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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即將共同進入21世紀，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將攜帶著以往全部文明成果和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開辟人類歷史和文化發展的新紀元。當世紀之交，逢貞元之會，人類不能不站在一個新時代、新理論、新思維的起點上，反省、總結20世紀兩次震撼人類心靈的世界大戰以及世紀末冷戰向后冷戰轉化時期的風云變幻，以尋求21世紀人類及人類文化的命運。世界上不少有歷史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思想家、政治家、謀略家也因之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思考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21世紀的人類怎樣才能生活得更合理，更美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價值體系之間，應以什么樣的新原理、新原則來建構新的關系，新的秩序，使人類得以更加合理地生活和安身立命？
　　　　　　一
　　人作為天地間萬物之靈，靈就靈在具有精神。人通過學習和修養，使道德理性日漸通明靈應，使認知能力日見尖利銳敏，這種精神意力的擴充過程，就是在自覺地為天地立心。西哲康德有言，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中國先哲亦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講的是人為天地立心。世界有了人，才有了精神；有了精神，天地萬物才有了“意義”；天地萬物有了“意義”，自然史才發展為文明史。
　　有了“意義”的追向，人道才有了高于天道的內涵。天道是自然的法則，它沒有正確與錯誤，沒有真假善惡之分。人道是當然的法則，而所謂“當然”指的是“理所當然”。人類按照自然之性、必然之理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謂之合理；合理的即是理所當然的。相反，人類違背自然之性、必然之理去妄行茍作，謂之背理，背理的即是理所不當然的。我們常言，人是有理性的存在。何謂“理性”？理性就是化理成性，因道立德的自覺性。化理成性，指的是因天道之必然立人道之當然；因道立德，指的是順天命之常則盡人類之義務。以我之見，人之所以為人者，就在于人有“理性”，能夠洞明萬物之理而行“理之所當然”。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什么是“理”呢？“理”有形上形下之分。形下之理，指具體事物的特殊本質與規律，它是科學研究之對象，為工具理性所認知；形上之理，指宇宙萬物所本所體的普遍法則，它是哲學求解之對象，為價值理性所依托。人類的理性固然要求解形下之理，以滿足工具理性“辨異”之要求；人類的理性更要求證形上之理，以滿足價值理性“會通”之圣義。工具理性是人類謀生致用之手段，價值理性是人類安身立命之根據。哲學的根本宗旨在于窮神知化，明體會通，為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尋求一終極價值歸屬。不懂得人的生命本體和道德主體，僅僅依據一種或數種科學去解釋宇宙萬化之本，生命之源，則未免是以管窺天。哲學如不能“見體”，宇宙論只能認識現象，流于浮表，而不識萬化之源；人生論無有歸宿，不能參究生命本性，從有限的生活內容中體證無限；道德論無內在根源，只能成為一種外在的法規，而不能成為激發人生向上的內在的精神動源。人類具有理性，能夠按照“理”去生存和生活，這是我們人類高于物界的本質特征之一。既然宇宙是一個和諧有序的生命系統，我們也在這個生命系統中，而且居于核心的地位，那么我們就理應熱愛和諧，珍惜生命。
　　宇宙生生之理是中國哲學家致力探究的一貫之道，也是中國古代哲人對宇宙萬物存在本質的一種根本性見解。這種生機論宇宙觀和人生哲學長期以來滋養了中國人一種近乎宗教般的悲天憫人的意識，教會了中國人懂得熱愛宇宙中的和諧和珍惜大自然的生命。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古代中國人不以敵對態度加以貪婪的掠奪和宰割，而是懷著某種泛神論的情調交友游樂于大自然的懷抱中，甚至達到忘我的境界。中國文學史上那多不勝數的山水田園詩，正是在這種境界中詩人對宇宙生命的和諧與大自然生命之美的贊嘆與歌吟。陶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這里不存在天人的對立，只有心物的交融。詩人的心靈與菊、山、飛鳥達到了真正的水乳交融，親密無間。詩人從他的庭園悠然窺見天地大宇宙的生氣與節奏而悟入忘言之境，此中欲辨忘言的“真意”即大自然所表現的天地生生之道。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使中國人習慣于從大自然的“天籟”之音中感悟生命的意義，從心靈的深處直覺天地萬物的和諧與宇宙生命的律動。天與人的和諧滋養了中國人對藝術的敏感和對哲學的崇尚。在中國古典主義人文傳統中，詩歌、繪畫、哲學的本質是相通的，都是贊美生命，追求和諧。
