沒有投資風險和長遠顧慮的情況下實行壟斷型和擴張型經營，對于質量、效率、效益、競爭力的提高關注不夠，措施不力。在被稱為“第二個日本”的韓國，政府保護和扶植大企業集團的“刺激體制”、“財閥模式”也與日本的情況近似。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的說法，“韓國是東亞政府控制最嚴，最為扭曲的經濟體，為臃腫的韓國式財閥所主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是“韓國模式”的“輝煌期”，韓國官商協力培育出一批規模化的、技術含量高的大型企業集團，開始形成以半導體等為攀頭的高科技體系，綜合科技能力達到世界第15位。正是韓國朝野為韓國躍升為世界第11大工業國和第12大貿易國而慶幸的時候，大而無當、以“量”勝“質”、效率下滑、應變乏力、創新無術的“韓國病”達到了難以救治的嚴重地步。由于經濟過熱、市場超飽和、產品滯銷、積壓，有政府、銀行保駕護航的韓國經濟巨輪在國際大市場上遇到了困難和風險，企業轉動不靈，虧損驚人，與企業捆在一起的銀行也被連累陷入厄運。控制著全國70％的經濟活動與幾乎全部的外向型經濟活動的韓國財團竟如此經不住風雨和挫折！韓國政府想要救助陷于危機中的企業和銀行，但除了向國際金融機構求援之外竟別無良策，也許已經忘記了政府對于企業舉債經營、銀行寬松放貸所應承担的監督和担保的責任。李光耀干脆地認為韓國等國的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的而非經濟性的”。金大中就任韓國總統后為“政界和商界的勾結達到如此泛濫的程度”而感到震驚，或許他已快摸到“韓國病”的病根了。
　　“日韓模式”的主張者自認為比較有力的一個論據是：主導經濟發展的強勢政府既不放棄市場取向和市場判斷，又能彌補市場經濟的弱點和不足。尤其在經濟起飛階段，政府比一般企業家和財團更能夠對市場的有效性作出“鑒別”，它具備了“挑選贏家的能力”。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論點。且不論政府官員自身的品質、素養、他們掌握的知識、信息以及實踐經驗究竟如何，在一個“公共責任和私人責任之間的分界線常常變得模糊不清”的體制內，政府官員所作出的決定往往有利于同自己有親密關系或能給自己帶來實惠的企業、集團，他們可以容易地為自己工作中的過失與錯誤辯解或掩飾，也不必為企業的風險、虧損或倒閉承担任何責任。這樣，人們就不難理解東亞經濟危機中“市場失敗”與“政府失效”同時發生的真正原因了。
　　融入世界經濟的開放經濟系統與外向型經濟給日本和亞洲NIE 帶來發展機遇和有利條件的同時，也使它們受到越來越多的制約和困擾。由新的科技革命推動的貿易、金融的一體化、自由化、生產經營跨國化的趨勢有增無減，世界經濟的功能性一體化與制度性一體化的發展，結果是形成了體現一體化特征的世界經濟增長關聯、傳遞結構與依存體系。日本和NIE在“增長命運共同體”、“結構進步共同體”、 “發展命運共同體”中分別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除日本之外，總體上看，都處于比較不利的、某些方面是不平等的地位。日本則是優勢中有劣勢。
　　從宏觀的角度看，在一個美國、西歐、日本三足鼎立、三極相爭而美國擁有最強大的經濟實力與科技領先地位的世界經濟權力結構中，在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充當最大的業主、主要管理者和規則制定者的世界經濟、貿易、金融體系中，發展中國家（地區）一般地只能在不影響西方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并且雙方的機會和利益相對平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爭得較好一些的行遇。
　　日本和東南亞國家領導層都不理解“它們的經濟已經和世界金融市場緊密相連，并受到市場嚴格紀律的約束。”它們缺乏認識和對付具有極大活力的“跨國界經濟”和“全球性力量”、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對于虛擬經濟的特點與金融風險的防范未作認真的思考，每天與銀行、外資打交道，卻不懂得現代金融運行的復雜性、隱蔽性、突發性與國際金融炒作的投機性、危害性。只想從經濟國際化中獲取好處而不去想可能的不利后果。失去監督和調控的外資、外債的水流變成決堤泛濫的禍水。
　　在日本和亞洲NIE 經濟騰飛中頗顯“神威”的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運行機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三追求”。一是追求經濟增長和人均GNP增長的高速度；二是追求生產的低成本、 高效益及由此而來的高積累、高投資；三是追求外貿額、外貿收入與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的高增長。至于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和良性循環，國民生活福利的增進等等，則被置于從屬的、不重要的位置。
