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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向民博士的新著《精神經濟》一書最近已由新華出版社正式出版。這不僅是一本具有開拓性的理論著作，而且還可以看作是一本有關精神經濟知識的普及讀物，讀來饒有興趣并深受啟發。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領域的活動才是經濟活動，而且起決定作用的僅僅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因素。與此相對應，傳統經濟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活動中的物質因素的配置問題，而非物質因素的作用則一律被排斥在經濟理論研究的范圍之外。
　　物質與精神是世界的兩大基本現象，它們是對立統一的一對矛盾。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質對精神具有支配作用。但即使如此，它也承認精神對物質具有反作用。然而，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能否轉換和如何轉換，在傳統的經濟理論中并沒有加以研究。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在人們的生活方式從過去主要追求物質需要的滿足逐步向追求滿足物質與精神的雙重需要的轉換過程中，精神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日益凸現出來。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并對精神因素參與生產過程的具體情況作出描述與分析，顯然是傳統經濟理論力所不能及的。
　　李向民博士在其新著《精神經濟》一書中，通過對現實社會生活過程中人們生活方式的轉換進程分析，試圖從理論上對精神因素參與產品生產過程的客觀必然性和現實可能性作出回答。
　　眾所周知，人們的生存與發展必須仰仗于物質財富的存在與豐富。而這種物質財富首先表現為一個個具體的物質產品，衣食住行無一例外。然而，就是這些吃的、穿的、用的、住的產品，其內涵和形式也在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而不斷發展變化。李向民博士在書中對這一過程進行了系統而有說服力的分析：在人類社會的早期，人們首先是借助天然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質資料而求得生存，如各種各樣的植物根莖果實、動物的皮毛肉等。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滿足后，人類所特有的精神需要開始覺醒，物質產品的自然存在形態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人們豐富多樣的需要。按照人們的主觀愿望改變物質產品的自然存在形態就構成了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原動力。這種滿足人們需要的產品的自然存在形態向人造形態的轉換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精神因素參與物質產品生產的過程。
　　從歷史與未來的發展趨勢來看，精神因素參與產品生產過程的深度和廣度都在不斷增強。如在短缺經濟時代，人們比較注意產品的內在物理屬性，電話機只要具備能打電話的功能、時鐘只要具備計時的功能、食品只要具備充饑的功能就行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而到了過剩經濟時代，人們就不僅僅注意產品的內在物理屬性，而且還越來越注重產品的非物質屬性。兩件內在物理屬性完全相同的產品，品牌和外觀設計的差異，不僅影響它們的市場價格，而且還直接影響它們的銷路。如具有同樣保暖遮羞功能的服裝，掛上不同的商標，其價格就可能相差數倍甚至數十倍。知名品牌的產品之所以經常被一些小公司仿冒，就是由于它們希望獲得其中無形因素所帶來的收益。喬丹、羅納爾多等世界著名球星的商業價值也就在于他們具有啟動和擴展市場的巨大精神力量。所有這些變化，都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程度地揭示了這一事實，就是人類的精神因素直接進入了產品的生產經營過程，而且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精神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將顯得更為重要并起決定作用。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精神經濟》一書首次明確地從經濟學的角度揭示了這一規律，它的出版標志著一個新的經濟觀的誕生和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重大拓展，為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當前，一股對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理論研究正在理論界和實際工作者中興起，這是非物質因素在生產過程中起決定作用時代到來的一種最明顯標志。據統計，80年代以來美國GDP 中信息產業所占份額加速增加，1985年達4.9％，而1998年上升到8.2％；同時，美國信息產業一直以至少兩倍于總體經濟增長率的速度大步向前推進。90年代中后期信息產業對實際經濟增長的貢獻持續超過了四分之一。與此同時，一些更為深刻的變化也在對社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品牌、外觀設計對產品的價值和企業的經營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名聲主義”滲透到經濟生活的各個角落。1997年，美國派拉蒙公司與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投資2. 3億美元制作的電影大片《泰坦尼克號》，在全球獲得了近15億美元的收入，也昭示著一些純粹滿足精神需要的產業正在崛起。人類經濟的精神化不斷加速發展。正如《精神經濟》一書所宣示的，一個新的精神經濟時代已經到來。對于經濟運行與發展的這一重大變遷，西方學者沒有真正把握住問題的實質和全部，僅僅停留在對經濟發展中知識作用的認識水平上。因此，用精神經濟這一概念來概括這一變遷，更具經濟學意義，也更為準確。正象知識經濟剛興起時不能為人們所認識一樣，精神經濟這一提法要想在當前被大多數人認可還有一個過程。可喜的是，這個認識過程已經開始，相信精神經濟理論必定會在短期內為人們所接受。《精神經濟》一書的出版并受到讀者廣泛歡迎，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本書除了具有獨特的經濟學意義上的貢獻以外，從寫作的方法來看也有新意。它不同于當前出版的大多數理論著作板起面孔“說教”的做法，而采用了能夠為讀者所樂以接受的散文式的敘述方式，讀來引人入勝，愛不釋手。書中的主要觀點都是通過大量而又生動的現實生活中的事例加以闡述的，使內行人看了深有啟發，外行人看了不覺得“難看”。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積累了大量的、而一般人又鮮見的資料，說明該書不是急就之作，而是經過了作者長期的深思熟慮；另一方面也說明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駕馭豐富資料的能力。即是說，作者不僅把該書當作嚴謹的理論著作來寫，而且其獨特的表述方式也值得其他理論工作者學習和借鑒。
　　當然，作為一本開拓性的著作，《精神經濟》沒有窮盡對所有精神經濟問題的研究與論述。與其說這是該書的不足之處，倒不如說是整個理論界對該問題的認識與研究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1986年，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評價李向民的精神經濟研究工作時曾說，“這個大問題，我看我國經濟學家也出不了多少力，他們也沒有研究過！我看還有志于此的同志自己動手。”如果說他在十幾年前所作的這一評價有些苛刻的話，那么社會發展到今天，對精神經濟問題的研究，確實應該引起經濟理論工作者和非經濟理論工作者的共同關注了。
學海南京127～128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孫克強19991999作者系江蘇省社科院副研究員　郵編：210013 作者：學海南京127～128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孫克強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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