　　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東方生命哲學和仁愛精神教會了中國人理解、同情和關心他人。以互以對方為重的倫理原則處理自己與他人，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其實，東方圣人與西方教主心有同揆，入世哲人與出世哲人情同理同。大凡一切哲學家、宗教家和關心人類命運的政治家都有對人類的至愛與悲憫。孔子倡明仁教，墨子實踐“兼愛”，釋迦叮嚀“慈悲”，基督昭示“視人如己”，都是在勸勉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不僅要愛己，而且要愛人，推而廣之，還要把愛的情感普及于天地萬物。王陽明在診釋《大學》“明德”、“親民”的理念時說：“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天下平，是之謂盡性。”（《大學問》）“明德”即是天命之性，是天地生生之道在人心靈中的存有。有了這種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情感，人類才有倫理秩序和社會責任，人的生活才能超越動物本能而具有善的意義。
　　從生理本能而論，人類的生命比植物、動物要脆弱得多。就體力或體能而論，人類力不若牛，走不若馬，靈活不若猿，兇猛不若獅，而何以人類能夠延續其生命而經久不衰，且益演益強呢？原因在于人能夠“合群”，即結成社會以維持種的繁延和生命的延續。而合群之道來自于人的智與情。人的智慧能夠洞明宇宙生生之道，懂得在“和諧”中與萬物共存共榮對于維持人類自身生命存在的重要性。人的情感能夠將人與人、家與家、族與族膠粘在一起，使孤獨者得到體恤，柔弱者得到關懷，貧寒者得到賑濟，危難者得到扶助。情感對于人類生命的繁延，其力量遠遠大于知識。無私的情感使人類變得堅定、沉著、富有生活的韌性和戰勝困難的意力；無私的情感使人類聰慧、善良、富于對同類乃至異類的理解、同情、寬容和關懷。人類之所以偉大，人道之所以莊嚴，社會歷史之所以有希望進達于至善至美之境，究其本原就在于人類生命中那一絲永不熄滅、永不枯竭的情。
　　　　　　二
　　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物質不足的問題已不再是危及人類存在的根本大患，人類的根本大患已經并將越來越突出表現在精神方面。心靈的危機將成為危及人類生存的根本憂患。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這兩位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在描述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面貌和科技進步對生產力的巨大解放時這樣寫道：“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馳，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里呢？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6頁。）
　　18、19世紀崛起于歐美的這場工業化浪潮，是人類生產力發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飛躍。一百年間的創造超過了過去一切時代的總和，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未曾有過的奇跡。眾所周知，工業化浪潮根源于科學技術的進步，而科學技術的進步在一定程度上肇始于16、17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哲學對人的精神解放。在西方，當人類理性剛剛從中世紀寒夜的迷霧中初露晨曦的時候，英國經驗論哲學的鼻祖——弗蘭西斯·培根提出一個極大膽的口號：“知識就是力量！”誰能料到，這一口號在一百年后，不僅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而且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及其對人性乃至人類命運的理解。
　　然而，如實地說，“知識”并不等于智慧。知識是有限的工具理性，而不是價值理性。工具理性是人類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人類終極目的是尋求幸福。盡管不同境界的人對“幸福”有著不同的理解，但是，我認為，最高的幸福應當理解為一種“至善”，它是對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懷。有了終極關懷，人類才能找到立身安命的絕對的精神依托。終極之所以謂之終極，至善之所以謂之至善，乃是因為它具有自身圓滿的價值。自身圓滿的價值，即是一種絕對的價值。只有把握了絕對，才能超越經驗世界的有限性而獲得精神自由。而把握絕對的能力是哲學的智慧，而不是“知識”。知識是一種認識，而認識無非是主觀對客觀、心靈對物質的一種反映。沒有主觀與客觀、心與物的區分就談不上認識。也就是說，在通常所說的認識論范圍內，人類理智所把握的世界是有限的、相對的世界。哲學作為安身立命之學，它是一種最高的智慧，絕對的智慧。它不是那種我對外物的認識，而是我的生命與萬物的生命，人類精神與宇宙精神的感通。既謂之感通，則排除了心與物的二元對峙，進入了生命（萬物本體）的直覺體悟，在心靈的默識中冥契獨證絕對與大全。心靈一旦冥契獨證了絕對與大全，便獲得了終極關懷與絕對幸福。此時像程顥的一句詩所形容的那樣：“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這是一種同天之境，這是對宇宙生命和諧的最親切透徹的觀照。有了這種觀照，才能真正理解“人是目的”，生命和諧是最高的善這一絕對真理的深厚蘊含。