　　“三追求”戰略把日本推上經濟超級大國的地位，也使它成為“一流經濟，三流生活”的國家。在世界經濟發達國家中，日本工人的工資待遇是最低的，國民消費水平與國家經濟實力相比較也是最低的，生活質量比發展中國家高出不了多少，物價、地價之昂貴則超過最發達國家，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自稱實現“全部就業”以后仍存在失業、貧困現象。日本政府在擴大內需、貿易投資自由化、擴大從東亞國家的進入和金融改革等方面徒托空言，消極拖延，進展緩慢，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長期堅持高積累、高投資和強化資本積累的政策，這就決定了它要維持包括低工資水平在內的低成本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經濟效益，決定了它在國內保持壟斷性高物價而同時在對外貿易中搞廉價出口傾銷，并在國內維持封閉性的“迷宮式”的商業貿易體系，決定了它的金融系統實行吸收存款的不付息政策（利率低得出奇）與發放貸款的明顯傾斜政策，把世界少有的巨額個人金融資產轉化為大財團、企業的產業資本。最近日本政府為振興經濟、健全金融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投資較多，聲勢較大，但真正的利益沒有落到廣大消費者、儲蓄者和希望參與公開平等競爭的外國貿易者和投資者身上。
　　日本的經濟結構是一種在經濟發達國家少見的“雙重結構”。大企業和企業集團，尤其是受到重點扶持的重化工業、出口商品制造業與中小企業、零散企業、商業流通部門、農漁業之間生產率、收入的差距是頗大的。直至9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中制造業仍是“長線”，而農業、非制造業、第三產業仍是“短線”。工業中生產小型化、高級化消費品與信息技術產品的部門的“短線”狀態，制約著內需生產和消費水平的提高。1997年下半年的泰國金融危機的發生，與它的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和對出口貿易的過分依賴有密切的關系，也可說是生搬硬套日、韓的“三追求”的經濟發展戰略的不良后果。
　　日、韓經濟高速發展中現代科技的應用是一個重要因素。日本的科技投入超過前蘇聯，并且自稱已進入“技術立國”時代。但是，在“三追求”的目標取向下，日本的技術主要局限于大部分傳統技術領域和小部分高新技術領域，基礎科學的研究和創造相對薄弱，“現場第一主義”影響極深。日本原發的突破性技術所占的比例，與基礎科學力量強大、一直占據優勢的美國相比較，是相當低的。模仿日本的韓國，在技術發展上也存在著引進、仿制多于自主開發、應用、改進多于創造、突破的傾向。日本一些企業家感嘆說，“我們日本人總是在追趕，而從來都不是處在先鋒地位。”90年代后半期，日本在經濟持續穩步增長、勞動生產率、國際競爭力等方面進一步落到美國的后邊，日本的取代美國充當“牽引世界經濟”的“新主角”的企圖化為泡影，暴露出日本領導層并不理解高新技術加速度推進經濟發展的作用與世界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信息產業上升為第一大產業的新趨勢，更沒有及時而果斷地相應地進行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
　　　　　　四
　　越來越不能適應新世紀世界科技、經濟發展、變革的潮流，是“東亞模式”的負面效應越來越超過正面效應的最重要的原因。
　　目前，遭受“東亞危機”襲擊的各個國家正在總結經驗教訓，在金融、經濟方面采取重大的調整和改革措施，克服“東亞模式”的負面效應，實際上已觸及對“東亞模式”的認識和評價問題。
　　“東亞模式”今后的命運如何？筆者就此談幾點看法。
　　1.“東亞模式”是歷史因素、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地緣戰略因素、國際關系因素交互作用和長時期發展、變革、創新的結果。
　　經濟起飛階段的巨大成就，證明“東亞模式”有一定的生命力。“東亞模式”成功所依靠的、也是它所促成的“健全的宏觀經濟基本因素”，如高儲蓄率、努力發展技術先進的工廠，對收入實行相對平均的分配，積極促進出口等等，至今依然存在。這是國際上認為東亞國家發展前景仍然樂觀的論點的主要依據。當然，東亞經濟重振雄風，再造輝煌，必須在完成“強迫調整”和“消化”了這次危機的后果之后。
　　即使在未來的現代化進程中，“東亞模式”及其積極成果也不可能不繼續起作用。“東亞模式”的構成因素與當時當地的經濟發展實際需要之間，肯定會有相互適應和契合的地方。
　　2.“東亞模式”經過歷次社會經濟變遷、政治力量重組、制度安排與政策方針的調整，內容逐步充實、完善，政權支持和社會認同的程度更加提高，實踐中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不斷增強。
　　以日本經濟模式為例，戰后初期美國占領當局領導下的民主化改革徹底結束了“明治體制”、“戰時體制”，日本財閥家族壟斷的半封建格局被打破，實現了股權分散、相互持股的競爭機制。按照有的人的說法，“家族資本主義”轉變為“法人資本主義”。戰時“統制經濟”轉變成“官民分治合作體制”后，促成“官民結合”的組織機構比美國還要集中和嚴密，自下而上的稟議式的計劃制定與自上而下的說服和行政指導相結合。各企業被組織到產業協會和集團協議之中，在內部形成又合作又競爭的關系。政府的中青年經濟官員都學習了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觀念與科學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專業知識與業務水平較高，使企業家自愿地接受官方的指導和建議。企業管理方式、運營方式與勞資關系中既保留著已經淡化的封建性、家族性、等級性的東西，又溶入了民主化、科學化、西方化的成分。因而，“東亞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的韌性和彈性，不大可能被輕易地“拆卸”拋棄或重新“鑄造”。
　　3.由“東亞模式”所產生并且跟它相互依存的權力結構和利益刺激機制與對“東亞模式”調整、改革的措施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并將長時間延續下去。