　　當三百多年前培根響亮地喊出“知識就是力量”的時候，他忘記了一個更為重要的真理：明智才是幸福。培根用他的“新工具”在西方世界創造了一個科技進步，物質繁榮，社會歷史突飛猛進的新時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曾為這一新時代歡呼雀躍，誤將工具理性當作價值理性，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人生全部問題。工具理性崇拜導致了人性的扭曲與狂妄。在知識的誘惑下，人類過于自信，過于相信知識的力量，認為憑借工具理性的力量，人類就可以為所欲為。他們像歌德筆下的浮士德一樣，野心勃勃地要控制一切，宰割一切。結果竟是這樣，知識本來是為人類服務的工具，結果成為人類互相爭斗的手段；人類本來是知識的占有者、創造者，反而成為知識的奴仆。在工具理性的誤導下，人類心靈不斷地向外追逐，而且愈走愈遠，最終忘記了自己的家園。
　　因為有了知識，我們人類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掠奪，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無所不用其極。殆至今日，我們甚至已經把知識的巨手伸向了地球之外。大氣層正在被我們人類制造出的工業廢氣、核物質殘余所玷污，地下資源遲早要被我們人類這一大自然的不肖子孫挖空殆盡。由于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森林變成了荒川，綠洲變成了沙漠，生態出現斷裂，氣候出現異常。倘若我們人類再不知收斂自己的欲望，大自然將以它無聲的憤怒和報復懲罚人類自身，那時人類終將用自己的手掐死自己，而且死無葬身之地。
　　老子常言，智慧出，有大偽。他所說的“智慧”是指工具理性和知識。由于我們人類有了知識，有了發達的科學技術，于是拼命競爭在世界上的主權和地位。一國之內，則不同的利益集團互相爭斗，鬧得你死我活，雞犬不寧。不同民族、不同種族之間互相仇恨，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為了自己種族的延續，不惜一切地去傷害另一民族的利益，甚至以極殘忍的手段必致另一種族滅種而后快。在國際舞臺上，更是以強凌弱，以大欺小。近一百多年來世界風云的變幻，充分顯示了人類只重視工具理性，不關懷價值理性，只強調局部利益，不關心人類命運的劣根性。發生在本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幾乎滅絕人寰的世界大戰，曾給人類的心靈以巨大的震驚。人道主義、和平意識、共存性思維曾在世界文壇上盛行一時，成為中西文化對話的主題之一。然而，由于長期以來人類過于看重工具理性，而忽略價值理性，熱衷于眼前利益而對終極關懷漠不關心，所以對人道、和平、共存性價值觀的認識并不深刻。冷戰時期的超級大國的戰略對峙，后冷戰時期也即世紀末此起彼伏的地區沖突、民族戰爭、大國對小國的制裁等，一再表明，即將邁入21世紀的我們人類生存智慧的貧乏和生命價值觀的淡漠。
　　工具理性的發達固然給人類帶來了物質財富的長足發展和社會的日趨進步，但是，須知這種“向外追求”的態度一方面給人類造了福，也給人類的生存造成了致命的傷害。生機盎然的自然界本來是人類生命的源泉，此時反成了人類無情的對立物，或任人傷殘的一片死寂的天地。人與自然之間那種“融合游樂”的原始情感被扼殺一空。對待自然界固然是掠奪、利用、征服的態度，而對待自己的同類差不多也是如此的態度，人與人之間真切美善的情感日漸淡漠。人生活在這樣冷漠寡歡、干枯乏味的宇宙中，將生命情趣斬伐殆盡，真是難過得要死！一味地向前追求，完全拋荒了自己，外表生活富麗熱烈，內在的精神世界卻貧乏得像沙漠一樣。這能說是一種合理的生活嗎？
　　　　　　三
　　早在本世紀初，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久，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梁啟超作為一個非官方代表團的成員來到歐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西方世界帶來的影響。歷時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給歐洲人的心靈造成沉重的創傷，而且幾乎把整個歐洲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帶到崩潰的邊沿。這一切在梁啟超及其同行人員的文化意識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盡管那種走馬觀花式的調查使他們對西方世界的感知既不深刻也難以全面，但他們敏感地意識到一個真實的現實：歐洲文明并非完美無缺，維多利亞時代歐洲人提出的理想，被矛盾重重的現實宣告了破產。