　　例如，印屆的權力結構和利益刺激機制是以蘇哈托家族的壟斷特權地位為中軸而運行的。空前規模的經濟危機、社會動蕩與國內外的壓力迫使蘇哈托不光彩地離開了剛坐上不久的第七屆總統的席位。蘇哈托下臺前夕，美國的政治家斷言，“印尼的混亂將帶來東南亞局勢幾十年的不穩定”。蘇哈托下臺的遺留問題也很難處理。因為，“印尼沒有一點民主經驗。在30多年的家長制統治下，它的各種機構已經萎縮，經濟也一塌糊涂。”
　　韓國金大中總統上任伊始，他的改革措施就遇到了來自多方面的障礙和阻力，其中有：負債超過自有資本數倍的財閥，堅持“國家指導下的資本主義”的官僚政客，獲得大財閥支持的國會反對黨、寧愿“緊急貸款”而不宣告破產的銀行家，還有反對裁減工人的工會組織。
　　4.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不得不接受由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領導和推動的、按照貸款條件實行的經濟改革和擴大開放，但它們都缺少思想上、制度上、技術上的準備，緩沖、調和的余地也較小。
　　認為亞洲危機是由西方市場模式強加給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之上所引起的，這是東亞國家中頗有代表性的一種看法。帶有外國強加色彩的“大刀闊斧式的制度性、結構性改革”已出現了在策略、技巧和具體步驟上偏離當時當地實際情況的問題，某些外國負責人或代理者的過激過頭的論調被視為對民族情緒和國家主權的觸犯。“韓國被（外國）收購”、“日本被（美國模式）改造”可能不是一種冷靜的準確的說法，卻值得人們警覺和深思。自稱是來“救助”東亞國家的國際債權人要求推行“東亞模式”的國家（地區）盡快“與國際接軌”，卻不知道當今的“與國際接軌”還沒有全球適用的統一標準，何況，他們向接受貸款的國家提出的某些嚴厲的要求連西方經濟發達國家也難以達到，它們也沒有接受過這樣的要求。更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國際經濟行為規范辦事，并不意味著可以隨意越出主權國家的法律規定或取代該國政府部門的職能。
　　總之，不對“東亞模式”作全面的歷史的具體的分析，不去有分析有鑒別有選擇地吸取東亞以外的經濟模式的合理因素與有益成分，不去“以人之長補己之短”，是不明智的，不可取的。同樣，以簡單化、絕對化觀點貶抑和否定“東亞模式”，全盤照搬“美國模式”，甚至“以人之短代己之長”，也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有害的。也許，一名美國作者的話是有一些道理的：“對一個極想擠進富強的世界、同時也有能力做到的（東亞）地區來說，道路將是非常奇特而漫長的。”
經濟體制改革成都84～87F8世界經濟沈元加19991999本文認為，“東亞模式”是一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在東亞發展變化的內部原因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東亞模式”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把雙刃劍，優點、長處與弱點、短處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越來越不能適應新世紀世界科技、經濟發展和變革的潮流，是“東亞模式”的負面效應越來越超過正面效應的最重要的原因。作者指出：（1 ）“東亞模式”及其積極成果將繼續發生作用；（2 ）“東亞模式”本身不大可能被輕易地“拆卸”拋棄或重新“鑄造”；（3 ）“東亞模式”所產生的權力結構和利益刺激機制與“東亞模式”調整、改革的措施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將長時間延續下去；（4 ）東亞國家缺乏接受國際社會所推行的經濟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思想、技術、制度上的準備。沈元加，副教授，1936年生，現在四川省內江師范專科學校工作。 作者：經濟體制改革成都84～87F8世界經濟沈元加19991999本文認為，“東亞模式”是一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在東亞發展變化的內部原因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東亞模式”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把雙刃劍，優點、長處與弱點、短處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越來越不能適應新世紀世界科技、經濟發展和變革的潮流，是“東亞模式”的負面效應越來越超過正面效應的最重要的原因。作者指出：（1 ）“東亞模式”及其積極成果將繼續發生作用；（2 ）“東亞模式”本身不大可能被輕易地“拆卸”拋棄或重新“鑄造”；（3 ）“東亞模式”所產生的權力結構和利益刺激機制與“東亞模式”調整、改革的措施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將長時間延續下去；（4 ）東亞國家缺乏接受國際社會所推行的經濟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思想、技術、制度上的準備。

網載 2013-09-10 21: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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