在歐游期間，梁啟超記下了種種觀感，回國后稍加整理以《歐游心影錄》為名成書，于1922年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梁啟超以充滿激情的文字，描述了戰后歐洲人生活的狼狽尷尬，經濟凋弊，精神頹靡以及人們對代議政治的懷疑和“科學萬能之夢”的幻滅。這一切改變了梁啟超對西方文化的看法。這位曾熱心倡導西學的文化宿將轉而唱起了西方物質文明破產和科學萬能論的挽歌。他說：“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幾個大黑影，拼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向導。哪知趕上幾程，那黑影突然不見了，因此無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注：梁啟超：《歐游心影錄節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梁認為，對于窮途末路的西洋人來說，出路只有一條，就是用中國的精神文明去調劑西方的物質文明。梁啟超居高一呼，對中國當時文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其實，對西方近代文明特別是近代以來西方人工具理性膨脹而價值理性枯萎的反省，并非梁啟超一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整個世界范圍內形成一個反思近代科學主義局限性的思潮，這一思潮通常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在中國，除了梁啟超之外，張君勱、 梁漱溟的觀點大體都是如此。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了題為《人生觀》的講演， （注：該講演最初載于《清華周刊》第272期。 ）認為科學只能解決人生和社會中的一部分問題，而不能解決人生問題的全部。無論科學如何發達，如何進步，也解決不了人生觀的問題，因為人生觀是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單一性的，這均不是遵循形式邏輯以揭示機械性因果律為能事的科學所能解決的。基于此種認識，張氏對當時盛行的唯科學主義文明觀提出了質疑。梁漱溟則在他的成名之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宣稱自己的文化立場“歸宗儒家”。面對“五四”時期盛行的疑古反孔的西化浪潮，他以自己的生命體驗，對中、西、印三系文化的價值作了系統闡述和比較。他提出“意欲”與“直覺”兩大觀念，據此解釋了中西文化不同的哲學、心理學基礎，闡揚了孔子的仁學精義。梁站在文化多元論和相對價值論立場上，從人類文化發展的總體格局中批評了西方一味“向前追求”的人生路向和科學技術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有限性，認為人類文明發展在不久的將來必將由追求物質滿足轉向追求“心的和同”，世界未來的文化將是中國文化亦即儒家所代表的“持中調和”的人生路向的復興。
　　站在世紀末，回省20世紀人類走過的百年歷程，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人間悲劇及冷戰、后冷戰時期發生的種種沖突、矛盾、紛爭，我們決不應該將上述諸人對工具理性的批評和對人類命運的殷憂以“文化保守主義”一筆加以否定。他們倡導的人文精神恰恰可以彌補或矯正科學主義以工具理性取代價值理性的偏頗。或許21世紀的文明沖突比20世紀還要尖銳劇烈，或許人類未來的路會隨著世界的多極化而更加崎曲不平、荊棘叢生，但是，只要還有一個人在獻身于哲學事業，只要人類的良知還沒有完全泯滅，就決不應放棄“為歷史開新運，為萬世致太平”的終極價值關懷。長期以來，由于哲學成為政治權利的附庸，大大減弱了哲學總結歷史、批判現實、導引未來，為人類解決終極關懷的功能。這樣一來，哲學由“道”而下降為“器”，由立命之學（價值理性）變成應世之學（工具理性）。這是人類理性的悲哀，更是一個民族精神的悲哀。哲學的降格是造成一個民族文化生命枯萎、理想目標模糊、心靈浮躁、價值紊亂、目光短淺、急功近利、人格平庸、人性扭曲的重要原因。我想，要使21世紀的社會更美好，更人道，更和諧，更合理，哲學就不應該再沉默，再退縮，再麻痹，而是要真正成為人類的良知，歷史的理性，生命的智慧。用價值理性（人類之愛）導引工具理性，使21世紀的人類生活更合理，使21世紀的社會歷史更符合人性。為此，21世紀的人類應恪守一個基本價值原則：熱愛和諧，珍惜生命。哲學說到究極處，只恨有口道不出。我愿以宗白華先生《流云小詩》中的那首《感謝》小詩表達我對21世紀的心曲：
　　可愛的地球，
　　可愛的人生，
　　感謝你給我許多濃厚的快樂！
　　我將怎樣報答你？
　　我一無所有——
　　我只有一顆心；
　　心里深藏著一個世界！
現代哲學廣州22～27G0文化研究李振綱20002000作者單位：河北大學圖書館 作者：現代哲學廣州22～27G0文化研究李振綱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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